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用对一个人才，就能激励一批人，扶正祛邪的作用显而易见；用错一个歪才，就会伤害一批人，养痈遗患的后果也不可低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关干部正自觉“充电”改善知识结构，可以说，领导干部在职攻读更高学历的行为值得肯定。但事情往往过犹不及，如果过分强调“任人唯学”与“后学历”，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所谓“任人唯学”，主要是指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录用人才时的“高学历、文凭化”倾向。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于选录对象，用所谓“刚性”的学历、文凭标准“一刀切”，对于不符合标准者就一律淘汰；二是在众多的选录对象中，对于学历高、文凭硬（所谓重点、名牌大学）的人，不论其德、才如何就“择优”任用。
“任人唯学”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及其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官场文化”的现代翻版，也是我们真正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绊脚石，从思想方法上来剖析，则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之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惕。
所谓“后学历”，主要是指有些人在接受国民教育、取得正规文凭、已经参加工作或者进入“仕途、官场”以后，再得到的一种学历和文凭。
“后学历”的文凭，在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己勤奋学习，用心血换来的真才实学的文凭；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自欺欺人的歪门邪道“搞定”的文凭。例如，用权力“要”来的，用金钱“买”来的，用所谓进修“混”来的，通过“绞尽脑汁”、精心“骗”来的，等等。
对于上述“另一类”的“后学历”文凭，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例如通过小摊、小巷、小广告制售的那种假文凭；另一种是“假的真文凭”，即通过“官、商、学”勾结和交易的“潜规则”，由高等院校发给的那种真文凭。相比而言，“假的真文凭”比“真的假文凭”显然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和“权威性”，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更具有腐蚀性、危害性和传染性。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又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例如，鲁迅、齐白石、启功等人，尽管没有大学文凭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但都是富有真才实学、得到社会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并在当年被特聘为大学教授。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这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说得好：“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可是，极个别领导干部却“做官先做假（在学历、年龄、身份、政绩等方面弄虚作假），万事私为先”。这种人尽管可以高谈阔论、发号施令，然而，由于丧失人格，其领导权和执政力在社会公众心里已经名存实亡了。
还有一种领导干部，自恃学历高，文凭硬，对于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不屑一顾，结果掉进了腐败的陷阱和深渊。云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典型的“根正苗红——蜕化变质”的反面教员。当他得知中央纪委要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然宣称“我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少数民族干部，关系多，后台硬，是查不倒”，直到被审查以后，才悟出其理，但已悔之晚矣。
德才兼备者（人才）兴国利民，有才缺德者（歪才）祸国殃民。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用对一个人才，就能激励一批人，扶正祛邪的作用显而易见；用错一个歪才，就会伤害一批人，养痈遗患的后果也不可低估。我们必须求真务实地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机关党委副书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关干部正自觉“充电”改善知识结构，可以说，领导干部在职攻读更高学历的行为值得肯定。但事情往往过犹不及，如果过分强调“任人唯学”与“后学历”，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所谓“任人唯学”，主要是指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录用人才时的“高学历、文凭化”倾向。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于选录对象，用所谓“刚性”的学历、文凭标准“一刀切”，对于不符合标准者就一律淘汰；二是在众多的选录对象中，对于学历高、文凭硬（所谓重点、名牌大学）的人，不论其德、才如何就“择优”任用。
“任人唯学”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及其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官场文化”的现代翻版，也是我们真正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绊脚石，从思想方法上来剖析，则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之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惕。
所谓“后学历”，主要是指有些人在接受国民教育、取得正规文凭、已经参加工作或者进入“仕途、官场”以后，再得到的一种学历和文凭。
“后学历”的文凭，在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己勤奋学习，用心血换来的真才实学的文凭；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自欺欺人的歪门邪道“搞定”的文凭。例如，用权力“要”来的，用金钱“买”来的，用所谓进修“混”来的，通过“绞尽脑汁”、精心“骗”来的，等等。
对于上述“另一类”的“后学历”文凭，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例如通过小摊、小巷、小广告制售的那种假文凭；另一种是“假的真文凭”，即通过“官、商、学”勾结和交易的“潜规则”，由高等院校发给的那种真文凭。相比而言，“假的真文凭”比“真的假文凭”显然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和“权威性”，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更具有腐蚀性、危害性和传染性。
本来，学历与能力、文凭与水平，既有对应关系，又不是那种“水涨船高”式的绝对的对应关系。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实践中检验和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例如，鲁迅、齐白石、启功等人，尽管没有大学文凭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但都是富有真才实学、得到社会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并在当年被特聘为大学教授。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这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说得好：“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可是，极个别领导干部却“做官先做假（在学历、年龄、身份、政绩等方面弄虚作假），万事私为先”。这种人尽管可以高谈阔论、发号施令，然而，由于丧失人格，其领导权和执政力在社会公众心里已经名存实亡了。
还有一种领导干部，自恃学历高，文凭硬，对于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不屑一顾，结果掉进了腐败的陷阱和深渊。云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典型的“根正苗红——蜕化变质”的反面教员。当他得知中央纪委要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时，竟然宣称“我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少数民族干部，关系多，后台硬，是查不倒”，直到被审查以后，才悟出其理，但已悔之晚矣。
德才兼备者（人才）兴国利民，有才缺德者（歪才）祸国殃民。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用对一个人才，就能激励一批人，扶正祛邪的作用显而易见；用错一个歪才，就会伤害一批人，养痈遗患的后果也不可低估。我们必须求真务实地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机关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