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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名士，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以其卓越著述和崇高人格被景仰者们尊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
1990年，96岁的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去世，旧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以国学研究为标志的学术时代也宣告终结。哲人其萎，风范犹存，灵归道山的钱穆留给了后1人诸多的启迪。钱穆少年失恃，17岁即辍学在家，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先在家多无锡教小学，再到厦门教中学，后转苏州教师范。教课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经、史、子、集，旁涉考据、训诂，按他自己的说法，这18载春秋，“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即便是吃饭、如厕之时，仍捧书如常。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将双足浸入水桶里，刻苦诵读。
现代哲学大家熊十力有三位高足：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皆以新儒家名。唐君毅说，钱穆是凭借早年“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方成就了后来的史学贡献，这确是知人之论。试想一下，他既无大学文凭，又无留洋经历，而以一乡村老师的身分最终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除了这份苦学的韧劲之外，还凭什么?
从1933年秋天开始，北大聘钱穆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后来，北师大亦慕名请钱穆讲中国通史课。在此之前，学校先后请了两位老师来开这门课，但上课伊始，学生即发问：中国封建社会是秦之前就结束了还是秦之后，抑或是秦之前后一体不变?老师所答，学生不满，课堂遂一哄而散。钱穆来后，条分缕析，立言充分，学生极佩服，再无闹课现象。
抗战初期，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学校迁址昆明，他却在近旁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其余时间均在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即在此时完成。此举非有耐得住大寂寞者所不能忍受。陈寅恪到此游览，见空寂如此，亦慨然叹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钱穆被胡适聘任到北大后，胡适对他是优礼有加的，胡适私藏的《求仁录》是国内“孤本”，极为珍视，但他毫不吝惜地借给钱穆阅看，作研究之用。胡适对学生说，治先秦诸子，可向宾四(钱穆字)先生请教，可见对其推重之隆。然而在学术观点上，胡适与钱穆是各持所见，毫不相让的。三十年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出来后，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而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老子是春秋早期人，两人为此争论不休。一次，两人相遇于教授会，钱穆说，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胡先生，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让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都不要了。两人大笑不止。
一天，胡适找到钱穆，告诉他说，商务印书馆来函，想请我主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本。胡适考虑到钱穆曾在中学教国文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因而希望两人合作，共成此编。钱穆对胡适说，我们两人在中国文学上的意见大相径庭，倘使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让国人对比读之，或许有差。倘使两人合编，这事不易办到，国人也看不到其中备人的意见，不编为好。此事遂作罢。关于“新文化运动”，钱穆更不以为然，他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1983年，89岁的钱穆在为其《中国文学论丛》所作的再序中，仍然充满意气地说：“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言语中表达的还是自己几十年前的坚持。
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
1990年，96岁的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去世，旧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以国学研究为标志的学术时代也宣告终结。哲人其萎，风范犹存，灵归道山的钱穆留给了后1人诸多的启迪。钱穆少年失恃，17岁即辍学在家，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先在家多无锡教小学，再到厦门教中学，后转苏州教师范。教课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经、史、子、集，旁涉考据、训诂，按他自己的说法，这18载春秋，“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即便是吃饭、如厕之时，仍捧书如常。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将双足浸入水桶里，刻苦诵读。
现代哲学大家熊十力有三位高足：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皆以新儒家名。唐君毅说，钱穆是凭借早年“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方成就了后来的史学贡献，这确是知人之论。试想一下，他既无大学文凭，又无留洋经历，而以一乡村老师的身分最终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除了这份苦学的韧劲之外，还凭什么?
从1933年秋天开始，北大聘钱穆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后来，北师大亦慕名请钱穆讲中国通史课。在此之前，学校先后请了两位老师来开这门课，但上课伊始，学生即发问：中国封建社会是秦之前就结束了还是秦之后，抑或是秦之前后一体不变?老师所答，学生不满，课堂遂一哄而散。钱穆来后，条分缕析，立言充分，学生极佩服，再无闹课现象。
抗战初期，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学校迁址昆明，他却在近旁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其余时间均在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即在此时完成。此举非有耐得住大寂寞者所不能忍受。陈寅恪到此游览，见空寂如此，亦慨然叹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钱穆被胡适聘任到北大后，胡适对他是优礼有加的，胡适私藏的《求仁录》是国内“孤本”，极为珍视，但他毫不吝惜地借给钱穆阅看，作研究之用。胡适对学生说，治先秦诸子，可向宾四(钱穆字)先生请教，可见对其推重之隆。然而在学术观点上，胡适与钱穆是各持所见，毫不相让的。三十年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出来后，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而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老子是春秋早期人，两人为此争论不休。一次，两人相遇于教授会，钱穆说，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胡先生，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让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都不要了。两人大笑不止。
一天，胡适找到钱穆，告诉他说，商务印书馆来函，想请我主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本。胡适考虑到钱穆曾在中学教国文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因而希望两人合作，共成此编。钱穆对胡适说，我们两人在中国文学上的意见大相径庭，倘使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让国人对比读之，或许有差。倘使两人合编，这事不易办到，国人也看不到其中备人的意见，不编为好。此事遂作罢。关于“新文化运动”，钱穆更不以为然，他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贻害深远。1983年，89岁的钱穆在为其《中国文学论丛》所作的再序中，仍然充满意气地说：“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言语中表达的还是自己几十年前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