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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选集注》是《文选》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子。从《文选集注》的发现、递藏、印章、避讳等诸多方面都不足以证明其出自中土，而是出自日本平安时代。尽管如此，其编纂依据之底本源自唐钞本是毫无疑问的。《文选集注》在编纂中有明显的重视李善注的倾向，而对李善注的音注多有删略，删略音注的内容大都与《音决》重合，此为其编纂体例所致。《文选集注》的存世，为考察写本时代《文选》李善注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诗赋进士的地位促进了唐代《文选》的传播，而口传与抄写的传播方式导致了《文选》李善注文本变迁中多样性的存在。《文选集注》的底本并非来自敦煌写本，而是一个李善注后期传抄的本子。从李善显庆三年的上表本，到敦煌写本，再到《文选集注》编纂依据之底本中的李善注，可以建立一个写本时代李善注的传播变迁谱系，也为考察《文选》李善注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的演化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文选集注》；编纂时代；来源；体例；李善注；演化
一、《文选集注》的发现、印行与递藏述略
涩江全善、森立之于日本天皇安正三年（1856）撰《经籍访古志》，卷六“总类”中第一次著录《文选集注》零本三卷，旧抄卷子本，赐芦文库藏。提要云：
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沈着，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其所引陆善经、《音决》、《钞》等书，逸亡已久（原注：陆善经注《文选》，遍检史志，不载其目。考见佐世《见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钞》六十九卷，公孙罗撰。又载《文选钞》卅卷，缺名氏，未知孰书。第百十五卷首提云：今案钞为郭林宗）。今得籍以存其厓略，岂不可贵乎？小岛学古云：此书曾藏金泽称名寺，往岁狩谷卿云清川吉人一阅，归来为余屡称其可贵。而近岁已归于赐芦之堂，故得纵览。此本曾在金泽，而无印记，当是昔时从他借留连者矣。近日小田切某又得是书零片二张于称名寺败簏中，一为第九十四卷，一不知卷第，今归僧彻定架中。闻某氏亦藏第百二卷，他日当访之。{1}
清末，罗振玉先生两次旅日，发现此书后，请人摹写，加之个人所藏两卷，共得十六卷。1918年，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影印收入《嘉草轩丛书》，此为《文选集注》残卷首次印行。罗氏影印本《序》云：
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无撰人姓名，亦不能得其总卷数，卷中所引，于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皆今日我国所无者也。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往在京师得一卷，珍如璆璧。宣统纪元再游扶桑，欲往披览，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君诺焉。予以与善注本详校，异同甚多，且知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二。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百二十卷，卷第固可知矣，而作者卒不可知也。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今在文库者多短篇残纸而已。其海东藏书家尚存几许则不可备知也。予所藏二卷影写本无之，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小川君及张氏本则均以影写在十五卷中。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求此且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予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予所藏二卷，即就原本印之，不复传写，以存其真。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乃稍稍可流传矣，然距影写时则已十年，其卒得印行，亦幸也。诸卷中其第百十六前半据东友所藏誊写。小字本钞补，小字本至禇渊碑元戎启行衣冠未缉注止。而原本则自衣冠未缉二句起。此二句之注，两本详略互异，不知他注何如？惜无从比勘。似此书原本外尚有誊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而未闻东邦学者言及之。附记于此，俟他日访写。宣统十年戊午六月上虞永丰乡人罗振玉序于海东寓居之雪堂。{1}
罗雪堂所印十六卷分别是其自己收藏的卷四十八、卷五十九，誊写自东邦的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卷七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九、卷八十五、卷八十八、卷九十一、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一百零二、卷一百一十六。
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云：“使《文选集注》广为流传者，实应归罗叔言翁。……翁辛亥革命间来日，卜居京都市净土寺町。归国之际，举其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抄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先生。”{2}1935年至1942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负罗振玉所托，广搜日本所存汉籍古写本，影印为《旧钞本丛书》发行：其第三集到第九集，即是《文选集注》，全据原本影印，共二十三卷。③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所辑《文选集注》残卷，署书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精装三大册，印行八百部。此书除收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全部外，又增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第九十八卷(完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周暹捐第四十八卷中一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第七十三卷中一节、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成赞堂文库所藏第六十一卷中一节，是目前搜集最富的《文选集注》残卷影印本。其搜采、影印、出版经过，周先生在《前言》中有详细叙述。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时当日本侵华之际，流入我国者无几，旧时研读《文选集注》者大抵采罗振玉《嘉草轩丛书》影印本。周勋初先生辑本广搜散佚，影印行世，是继罗雪堂之后于《文选集注》残卷保存流传的又一功臣。
对《文选集注》的印行已如上述，但对其递藏情况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因袭旧说，多有矛盾之处，范志新在《关于<文选集注>编纂流传若干问题的思考》{4}一文中，有比较清晰的考察。结合范氏论证，简述如下。
根据董康、罗振玉以来诸家记载，流入中土者凡六卷，分别藏于董康、罗振玉、海盐张氏、楚中杨氏和天津周氏。
董氏藏一卷，当为卷一二三。见《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十三日日记：“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笔者按：金泽称名寺）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时吾国公使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余从田君收得诔词一卷。”董氏所藏后归日本东洋文库。“田君归国后，悉鬻之于厂肆正文斋。今某君所藏即从正文斋购之也。甲寅岁（1914），余因迎玉姬无资备办奁具，乃翻《静志居诗话》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后汉书》故事，割让于津门某氏。嗣厂友张月岩得此卷，以万元巨值鬻于胜山。艺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贱售”。{5}田君名潜，字潜山，号伏侯，两湖书院学生，光绪戊戌（1898）游学日本，壬寅（1902）中举，曾任留日学生监督，清朝驻日公使参赞。胜山即胜山岳阳，董氏友。此卷后流入东洋文库，当自胜山流出。
罗氏藏两卷。即卷五十九及卷四十八上半卷。其一卷来历清楚可查，《唐写本文选集注》序中明言“往在京师得一卷”，另半卷来历不明，与周氏所藏合为一卷，当亦得自中土。亦是田潜携归售于正文斋者。此二卷今藏东洋文库。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6}有记载。此当时雪堂归国之际与住宅一并捐献者，罗氏意在印行《文选集注》，其捐献是必然之举。
海盐张氏藏两卷。范志新考证为卷六十八和卷九十八。今亦入东洋文库。《书舶庸谭》云“小林氏询大阪某会社嘱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是张氏终鬻日方。
楚中杨氏一卷。范氏认为即卷九十八。亦当是田潜携归售于正文斋者，杨氏收藏，后归台北，非周勋初所言“当是海盐张氏遗物”。
周氏藏半卷，与罗雪堂所藏合为一卷，卷四十八。卷轴标签上题“唐写文选残卷”，下双行小字“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旧藏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亦是田潜携归者，周叔弢捐与天津艺术博物馆。
罗氏序言言及以外，流入中土者尚有卷七十三中零散的页子。此亦经田潜之手流入中土。有田潜丙辰（1916）十一月朔日跋及戊午（1918）初秋王大燮识语，今藏国家图书馆。
卷九十三亦尝经中国学者之手，其卷末有“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记”。其中土流传之迹不显，终归小川简斋。罗氏印行即从其处得之。
二、《文选集注》编纂时代及编者考
《文选集注》于我国清代前典籍中无记载，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以前典籍亦无记载，其成书与时代就成为研究者不断猜测的一个问题。《经籍访古志》云“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根据其笔迹、墨光、纸色、纸质而进行的推测，《经籍访古志》成于1856年，以此逆推，其认为《文选集注》成书时间当中国南宋时期，是日本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董康《书舶庸谭》卷六、卷八云为我国五代写本，没有提出具体证据，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卷序》以“唐写”题名，序中又云“古写”，云“写于海东抑出唐人之手不能知”。新美宽则认为日本平安朝末期书体无疑。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认为“显然是六臣注本系列的产物……是以南宋书坊刻经书的注疏释文三合本、史书的三家注本、集部的千家注五百家注本为其时代背景的”，即谓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以其产生的时代而言，则当定为唐代某一《文选》学者参照经史著述中的合本子注例汇编而成”。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森立之“实系七百许年旧钞”“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及屈守元先生以为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的见解提出三点反驳理由：“第一，《文选集注》所集《音决》、《钞》、陆善经本，唐以后已不见著录，南宋时期更没有编《集注》的条件；第二，《文选集注》所存《文选》旧貌颇有与宋刻本不同者，如产生于南宋，不应与宋刻有太大差异；第三，《文选集注》反切注音均用‘某某反’，而非如宋刻的全用‘某某切’。因为从中唐大历起，始讳‘反’字，故后世刻本均不再用‘反’名，这也证明《集注》并非产生于南宋时。”又云：“其实这个《集注》写本不仅不是南宋以后产物，也并非‘写自海东’。它最先藏于北宋著名藏书家田伟处，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台湾学者邱棨（钅 阳）1971年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仔细研究了《文选集注)，在第六十八卷首发现了‘□州田氏藏书之印’钤记，‘□州’应是‘荆州’，‘荆’字损坏，但从艸从刀，尚可辨认。除此之外，田伟藏书堂号‘博古堂’印记亦存，由此可以断定《文选集注》本来为我国旧藏，日本人所谓‘平安书体’及罗振玉的‘或写自海东’诸说，当不攻自破。”{1}
大要言之，《文选集注》一书，日本多认为为彼邦学者所编，中国学者倾向于本土人士所为，只是编写时代有唐、五代、宋之异。认为为中国学者所编者的证据主要有避讳、书写用唐人俗体、书中的藏书印三个方面。{2}第一，关于避讳。“从避讳的角度看，《文选集注》遇到高祖李渊、太宗世民之名讳，大半缺笔；而遇中宗李显、玄宗隆基之名讳，则无一缺笔；遇宋代诸帝更无一缺笔者，可证此书所据之本出于唐代，为唐中期之后的某一唐代《文选》专家所编”③，“《集注》本凡唐帝讳渊字、世字、民字，十九缺笔，而中宗名显、哲，玄宗名隆基则否”，又举卷九十八为例证，云“《文选集注》此卷为唐写卷子无疑”{4}。
先看《集注》中避讳情况，首先，《集注》避讳方式并不一致，或缺笔，或改字，缺笔又有不同。正文中“渊”字或“氵”作“冫”，或缺左“丿”，或缺右“丨”，或两者均缺，或改“渊”字为“泉”字；其次，《集注》避讳或避或否，似有较大随意性，相对而言，“渊”字避讳十有八九，“世”字避者则极少，据常思春先生统计{1}，《集注》正文中“世”字有110余处，“民”字有50余处，然缺笔者仅各两见。李善注及《钞》中“世”字约250处，缺笔者有三，“民”字有200处，缺笔者有六，《钞》中又有三处“世”改作“代”，五家注中“渊”字改作“泉”，“世”字改作“代”、“时”、“俗”，“民”作“人”，又避高宗讳“治”作“理”，避玄宗讳“隆”作“崇”，陆善经注中“世”、“民”无缺笔者；第三，《集注》中正文与注文避讳不一，即相同已避讳的正文下的注文或不避，同条正文下的几家注文避讳亦不一。这种避讳体例的混乱现象说明，《集注》中的避讳非《集注》编者有意所为，其所选用的诸家注本对避讳的不一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再退一步讲，即使是《集注》全避唐高祖、唐太宗之讳，亦只说明此书成于太宗之后，其下限尚不能确定。假定成于唐代，文中对中宗、玄宗不讳当有两种可能，要么《集注》成书于高宗时代，这当然是错误的，《集注》所引五家注本乃成于玄宗开元时；要么成书于中宗、玄宗已祧之后。据范志新考证，唐穆宗后，确可不讳“隆基”二字{2}，然依讳例，若祧玄宗，则肃宗并以后诸帝，例合避讳，而《文选集注》则非，故“为唐中期之后某一唐代《文选》专家所编”之说不能成立。又《集注》亦无一避宋讳，亦说明《集注》非出于宋人。
第二，关于俗字。诚如认定为唐钞者所言，《集注》中有大量的唐写俗体字，笔者也进行了大量的比照，发现与敦煌写本卷子书写字体多一致，但这并不能就证明《集注》为唐写本。如上所言，因为《集注》编写者所用底本为唐写本，多依葫芦画瓢所致。且《集注》本中多有别字误字，如“日”、“曰”不分，“旦”、“且”多混，“忄”、“巾”通用，此种迹象皆是抄写者依葫芦画瓢所致。所依底本为唐钞，并不说明《集注》就是唐钞。
第三，关于音注“某某反”问题。傅刚先生以中唐后始云“某某反”，宋本均言“某某切”，断定其编纂于唐朝。傅刚所言前提不错，但宋版书中，如《文选》宋刻中还偶有出现“某某反”的情况，即便是胡克家刻本《文选》亦有此种情况存在，这当然是其最初底本来自唐代的信息。而《集注》本的音注全言“某某反”说明其底本就是唐代的钞本，与编纂的时间无涉，如编于宋代，自然大多已改。但正如本文所言，《集注》非成于中土，乃东瀛学者以唐代诸本为底本而成，故其对原书的情状包括“某某反”未作改动。既然大历以后始讳“反”字，那么可以认为，《集注》本的底本如李善注来自此前。
第四，关于《集注》中印章。对《集注》中印章进行详细考察者当为台湾学者邱棨（钅 阳，其结论是《集注》为宋藏书家田伟旧藏，后流入日本者。傅刚又重加引证，言之似确凿，实皆是建立在对印章的错误判定之上。今考《文选集注》全部钤印与题识如下。
1.卷八末题识：校了 源有宗 嘉历元年仲夏下旬加一见了。
2.卷九末题识：校了 源有宗 嘉历改元之岁仲夏下弦之侯灯下一见毕。
3.卷五十六钤印：养安院藏书。传经庐图书记。
4.卷六十一卷中钤印三方：金泽文库。
5.卷六十八首页钤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审美珍藏。次页钤印：七启盦。博古□□□。伏侯在东精力所聚。景伟廔。卷中小印：潜山。潜。卷末钤印：潜叟秘笈。
6.卷七十三。田潜题识：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位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纪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
王大燮识语：唐人写经，多出经生之手。流传尚多，得之者已珍如拱璧。至于传写经史本不多觌，什袭珍藏，固其所也。此卷虽系断简，而笔意却似钟太傅，洵为初唐人手笔，良可宝也。戊午年初秋泉唐王大燮识。
7.卷八十八钤印：伏侯获观。
8.卷九十三卷末题识：宣统元年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记。
9.卷一一三钤印：岛田翰读书记。
10.卷一一六钤印：养安院藏书。传经庐图书记。
邱棨（钅 阳与傅刚先生立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卷六十八的钤印。周勋初考证这十多处印章都是清末田潜在他所得之卷上盖的自已的印章，并考明田潜名炤，字伏侯，号潜山，江陵人，是北宋著名藏书家荆州田伟(其藏书处名博古堂)的后代，其“田伟后裔”、“景伟廔”、“博古□□□之印”是田潜夸耀远祖藏书之荣。{1}傅刚先生则以台湾邱棨（钅 阳《今存日本之〈文选集注〉残卷为中土唐写旧藏本》介绍《集注》残卷上印章判为宋田伟之印，遂言为北宋田伟藏书后流入日本，似误。
又上列十处有题识钤印者，除去钤有金泽文库印卷六十一者，卷八、卷九藏九条道秀，卷五十六藏渡边昭，卷六十八、卷八十八、卷九十三、卷一一三藏东洋文库，卷七十三藏国家图书馆，卷一一六藏反町十郎等，这些皆为金泽文库流出之本，可以肯定这些钤印题识非金泽文库旧有（卷八、卷九除外），而为后来收藏者所加。另外，范志新考证日本正平间可《论语集解十卷》亦钤有“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书”、“景伟廔印”、“后博古堂所藏善本”、“潜山读本”、“田伟后裔”、“伏侯得之日本”等印，正平相当于元末至明初洪武初年，后于田伟之卒，已有200余年，以此证之，《文选集注》绝非田伟所藏流入日本者。{2}
卷八、卷九题识者源有宗，据斯波六郎考证约“白河（1072-1085在位）、崛河帝（1086-1106）时代人”③，嘉历元年为元泰定三年（1326）。以是《集注》编纂下限不当晚于泰定三年。森立之所言“七百许年旧钞”似乎比较接近事实。
《集注》卷六十一江淹《杂体诗卅首》下云：“今案：以后十三首《钞》脱。”卷六三屈平《离骚经》有“今案：此篇至《招隐诗》，《钞》脱也，五家有目而无书。”《钞》在中土流传暗昧不彰，暂且不论，若言五臣本尚是残缺，在唐玄宗以后的中土是不可想象的。又《集注》本中校补之文有自左至右书写者，亦不合中土习惯，中土目录著作均无一记载，由此看来，《集注》当为日本研究学习《文选》者编纂而成，非出中土，其时代不当晚于泰定三年，其时间或许更早。
《文选集注》的编者以及时代问题最近已经得到解决。据陈翀博士于日本发现的文献资料证明，《文选集注》编纂于东邦日本平安时代，成书于宽弘元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编纂者为日本平安时代学者大江匡衡。{4}陈翀博士的研究证明了笔者上述的推测是不错的，《文选集注》出自日人之手，其确立的时间更为准确。
不管《集注》成书于何时，但其底本与作者都是唐时人，东土之编纂者又保留了唐时抄本的面貌，包括避讳等等，因此，集注本《文选》反映的是唐时注释的面貌。从此而言，集注本是抄本时代善注演进的一个重要标本，也是从抄本到刻本时代的一个重要参照。
三、《文选集注》的编纂体例
“集注”这种注释体例一般需要广取众家，取精用宏，并加以裁断。准之《文选集注》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突出，易言之，其学术价值不是很高。其所取旧注，仅李善曰、《钞》曰、《音决》曰、五家中某一家曰、陆善经曰，凡五家，加之编者偶尔加的按语，不过六家。即便如此，其篇幅已大大增长。罗振玉《文选集注》残卷《序》云：“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两卷，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一百二十卷。”有时一卷篇幅过繁者，则再析分为二，如卷六十一。今存残卷中其首尾完整者，其卷首首行皆题“文选卷第×”、“梁昭明太子撰”、“集注”三项，后列本卷类目、篇目，类目有编次，如“京都八”、“京都九”、“骚一”等；篇目上冠作者，下有“一首”或“几首”字，如屈平离骚经一首，每卷卷首还详列本卷具体篇目，如文选卷五十六，左列乐府三，下为鲍明远乐（下残），谢玄晖鼓（下残），左继列挽歌，下为缪熙伯挽歌一首五言，陆士衡挽歌三首五言，等等。正文先列篇名，下亦有“一首”或“几首”字，诗歌有“×言”，次行列作者。其正文分句或分节加注，注文首列李善注，次列《钞》，次列《音决》，次列五臣注，次列陆善经注。其篇有旧注为李善注所采者则列旧注，直接列旧注者姓名。同条注末间或有编者“今按”，注所采诸家本正文异文。所存二十四卷“今案”中，只出现“钞×为×”、“音决×为×”、“五家本×为×”、“陆善经本×为×”，未出现过“李善本×为×”，是其正文为采李善本，“今案”则为所引诸本与李善本比较的异文。显然《文选集注》全书为采李善注本为底本，而附入所采他家之注。正文虽采李善注，但在具体作注位置并不全依善注，有时某解释句群下仅有“钞曰”或五家曰，或“陆善经曰”，或兼而有之，等等，唯独无善注。每卷卷末再列“文选卷第×”字样，这是写卷常见的特征。
《文选集注》编纂者收录诸家次第依次为：善注（含善引已有的成注）——《钞》曰——《音决》——五臣中某一家——陆善经曰——今案（编者）。凡研究《集注》者，多认为“此次第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并从除去《钞》、《音决》以外的几家的排列顺序李善——五臣——陆善经是以时代先后相次来推测《钞》与《音决》产生时代必介于显庆至开元之间{1}。研究者依据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考证认为《音决》为公孙罗所著，而《钞》与《音决》著者绝非一人。{2}论证很有道理。但若依次再反观《集注》诸家的排列顺序，又有疑焉。若果以时代相次，公孙罗《音决》置于此处固无问题，但是不是就意味着《钞》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必然介于李善与公孙罗之间呢？《文选集注》卷七十一《策秀才文》注有一条《钞》曰：“《音决》，牍大禄反。”若言《音决》成于《钞》后，那《钞》中又怎么会引用成于其后的《音决》中的内容呢？其实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傅刚亦发现此排列顺序问题。其举二例③：
1.《集注》卷五十九谢玄晖《郡内登望》“言税辽东田”句下注，《钞》曰：“辽东田未详。或云李繁后汉末时为太守，弃官避难归辽东也。”李善则解为管宁典故：“《魏志》曰：管宁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至于辽东。皇甫谧《高士传》曰：民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饮食。”
2.卷五十九沈休文《应王中丞思远咏月》，《钞》曰：“王中丞，不得名，字思远，为御史中丞。”李善注：“萧子显《齐书》曰：王思远为御史中丞。”
傅刚由此认为，《钞》如果后于李善注，对李善注当有所参考。笔者认为，《钞》早于善注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集注》编纂者即以李善注为底本，首采其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钞》与《音决》的排列顺序《钞》中出现引用《音决》的现象，如果不是抄写讹误，那条证据的出现又给学者业已证明的《钞》与《音决》二书绝非公孙罗一人所为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悬念。否认二书为罗一人所撰的一个主要证据就是二书所据的《文选》正文有异。假若著者二书完成不在相同时期，其依据不同的正文版本也就可以理解了。设若《音决》一书先成，著者后又发现新的正文版本，并依之作《钞》，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再就是《钞》本身就具有汇编、纂集的性质，若著者首先依据某一家作底本，再参考诸家之说而完成此书，那么此书的正文部分不同于业已完成的《音决》正文那是肯定的。因此单从二书正文文字的偶有差异来断然否认二书为一人所为，一方面没有考虑成书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是拒绝目录著作中的明确记载，重要的是难以解释所引诸家的排列顺序问题。如二书同为公孙罗所为，排列顺序先后也就无所谓，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即《集注》引用诸家之注多冠以人名，唯《钞》与《音决》则否，设二书同为公孙罗所为，单以人名自然难以分清是哪一著作，故以书名代之。其首次引用自当有所说明，惜乎首卷不见。
李善注重在“释事”，《钞》、五臣注、陆善经注重在“释义”，三家之注正好作为李善注之疏释和补充，颇得唐人《五经正义》注疏体例之要。《集注》本注音以《音决》为主，李善音与《音决》相同者，多删李善音；李善音与《音决》不同者，包括《音决》无该字注音者，把李善音保留在善注中间，李善注中所引材料中生僻的字所注音亦保留。五臣注的音同于《音决》者同样被删削了，如果五臣音与《音决》有所不同，则在引《音决》之后，加上“五家×，××反”予以保留。以此推测，《集注》中对李善注几乎全部照收，唯有部分音注删去，而这些音注的字依稀可以从《音决》中得到痕迹，《集注》对《音决》应该是全盘照收的。而对其他诸家，尤其是五家，删削则较多。以此来看，《集注》本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李善注，为考察写本时代《文选》李善注的文本变迁以及写本与刊本之关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照资料。
四、从敦煌写本到《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变化之周遭
前已言及，《文选集注》编纂者所据底本乃唐写本，所以《集注》中各家注本反映的是唐朝《文选》注的面貌，尤其是对李善注的推崇而使其对善注引用相对比较完整，这至少在敦煌本与刻本《文选》李善注之间又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但是，比较敦煌写本《文选》李善注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似乎不可能，因为敦煌残卷所存部分在《集注》中恰好佚失，进行单纯的文本比较的确难以实现。但按照我们的预设，《文选》李善注在历史传承中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通过对《文选集注》与后代刻本的李善注的比较也能证明这个问题。敦煌残卷P.2527至P.2528已经显示出这种迹象。以此而言，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在注释内容上亦是渐繁，一代之学术，必有一代之大背景扶持，若否，则成无本之木，过眼云烟。笔者拟结合具体的文献记载通过李善注变化的周遭对此过程作一拟测。
（一）唐代科举考试与《文选》学兴盛及李善注之关系
自隋开科取士，中下层的士人终于有了博取功名利禄的机遇，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事业心与功名欲望。唐代科举分制科与常举两大类。制科时间不定，录用人员亦稀。常举则按时进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秀才科贞观后废。明法、书、算三科比较专业，中举之后从事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不大受人看重。最热门的专业当属明经与进士两科。“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两科而已”{1}，反映的就是这种功名趋向。
两科考试的主要内容亦前后有所变化。隋朝两科考试差别不大。《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云“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请二科并加帖试”。{2}《唐会要》亦载“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③永隆二年八月，唐高宗采纳此建议，进一步规范了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明经除帖经、答时务策外，口试大义十道；进士除帖经、答时务策外，试文、诗赋各一篇。徐松《登科记考》永隆二年按语云：“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4}自此，明经重帖经，进士重诗赋的趋势开始形成。
明经科考试可以选择考试具体科目内容，帖经类似填空，主要是考查记忆能力，时人多投机取巧，众选字数少的小经，如《左传》者则无人愿学，题目亦向偏乖方向发展，大失选材之本义，地位日降。进士科重诗赋，而这不单是死记硬背所能应付，录取人数亦少，但地位相对较高，反而倍受重视。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语，唐之宰相多进士出身，以非进士出身为耻{5}。进士科在唐太宗时与明经并驾齐驱，到高宗时代已有压倒明经之势，开元以后，则唯其独尊了。
明经的参考书目是唐代编修的《五经正义》一类，而诗赋杂文也有参考书目。《大唐新语》九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1}。
《初学记》福唐刘本序云“毋为猎取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以治聋俗之耳目焉”{2}，正好说明《初学记》具备“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的作用，加之其“检事”与“看文体”的功能，恰恰是《文选》所具备的。《文选》理所当然地肩负起进士科考试主要参考书目的重任。敦煌卷子本《秋胡小说》载秋胡别母辞妻外出游学一段云：“‘汝今再三弃吾游学，努力勤心，早须归舍，莫遣吾忧。’秋胡辞母了。行至妻房中，……其妻听夫此语，心中凄怆，语襄含悲，启言道：‘郎君，……郎君将身求学，此惬儿本情。学问虽达一朝，千万早须归舍。’辞妻了，道服得十种文书，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发程……”③秋胡外出游学，经书之外，尚有《文选》，此虽小说，亦证明当时《文选》为士子必读之书。
以往的研究虽然有对《文选》学之兴盛与科举联系起来考察的文章存在，但对这种导向的作用仍然估计不足，并且，也有文章反对过高估计这种作用{4}。将《文选》李善注的变迁置于此种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认识，就变得很有必要。
李善于显庆三年九月（658）上表之《文选》注，是在《五经正义》的宏大修纂背景之下来注集部，其中暗含了炫才与追名逐利的意图{5}，而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只得到了一百二十绢的赏赐，此时的《文选》注体例可能比较谨严，多引典而少解说，敦煌残卷P.2527最为近之。后以与贺兰敏之周密，被流姚州。李善于上元元年（674）得大赦归于扬州，继于扬州设帐讲学。《旧唐书·马怀素传》云：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6}
而《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六年）秋七月己未，秘书监马怀素卒”，则马怀素生于显庆四年（659），至上元二年（675）李邕生时，马怀素年十七，此前李善流放姚州，怀素少师事李善，不早于此年。而此时科举考试的进士科已有压倒明经之趋势，李善讲学的内容中一定有《文选》，考虑到马怀素中进士科，并善属文，谥曰文的情况，定然对《文选》熟稔有加。而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李善对《文选》讲学一定会对释义串讲有所增加，或许此期的善注与写于永隆二年（681）的敦煌写本P.2528比较接近。
依据笔者的考证，上元二年李邕初生，李善不可能携眷北上，故于扬州讲学，马怀素师事之。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雍王李贤于本年被立为太子。而李善在被放前曾有两次为李贤僚属的经历。李善完全可以依靠太子李贤再进仕途。而流放回来又晚年得子的李善因李邕的年幼不可能即刻北上，只能暂时设帐于扬州。待李邕稍大，李善即携家眷北上，期望依靠太子再重新谋得一官半职。但由于李贤与武后的关系紧张而在调露二年（680）的一场政治斗争中丧失了太子的地位。而此时李善可能已彻底处理了扬州的家产沿运河北上，而李贤被废无疑使李善丧失了重新出仕的凭借和希望，只能是栖居汴、郑设帐了。由此也可推测，李善于汴、郑设帐的时间约在调露二年(680)前后。李善设帐于此可能还有一些原因，比如靠近洛阳，而作为运河连接南北必经之地的汴、郑必然是士子必经之地，李善也不会为收不到学生操心。诸生四远至，号“文选学”。文选学的真正成立，当始于此。
李善晚年于汴、郑讲学，声名鹊起，诸生四远至的原因还是科举考试的名利驱动。而此时的李善重新获取一官半职的希望已彻底幻灭了，为谋生计，对《文选》的讲授围绕科举进行也是在所难免，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对《文选》注引典等方面进行补充，此种面貌的李善注与《集注本》善注或许最为近之。
从科举考试对学习的指向标来看，李善注的前后变化明显是受其影响的，而李善注还是李善注，它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没有突破其注释的一定限度，正因为如此，方有开元六年五臣注的出现与繁盛。
（二）《文选》李善注的传播方式与文本变迁的可能
在雕版印刷尚未兴盛的唐朝，善注《文选》的传播方式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口传，一是传抄。口传的主要方式是讲学，上已言及。李善流放归来于江都、汴郑间的讲学，由于受科举考试科目的导向已经自觉地对自己早年的注本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以适应设帐之需要。这种文本的变迁是出于一种自觉，其显庆三年的《文选》注虽体例谨严，但过于简单，必然会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又因讲学之实情，对体例要求不严，故而出现在文字增加的情况下体例遵循不一的现象。李善当初讲学的具体情形今天已难以得知，不过《朝野佥载》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1}
这则颇荒诞的小说家言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当时乡学之中已经讲授《文选》，野狐尚能讲之（当然是杜撰的），可见《文选》之普及程度，若没有一种导向与功利的目的，仅凭普通人的所谓文史自觉恐怕还是很难想象的。传奇中野狐讲《文选》的方式，应与国子助教张简讲课方式同。由此推测，李善当年讲学时，大概也似张简，有“纸书”一类的写本材料。讲学数年之中，认识与理解定会有异。当堂随时引典、释义、串讲，自不可能完全一致，甚或有即兴发挥的情形，这与自己的当初上表本有所差别的底本已经有异。本着因材施教之原则，讲解详略自然不一，诸种因素皆有可能导致善注文本的变异。
口传之外，生员的课堂笔记亦有差异。这由学生本身的素质与学习习惯决定。起点高的，记录或许较为简略，起点低的，记录或许翔实，或有言必记，或择要而写，繁简不一之本遂成。甚至只记诠释，不记正文，今存日藏永青文库本很可能就是这种讲学的产物，不过非李善所讲。一般而言，生员的水平不会超过李善，所以记录大多翔实，甚有在李善讲解之外的个人补充。这种自然也可称作李善注，但体例绝不会非常谨严。据此，可以理解从敦煌本到《集注》本再到后来众多的刊本随处可见的重复芜杂以及自乱体例的现象。
生员的课堂笔记，又有可能被不断传抄学习，假设不是出于纯粹保留原样的意图，而仅仅是作为学习的资料，就有可能发生变异。以一种底本为主，阑入他注的情形也就成为可能。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抄，从总体趋势而言是逐渐由简洁走向繁富。
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的变迁必须考虑这种传播方式的因素方能近之。从比较宽泛的范围而言，所有这些善注《文选》，实际上是众本同源，其相同的部分远远大于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无论其有了哪些具体的变异，说到底还是李善注。
（三）对文献记载的两则材料的分析
第一则资料，《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云：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1}
这段文字是晚唐李济翁针对《文选》五臣注及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而发，其提及的善注《文选》数本说涉及到善注流变的问题。仔细分析此段话，当予考虑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中晚唐时期流传的李善注《文选》有数本，依《资暇集》此处行文，即有五种：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绝笔，注文详略不一，解释句群亦有异。李氏家藏其书，并且作过校勘，此当客观叙述，可靠无疑。第二，李氏依李善的注释时间先后，对《文选》注五种加以区分，对其作法的叙述是客观的，但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数本是怎样划分的，是否每本上标有初注、复注等字样,即使原书上有标识，其可信程度到底多大，当有疑问。第三，李氏说李善的绝笔之本“释音、训义、注解甚多”，而未言其判断绝笔之本的依据，若是仅依据文字的多寡而言，其可信度也不会很高。
这段话还蕴含着一个信息，即在李氏所谓“绝笔”之本外的本子，注文的确不够详尽。吕延祚上表对李善的诋毁，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李济翁通过数本说来化解五臣对李善注的责难，其尊善贬五臣，暗示出在普遍信奉五臣注的中晚唐时代，善注的命运开始出现转向的萌芽。
总之，李济翁这段话虽不可尽信，但其提到的善注数本说确是真实的，这实际上为我们考察李善注传播的复杂性与流衍提供了一条比较可靠的证据。
第二则材料，《新唐书·李邕传》载：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2}
这则记载受到清代四库馆臣的反驳③，以显庆三年邕尚未出生而否认李邕有补益其父《文选》注一事，言之凿凿。但四库馆臣有明显误读此则材料之嫌，“始善注《文选》”，并非“善始注《文选》”，而是史书中常用的一种追述语气，浑言李善当日注书之事。《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〇九《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哀哉！”此墓志为李邕族子著作郎李昂撰，因此可信度最高。以此逆推，则知李邕当生于高宗上元二年。李善生年史无明文，卒年有详细记载，是武后载初元年（689），是善与邕共同生活的时期为高宗上元二年至武后载初元年，凡整十四年。时李善在汴郑间设帐授学。设若将李善李邕父子的对话置于此段时期还原，似乎还具备一定的可能性。李善《文选》注虽已于显庆三年上表，但此期一定会对作为教材之一的《文选》注进一步增补，增补的主要内容仍是语源学方面，虽然在讲学中也多有串释性文字。这种追寻语源学的训诂注释对初学者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段时期李邕一定随其他生员一起学习，对《文选》注“纸书”与具体文本意义的差异也会有疑问，其父要求他对其进行增益，是对其以后提出的希望，特别是当开元间五臣注《表》上之后，面对吕延祚上表对其父的诋毁，激励其对《文选注》进行增补是很有可能的。正如生员传抄的《文选》注中混入了不少善注以外的内容而并未注明一样，李邕对其父注的增补也没有必要忝列自己的名字，甚或有意不署自己的名字，以反驳吕延祚上表对其父的诋毁。
以上所言尽管有合理的成分，但毕竟包含了太多的推测，没有更多的文献作为支撑，而且今存文献对李邕补益《文选》注有些不利的证据。一是李白、杜甫当日皆深研《文选》，与李邕多有交往，诗中称叹李邕文章之学甚多，却无一言及此事；二是敦煌残卷《西京赋》已有渐繁的趋势，而李邕尚未出生。但是繁简共存之说却从敦煌本与《集注》本中得到了证明，“两书并行”或为实录。进一步说，结合当时具体情形，当时并行之注亦绝非“两书”，不同的抄本面貌各异，正所谓“一千个学生会有一千种李善注”，李邕补益之书或许为众多抄本中的一种而已。
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具体文字的变迁虽然难以考证，但由简至繁的趋向还是颇为明显的。这至少说明在有唐一代，《文选》李善注的确存在不同的抄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抄本，敦煌P.2527、P.2528、《集注》本之底本。那么，《集注》本与后世刻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四）从《集注》本李善注的“已见”例拟测其底本来源
敦煌本残存的部分在《集注》本中却又不存，这就为考察二本之间的变异增加了困难。只能通过相关体例方面作一拟测。以已见例为例略作说明。
首先，《集注》本不避重出现象。敦煌本P.2527已见例遵循相当严谨，P.2528中就有不少已见例重出现象。《集注》本在这一方面，亦有不少不遵已见的情形。如：
1.卷五十九鲍明远《数诗一首》：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集注》本注：李善曰：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二八，歌钟二肆。
监本注：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已见《魏都赋》。
按：《集注》本“女乐二二八”，衍一“二”字。《集注》本为重出前注。《魏都赋》奎章阁本在“其军容弗犯，信其果毅。纠华绥戎，以戴公室。元勋配管敬之绩，歌钟析邦君之肆。则魏绛之贤有令闻也”句下相关注为：“《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二肆……”。由此来看，监本鲍明远《数诗》此句之下注一方面既从善注“已见”条例，又复引前注，与善注条例相悖，且复引前注引《国语》又脱“歌钟二肆”关键一句，错乱不堪。《集注》本李善注当从“已见”条例之条多重出前注，这一情形恐不是《集注》本编者所重出，或是《集注》李善本是一体例尚未统一的较早的李善注本，或者是学子学习过程中自用的学习之本。
2.卷五十九谢玄晖《郡内登望一首》：怅望心已极， 惝怳魂属迁。
《集注》本注：李善曰：蔡邕《初平诗》曰：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
监本注：怅望已见上文。……
按：《集注》本正文书写随意，“属”当作“屡”。监本所谓的上文当指谢玄晖《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中“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句下注引“蔡邕《初平诗》曰：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集注本不避重出，是其所依底本所致，并非集注本编者所为，因为《集注》本中亦有不少已见的例子。
《集注》本已见例有一种情形，即在他本中注为“已见上文”者，《集注》本往往给出明确的篇名以代替“上文”二字。如：
1.卷五十九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楥一首》：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
《集注》本注：……即事已见《南楼中望所迟客诗》。
监本注：……即事已见上文。
2.卷五十九鲍明远《玩月城西门解中一首》：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
《集注》本注：李善曰：衡，斗中央也。汉，天汉也，已见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
监本注：衡，斗中央也。汉，天汉也，已见上文。
3.卷五十九谢玄晖《和徐都曹一首》：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
《集注》本注：李善曰：日华已见《直中书省》诗。……
监本注：日华已见上文。……
此种情形在《集注》本中数量很多，这种情形给我们的暗示是：《集注》本的底本似乎是以学生的传抄学习之本而来，因为对已见的详细标明出于何处，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学习中前后查找的方便与相互印证，而在李善注本中很可能就是作上文，因为李善对《文选》的熟稔而不需要详细注明出处，但在讲学中可能在口头上会对“上文”二字作一替换，这种情况反映在学生的笔录中就一方面从客观上部分改变了李善注的原貌，如果再基于学习的方便并有意识地对此类做一下更改，那么对此类情况改动的数量也许就更大些。
在《集注》本还有一种有关“已见”的情形，即在他本中作“已见”的，在《集注》本中既没有出现“已见”的说明，也没有重出，径直跳过就是。如：
卷五十九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榖。
《集注》本注：乱华，谓苻坚也。《左氏传》曰：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公曰：我姬（姬字集注本原脱）姓也，何戎之有焉！又曰：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素景，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金者，晋之行也。《汉书》曰：穀水出穀阳谷，东北入洛。
监本注：乱华，谓苻坚也。《左氏传》曰：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素景，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金者，晋之行也。《汉书》曰：穀水出穀阳谷，东北入洛也。伊水已见上文。
按：对伊水，《集注》本既不作解释，又不说明已见，径直跳过。此种情形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一种可能是李善讲学中因前已言及，此处不再解说，再一种可能是学生在笔录抄写中对此很熟悉，径直删去。
通过对《集注》本“已见”例的几种情况的考察，发现其比敦煌本的P.2527的“已见”例随意得多，与P.2528相比，情况略似，但稍微复杂一些。通过与监本注的比较，也能发现，监本注整体上比《集注》本多出不少内容，《集注》本的底本是一个传抄之本，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学生的学习笔记记录的整理。
五、《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与后世刻本之关系
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在《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胡刻本、足利本、《四部丛刊》本、浅野本等版本误而《集注》本不误的例证，从“依此本正板本篇题、类目之误例”、“依此本正板本正文之误例”与“依此本正板本李注之误”三大方面论证了《集注》本的价值，得出结论云“此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自此本问世，谓庐山真面乃明，亦非虚言”{1}。日本另一学者冈村繁对此观点撰文反驳，其在《〈文选集注〉与宋明版行的李善注》一文中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以往对现存李善单注本形成过程的认识，关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文选集注》的李善注与现存版本的李善注之比较，李善注的原初形态，《文选集注》的李善注与现存版本李善注之关系{2}，冈村繁以《蜀都赋》为例，通过与袁本、胡刻本等本的比较，认为“以往那种以集注本为依据标准的片面看法，那种将集注本中有而版本中无的李善注一概定为后者由后人脱误所致的武断理解，实在使我们难以服膺”③，“集注本中唯独李善注的文字篇幅较之其他诸刊本为多。对这一现象，只要我们抛弃以往的先入之见而客观审视，就不能不如此推测：《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则当是对之尽力绵密增补而来的再度撰成的后出之著”{4}，“《文选》的李善注鼻祖经历如前所述的过程后，当分化并出现各属集注本系和刊本系这两大互异系统的李善注。但是在此过程中，集注本系的李善注也许由于北宋国子监本的公刊而评价转低，因而早在抄本阶段便中途绝传。与之相反，监本系（即刊本系）李善注一方面却随着北宋以后《文选》学的盛行而逐渐分化成各种子系统，它们各自对之再加增补修订，由此最终形成了现存的各种版本”{5}。日人森野繁夫认同斯波六郎的观点，并进一步对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作了推测：“从集注本中抽出李注再编成李注本，并据此刊行了北宋国子监刻李注本。而后，国子监所刻李注本与五臣注合并为六臣本。合并的时期虽然尚不明确，但可以推断，此后又从六臣本中再抽出李注编成李注本。这就是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被推断为所谓的北宋注本残卷，且可以认为，此李注本与南宋尤袤刻本有密切的传承关系”{6}。傅刚在比较了斯波六郎和冈村繁的论点后认为“《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赞同冈村繁提出的“应改变以同一单线的前后传承关系考察《集注》本（还应包括其他写本、抄本）与刻本间关系”{1}。
斯波博士研究主要取样于《文选集注》不误而刊本有误的材料并以此论证《集注》本的价值，言其《集注》最存李善之旧，这种样本的选择（集注本不误）与结论（集注本存李善之旧）实际就是一回事，确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进一步说，到底《集注》本正确而刊本错误的比例在整部《文选集注》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反之，设若《集注》中错误而刊本中正确的比例大于斯波博士所举，那么是否还意味着《集注》本最存善注旧貌呢？姑且不谈其结论正确与否，或许是正确的，其论证过程中的样本选择应该是有问题的，导致此种问题的因素或许是先入之见。冈村繁的研究样本证明了《集注》本中李善注有多于刊本李善注的情况而忽略了其他相当与相反的情形，不过其由此得出的对李善注的研究理路确是可取的。森野繁夫的论证中包含了太多的推测成分，且其认定《集注》本为唐代编定而后分出国子监本的李善注，与我们认为的《集注》成于宋元之际及其相关观点相去甚远，但其对《集注》本李善注与刊本李善注复杂情形的考察却是比较全面的。可以说三位日本学者的研究都达到了片面的深刻。下面结合三位学者的引证资料再对《集注》本李善注与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作以推测。
冈村繁主要引用了《蜀都赋》中的两条材料《吴都赋》中一条材料来证明集注本的李善注比刊本李善注多出许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多出的部分。《蜀都赋》中“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筻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淕泽。虽星毕之滂沱，尚未齐其膏液”句，此条李善注，集注本比刊本多出五条注：四条引证，一条引《说文》释义。四条引证材料除“油油“外，刘逵注均已直接训释，此增注主要是引证，无串释性文字。准之敦煌本，此绝非其初上表之本，当是日后对其初注作的进一步增补，增添仍然贯彻了其一贯训释风格，重在引典，释义亦引字书。“近则江汉炳灵至造作者以为程也”句下李善注，集注本比刊本多出十条，其中四条释义，两条引《说文》，两条引传注(晋灼《汉书》注与毛苌诗传)，六条引典，推溯语源，《吴都赋》“夫上图景宿至析于地理者也”句下李善注刊本只一条，集注本多出四条，两处释义，一引《广雅》，一引《说文》，两处引典。通观冈村繁所举三例，与后世刊本比照，再准之敦煌本，增补的痕迹非常鲜明，增补之处一是引字书或传注对语词释义，二是引典推溯语源，仔细观察会发现，增补的部分或是旧注无，或是旧注没有引证，从整体注释来看，明显更加完善。从此点来看，集注的李善注，是经过增补的李善注。其增补者，是李善、李邕、还是后学者，已难以考证。
《集注》本较刊本注文较多的情况很好解释，并且这种现象所占比例较大，相反的是集注本善注少于后世刊本的情况，冈村繁没有提这个问题。森野繁夫举了两个例子。《吴都赋》“于是乐只衎至昧旦永日”句下善注刊本在文字上多于集注本，但二者有明显差异。《集注》本多引证，刊本多解说。如集注本“《尚书》曰：四隩既宅”，刊本是“四隩来暨，言四方之人皆来”，刊本多出“唱櫂转鼓，言远人唱歌擿船，乘车转毂，以向吴都”，相异的与增加的多串释性文字，更具备讲义的性质，其底本更似讲学之本，另外刊本多出一条“《毛诗》曰：且以永日”，见于《集注》本《钞》中，《集注》本编纂的原则是善注后征引他家补充善注，既然在《钞》中，集注编纂者所据底本当无此句，至于此引证在刊本中是他注的阑入，还是另有李善注抄本就如此，亦不可知。
除此两种情形外，森野繁夫还列举了对同一语句引证不同、释义不同、互相替代的现象。不一一例举。
此种差异的迹象表明，后世刊本的底本绝不是集注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傅刚赞同的将写本与刊本分成两个系统考察自然是正确的，但写本与刊本之间的联系如何，却是沟通两个系统的关键。写本时代文本的变迁及写本向刊本的转换可作如下描述：
后世刊本的底本本非集注本，是否就意味着《文选集注》的价值不大呢？在后世刊本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文选集注》还是具备重要的版本参考价值，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写本时代的具体参照，虽然说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一千个学生会有一千种李善注”，但说到底，它还是李善注，而没有成为五臣注或者其他，这就是其价值存在的根源。姑且不论其保存《钞》、《音决》、陆善经注原本佚失的旧注，单就李善注本身而言，其价值自不可低估。斯波六郎已经从三个大方面展示了这种价值，不妨再随便举几例：
1.蜀都赋于前则……触石吐云 (注)《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云，故触石而出也。
集注本“包”作“苞”，六臣本同。集注本“有”作“者”。
按：《艺文类聚》卷七、《初学记》卷二十、《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引文作“苞”、“者”。胡刻本、六臣本作“有”当形近而误。
2.旁挺龙目，侧生荔枝 (注)《南裔志》曰……往往有荔枝，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生”为“至”，“其”后有“实”。
按：《艺文类聚》卷八十七、《齐民要术》卷十均引有“《广志》曰:荔枝……夏至日将巳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集注本注有“陆善经曰：《南裔志》云，荔枝常以夏至其实变赤”。刘注“《南裔志》”有“邓竹、菌桂、龙眼、荔枝，皆冬生不枯，郁茂于山林”，白居易《荔枝图序》有“荔枝……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常以夏生”与“冬生不枯”相矛盾，集注本作“至”是，胡刻本、六臣本“生”盖“至”之误，“其”后脱“实”。
3.嘉鱼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三月”后有“八月”二字。
按：《华阳国志·汉中志》:“沔阳县有度水……有鱼穴……常以三月八月取。”《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博物志》曰: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二月八月出鱼，鱼曰丙穴。”集注本有“八月”与之合，胡刻本、六臣本均误脱。
4.带文蛇，跨彫虎(注)善曰:越人衣文蛇。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善曰”下有“苏武书曰”四字。
按：《文选考异》:“‘善曰’下当有脱文。各本皆同，无以补之。”本书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闽越衣文蛇”注引下有“苏武书”，与集注本同，胡刻本、六臣本皆脱，当据集注本补。
5.吴都赋 鲛鲻琵琶 (注)(《异物志》曰：)鲻鱼形如鲵，长七尺。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长”后有“六”字。
按：《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引:“《异物志》曰:鳍鱼长者六七尺。”集注本与之合，疑胡刻本、六臣本均脱。
除去上举具体文字的比勘以外，集注本在《文选》学史上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成为从写本到刻本两个系统链接的重要参照，而且这种价值会伴随着其具体注释学术价值的日渐模糊反而会愈加清晰。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文献、《文选》学。
关键词：《文选集注》；编纂时代；来源；体例；李善注；演化
一、《文选集注》的发现、印行与递藏述略
涩江全善、森立之于日本天皇安正三年（1856）撰《经籍访古志》，卷六“总类”中第一次著录《文选集注》零本三卷，旧抄卷子本，赐芦文库藏。提要云：
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沈着，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其所引陆善经、《音决》、《钞》等书，逸亡已久（原注：陆善经注《文选》，遍检史志，不载其目。考见佐世《见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钞》六十九卷，公孙罗撰。又载《文选钞》卅卷，缺名氏，未知孰书。第百十五卷首提云：今案钞为郭林宗）。今得籍以存其厓略，岂不可贵乎？小岛学古云：此书曾藏金泽称名寺，往岁狩谷卿云清川吉人一阅，归来为余屡称其可贵。而近岁已归于赐芦之堂，故得纵览。此本曾在金泽，而无印记，当是昔时从他借留连者矣。近日小田切某又得是书零片二张于称名寺败簏中，一为第九十四卷，一不知卷第，今归僧彻定架中。闻某氏亦藏第百二卷，他日当访之。{1}
清末，罗振玉先生两次旅日，发现此书后，请人摹写，加之个人所藏两卷，共得十六卷。1918年，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影印收入《嘉草轩丛书》，此为《文选集注》残卷首次印行。罗氏影印本《序》云：
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无撰人姓名，亦不能得其总卷数，卷中所引，于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皆今日我国所无者也。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往在京师得一卷，珍如璆璧。宣统纪元再游扶桑，欲往披览，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君诺焉。予以与善注本详校，异同甚多，且知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二。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百二十卷，卷第固可知矣，而作者卒不可知也。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今在文库者多短篇残纸而已。其海东藏书家尚存几许则不可备知也。予所藏二卷影写本无之，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小川君及张氏本则均以影写在十五卷中。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求此且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予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予所藏二卷，即就原本印之，不复传写，以存其真。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乃稍稍可流传矣，然距影写时则已十年，其卒得印行，亦幸也。诸卷中其第百十六前半据东友所藏誊写。小字本钞补，小字本至禇渊碑元戎启行衣冠未缉注止。而原本则自衣冠未缉二句起。此二句之注，两本详略互异，不知他注何如？惜无从比勘。似此书原本外尚有誊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而未闻东邦学者言及之。附记于此，俟他日访写。宣统十年戊午六月上虞永丰乡人罗振玉序于海东寓居之雪堂。{1}
罗雪堂所印十六卷分别是其自己收藏的卷四十八、卷五十九，誊写自东邦的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卷七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九、卷八十五、卷八十八、卷九十一、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一百零二、卷一百一十六。
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云：“使《文选集注》广为流传者，实应归罗叔言翁。……翁辛亥革命间来日，卜居京都市净土寺町。归国之际，举其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抄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先生。”{2}1935年至1942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负罗振玉所托，广搜日本所存汉籍古写本，影印为《旧钞本丛书》发行：其第三集到第九集，即是《文选集注》，全据原本影印，共二十三卷。③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所辑《文选集注》残卷，署书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精装三大册，印行八百部。此书除收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全部外，又增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第九十八卷(完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周暹捐第四十八卷中一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第七十三卷中一节、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成赞堂文库所藏第六十一卷中一节，是目前搜集最富的《文选集注》残卷影印本。其搜采、影印、出版经过，周先生在《前言》中有详细叙述。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时当日本侵华之际，流入我国者无几，旧时研读《文选集注》者大抵采罗振玉《嘉草轩丛书》影印本。周勋初先生辑本广搜散佚，影印行世，是继罗雪堂之后于《文选集注》残卷保存流传的又一功臣。
对《文选集注》的印行已如上述，但对其递藏情况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因袭旧说，多有矛盾之处，范志新在《关于<文选集注>编纂流传若干问题的思考》{4}一文中，有比较清晰的考察。结合范氏论证，简述如下。
根据董康、罗振玉以来诸家记载，流入中土者凡六卷，分别藏于董康、罗振玉、海盐张氏、楚中杨氏和天津周氏。
董氏藏一卷，当为卷一二三。见《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十三日日记：“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笔者按：金泽称名寺）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时吾国公使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余从田君收得诔词一卷。”董氏所藏后归日本东洋文库。“田君归国后，悉鬻之于厂肆正文斋。今某君所藏即从正文斋购之也。甲寅岁（1914），余因迎玉姬无资备办奁具，乃翻《静志居诗话》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后汉书》故事，割让于津门某氏。嗣厂友张月岩得此卷，以万元巨值鬻于胜山。艺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贱售”。{5}田君名潜，字潜山，号伏侯，两湖书院学生，光绪戊戌（1898）游学日本，壬寅（1902）中举，曾任留日学生监督，清朝驻日公使参赞。胜山即胜山岳阳，董氏友。此卷后流入东洋文库，当自胜山流出。
罗氏藏两卷。即卷五十九及卷四十八上半卷。其一卷来历清楚可查，《唐写本文选集注》序中明言“往在京师得一卷”，另半卷来历不明，与周氏所藏合为一卷，当亦得自中土。亦是田潜携归售于正文斋者。此二卷今藏东洋文库。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6}有记载。此当时雪堂归国之际与住宅一并捐献者，罗氏意在印行《文选集注》，其捐献是必然之举。
海盐张氏藏两卷。范志新考证为卷六十八和卷九十八。今亦入东洋文库。《书舶庸谭》云“小林氏询大阪某会社嘱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是张氏终鬻日方。
楚中杨氏一卷。范氏认为即卷九十八。亦当是田潜携归售于正文斋者，杨氏收藏，后归台北，非周勋初所言“当是海盐张氏遗物”。
周氏藏半卷，与罗雪堂所藏合为一卷，卷四十八。卷轴标签上题“唐写文选残卷”，下双行小字“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旧藏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亦是田潜携归者，周叔弢捐与天津艺术博物馆。
罗氏序言言及以外，流入中土者尚有卷七十三中零散的页子。此亦经田潜之手流入中土。有田潜丙辰（1916）十一月朔日跋及戊午（1918）初秋王大燮识语，今藏国家图书馆。
卷九十三亦尝经中国学者之手，其卷末有“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记”。其中土流传之迹不显，终归小川简斋。罗氏印行即从其处得之。
二、《文选集注》编纂时代及编者考
《文选集注》于我国清代前典籍中无记载，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以前典籍亦无记载，其成书与时代就成为研究者不断猜测的一个问题。《经籍访古志》云“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根据其笔迹、墨光、纸色、纸质而进行的推测，《经籍访古志》成于1856年，以此逆推，其认为《文选集注》成书时间当中国南宋时期，是日本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董康《书舶庸谭》卷六、卷八云为我国五代写本，没有提出具体证据，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卷序》以“唐写”题名，序中又云“古写”，云“写于海东抑出唐人之手不能知”。新美宽则认为日本平安朝末期书体无疑。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认为“显然是六臣注本系列的产物……是以南宋书坊刻经书的注疏释文三合本、史书的三家注本、集部的千家注五百家注本为其时代背景的”，即谓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以其产生的时代而言，则当定为唐代某一《文选》学者参照经史著述中的合本子注例汇编而成”。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森立之“实系七百许年旧钞”“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及屈守元先生以为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的见解提出三点反驳理由：“第一，《文选集注》所集《音决》、《钞》、陆善经本，唐以后已不见著录，南宋时期更没有编《集注》的条件；第二，《文选集注》所存《文选》旧貌颇有与宋刻本不同者，如产生于南宋，不应与宋刻有太大差异；第三，《文选集注》反切注音均用‘某某反’，而非如宋刻的全用‘某某切’。因为从中唐大历起，始讳‘反’字，故后世刻本均不再用‘反’名，这也证明《集注》并非产生于南宋时。”又云：“其实这个《集注》写本不仅不是南宋以后产物，也并非‘写自海东’。它最先藏于北宋著名藏书家田伟处，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台湾学者邱棨（钅 阳）1971年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仔细研究了《文选集注)，在第六十八卷首发现了‘□州田氏藏书之印’钤记，‘□州’应是‘荆州’，‘荆’字损坏，但从艸从刀，尚可辨认。除此之外，田伟藏书堂号‘博古堂’印记亦存，由此可以断定《文选集注》本来为我国旧藏，日本人所谓‘平安书体’及罗振玉的‘或写自海东’诸说，当不攻自破。”{1}
大要言之，《文选集注》一书，日本多认为为彼邦学者所编，中国学者倾向于本土人士所为，只是编写时代有唐、五代、宋之异。认为为中国学者所编者的证据主要有避讳、书写用唐人俗体、书中的藏书印三个方面。{2}第一，关于避讳。“从避讳的角度看，《文选集注》遇到高祖李渊、太宗世民之名讳，大半缺笔；而遇中宗李显、玄宗隆基之名讳，则无一缺笔；遇宋代诸帝更无一缺笔者，可证此书所据之本出于唐代，为唐中期之后的某一唐代《文选》专家所编”③，“《集注》本凡唐帝讳渊字、世字、民字，十九缺笔，而中宗名显、哲，玄宗名隆基则否”，又举卷九十八为例证，云“《文选集注》此卷为唐写卷子无疑”{4}。
先看《集注》中避讳情况，首先，《集注》避讳方式并不一致，或缺笔，或改字，缺笔又有不同。正文中“渊”字或“氵”作“冫”，或缺左“丿”，或缺右“丨”，或两者均缺，或改“渊”字为“泉”字；其次，《集注》避讳或避或否，似有较大随意性，相对而言，“渊”字避讳十有八九，“世”字避者则极少，据常思春先生统计{1}，《集注》正文中“世”字有110余处，“民”字有50余处，然缺笔者仅各两见。李善注及《钞》中“世”字约250处，缺笔者有三，“民”字有200处，缺笔者有六，《钞》中又有三处“世”改作“代”，五家注中“渊”字改作“泉”，“世”字改作“代”、“时”、“俗”，“民”作“人”，又避高宗讳“治”作“理”，避玄宗讳“隆”作“崇”，陆善经注中“世”、“民”无缺笔者；第三，《集注》中正文与注文避讳不一，即相同已避讳的正文下的注文或不避，同条正文下的几家注文避讳亦不一。这种避讳体例的混乱现象说明，《集注》中的避讳非《集注》编者有意所为，其所选用的诸家注本对避讳的不一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再退一步讲，即使是《集注》全避唐高祖、唐太宗之讳，亦只说明此书成于太宗之后，其下限尚不能确定。假定成于唐代，文中对中宗、玄宗不讳当有两种可能，要么《集注》成书于高宗时代，这当然是错误的，《集注》所引五家注本乃成于玄宗开元时；要么成书于中宗、玄宗已祧之后。据范志新考证，唐穆宗后，确可不讳“隆基”二字{2}，然依讳例，若祧玄宗，则肃宗并以后诸帝，例合避讳，而《文选集注》则非，故“为唐中期之后某一唐代《文选》专家所编”之说不能成立。又《集注》亦无一避宋讳，亦说明《集注》非出于宋人。
第二，关于俗字。诚如认定为唐钞者所言，《集注》中有大量的唐写俗体字，笔者也进行了大量的比照，发现与敦煌写本卷子书写字体多一致，但这并不能就证明《集注》为唐写本。如上所言，因为《集注》编写者所用底本为唐写本，多依葫芦画瓢所致。且《集注》本中多有别字误字，如“日”、“曰”不分，“旦”、“且”多混，“忄”、“巾”通用，此种迹象皆是抄写者依葫芦画瓢所致。所依底本为唐钞，并不说明《集注》就是唐钞。
第三，关于音注“某某反”问题。傅刚先生以中唐后始云“某某反”，宋本均言“某某切”，断定其编纂于唐朝。傅刚所言前提不错，但宋版书中，如《文选》宋刻中还偶有出现“某某反”的情况，即便是胡克家刻本《文选》亦有此种情况存在，这当然是其最初底本来自唐代的信息。而《集注》本的音注全言“某某反”说明其底本就是唐代的钞本，与编纂的时间无涉，如编于宋代，自然大多已改。但正如本文所言，《集注》非成于中土，乃东瀛学者以唐代诸本为底本而成，故其对原书的情状包括“某某反”未作改动。既然大历以后始讳“反”字，那么可以认为，《集注》本的底本如李善注来自此前。
第四，关于《集注》中印章。对《集注》中印章进行详细考察者当为台湾学者邱棨（钅 阳，其结论是《集注》为宋藏书家田伟旧藏，后流入日本者。傅刚又重加引证，言之似确凿，实皆是建立在对印章的错误判定之上。今考《文选集注》全部钤印与题识如下。
1.卷八末题识：校了 源有宗 嘉历元年仲夏下旬加一见了。
2.卷九末题识：校了 源有宗 嘉历改元之岁仲夏下弦之侯灯下一见毕。
3.卷五十六钤印：养安院藏书。传经庐图书记。
4.卷六十一卷中钤印三方：金泽文库。
5.卷六十八首页钤印：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田伟后裔。审美珍藏。次页钤印：七启盦。博古□□□。伏侯在东精力所聚。景伟廔。卷中小印：潜山。潜。卷末钤印：潜叟秘笈。
6.卷七十三。田潜题识：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位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纪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
王大燮识语：唐人写经，多出经生之手。流传尚多，得之者已珍如拱璧。至于传写经史本不多觌，什袭珍藏，固其所也。此卷虽系断简，而笔意却似钟太傅，洵为初唐人手笔，良可宝也。戊午年初秋泉唐王大燮识。
7.卷八十八钤印：伏侯获观。
8.卷九十三卷末题识：宣统元年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记。
9.卷一一三钤印：岛田翰读书记。
10.卷一一六钤印：养安院藏书。传经庐图书记。
邱棨（钅 阳与傅刚先生立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卷六十八的钤印。周勋初考证这十多处印章都是清末田潜在他所得之卷上盖的自已的印章，并考明田潜名炤，字伏侯，号潜山，江陵人，是北宋著名藏书家荆州田伟(其藏书处名博古堂)的后代，其“田伟后裔”、“景伟廔”、“博古□□□之印”是田潜夸耀远祖藏书之荣。{1}傅刚先生则以台湾邱棨（钅 阳《今存日本之〈文选集注〉残卷为中土唐写旧藏本》介绍《集注》残卷上印章判为宋田伟之印，遂言为北宋田伟藏书后流入日本，似误。
又上列十处有题识钤印者，除去钤有金泽文库印卷六十一者，卷八、卷九藏九条道秀，卷五十六藏渡边昭，卷六十八、卷八十八、卷九十三、卷一一三藏东洋文库，卷七十三藏国家图书馆，卷一一六藏反町十郎等，这些皆为金泽文库流出之本，可以肯定这些钤印题识非金泽文库旧有（卷八、卷九除外），而为后来收藏者所加。另外，范志新考证日本正平间可《论语集解十卷》亦钤有“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书”、“景伟廔印”、“后博古堂所藏善本”、“潜山读本”、“田伟后裔”、“伏侯得之日本”等印，正平相当于元末至明初洪武初年，后于田伟之卒，已有200余年，以此证之，《文选集注》绝非田伟所藏流入日本者。{2}
卷八、卷九题识者源有宗，据斯波六郎考证约“白河（1072-1085在位）、崛河帝（1086-1106）时代人”③，嘉历元年为元泰定三年（1326）。以是《集注》编纂下限不当晚于泰定三年。森立之所言“七百许年旧钞”似乎比较接近事实。
《集注》卷六十一江淹《杂体诗卅首》下云：“今案：以后十三首《钞》脱。”卷六三屈平《离骚经》有“今案：此篇至《招隐诗》，《钞》脱也，五家有目而无书。”《钞》在中土流传暗昧不彰，暂且不论，若言五臣本尚是残缺，在唐玄宗以后的中土是不可想象的。又《集注》本中校补之文有自左至右书写者，亦不合中土习惯，中土目录著作均无一记载，由此看来，《集注》当为日本研究学习《文选》者编纂而成，非出中土，其时代不当晚于泰定三年，其时间或许更早。
《文选集注》的编者以及时代问题最近已经得到解决。据陈翀博士于日本发现的文献资料证明，《文选集注》编纂于东邦日本平安时代，成书于宽弘元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编纂者为日本平安时代学者大江匡衡。{4}陈翀博士的研究证明了笔者上述的推测是不错的，《文选集注》出自日人之手，其确立的时间更为准确。
不管《集注》成书于何时，但其底本与作者都是唐时人，东土之编纂者又保留了唐时抄本的面貌，包括避讳等等，因此，集注本《文选》反映的是唐时注释的面貌。从此而言，集注本是抄本时代善注演进的一个重要标本，也是从抄本到刻本时代的一个重要参照。
三、《文选集注》的编纂体例
“集注”这种注释体例一般需要广取众家，取精用宏，并加以裁断。准之《文选集注》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突出，易言之，其学术价值不是很高。其所取旧注，仅李善曰、《钞》曰、《音决》曰、五家中某一家曰、陆善经曰，凡五家，加之编者偶尔加的按语，不过六家。即便如此，其篇幅已大大增长。罗振玉《文选集注》残卷《序》云：“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两卷，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一百二十卷。”有时一卷篇幅过繁者，则再析分为二，如卷六十一。今存残卷中其首尾完整者，其卷首首行皆题“文选卷第×”、“梁昭明太子撰”、“集注”三项，后列本卷类目、篇目，类目有编次，如“京都八”、“京都九”、“骚一”等；篇目上冠作者，下有“一首”或“几首”字，如屈平离骚经一首，每卷卷首还详列本卷具体篇目，如文选卷五十六，左列乐府三，下为鲍明远乐（下残），谢玄晖鼓（下残），左继列挽歌，下为缪熙伯挽歌一首五言，陆士衡挽歌三首五言，等等。正文先列篇名，下亦有“一首”或“几首”字，诗歌有“×言”，次行列作者。其正文分句或分节加注，注文首列李善注，次列《钞》，次列《音决》，次列五臣注，次列陆善经注。其篇有旧注为李善注所采者则列旧注，直接列旧注者姓名。同条注末间或有编者“今按”，注所采诸家本正文异文。所存二十四卷“今案”中，只出现“钞×为×”、“音决×为×”、“五家本×为×”、“陆善经本×为×”，未出现过“李善本×为×”，是其正文为采李善本，“今案”则为所引诸本与李善本比较的异文。显然《文选集注》全书为采李善注本为底本，而附入所采他家之注。正文虽采李善注，但在具体作注位置并不全依善注，有时某解释句群下仅有“钞曰”或五家曰，或“陆善经曰”，或兼而有之，等等，唯独无善注。每卷卷末再列“文选卷第×”字样，这是写卷常见的特征。
《文选集注》编纂者收录诸家次第依次为：善注（含善引已有的成注）——《钞》曰——《音决》——五臣中某一家——陆善经曰——今案（编者）。凡研究《集注》者，多认为“此次第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并从除去《钞》、《音决》以外的几家的排列顺序李善——五臣——陆善经是以时代先后相次来推测《钞》与《音决》产生时代必介于显庆至开元之间{1}。研究者依据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考证认为《音决》为公孙罗所著，而《钞》与《音决》著者绝非一人。{2}论证很有道理。但若依次再反观《集注》诸家的排列顺序，又有疑焉。若果以时代相次，公孙罗《音决》置于此处固无问题，但是不是就意味着《钞》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必然介于李善与公孙罗之间呢？《文选集注》卷七十一《策秀才文》注有一条《钞》曰：“《音决》，牍大禄反。”若言《音决》成于《钞》后，那《钞》中又怎么会引用成于其后的《音决》中的内容呢？其实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傅刚亦发现此排列顺序问题。其举二例③：
1.《集注》卷五十九谢玄晖《郡内登望》“言税辽东田”句下注，《钞》曰：“辽东田未详。或云李繁后汉末时为太守，弃官避难归辽东也。”李善则解为管宁典故：“《魏志》曰：管宁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至于辽东。皇甫谧《高士传》曰：民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著凉处自饮食。”
2.卷五十九沈休文《应王中丞思远咏月》，《钞》曰：“王中丞，不得名，字思远，为御史中丞。”李善注：“萧子显《齐书》曰：王思远为御史中丞。”
傅刚由此认为，《钞》如果后于李善注，对李善注当有所参考。笔者认为，《钞》早于善注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集注》编纂者即以李善注为底本，首采其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钞》与《音决》的排列顺序《钞》中出现引用《音决》的现象，如果不是抄写讹误，那条证据的出现又给学者业已证明的《钞》与《音决》二书绝非公孙罗一人所为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悬念。否认二书为罗一人所撰的一个主要证据就是二书所据的《文选》正文有异。假若著者二书完成不在相同时期，其依据不同的正文版本也就可以理解了。设若《音决》一书先成，著者后又发现新的正文版本，并依之作《钞》，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再就是《钞》本身就具有汇编、纂集的性质，若著者首先依据某一家作底本，再参考诸家之说而完成此书，那么此书的正文部分不同于业已完成的《音决》正文那是肯定的。因此单从二书正文文字的偶有差异来断然否认二书为一人所为，一方面没有考虑成书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是拒绝目录著作中的明确记载，重要的是难以解释所引诸家的排列顺序问题。如二书同为公孙罗所为，排列顺序先后也就无所谓，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即《集注》引用诸家之注多冠以人名，唯《钞》与《音决》则否，设二书同为公孙罗所为，单以人名自然难以分清是哪一著作，故以书名代之。其首次引用自当有所说明，惜乎首卷不见。
李善注重在“释事”，《钞》、五臣注、陆善经注重在“释义”，三家之注正好作为李善注之疏释和补充，颇得唐人《五经正义》注疏体例之要。《集注》本注音以《音决》为主，李善音与《音决》相同者，多删李善音；李善音与《音决》不同者，包括《音决》无该字注音者，把李善音保留在善注中间，李善注中所引材料中生僻的字所注音亦保留。五臣注的音同于《音决》者同样被删削了，如果五臣音与《音决》有所不同，则在引《音决》之后，加上“五家×，××反”予以保留。以此推测，《集注》中对李善注几乎全部照收，唯有部分音注删去，而这些音注的字依稀可以从《音决》中得到痕迹，《集注》对《音决》应该是全盘照收的。而对其他诸家，尤其是五家，删削则较多。以此来看，《集注》本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李善注，为考察写本时代《文选》李善注的文本变迁以及写本与刊本之关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照资料。
四、从敦煌写本到《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变化之周遭
前已言及，《文选集注》编纂者所据底本乃唐写本，所以《集注》中各家注本反映的是唐朝《文选》注的面貌，尤其是对李善注的推崇而使其对善注引用相对比较完整，这至少在敦煌本与刻本《文选》李善注之间又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但是，比较敦煌写本《文选》李善注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似乎不可能，因为敦煌残卷所存部分在《集注》中恰好佚失，进行单纯的文本比较的确难以实现。但按照我们的预设，《文选》李善注在历史传承中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通过对《文选集注》与后代刻本的李善注的比较也能证明这个问题。敦煌残卷P.2527至P.2528已经显示出这种迹象。以此而言，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在注释内容上亦是渐繁，一代之学术，必有一代之大背景扶持，若否，则成无本之木，过眼云烟。笔者拟结合具体的文献记载通过李善注变化的周遭对此过程作一拟测。
（一）唐代科举考试与《文选》学兴盛及李善注之关系
自隋开科取士，中下层的士人终于有了博取功名利禄的机遇，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事业心与功名欲望。唐代科举分制科与常举两大类。制科时间不定，录用人员亦稀。常举则按时进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秀才科贞观后废。明法、书、算三科比较专业，中举之后从事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不大受人看重。最热门的专业当属明经与进士两科。“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两科而已”{1}，反映的就是这种功名趋向。
两科考试的主要内容亦前后有所变化。隋朝两科考试差别不大。《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云“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请二科并加帖试”。{2}《唐会要》亦载“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③永隆二年八月，唐高宗采纳此建议，进一步规范了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明经除帖经、答时务策外，口试大义十道；进士除帖经、答时务策外，试文、诗赋各一篇。徐松《登科记考》永隆二年按语云：“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4}自此，明经重帖经，进士重诗赋的趋势开始形成。
明经科考试可以选择考试具体科目内容，帖经类似填空，主要是考查记忆能力，时人多投机取巧，众选字数少的小经，如《左传》者则无人愿学，题目亦向偏乖方向发展，大失选材之本义，地位日降。进士科重诗赋，而这不单是死记硬背所能应付，录取人数亦少，但地位相对较高，反而倍受重视。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语，唐之宰相多进士出身，以非进士出身为耻{5}。进士科在唐太宗时与明经并驾齐驱，到高宗时代已有压倒明经之势，开元以后，则唯其独尊了。
明经的参考书目是唐代编修的《五经正义》一类，而诗赋杂文也有参考书目。《大唐新语》九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1}。
《初学记》福唐刘本序云“毋为猎取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以治聋俗之耳目焉”{2}，正好说明《初学记》具备“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的作用，加之其“检事”与“看文体”的功能，恰恰是《文选》所具备的。《文选》理所当然地肩负起进士科考试主要参考书目的重任。敦煌卷子本《秋胡小说》载秋胡别母辞妻外出游学一段云：“‘汝今再三弃吾游学，努力勤心，早须归舍，莫遣吾忧。’秋胡辞母了。行至妻房中，……其妻听夫此语，心中凄怆，语襄含悲，启言道：‘郎君，……郎君将身求学，此惬儿本情。学问虽达一朝，千万早须归舍。’辞妻了，道服得十种文书，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发程……”③秋胡外出游学，经书之外，尚有《文选》，此虽小说，亦证明当时《文选》为士子必读之书。
以往的研究虽然有对《文选》学之兴盛与科举联系起来考察的文章存在，但对这种导向的作用仍然估计不足，并且，也有文章反对过高估计这种作用{4}。将《文选》李善注的变迁置于此种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认识，就变得很有必要。
李善于显庆三年九月（658）上表之《文选》注，是在《五经正义》的宏大修纂背景之下来注集部，其中暗含了炫才与追名逐利的意图{5}，而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只得到了一百二十绢的赏赐，此时的《文选》注体例可能比较谨严，多引典而少解说，敦煌残卷P.2527最为近之。后以与贺兰敏之周密，被流姚州。李善于上元元年（674）得大赦归于扬州，继于扬州设帐讲学。《旧唐书·马怀素传》云：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6}
而《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六年）秋七月己未，秘书监马怀素卒”，则马怀素生于显庆四年（659），至上元二年（675）李邕生时，马怀素年十七，此前李善流放姚州，怀素少师事李善，不早于此年。而此时科举考试的进士科已有压倒明经之趋势，李善讲学的内容中一定有《文选》，考虑到马怀素中进士科，并善属文，谥曰文的情况，定然对《文选》熟稔有加。而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李善对《文选》讲学一定会对释义串讲有所增加，或许此期的善注与写于永隆二年（681）的敦煌写本P.2528比较接近。
依据笔者的考证，上元二年李邕初生，李善不可能携眷北上，故于扬州讲学，马怀素师事之。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雍王李贤于本年被立为太子。而李善在被放前曾有两次为李贤僚属的经历。李善完全可以依靠太子李贤再进仕途。而流放回来又晚年得子的李善因李邕的年幼不可能即刻北上，只能暂时设帐于扬州。待李邕稍大，李善即携家眷北上，期望依靠太子再重新谋得一官半职。但由于李贤与武后的关系紧张而在调露二年（680）的一场政治斗争中丧失了太子的地位。而此时李善可能已彻底处理了扬州的家产沿运河北上，而李贤被废无疑使李善丧失了重新出仕的凭借和希望，只能是栖居汴、郑设帐了。由此也可推测，李善于汴、郑设帐的时间约在调露二年(680)前后。李善设帐于此可能还有一些原因，比如靠近洛阳，而作为运河连接南北必经之地的汴、郑必然是士子必经之地，李善也不会为收不到学生操心。诸生四远至，号“文选学”。文选学的真正成立，当始于此。
李善晚年于汴、郑讲学，声名鹊起，诸生四远至的原因还是科举考试的名利驱动。而此时的李善重新获取一官半职的希望已彻底幻灭了，为谋生计，对《文选》的讲授围绕科举进行也是在所难免，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对《文选》注引典等方面进行补充，此种面貌的李善注与《集注本》善注或许最为近之。
从科举考试对学习的指向标来看，李善注的前后变化明显是受其影响的，而李善注还是李善注，它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没有突破其注释的一定限度，正因为如此，方有开元六年五臣注的出现与繁盛。
（二）《文选》李善注的传播方式与文本变迁的可能
在雕版印刷尚未兴盛的唐朝，善注《文选》的传播方式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口传，一是传抄。口传的主要方式是讲学，上已言及。李善流放归来于江都、汴郑间的讲学，由于受科举考试科目的导向已经自觉地对自己早年的注本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以适应设帐之需要。这种文本的变迁是出于一种自觉，其显庆三年的《文选》注虽体例谨严，但过于简单，必然会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又因讲学之实情，对体例要求不严，故而出现在文字增加的情况下体例遵循不一的现象。李善当初讲学的具体情形今天已难以得知，不过《朝野佥载》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1}
这则颇荒诞的小说家言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当时乡学之中已经讲授《文选》，野狐尚能讲之（当然是杜撰的），可见《文选》之普及程度，若没有一种导向与功利的目的，仅凭普通人的所谓文史自觉恐怕还是很难想象的。传奇中野狐讲《文选》的方式，应与国子助教张简讲课方式同。由此推测，李善当年讲学时，大概也似张简，有“纸书”一类的写本材料。讲学数年之中，认识与理解定会有异。当堂随时引典、释义、串讲，自不可能完全一致，甚或有即兴发挥的情形，这与自己的当初上表本有所差别的底本已经有异。本着因材施教之原则，讲解详略自然不一，诸种因素皆有可能导致善注文本的变异。
口传之外，生员的课堂笔记亦有差异。这由学生本身的素质与学习习惯决定。起点高的，记录或许较为简略，起点低的，记录或许翔实，或有言必记，或择要而写，繁简不一之本遂成。甚至只记诠释，不记正文，今存日藏永青文库本很可能就是这种讲学的产物，不过非李善所讲。一般而言，生员的水平不会超过李善，所以记录大多翔实，甚有在李善讲解之外的个人补充。这种自然也可称作李善注，但体例绝不会非常谨严。据此，可以理解从敦煌本到《集注》本再到后来众多的刊本随处可见的重复芜杂以及自乱体例的现象。
生员的课堂笔记，又有可能被不断传抄学习，假设不是出于纯粹保留原样的意图，而仅仅是作为学习的资料，就有可能发生变异。以一种底本为主，阑入他注的情形也就成为可能。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抄，从总体趋势而言是逐渐由简洁走向繁富。
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的变迁必须考虑这种传播方式的因素方能近之。从比较宽泛的范围而言，所有这些善注《文选》，实际上是众本同源，其相同的部分远远大于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无论其有了哪些具体的变异，说到底还是李善注。
（三）对文献记载的两则材料的分析
第一则资料，《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云：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1}
这段文字是晚唐李济翁针对《文选》五臣注及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而发，其提及的善注《文选》数本说涉及到善注流变的问题。仔细分析此段话，当予考虑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中晚唐时期流传的李善注《文选》有数本，依《资暇集》此处行文，即有五种：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绝笔，注文详略不一，解释句群亦有异。李氏家藏其书，并且作过校勘，此当客观叙述，可靠无疑。第二，李氏依李善的注释时间先后，对《文选》注五种加以区分，对其作法的叙述是客观的，但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数本是怎样划分的，是否每本上标有初注、复注等字样,即使原书上有标识，其可信程度到底多大，当有疑问。第三，李氏说李善的绝笔之本“释音、训义、注解甚多”，而未言其判断绝笔之本的依据，若是仅依据文字的多寡而言，其可信度也不会很高。
这段话还蕴含着一个信息，即在李氏所谓“绝笔”之本外的本子，注文的确不够详尽。吕延祚上表对李善的诋毁，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李济翁通过数本说来化解五臣对李善注的责难，其尊善贬五臣，暗示出在普遍信奉五臣注的中晚唐时代，善注的命运开始出现转向的萌芽。
总之，李济翁这段话虽不可尽信，但其提到的善注数本说确是真实的，这实际上为我们考察李善注传播的复杂性与流衍提供了一条比较可靠的证据。
第二则材料，《新唐书·李邕传》载：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2}
这则记载受到清代四库馆臣的反驳③，以显庆三年邕尚未出生而否认李邕有补益其父《文选》注一事，言之凿凿。但四库馆臣有明显误读此则材料之嫌，“始善注《文选》”，并非“善始注《文选》”，而是史书中常用的一种追述语气，浑言李善当日注书之事。《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〇九《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哀哉！”此墓志为李邕族子著作郎李昂撰，因此可信度最高。以此逆推，则知李邕当生于高宗上元二年。李善生年史无明文，卒年有详细记载，是武后载初元年（689），是善与邕共同生活的时期为高宗上元二年至武后载初元年，凡整十四年。时李善在汴郑间设帐授学。设若将李善李邕父子的对话置于此段时期还原，似乎还具备一定的可能性。李善《文选》注虽已于显庆三年上表，但此期一定会对作为教材之一的《文选》注进一步增补，增补的主要内容仍是语源学方面，虽然在讲学中也多有串释性文字。这种追寻语源学的训诂注释对初学者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段时期李邕一定随其他生员一起学习，对《文选》注“纸书”与具体文本意义的差异也会有疑问，其父要求他对其进行增益，是对其以后提出的希望，特别是当开元间五臣注《表》上之后，面对吕延祚上表对其父的诋毁，激励其对《文选注》进行增补是很有可能的。正如生员传抄的《文选》注中混入了不少善注以外的内容而并未注明一样，李邕对其父注的增补也没有必要忝列自己的名字，甚或有意不署自己的名字，以反驳吕延祚上表对其父的诋毁。
以上所言尽管有合理的成分，但毕竟包含了太多的推测，没有更多的文献作为支撑，而且今存文献对李邕补益《文选》注有些不利的证据。一是李白、杜甫当日皆深研《文选》，与李邕多有交往，诗中称叹李邕文章之学甚多，却无一言及此事；二是敦煌残卷《西京赋》已有渐繁的趋势，而李邕尚未出生。但是繁简共存之说却从敦煌本与《集注》本中得到了证明，“两书并行”或为实录。进一步说，结合当时具体情形，当时并行之注亦绝非“两书”，不同的抄本面貌各异，正所谓“一千个学生会有一千种李善注”，李邕补益之书或许为众多抄本中的一种而已。
从敦煌本到《集注》本的李善注具体文字的变迁虽然难以考证，但由简至繁的趋向还是颇为明显的。这至少说明在有唐一代，《文选》李善注的确存在不同的抄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抄本，敦煌P.2527、P.2528、《集注》本之底本。那么，《集注》本与后世刻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四）从《集注》本李善注的“已见”例拟测其底本来源
敦煌本残存的部分在《集注》本中却又不存，这就为考察二本之间的变异增加了困难。只能通过相关体例方面作一拟测。以已见例为例略作说明。
首先，《集注》本不避重出现象。敦煌本P.2527已见例遵循相当严谨，P.2528中就有不少已见例重出现象。《集注》本在这一方面，亦有不少不遵已见的情形。如：
1.卷五十九鲍明远《数诗一首》：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集注》本注：李善曰：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二八，歌钟二肆。
监本注：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已见《魏都赋》。
按：《集注》本“女乐二二八”，衍一“二”字。《集注》本为重出前注。《魏都赋》奎章阁本在“其军容弗犯，信其果毅。纠华绥戎，以戴公室。元勋配管敬之绩，歌钟析邦君之肆。则魏绛之贤有令闻也”句下相关注为：“《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二肆……”。由此来看，监本鲍明远《数诗》此句之下注一方面既从善注“已见”条例，又复引前注，与善注条例相悖，且复引前注引《国语》又脱“歌钟二肆”关键一句，错乱不堪。《集注》本李善注当从“已见”条例之条多重出前注，这一情形恐不是《集注》本编者所重出，或是《集注》李善本是一体例尚未统一的较早的李善注本，或者是学子学习过程中自用的学习之本。
2.卷五十九谢玄晖《郡内登望一首》：怅望心已极， 惝怳魂属迁。
《集注》本注：李善曰：蔡邕《初平诗》曰：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
监本注：怅望已见上文。……
按：《集注》本正文书写随意，“属”当作“屡”。监本所谓的上文当指谢玄晖《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中“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句下注引“蔡邕《初平诗》曰：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集注本不避重出，是其所依底本所致，并非集注本编者所为，因为《集注》本中亦有不少已见的例子。
《集注》本已见例有一种情形，即在他本中注为“已见上文”者，《集注》本往往给出明确的篇名以代替“上文”二字。如：
1.卷五十九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楥一首》：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
《集注》本注：……即事已见《南楼中望所迟客诗》。
监本注：……即事已见上文。
2.卷五十九鲍明远《玩月城西门解中一首》：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
《集注》本注：李善曰：衡，斗中央也。汉，天汉也，已见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
监本注：衡，斗中央也。汉，天汉也，已见上文。
3.卷五十九谢玄晖《和徐都曹一首》：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
《集注》本注：李善曰：日华已见《直中书省》诗。……
监本注：日华已见上文。……
此种情形在《集注》本中数量很多，这种情形给我们的暗示是：《集注》本的底本似乎是以学生的传抄学习之本而来，因为对已见的详细标明出于何处，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学习中前后查找的方便与相互印证，而在李善注本中很可能就是作上文，因为李善对《文选》的熟稔而不需要详细注明出处，但在讲学中可能在口头上会对“上文”二字作一替换，这种情况反映在学生的笔录中就一方面从客观上部分改变了李善注的原貌，如果再基于学习的方便并有意识地对此类做一下更改，那么对此类情况改动的数量也许就更大些。
在《集注》本还有一种有关“已见”的情形，即在他本中作“已见”的，在《集注》本中既没有出现“已见”的说明，也没有重出，径直跳过就是。如：
卷五十九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榖。
《集注》本注：乱华，谓苻坚也。《左氏传》曰：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公曰：我姬（姬字集注本原脱）姓也，何戎之有焉！又曰：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素景，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金者，晋之行也。《汉书》曰：穀水出穀阳谷，东北入洛。
监本注：乱华，谓苻坚也。《左氏传》曰：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素景，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金者，晋之行也。《汉书》曰：穀水出穀阳谷，东北入洛也。伊水已见上文。
按：对伊水，《集注》本既不作解释，又不说明已见，径直跳过。此种情形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一种可能是李善讲学中因前已言及，此处不再解说，再一种可能是学生在笔录抄写中对此很熟悉，径直删去。
通过对《集注》本“已见”例的几种情况的考察，发现其比敦煌本的P.2527的“已见”例随意得多，与P.2528相比，情况略似，但稍微复杂一些。通过与监本注的比较，也能发现，监本注整体上比《集注》本多出不少内容，《集注》本的底本是一个传抄之本，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学生的学习笔记记录的整理。
五、《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与后世刻本之关系
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在《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胡刻本、足利本、《四部丛刊》本、浅野本等版本误而《集注》本不误的例证，从“依此本正板本篇题、类目之误例”、“依此本正板本正文之误例”与“依此本正板本李注之误”三大方面论证了《集注》本的价值，得出结论云“此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自此本问世，谓庐山真面乃明，亦非虚言”{1}。日本另一学者冈村繁对此观点撰文反驳，其在《〈文选集注〉与宋明版行的李善注》一文中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以往对现存李善单注本形成过程的认识，关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文选集注》的李善注与现存版本的李善注之比较，李善注的原初形态，《文选集注》的李善注与现存版本李善注之关系{2}，冈村繁以《蜀都赋》为例，通过与袁本、胡刻本等本的比较，认为“以往那种以集注本为依据标准的片面看法，那种将集注本中有而版本中无的李善注一概定为后者由后人脱误所致的武断理解，实在使我们难以服膺”③，“集注本中唯独李善注的文字篇幅较之其他诸刊本为多。对这一现象，只要我们抛弃以往的先入之见而客观审视，就不能不如此推测：《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则当是对之尽力绵密增补而来的再度撰成的后出之著”{4}，“《文选》的李善注鼻祖经历如前所述的过程后，当分化并出现各属集注本系和刊本系这两大互异系统的李善注。但是在此过程中，集注本系的李善注也许由于北宋国子监本的公刊而评价转低，因而早在抄本阶段便中途绝传。与之相反，监本系（即刊本系）李善注一方面却随着北宋以后《文选》学的盛行而逐渐分化成各种子系统，它们各自对之再加增补修订，由此最终形成了现存的各种版本”{5}。日人森野繁夫认同斯波六郎的观点，并进一步对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作了推测：“从集注本中抽出李注再编成李注本，并据此刊行了北宋国子监刻李注本。而后，国子监所刻李注本与五臣注合并为六臣本。合并的时期虽然尚不明确，但可以推断，此后又从六臣本中再抽出李注编成李注本。这就是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被推断为所谓的北宋注本残卷，且可以认为，此李注本与南宋尤袤刻本有密切的传承关系”{6}。傅刚在比较了斯波六郎和冈村繁的论点后认为“《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赞同冈村繁提出的“应改变以同一单线的前后传承关系考察《集注》本（还应包括其他写本、抄本）与刻本间关系”{1}。
斯波博士研究主要取样于《文选集注》不误而刊本有误的材料并以此论证《集注》本的价值，言其《集注》最存李善之旧，这种样本的选择（集注本不误）与结论（集注本存李善之旧）实际就是一回事，确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进一步说，到底《集注》本正确而刊本错误的比例在整部《文选集注》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反之，设若《集注》中错误而刊本中正确的比例大于斯波博士所举，那么是否还意味着《集注》本最存善注旧貌呢？姑且不谈其结论正确与否，或许是正确的，其论证过程中的样本选择应该是有问题的，导致此种问题的因素或许是先入之见。冈村繁的研究样本证明了《集注》本中李善注有多于刊本李善注的情况而忽略了其他相当与相反的情形，不过其由此得出的对李善注的研究理路确是可取的。森野繁夫的论证中包含了太多的推测成分，且其认定《集注》本为唐代编定而后分出国子监本的李善注，与我们认为的《集注》成于宋元之际及其相关观点相去甚远，但其对《集注》本李善注与刊本李善注复杂情形的考察却是比较全面的。可以说三位日本学者的研究都达到了片面的深刻。下面结合三位学者的引证资料再对《集注》本李善注与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作以推测。
冈村繁主要引用了《蜀都赋》中的两条材料《吴都赋》中一条材料来证明集注本的李善注比刊本李善注多出许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多出的部分。《蜀都赋》中“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筻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淕泽。虽星毕之滂沱，尚未齐其膏液”句，此条李善注，集注本比刊本多出五条注：四条引证，一条引《说文》释义。四条引证材料除“油油“外，刘逵注均已直接训释，此增注主要是引证，无串释性文字。准之敦煌本，此绝非其初上表之本，当是日后对其初注作的进一步增补，增添仍然贯彻了其一贯训释风格，重在引典，释义亦引字书。“近则江汉炳灵至造作者以为程也”句下李善注，集注本比刊本多出十条，其中四条释义，两条引《说文》，两条引传注(晋灼《汉书》注与毛苌诗传)，六条引典，推溯语源，《吴都赋》“夫上图景宿至析于地理者也”句下李善注刊本只一条，集注本多出四条，两处释义，一引《广雅》，一引《说文》，两处引典。通观冈村繁所举三例，与后世刊本比照，再准之敦煌本，增补的痕迹非常鲜明，增补之处一是引字书或传注对语词释义，二是引典推溯语源，仔细观察会发现，增补的部分或是旧注无，或是旧注没有引证，从整体注释来看，明显更加完善。从此点来看，集注的李善注，是经过增补的李善注。其增补者，是李善、李邕、还是后学者，已难以考证。
《集注》本较刊本注文较多的情况很好解释，并且这种现象所占比例较大，相反的是集注本善注少于后世刊本的情况，冈村繁没有提这个问题。森野繁夫举了两个例子。《吴都赋》“于是乐只衎至昧旦永日”句下善注刊本在文字上多于集注本，但二者有明显差异。《集注》本多引证，刊本多解说。如集注本“《尚书》曰：四隩既宅”，刊本是“四隩来暨，言四方之人皆来”，刊本多出“唱櫂转鼓，言远人唱歌擿船，乘车转毂，以向吴都”，相异的与增加的多串释性文字，更具备讲义的性质，其底本更似讲学之本，另外刊本多出一条“《毛诗》曰：且以永日”，见于《集注》本《钞》中，《集注》本编纂的原则是善注后征引他家补充善注，既然在《钞》中，集注编纂者所据底本当无此句，至于此引证在刊本中是他注的阑入，还是另有李善注抄本就如此，亦不可知。
除此两种情形外，森野繁夫还列举了对同一语句引证不同、释义不同、互相替代的现象。不一一例举。
此种差异的迹象表明，后世刊本的底本绝不是集注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傅刚赞同的将写本与刊本分成两个系统考察自然是正确的，但写本与刊本之间的联系如何，却是沟通两个系统的关键。写本时代文本的变迁及写本向刊本的转换可作如下描述：
后世刊本的底本本非集注本，是否就意味着《文选集注》的价值不大呢？在后世刊本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文选集注》还是具备重要的版本参考价值，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写本时代的具体参照，虽然说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一千个学生会有一千种李善注”，但说到底，它还是李善注，而没有成为五臣注或者其他，这就是其价值存在的根源。姑且不论其保存《钞》、《音决》、陆善经注原本佚失的旧注，单就李善注本身而言，其价值自不可低估。斯波六郎已经从三个大方面展示了这种价值，不妨再随便举几例：
1.蜀都赋于前则……触石吐云 (注)《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云，故触石而出也。
集注本“包”作“苞”，六臣本同。集注本“有”作“者”。
按：《艺文类聚》卷七、《初学记》卷二十、《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引文作“苞”、“者”。胡刻本、六臣本作“有”当形近而误。
2.旁挺龙目，侧生荔枝 (注)《南裔志》曰……往往有荔枝，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生”为“至”，“其”后有“实”。
按：《艺文类聚》卷八十七、《齐民要术》卷十均引有“《广志》曰:荔枝……夏至日将巳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集注本注有“陆善经曰：《南裔志》云，荔枝常以夏至其实变赤”。刘注“《南裔志》”有“邓竹、菌桂、龙眼、荔枝，皆冬生不枯，郁茂于山林”，白居易《荔枝图序》有“荔枝……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常以夏生”与“冬生不枯”相矛盾，集注本作“至”是，胡刻本、六臣本“生”盖“至”之误，“其”后脱“实”。
3.嘉鱼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三月”后有“八月”二字。
按：《华阳国志·汉中志》:“沔阳县有度水……有鱼穴……常以三月八月取。”《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博物志》曰: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二月八月出鱼，鱼曰丙穴。”集注本有“八月”与之合，胡刻本、六臣本均误脱。
4.带文蛇，跨彫虎(注)善曰:越人衣文蛇。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善曰”下有“苏武书曰”四字。
按：《文选考异》:“‘善曰’下当有脱文。各本皆同，无以补之。”本书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闽越衣文蛇”注引下有“苏武书”，与集注本同，胡刻本、六臣本皆脱，当据集注本补。
5.吴都赋 鲛鲻琵琶 (注)(《异物志》曰：)鲻鱼形如鲵，长七尺。
六臣本此注同，集注本“长”后有“六”字。
按：《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引:“《异物志》曰:鳍鱼长者六七尺。”集注本与之合，疑胡刻本、六臣本均脱。
除去上举具体文字的比勘以外，集注本在《文选》学史上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成为从写本到刻本两个系统链接的重要参照，而且这种价值会伴随着其具体注释学术价值的日渐模糊反而会愈加清晰。
【责任编辑郑慧霞】
作者简介：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文献、《文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