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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科技扶贫工作已有30多年，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实现落后地区产业发展以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城乡二元协调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1]本文将从我国农民对于科学技术理论的认识、掌握情况以及科学技术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展开，联系贫困成因的理论、扶贫模式谈谈意义和价值，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扶贫思想的发展，总结出科学技术与贫困的关系，一方面能更精确体现其扶贫思想的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科学技术 社会 贫困 反贫困 对策
一、引言
“贫困”目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贫困就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和待解决的重大挑战。进入新世纪新时期，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到今天仍然需要面对并解决的全世界难题。如今，我国面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国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左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纵观全国，自实行新扶贫行动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全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短时间内缩减至4000多万。但是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尚未脱贫，多数集中在连片贫困地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
二、贫困的相关概念
（一）贫困的界定
从贫困的定性方面来看，由于界定者的立场和背景不同，对贫困的界定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会关注贫困的经济内涵，有的会关注贫困的人文情怀，有的则更加强调贫困的社会意义等。
在经济学界，认为贫困的定义应该依据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来确定，提出贫困是因为制度的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个人或家庭难以获得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①
从定量来看，主要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值以及数值来进行界定，例如恩格尔系数、基本需求、收入或支出比例等等。就像恩格尔系数通常会根据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国家的整体水平确定一个标准值，然后将此数值作为界定贫困的标准，某一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标准值以上就可以认为属于贫困地区，反之就不符合贫困的标准。②
国外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贫困问题的人，他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总储蓄减少，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2]
然而，对于贫困的界定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要结合实际情况联系诸多因素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
（二）贫困成因
关于贫困的成因，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素质贫困观、资源要素贫困观、政策致贫论和社会结构变化等主要成因论。王小强（1986）认为我国当前贫困是由于“素质差”造成的，导致贫困的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能力和素质；[3]姜得华（1989）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所居住的恶劣环境和资源的匮乏；[4]王成新（2003）认为必须加快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增强贫困地区防御风险的能力。[5]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997）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capabilitydeprivation），以及机会的丧失。
（三）扶贫模式
“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加强探讨国外扶贫经验模式，对于我国加速建设小康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关于扶贫模式，朱风岐（1984）总结了我国目前的扶贫模式：开发项目建设、直接扶持贫困户、组织社会力量、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合作互助组织以及东西合作帮扶五种模式；[6]熊若愚提出习近平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及扶贫开发的基本思想。[7]
国外反贫困与中国存有差异，首先是“满足基本需求”模式。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认为“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生活教育设施，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产率”，此种模式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食物、水、初级教育及住房等；[8]其次是“社会保障方案”模式，即直接对贫困人口直接发放补助，此种方案目的是改变收入差距和种族经济差异政策。巴西采用“发展极”扶贫模式；[9]印度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10]美国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扶贫模式。[11]
扶贫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中国的扶贫发展历程，从普遍扶贫到精准扶贫、重点扶贫，变“输血”为“造血”。尽管当下全国各地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实践，不断丰富扶贫的内涵，但是各地区贫困程度不同，制约因素差异，各地的脱贫攻坚要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实际，借鉴融合其他地区和国外成功的扶贫经验，才能根本上解决全面脱贫问题。
三、我国科学技术及贫困的现状分析
（一）普及推广科学技术
要想使科学技术在农村地区广泛使用，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贫困地区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然而，大多数的贫困地区一般教育比较落后，因此要注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利用图像、视频、电影等现代影视技术，使得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等群众都能够理解科学技术，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
“公众理解科学”一词在1985年由英国科学家鲍默首次提出。科学家作为传播者，公众作为传播的受众。但公众并不单纯作为接受者，在接受科学的传播时会不断产生反馈，以至于公众会对科学产生理解和误解。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科学家自身的价值体系会与公众的价值体系产生碰撞。
尽管科学技术并非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人担心科学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匱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负面影响，但仍然有不少人醉心于现代科学的威力，他们把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典范，并赋予了科学无上权威，甚至把它当作万物的尺度；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的”，以显示他们的学说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力量；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超过了对任何其他群体的信任。[12] 在早期，也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阶段，西方的科学家与大众出现了隔离。出现了“用科学取代上帝”这种说法，随后，这种说法把科学推到一种神圣的地位，从而导致科学和科学家神化。
詹姆斯·沃森在他的著作《双螺旋》中所传达了一个重要观点——“科学家也是有人性的”。那么，他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当要求公众为科学研究分担经济压力时，公众之间会普遍产生不用的反响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由于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世界文明的某些主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因此长期以来他们都处于受到公众的尊敬的地位。
在大众的眼里，科学是真善美的，亦是好的。因此，一旦科学出现了问题，那大家就会对科学产生怀疑。例如，二战时期科学成为了战争的工具，还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就是说，科学危机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伪科学的出现，科学家认为是公众的知识不够，从而又要求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家和公众分别作为一个价值体系。西方科学家对于科学应用过程一般是：发现问题——实验室做实验——得出科学理论——具体的科学应用。但这套体系脱离了具体环境，在一些环境中不一定适用。例如，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就相信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一些似“巫术”类的东西，因为有效有用。所以，这导致科学的信任度大大减低，在一些了解一些科学知识的人看来，科学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有这种说法，“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但到底是科学是双刃剑还是科学应用是双刃剑，就像核武器，它可以说是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工具，但是我们用核武器会带来战争，带来灾难以及环境问题，这些都是负面影响的，那我们说要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是针对科学呢？还是科学的应用？
在古代封建社会之前，还没有所谓的“科学”，或者说是科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 “科学”，那么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一些类似于 “科学”的东西，并没有对科学产生多大的信任以及依赖。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了“科学”，科学所包括的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这一系列都能够被统治阶级所看到，并且利用这些学科来为他们服务。但是到近代社会中，对科学的支持已经明显提高甚至可以说是全面普及，以至于科学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政府把科学当作政治的 “工具”，不仅可以巩固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反过来又可以用这种制度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二）贫困地区农村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在我国的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以贵州为例，至今仍然留在原始的耕作方式上，很难谈得上什么科学技术。而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贫困地区的发展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否则将会举步维艰。因此，我们的观点将会停留在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上，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些探索。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严重地制约了农村人口科技素质的提高，这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运输不便、信息不畅等。农村的教育水平落后一直是新农村建设以及科技富农中的一大重要问题。据农业部 2004 年统计，我国有92﹪文盲，半文盲在农村。[13]我国农村贫苦地区义务教育完成率比较低，农村学生的流失以及辍学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农村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经费的困扰。其原因也显然，首先是对教育投入的较少，其次师资水平较低原因，都是使得农村教育水平低，从而导致科技素质低的原因。
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一点：科技发展滞后是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决定的。通俗地说，自然环境恶劣、教育事业落后、缺乏资金等都是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表现。其实，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贫困地区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科学技术的落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已经贯穿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到生产力中的每个要素，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四、利用科学技术解决贫困地区人民困难的策略
（一）加大科技培训力度，保证农民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性
由于对农民普及科学技术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在短期内很难奏效，与我国现行领导政绩考核的制度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矛盾，缺乏指标，使得很多地方领导对农民科普的培训工程不感兴趣，从而导致培训力度不足，也制约着农村科技化的发展。
此外，就算顺利开设了培训班，培训机构在对农民进行培训时，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相脱节的情况，科学技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对于注重要求获得效益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也是农民对此没有积极性的原因。
因此，要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既要加大培训力度，保证每个人都能进行培训，了解科学技术，提高科技素质；又要保证培训内容吸引农民，只有提起兴趣了，大家才会积极参与。
（二）保证教育的全面覆盖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对待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至于在贫困地区教育的质量始终提不起来，从而导致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一直没有明显提高。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当前，包括各地农村都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很多农民都有意识到：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长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继续读书，现在的孩子进入高中、大学继续读书机会越来越多，农村的孩子大都在外地上大学，肯定希望他们和村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能够多读书，将来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等，这种思想却导致了贫困户只寄希望子女好好读书，脱贫致富，而没有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
在这个时代，教育应该覆盖到每个人身上，包括那些自认为不能再接受教育的村民，因为只有村里的每个人都理解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对策，那么这个贫困地区才能真的富起来。
注释
① 刘丰，刘恒新.“他者剥夺”与“自我剥夺”，贫困的哲学解读
[J].重庆行政，2010（1）：102-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5：43.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Z].2011-12-01.
[2] Gaurav Datt，Martin Ravallion.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poverty measure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38：275-295.
[3] 王小强.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型发展道路[J].当代经济，1996（4）.
[4] 姜得华.梅河口市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够稳步地发展[J].长白学刊，1990（2）.
[5] 王成新，王格芳.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与根治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5）.
[6] 朱风岐.要摆脱思想僵化和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J].江西老区建设，1984（8）.
[7] 熊若愚.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初步研究[J].新东方，2015（4）.
[8] 张丽娜，郝晓蔚，张广科，赵卫利.国外农村扶贫模式与中国“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探讨[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10）.
[9] 王俊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当代反贫困的若干启示：以发展中国家巴西为例田.农业考古，2009（3）：209-213.
[10] 楊文武.印度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1997（3）：58-68.
[11] 黄爱军.朱奎.美国扶贫艰难的主要特点及启示[J].江西农村经济，2010（8）.
[12] A.F.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J].商务印书馆，1982.
[13] 李启波.提高农民素质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7.
关键词：科学技术 社会 贫困 反贫困 对策
一、引言
“贫困”目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贫困就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和待解决的重大挑战。进入新世纪新时期，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到今天仍然需要面对并解决的全世界难题。如今，我国面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国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左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纵观全国，自实行新扶贫行动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全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短时间内缩减至4000多万。但是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尚未脱贫，多数集中在连片贫困地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
二、贫困的相关概念
（一）贫困的界定
从贫困的定性方面来看，由于界定者的立场和背景不同，对贫困的界定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会关注贫困的经济内涵，有的会关注贫困的人文情怀，有的则更加强调贫困的社会意义等。
在经济学界，认为贫困的定义应该依据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来确定，提出贫困是因为制度的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个人或家庭难以获得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①
从定量来看，主要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值以及数值来进行界定，例如恩格尔系数、基本需求、收入或支出比例等等。就像恩格尔系数通常会根据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国家的整体水平确定一个标准值，然后将此数值作为界定贫困的标准，某一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标准值以上就可以认为属于贫困地区，反之就不符合贫困的标准。②
国外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贫困问题的人，他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总储蓄减少，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2]
然而，对于贫困的界定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要结合实际情况联系诸多因素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
（二）贫困成因
关于贫困的成因，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素质贫困观、资源要素贫困观、政策致贫论和社会结构变化等主要成因论。王小强（1986）认为我国当前贫困是由于“素质差”造成的，导致贫困的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能力和素质；[3]姜得华（1989）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所居住的恶劣环境和资源的匮乏；[4]王成新（2003）认为必须加快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增强贫困地区防御风险的能力。[5]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997）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capabilitydeprivation），以及机会的丧失。
（三）扶贫模式
“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加强探讨国外扶贫经验模式，对于我国加速建设小康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关于扶贫模式，朱风岐（1984）总结了我国目前的扶贫模式：开发项目建设、直接扶持贫困户、组织社会力量、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合作互助组织以及东西合作帮扶五种模式；[6]熊若愚提出习近平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及扶贫开发的基本思想。[7]
国外反贫困与中国存有差异，首先是“满足基本需求”模式。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认为“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生活教育设施，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产率”，此种模式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食物、水、初级教育及住房等；[8]其次是“社会保障方案”模式，即直接对贫困人口直接发放补助，此种方案目的是改变收入差距和种族经济差异政策。巴西采用“发展极”扶贫模式；[9]印度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10]美国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扶贫模式。[11]
扶贫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中国的扶贫发展历程，从普遍扶贫到精准扶贫、重点扶贫，变“输血”为“造血”。尽管当下全国各地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实践，不断丰富扶贫的内涵，但是各地区贫困程度不同，制约因素差异，各地的脱贫攻坚要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实际，借鉴融合其他地区和国外成功的扶贫经验，才能根本上解决全面脱贫问题。
三、我国科学技术及贫困的现状分析
（一）普及推广科学技术
要想使科学技术在农村地区广泛使用，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贫困地区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然而，大多数的贫困地区一般教育比较落后，因此要注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利用图像、视频、电影等现代影视技术，使得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等群众都能够理解科学技术，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
“公众理解科学”一词在1985年由英国科学家鲍默首次提出。科学家作为传播者，公众作为传播的受众。但公众并不单纯作为接受者，在接受科学的传播时会不断产生反馈，以至于公众会对科学产生理解和误解。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科学家自身的价值体系会与公众的价值体系产生碰撞。
尽管科学技术并非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人担心科学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匱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负面影响，但仍然有不少人醉心于现代科学的威力，他们把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典范，并赋予了科学无上权威，甚至把它当作万物的尺度；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的”，以显示他们的学说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力量；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超过了对任何其他群体的信任。[12] 在早期，也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阶段，西方的科学家与大众出现了隔离。出现了“用科学取代上帝”这种说法，随后，这种说法把科学推到一种神圣的地位，从而导致科学和科学家神化。
詹姆斯·沃森在他的著作《双螺旋》中所传达了一个重要观点——“科学家也是有人性的”。那么，他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当要求公众为科学研究分担经济压力时，公众之间会普遍产生不用的反响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由于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世界文明的某些主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因此长期以来他们都处于受到公众的尊敬的地位。
在大众的眼里，科学是真善美的，亦是好的。因此，一旦科学出现了问题，那大家就会对科学产生怀疑。例如，二战时期科学成为了战争的工具，还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就是说，科学危机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伪科学的出现，科学家认为是公众的知识不够，从而又要求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家和公众分别作为一个价值体系。西方科学家对于科学应用过程一般是：发现问题——实验室做实验——得出科学理论——具体的科学应用。但这套体系脱离了具体环境，在一些环境中不一定适用。例如，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就相信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一些似“巫术”类的东西，因为有效有用。所以，这导致科学的信任度大大减低，在一些了解一些科学知识的人看来，科学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有这种说法，“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但到底是科学是双刃剑还是科学应用是双刃剑，就像核武器，它可以说是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工具，但是我们用核武器会带来战争，带来灾难以及环境问题，这些都是负面影响的，那我们说要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是针对科学呢？还是科学的应用？
在古代封建社会之前，还没有所谓的“科学”，或者说是科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 “科学”，那么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一些类似于 “科学”的东西，并没有对科学产生多大的信任以及依赖。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了“科学”，科学所包括的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这一系列都能够被统治阶级所看到，并且利用这些学科来为他们服务。但是到近代社会中，对科学的支持已经明显提高甚至可以说是全面普及，以至于科学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政府把科学当作政治的 “工具”，不仅可以巩固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反过来又可以用这种制度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二）贫困地区农村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在我国的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以贵州为例，至今仍然留在原始的耕作方式上，很难谈得上什么科学技术。而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贫困地区的发展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否则将会举步维艰。因此，我们的观点将会停留在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上，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些探索。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严重地制约了农村人口科技素质的提高，这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运输不便、信息不畅等。农村的教育水平落后一直是新农村建设以及科技富农中的一大重要问题。据农业部 2004 年统计，我国有92﹪文盲，半文盲在农村。[13]我国农村贫苦地区义务教育完成率比较低，农村学生的流失以及辍学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农村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经费的困扰。其原因也显然，首先是对教育投入的较少，其次师资水平较低原因，都是使得农村教育水平低，从而导致科技素质低的原因。
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一点：科技发展滞后是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决定的。通俗地说，自然环境恶劣、教育事业落后、缺乏资金等都是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表现。其实，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贫困地区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科学技术的落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已经贯穿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到生产力中的每个要素，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四、利用科学技术解决贫困地区人民困难的策略
（一）加大科技培训力度，保证农民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性
由于对农民普及科学技术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在短期内很难奏效，与我国现行领导政绩考核的制度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矛盾，缺乏指标，使得很多地方领导对农民科普的培训工程不感兴趣，从而导致培训力度不足，也制约着农村科技化的发展。
此外，就算顺利开设了培训班，培训机构在对农民进行培训时，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相脱节的情况，科学技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对于注重要求获得效益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也是农民对此没有积极性的原因。
因此，要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既要加大培训力度，保证每个人都能进行培训，了解科学技术，提高科技素质；又要保证培训内容吸引农民，只有提起兴趣了，大家才会积极参与。
（二）保证教育的全面覆盖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对待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至于在贫困地区教育的质量始终提不起来，从而导致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一直没有明显提高。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当前，包括各地农村都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很多农民都有意识到：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长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继续读书，现在的孩子进入高中、大学继续读书机会越来越多，农村的孩子大都在外地上大学，肯定希望他们和村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能够多读书，将来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等，这种思想却导致了贫困户只寄希望子女好好读书，脱贫致富，而没有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
在这个时代，教育应该覆盖到每个人身上，包括那些自认为不能再接受教育的村民，因为只有村里的每个人都理解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对策，那么这个贫困地区才能真的富起来。
注释
① 刘丰，刘恒新.“他者剥夺”与“自我剥夺”，贫困的哲学解读
[J].重庆行政，2010（1）：102-10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5：43.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Z].2011-12-01.
[2] Gaurav Datt，Martin Ravallion.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poverty measure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38：275-295.
[3] 王小强.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型发展道路[J].当代经济，1996（4）.
[4] 姜得华.梅河口市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够稳步地发展[J].长白学刊，1990（2）.
[5] 王成新，王格芳.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与根治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5）.
[6] 朱风岐.要摆脱思想僵化和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J].江西老区建设，1984（8）.
[7] 熊若愚.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初步研究[J].新东方，2015（4）.
[8] 张丽娜，郝晓蔚，张广科，赵卫利.国外农村扶贫模式与中国“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探讨[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10）.
[9] 王俊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当代反贫困的若干启示：以发展中国家巴西为例田.农业考古，2009（3）：209-213.
[10] 楊文武.印度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1997（3）：58-68.
[11] 黄爱军.朱奎.美国扶贫艰难的主要特点及启示[J].江西农村经济，2010（8）.
[12] A.F.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J].商务印书馆，1982.
[13] 李启波.提高农民素质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