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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曲协组织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共征集到370个曲艺作品，经过认真审看，从中遴选出107个优秀作品。自2021年5月25日开始，《曲艺》杂志融媒陆续将其中部分优秀曲种的作品进行网上展播。通过观看此次参与网络展播的节目，笔者认为，这些节目在传播中国曲艺曲种艺术风貌、满足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激励鼓舞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团结一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笔者也在网络展播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在此稍加分析。
曲艺人歌赞建党百年
正值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诞，各个领域、行业均通过不同形式表达着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赞颂，曲艺人也通过线上、线下演出的形式，高唱“赞歌”，表达着曲艺人的“担当之美、奋斗之美、力量之美”。
正如此次活动的主旨所言：“《曲艺》杂志融媒通过网络推介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更深刻，红色故事更生动。”参与此次展演的节目绝大多数为红色革命题材，如陕北道情《一条棉被》通过红军指挥员谢子长为了感谢老乡的救命之恩而赠送自己的棉被一事，讴歌了陕北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巨大支持以及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绍兴莲花落《映日驕杨》和河南坠子《忠烈骄杨》都深情地讲述了烈士杨开慧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子鼓书《最后一笔党费》不仅讲述了全国劳模、共产党员申纪兰勤劳、不平凡的一生，更讲述了她在病危时刻不忘将自己十余万元共和国勋章补贴作为党费交给组织的感人故事;陕西快书《虎口脱险》讲述了民族英雄刘志丹在西安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中英勇脱险的故事，致敬了革命英雄。
有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贡献。如抗疫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很快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如粤曲《大爱的战歌》，是不同地区的粤曲名家联手录制的讴歌中国抗疫“赞歌”，以粤曲鼓舞抗疫斗志、坚定抗疫信心。有的作品反映了脱贫攻坚中党的好干部的感人故事，评书《姑娘快跑》，讲述了共产党员扎根大山、创办女校，以知识扶贫的感人故事。还有中篇苏州弹词《钱学森》、苏州弹词《以身许国》、评书《两弹元勋邓稼先》等，以不同曲种的艺术呈现形式，共同讲述了新中国功勋人物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在祖国各方面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体现出的牺牲精神。
此次网络展播活动，传承了红色基因，发扬了光荣传统，体现了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文艺创作宗旨，为繁荣新时期文艺生产的格局、推动优秀曲艺节目的传播，贡献了力量。
参与团体的多级联动
在曲艺的创作、表演、传播、传承中，“人”是核心要素，同时“人”的积极参与，是各项艺术活动得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此次网络展播，得到了曲协各会员单位和各级曲种表演团体的积极响应，显示出不同曲艺团体的多级联动及曲艺人的“一棵菜”精神。
截至笔者撰写之时，在《曲艺》杂志融媒体上进行展播的曲种已有30余个，节目60个。暂且不论曲种的多样性，仅从表演主体的身份角度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在各类文艺演出中出镜率较高的演出团体如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苏州市评弹团、扬州市曲艺研究所等单位的表演外，许多基层文艺单位呈送的节目也在展播中展露头角，如岳池县文化馆的四川清音《小姑出嫁》、沁县彩英说唱团和沁县盲人曲艺团等单位的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张家港市评弹艺术传承中心的苏州评弹《一串河豚子》、由漳州市歌仔戏传承保护中心的《红军进漳颂》、浙江台州乱弹剧团的台州鼓词《一张船票》、开远市文化馆的曲艺故事《一瓢水》、开封市歌舞剧院的河南坠子《长征托婴》、重庆市万州区文化馆的四川评书《军神》、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的莱帕尔《颂歌献给党》等，不仅故事完整、思想深刻，很好地展现了该曲种的艺术特色，也体现出曲种传承者的积极参与和组织者对于基层曲种的观照。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曲艺传承发展计划》等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各地曲艺传承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高校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各地的高校均在探索本地曲艺传承之路上做着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广西文场为例，自2015年5月至今，在国家级广西文场代表性传承人何红玉的带领下，桂林师专也针对音乐系的学生生源和教师的专业结构情况，开展了传承人的赏析型讲座、分小组教学、合作创编作品、研究文献、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等一系列传承广西文场的工作，逐渐形成了“研、教、演”的一体化活态传承模式和多元化的创作模式，充分发挥了高校在非遗传承中的功能，有效地推动了广西文场多点化发展的传承生态。1再如绍兴莲花落的传承，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近年来，探索出“对话式赏析，感受地方曲艺文化魅力”“情境式体验，感知地方曲艺文化内核”“参与式创作，感悟地方曲艺文化精髓”的课程体系，在传播绍兴莲花落的艺术特色、推进作品创作的同时，也让广大学生参与者对绍兴莲花落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价值认同。2本次网络展播中，也不乏高校的节目，如：南阳师范学院的大调曲子《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辽宁科技大学的相声《父亲的日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评书《两弹元勋邓稼先》、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评书《姑娘快跑》、广西教育学院的广西文场《文秀，你回来啊》，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高校在曲艺传承中的勃勃生机和新生力量。
此外作为中国曲艺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军队文艺单位也选送了优秀节目参加展演，如武警军乐团的评书《第44枚红手印》，则体现了军队曲艺工作者不容小觑的创演实力。
曲艺网络展播的瑕玷反思
当下的中国文化正面对网络时代的巨大机遇，受惠于网络带了的各种红利，“不仅通过新科技赋予了非遗艺术再现新生的新路径，也通过网络平台打破了非遗传播区域性的界限，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非遗传播生态环境，为世界各国人们全面认知、深入了解中国非遗文化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弘扬中国非遗历史、传递价值和向世界展示非遗核心价值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平台”。3无疑，中国曲艺艺术也正在“享用”着网络带来的诸多便利，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部分节目创新缺乏“曲艺性”。有的节目，在伴奏方面增加了伴奏人数或是使用大乐队伴奏，并且在作曲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新的配器，有的节目还增加了一些背景音乐的写作，的确提升了整个唱曲节目的效果，但是，“乐队化”“戏曲化”的倾向比较严重;还有的节目，配器水平有待提高，在演员的演唱过程中，贝斯弹奏的低音过重，甚至超过了演唱的声音，且与演唱不协和，也干扰了观众的欣赏;有的唱曲类节目，在舞台上看不到伴奏乐师，只有一众演唱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曲种的艺术特色及曲艺的特征。但是，有的节目在音乐上的创新，则为节目增色不少，强化了曲种的艺术特色。如长子鼓书《最后一笔党费》、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的乐队伴奏的写作就干净利落，简繁得当、进出巧妙，很好地配合了演员的演唱，起到了拖腔保调的作用，演出效果很好。再如由5位演员演唱的鄱阳大鼓《唱首赞歌给党听》，开场设计了三重唱的唱腔，颇具新意。还有一些本来是以一两位演员为主的唱曲类节目，在创排时，认为增加表演者人数，就能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提升节目质量，但是这样做，并不是曲艺节目表演的本质化呈现或节目缺乏曲艺性，使节目向舞蹈化或戏曲化的方向又“迈”了一步。相比之下，二人转群唱《黑土恋情》则让人眼前一亮：12位女演员“跳进跳出”的说唱表演，或独唱、或齐唱、或分组唱，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都有其“角色化”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凑人数。在其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语言表达下，她们生动地讲述了因地制宜、探索合作化农业道路的“梨树模式”的由来及其重大成果，而其精心编排的扇子舞、花棍舞与其表演唱十分贴切地融合在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该节目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因此，曲艺的创新，还需要端正态度，在真正认清、继承曲种艺术特色、传统的基础上的“守正创新”。
其次，大多数节目缺失“现场感”。线上的展演与线下的现场演出相比，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物质、演员及组织等方面的成本投入，再加上“防疫”要求及网络传播的种种优势，就为曲艺演出网络展演的“常态化”、对待展演的应付态度以及曲艺传承的不继等，提供了“借口”。为何这样说？因为组织方并未要求报送的视频需是为此次展演而专门录制，也就意味着可以提交旧有节目的演出视频，所以就不需要专门组织演员表演、技术人员拍摄及后期剪辑，为演职员节约了时间，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因为不用现场演出，所以，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以往某一个阶段演员的艺术水准和节目质量，而不能体现演员的成长及节目的打磨过程，尤其是数年前的作品更是如此，毕竟即便是同一个演员、同一个节目，也没有两次完全一样的艺术效果;进一步而言，我们也就看不到同一个节目在不同演员、不同时期、不同舞台上的活态的传承，也就会影响曲种经典节目的形成，而这种活态性不同程度的缺失及其暴露的问题，恰恰是网络展播的短板。诚然，网络展演，对于某些演员而言，也可以使档期、身体原因等不再成为演员的“顾虑”，或者也解决了曲艺团体在组织实施方面的困难，但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演员的心态、节目的质量及曲种的传承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为了某一主题而组织的曲艺演出，“线下”的舞台演出依然是最能体现曲艺曲种艺术面貌的最佳渠道，“线上”展播只能在不得已之时作为“线下”的辅助手段。节目的新与旧，并不能作为节目质量的评判标准，而“现场感”无论何时都是曲艺表演带给观众审美体验程度深浅的关键要素。尽管主办方并未在节目的创、演时间上做统一要求，但是，作为曲艺团体、表演者，则需要引起重視，把它作为一次展视本曲种新节目创演、经典节目传承以及人才培养的契机，专门为本次展演录制节目。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做到专门录制，也是各曲种传承者文化自信强弱的体现。
再次，观演关系缺乏有效互动。在非直播或缺少“弹幕”的表演情境下，网络展演的观看多是通过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而实现，通常情况下，一块屏幕面前的观众数量屈指可数，尽管某一个节目的在线观看人数可能有数千、数万等，但是观看者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中，从观演互动的角度来说，其效果与线下的舞台演出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专门为展演而录制的视频，其中的演员与屏幕前的观众之间也不能形成眼神、表情的交流，演员不能表现出灵活的演出节奏把握和对演出气氛的调动。此外，屏幕前“形单影只”的观众，即便遇到令人捧腹的节目，也只能独自欢乐，不能体会那种现场氛围的畅快，就连一时激动叫出的“好”，也不可能传递到演员那里，体会不到有效的互动。正如孟子所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也。不仅如此，这种观演形式，还是“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方式，“现场曲艺那种生动、鲜活、热辣的味儿淡化甚至消失了，这事实上对曲艺生命力造成了一定伤害。”4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应该进一步从技术层面更多地探寻解决观演不能有效互动的方法，消除网络传播对于曲艺传播存在的不利效果。
这些网络传播中的瑕玷的形成和存在，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然而，不管原因如何，参演单位需要明确网络展播的本质目的：它并不仅仅是一次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展播，更是一次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各曲种艺术特色、推介代表性节目、推出曲艺新人、展示曲种现状、促进曲种交流、增进观众对曲种认知等的好机会，因此只有进行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才能使相应主题的展播活动，对曲种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意义。同时，网络展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参演单位对于网络传播功能利与弊的理解、对于网络传播的态度以及传播方式的运用是否熟练等虽然基本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
总之，从曲艺节目内容角度而言，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展播在曲艺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更要在创作、表演中端正态度、积极反思，更加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还需要从技术层面，“升级非遗地区数字接入、提升传承人数字能力及优化非遗数字产出”，5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网络展播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对于曲艺传承发展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曲艺人歌赞建党百年
正值中国共产党的百岁华诞，各个领域、行业均通过不同形式表达着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赞颂，曲艺人也通过线上、线下演出的形式，高唱“赞歌”，表达着曲艺人的“担当之美、奋斗之美、力量之美”。
正如此次活动的主旨所言：“《曲艺》杂志融媒通过网络推介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更深刻，红色故事更生动。”参与此次展演的节目绝大多数为红色革命题材，如陕北道情《一条棉被》通过红军指挥员谢子长为了感谢老乡的救命之恩而赠送自己的棉被一事，讴歌了陕北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巨大支持以及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绍兴莲花落《映日驕杨》和河南坠子《忠烈骄杨》都深情地讲述了烈士杨开慧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子鼓书《最后一笔党费》不仅讲述了全国劳模、共产党员申纪兰勤劳、不平凡的一生，更讲述了她在病危时刻不忘将自己十余万元共和国勋章补贴作为党费交给组织的感人故事;陕西快书《虎口脱险》讲述了民族英雄刘志丹在西安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中英勇脱险的故事，致敬了革命英雄。
有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贡献。如抗疫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很快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如粤曲《大爱的战歌》，是不同地区的粤曲名家联手录制的讴歌中国抗疫“赞歌”，以粤曲鼓舞抗疫斗志、坚定抗疫信心。有的作品反映了脱贫攻坚中党的好干部的感人故事，评书《姑娘快跑》，讲述了共产党员扎根大山、创办女校，以知识扶贫的感人故事。还有中篇苏州弹词《钱学森》、苏州弹词《以身许国》、评书《两弹元勋邓稼先》等，以不同曲种的艺术呈现形式，共同讲述了新中国功勋人物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在祖国各方面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体现出的牺牲精神。
此次网络展播活动，传承了红色基因，发扬了光荣传统，体现了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文艺创作宗旨，为繁荣新时期文艺生产的格局、推动优秀曲艺节目的传播，贡献了力量。
参与团体的多级联动
在曲艺的创作、表演、传播、传承中，“人”是核心要素，同时“人”的积极参与，是各项艺术活动得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此次网络展播，得到了曲协各会员单位和各级曲种表演团体的积极响应，显示出不同曲艺团体的多级联动及曲艺人的“一棵菜”精神。
截至笔者撰写之时，在《曲艺》杂志融媒体上进行展播的曲种已有30余个，节目60个。暂且不论曲种的多样性，仅从表演主体的身份角度稍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在各类文艺演出中出镜率较高的演出团体如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苏州市评弹团、扬州市曲艺研究所等单位的表演外，许多基层文艺单位呈送的节目也在展播中展露头角，如岳池县文化馆的四川清音《小姑出嫁》、沁县彩英说唱团和沁县盲人曲艺团等单位的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张家港市评弹艺术传承中心的苏州评弹《一串河豚子》、由漳州市歌仔戏传承保护中心的《红军进漳颂》、浙江台州乱弹剧团的台州鼓词《一张船票》、开远市文化馆的曲艺故事《一瓢水》、开封市歌舞剧院的河南坠子《长征托婴》、重庆市万州区文化馆的四川评书《军神》、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的莱帕尔《颂歌献给党》等，不仅故事完整、思想深刻，很好地展现了该曲种的艺术特色，也体现出曲种传承者的积极参与和组织者对于基层曲种的观照。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曲艺传承发展计划》等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各地曲艺传承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高校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各地的高校均在探索本地曲艺传承之路上做着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广西文场为例，自2015年5月至今，在国家级广西文场代表性传承人何红玉的带领下，桂林师专也针对音乐系的学生生源和教师的专业结构情况，开展了传承人的赏析型讲座、分小组教学、合作创编作品、研究文献、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等一系列传承广西文场的工作，逐渐形成了“研、教、演”的一体化活态传承模式和多元化的创作模式，充分发挥了高校在非遗传承中的功能，有效地推动了广西文场多点化发展的传承生态。1再如绍兴莲花落的传承，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近年来，探索出“对话式赏析，感受地方曲艺文化魅力”“情境式体验，感知地方曲艺文化内核”“参与式创作，感悟地方曲艺文化精髓”的课程体系，在传播绍兴莲花落的艺术特色、推进作品创作的同时，也让广大学生参与者对绍兴莲花落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价值认同。2本次网络展播中，也不乏高校的节目，如：南阳师范学院的大调曲子《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辽宁科技大学的相声《父亲的日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评书《两弹元勋邓稼先》、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评书《姑娘快跑》、广西教育学院的广西文场《文秀，你回来啊》，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高校在曲艺传承中的勃勃生机和新生力量。
此外作为中国曲艺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军队文艺单位也选送了优秀节目参加展演，如武警军乐团的评书《第44枚红手印》，则体现了军队曲艺工作者不容小觑的创演实力。
曲艺网络展播的瑕玷反思
当下的中国文化正面对网络时代的巨大机遇，受惠于网络带了的各种红利，“不仅通过新科技赋予了非遗艺术再现新生的新路径，也通过网络平台打破了非遗传播区域性的界限，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非遗传播生态环境，为世界各国人们全面认知、深入了解中国非遗文化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弘扬中国非遗历史、传递价值和向世界展示非遗核心价值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平台”。3无疑，中国曲艺艺术也正在“享用”着网络带来的诸多便利，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部分节目创新缺乏“曲艺性”。有的节目，在伴奏方面增加了伴奏人数或是使用大乐队伴奏，并且在作曲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新的配器，有的节目还增加了一些背景音乐的写作，的确提升了整个唱曲节目的效果，但是，“乐队化”“戏曲化”的倾向比较严重;还有的节目，配器水平有待提高，在演员的演唱过程中，贝斯弹奏的低音过重，甚至超过了演唱的声音，且与演唱不协和，也干扰了观众的欣赏;有的唱曲类节目，在舞台上看不到伴奏乐师，只有一众演唱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曲种的艺术特色及曲艺的特征。但是，有的节目在音乐上的创新，则为节目增色不少，强化了曲种的艺术特色。如长子鼓书《最后一笔党费》、沁州三弦书《十七棵松》的乐队伴奏的写作就干净利落，简繁得当、进出巧妙，很好地配合了演员的演唱，起到了拖腔保调的作用，演出效果很好。再如由5位演员演唱的鄱阳大鼓《唱首赞歌给党听》，开场设计了三重唱的唱腔，颇具新意。还有一些本来是以一两位演员为主的唱曲类节目，在创排时，认为增加表演者人数，就能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提升节目质量，但是这样做，并不是曲艺节目表演的本质化呈现或节目缺乏曲艺性，使节目向舞蹈化或戏曲化的方向又“迈”了一步。相比之下，二人转群唱《黑土恋情》则让人眼前一亮：12位女演员“跳进跳出”的说唱表演，或独唱、或齐唱、或分组唱，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都有其“角色化”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凑人数。在其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语言表达下，她们生动地讲述了因地制宜、探索合作化农业道路的“梨树模式”的由来及其重大成果，而其精心编排的扇子舞、花棍舞与其表演唱十分贴切地融合在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该节目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因此，曲艺的创新，还需要端正态度，在真正认清、继承曲种艺术特色、传统的基础上的“守正创新”。
其次，大多数节目缺失“现场感”。线上的展演与线下的现场演出相比，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物质、演员及组织等方面的成本投入，再加上“防疫”要求及网络传播的种种优势，就为曲艺演出网络展演的“常态化”、对待展演的应付态度以及曲艺传承的不继等，提供了“借口”。为何这样说？因为组织方并未要求报送的视频需是为此次展演而专门录制，也就意味着可以提交旧有节目的演出视频，所以就不需要专门组织演员表演、技术人员拍摄及后期剪辑，为演职员节约了时间，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因为不用现场演出，所以，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以往某一个阶段演员的艺术水准和节目质量，而不能体现演员的成长及节目的打磨过程，尤其是数年前的作品更是如此，毕竟即便是同一个演员、同一个节目，也没有两次完全一样的艺术效果;进一步而言，我们也就看不到同一个节目在不同演员、不同时期、不同舞台上的活态的传承，也就会影响曲种经典节目的形成，而这种活态性不同程度的缺失及其暴露的问题，恰恰是网络展播的短板。诚然，网络展演，对于某些演员而言，也可以使档期、身体原因等不再成为演员的“顾虑”，或者也解决了曲艺团体在组织实施方面的困难，但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演员的心态、节目的质量及曲种的传承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为了某一主题而组织的曲艺演出，“线下”的舞台演出依然是最能体现曲艺曲种艺术面貌的最佳渠道，“线上”展播只能在不得已之时作为“线下”的辅助手段。节目的新与旧，并不能作为节目质量的评判标准，而“现场感”无论何时都是曲艺表演带给观众审美体验程度深浅的关键要素。尽管主办方并未在节目的创、演时间上做统一要求，但是，作为曲艺团体、表演者，则需要引起重視，把它作为一次展视本曲种新节目创演、经典节目传承以及人才培养的契机，专门为本次展演录制节目。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做到专门录制，也是各曲种传承者文化自信强弱的体现。
再次，观演关系缺乏有效互动。在非直播或缺少“弹幕”的表演情境下，网络展演的观看多是通过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而实现，通常情况下，一块屏幕面前的观众数量屈指可数，尽管某一个节目的在线观看人数可能有数千、数万等，但是观看者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中，从观演互动的角度来说，其效果与线下的舞台演出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专门为展演而录制的视频，其中的演员与屏幕前的观众之间也不能形成眼神、表情的交流，演员不能表现出灵活的演出节奏把握和对演出气氛的调动。此外，屏幕前“形单影只”的观众，即便遇到令人捧腹的节目，也只能独自欢乐，不能体会那种现场氛围的畅快，就连一时激动叫出的“好”，也不可能传递到演员那里，体会不到有效的互动。正如孟子所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也。不仅如此，这种观演形式，还是“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方式，“现场曲艺那种生动、鲜活、热辣的味儿淡化甚至消失了，这事实上对曲艺生命力造成了一定伤害。”4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应该进一步从技术层面更多地探寻解决观演不能有效互动的方法，消除网络传播对于曲艺传播存在的不利效果。
这些网络传播中的瑕玷的形成和存在，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然而，不管原因如何，参演单位需要明确网络展播的本质目的：它并不仅仅是一次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展播，更是一次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各曲种艺术特色、推介代表性节目、推出曲艺新人、展示曲种现状、促进曲种交流、增进观众对曲种认知等的好机会，因此只有进行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才能使相应主题的展播活动，对曲种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意义。同时，网络展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参演单位对于网络传播功能利与弊的理解、对于网络传播的态度以及传播方式的运用是否熟练等虽然基本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
总之，从曲艺节目内容角度而言，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展播在曲艺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更要在创作、表演中端正态度、积极反思，更加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还需要从技术层面，“升级非遗地区数字接入、提升传承人数字能力及优化非遗数字产出”，5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网络展播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对于曲艺传承发展所具有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