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报道，“农民工陈秀红给李长龙捐了一颗肾，家境颇裕的李长龙向陈秀红支付了30万元，以表示感谢”。你看了这个新闻会怎么想？很正常，对吧？农民工很高尚，病人感恩回报也值得鼓励。更有人用知音体说：“农民工毅然捐肾为哪般，富老板知恩图报携手扬我中华美德感天动地。”
但是，如果是“富人李长龙花30万元买了农民工陈秀红一颗肾”呢？引起的反应会是：“这个社会怎么了？连器官都变成了商品？”……
以上新闻是我虚构的故事，但现实中，这种例子太常见了。其实，无论怎样表述，这些例子的实质是一样的：器官出让者救了病人，病人以金钱回报器官出让者。但是，人们对器官交易的第一直觉反应是厌恶并恐惧。
捐赠者冒手术风险、术后需要补充营养、休养期间没有收入以及此后自己要冒器官生病的风险，这些都说明他们接受回报是合理的。假如说，某个人非我的器官不可，但是我却不愿冒风险捐给他，最后他补偿了我的风险，我救了他的命，正常的伦理绝不会反对这一互利的行为。而政府也没有理由禁止救人命者得回报，那么，所谓的禁止器官有偿捐赠，就变成了禁止器官有偿捐赠的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少信息成本。器官移植很复杂，病人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有些人愿意在有回报的情况下帮助病人，但却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病人。个体分散来做配对，成本非常高昂，而中介来做，就要专业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对器官有偿捐赠合法化的一大担忧是，利益会驱动黑恶中介蛊惑穷人卖器官，甚至抢穷人的器官。担忧者没有意识到，禁止中介服务，并没有消除这一利益驱动，相反，禁止使利益驱动更大了。因为，巨大的市场缺口，是对黑恶中介的最大激励。病人只能求助黑恶中介，哪怕明知对方是巧取豪夺的，病人也跟着败德了。
本来大部分病人都愿意光明正大地对器官提供者表示感谢，但是禁止交易却让病人不得不求助黑中介，哪怕器官来路不正也只好接受。于是，本来是基于伦理而禁止器官有偿捐赠，却造成更多的伦理悲剧。并且，在禁止正当的中介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地下中介牵线的器官移植手术也得避开政府的视线，这使得手术质量不高，病人和器官出让者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
更糟糕的是，禁止正当的中介服务，使得更多病人得不到帮助，悲惨地死去了。而那些愿意在有回报的情况下帮助病人的人，也失去了帮助的机会。
并非所有的地下中介都是黑恶中介。在中介服务合法化的情况下，巧取豪夺的中介即便有执照，也是黑恶中介。但是在合法化的情况下，它们的黑恶行为更容易受到打击。
有些人可能对执法部门不信任，觉得执法者看到器官有偿捐赠有利可图难免不插一脚分一杯羹。同样的道理，如果禁止正当中介，那么需求缺口导致的黑市利益驱动更大，执法者往黑市插一脚分一杯羹的利益驱动也就更大。
对器官有偿捐赠的另一伦理担忧是，人本身成了商品。器官成为商品，并非是错误的伦理使之然，而是病人的需求使之然。如果病人的需求不合伦理，那也就应该禁止免费的器官捐赠。
很显然，器官有偿捐赠合法化、中介服务正当化，并不能消除对穷人器官的巧取豪夺。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禁止中介服务也不能消除巧取豪夺，因此要考虑的是，哪种手段更能减少巧取豪夺。显然，禁止器官有偿捐赠下，存在更多的巧取豪夺，因为后者利益驱动更大。
但是，如果是“富人李长龙花30万元买了农民工陈秀红一颗肾”呢？引起的反应会是：“这个社会怎么了？连器官都变成了商品？”……
以上新闻是我虚构的故事，但现实中，这种例子太常见了。其实，无论怎样表述，这些例子的实质是一样的：器官出让者救了病人，病人以金钱回报器官出让者。但是，人们对器官交易的第一直觉反应是厌恶并恐惧。
捐赠者冒手术风险、术后需要补充营养、休养期间没有收入以及此后自己要冒器官生病的风险，这些都说明他们接受回报是合理的。假如说，某个人非我的器官不可，但是我却不愿冒风险捐给他，最后他补偿了我的风险，我救了他的命，正常的伦理绝不会反对这一互利的行为。而政府也没有理由禁止救人命者得回报，那么，所谓的禁止器官有偿捐赠，就变成了禁止器官有偿捐赠的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少信息成本。器官移植很复杂，病人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有些人愿意在有回报的情况下帮助病人，但却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病人。个体分散来做配对，成本非常高昂，而中介来做，就要专业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对器官有偿捐赠合法化的一大担忧是，利益会驱动黑恶中介蛊惑穷人卖器官，甚至抢穷人的器官。担忧者没有意识到，禁止中介服务，并没有消除这一利益驱动，相反，禁止使利益驱动更大了。因为，巨大的市场缺口，是对黑恶中介的最大激励。病人只能求助黑恶中介，哪怕明知对方是巧取豪夺的，病人也跟着败德了。
本来大部分病人都愿意光明正大地对器官提供者表示感谢，但是禁止交易却让病人不得不求助黑中介，哪怕器官来路不正也只好接受。于是，本来是基于伦理而禁止器官有偿捐赠，却造成更多的伦理悲剧。并且，在禁止正当的中介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地下中介牵线的器官移植手术也得避开政府的视线，这使得手术质量不高，病人和器官出让者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
更糟糕的是，禁止正当的中介服务，使得更多病人得不到帮助，悲惨地死去了。而那些愿意在有回报的情况下帮助病人的人，也失去了帮助的机会。
并非所有的地下中介都是黑恶中介。在中介服务合法化的情况下，巧取豪夺的中介即便有执照，也是黑恶中介。但是在合法化的情况下，它们的黑恶行为更容易受到打击。
有些人可能对执法部门不信任，觉得执法者看到器官有偿捐赠有利可图难免不插一脚分一杯羹。同样的道理，如果禁止正当中介，那么需求缺口导致的黑市利益驱动更大，执法者往黑市插一脚分一杯羹的利益驱动也就更大。
对器官有偿捐赠的另一伦理担忧是，人本身成了商品。器官成为商品，并非是错误的伦理使之然，而是病人的需求使之然。如果病人的需求不合伦理，那也就应该禁止免费的器官捐赠。
很显然，器官有偿捐赠合法化、中介服务正当化，并不能消除对穷人器官的巧取豪夺。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禁止中介服务也不能消除巧取豪夺，因此要考虑的是，哪种手段更能减少巧取豪夺。显然，禁止器官有偿捐赠下，存在更多的巧取豪夺，因为后者利益驱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