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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问题，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在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上，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仍存在继续向前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之可能。在对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之关系问题的认识中，恩格斯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视角，马克思侧重俄国革命视角。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是一致的，二人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形式差异性与本质一致性的辩证统一。换言之，恩格斯视阈中的俄国农村公社之瓦解趋势不等于全无继续向前演进之可能，而他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也不等于忽视俄国革命。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俄国农村公社;俄国革命;西欧革命
[中图分类号]B0-0;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3-0004-07
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二人就此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国内外学界有一种观点由此认为，在此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上，二人的侧重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形式差异性与本质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一、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展现出态度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从态度上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恩格斯的态度相对悲观，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马克思的态度则相对乐观，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仍存在继续向前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之可能。不过，从本质上看，二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态度上的根本一致性，是相对悲观与相对乐观的辩证统一。
1.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理解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俄国公社自身具有原始性、自我封闭性等不足，在沙皇政府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背景下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批判了特卡乔夫所持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俄國能先于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之一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自身具有自我封闭性，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缺乏交流沟通的隔绝状态，正是这样的相互隔绝状态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产生并持续存在的坚实基础。而这种上层建筑领域的专制制度一旦形成又会对构成它的坚实基础的相互隔绝的农村公社产生反作用，进一步强化农村公社自身的不发展状态和公社间的不沟通状态。在遭遇到沙皇政府主导的旨在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改革时，即使政治权力没有实施十分不利于农村公社的强制性政策，这样的农村公社及其所有制也会被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逐渐消灭掉”[1]397。而事实上沙皇政府正在加紧实施对农村公社非常不利的强迫性政策，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农村公社的发展将会变得十分艰难，“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1]398。
19世纪90年代初，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恩格斯多次表达了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正在对农民家庭工业造成严重冲击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通过冲击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来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冲击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过程中为自己生产出的工业品开创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冲击下正在陷入破产境地，正在失去生存之依托的农民也就因此日益陷入到“无产者”[2]635的生存境地。这意味着农民正处在日益陷入破产的生存困境中，作为农村公社基础的土地公社公有制正在日益陷入瓦解的危险境地。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及19世纪90时代初与丹尼尔逊的通信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思想进一步深化，认为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提到的已经面临严重生存困境的俄国公社“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3]460，也就是说，俄国农村公社进一步遭到了多方面破坏性力量的严重冲击。这些多方面的破坏性力量包括沙皇政府正在实施的针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破坏性政策，沙皇政府正在下力气培植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公社内部正在生长起来的瓦解公社公有制的因素，等等。其中，随着1861年改革所实施的政策在时间推移下进一步发酵，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始迅速生长起来，日益呈现出“让沙皇制度投降”[3]465和促使农村公社“越来越快地崩溃”[3]466的发展态势。
2.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仍存在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之可能。总体而言，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持有这样一种基本见解，即主要基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所具有的公有制属性（这种公有制作为一种原始的、落后的公有制，虽然日益受到后来出现的私有制所带来的严重冲击，然而，它毕竟是走向未来的具有先进性的公有制的基础性起点和基础性载体）和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虽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不过仍然具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首先生存下来，进而继续向前发展为高级的公有制社会形式之可能。
在1870年前后，马克思已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命运：或者逐渐地从土地公社公有制发展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私有制，或者逐渐地从土地公社公有制直接向共产主义性质的土地公有制演化。不过，当时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的理解相对悲观一些，他更多地注意到农村公社发展前景中的前一种可能。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西欧社会形势和俄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在继续研究俄国社会问题过程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思考逐渐地从相对悲观转变为相对乐观，这一点在他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都得到了具体展现。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他在多年探索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过程中，逐渐地得出了“一个结论”[1]464，从语言逻辑上看，这个结论存在着一个等价形式，即如果俄国要抓住当时历史条件下更有利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机会，就应不再走1861年沙皇政府开启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俄国社会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只是刚刚开始走上这条充满波折的道路，不过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停下来再选择别的道路，这就要看俄国社会形势的进一步演化了;另一方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俄国社会还存在着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不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选择走西欧已经走过且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的解答最终取决于该问题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幻想依靠米海洛夫斯基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去对这个问题进行机械地推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前三稿和正式复信中，马克思都提到了西欧历史运动和俄国正在进行的历史运动的根本不同，换言之，《資本论》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规律是基于西欧范围的历史规律，其实质是私有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俄国农村正在面临的事情却是从一种公有制转变为一种私有制。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此，第四稿和正式复信作出了说明，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规律与俄国农村公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历史规律既不能说明俄国公社存在生命力，也不能说明俄国公社不存在生命力。不过，从接下来马克思谈到的他自己对俄国公社问题的研究看，他还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内在生命力，因为公社如果没有内在生命力，又怎么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590呢？这样来看，在马克思视野中的俄国农村公社是有生命力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内在生命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针对俄国土地公社制度已经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他和恩格斯对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发展前景问题作出了更为完整的说明，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时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能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8。
二、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趋势不等于全无继续向前演进之可能
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主要基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落后性，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趋向瓦解的发展前景。不过，我们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公社可能存在的在继续发展中向高级社会形式转变的发展前景。换言之，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1.俄国农村公社继续向前演进必须具备一定历史条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作出相对悲观的理解后，紧接着又用“但是”这个连词指出了农村公社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发展前景：“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1]398-399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已经遭到严重冲击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可能具有的发展前景问题给出的当时“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8。这进一步明确地展示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理解。细言之，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在历史之内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1882年是依据当时的西欧历史形势和俄国社会形势作出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答复;第二，他们都坚持谨慎地思考问题，给出的是那时唯一可能的答复，并且答复的具体内容采用的是“假如”引导的条件句式;第三，他们都坚持运用大格局视野审视问题，具体表现为他们在答复中把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直接相关的俄国革命、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三方面辩证地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
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明确指出，俄国的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自身都具有某些能促使劳动组合和公社继续发展的萌芽，俄国社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之基础上，“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2]649。他完全同意马克思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的观点：“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他们都认为使俄国社会不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折之中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2]649。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赫尔岑、特卡乔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作出批判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化与俄国农村公社共处同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地促使农村公社把自己提升为高级的社会形式。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自身存在着一种“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3]459的发展前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3]459即在西欧无产阶级胜利地实现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可以和那些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且存在着农业公社或公社残余的国家一道开始向社会主义这一高级社会形式转变，并“大大缩短”[3]459这个转变进程。在这篇跋的最后，面对俄国社会出现的新形势，恩格斯虽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作出了相对悲观的思考，不过仍然认为公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着走出严峻的生存困境，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466之可能。 2.通过革命求生存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意义的应对之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如何首先生存下来已成为一个严峻且紧迫的问题。生存与革命产生了必然性联系，通过革命求生存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应对之策。一方面，从俄国农村公社角度看，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开始系统地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俄国农村公社已在沙皇政府主导的1861年改革的冲击下，逐渐开始陷入日益艰难的生存困境之中，因而探讨俄国公社发展前景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到俄国公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俄国社会发展形势日益呈现出不得不通过革命手段来解决俄国公社的基本生存问题的态势。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所持的世界历史观看，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或迟或早地必然要与俄国革命发生某种联系。因此，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问题，必然要涉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俄国革命问题，进而涉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
三、对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之关系问题的理解展现出视角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过程中，都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他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了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而马克思则侧重俄国革命方面，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的相关探讨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1.恩格斯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视角。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恩格斯一直是侧重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进行阐述。他认为，如果俄国革命能在俄国农村公社完全解体之前爆发并取得胜利，俄国公社就会取得继续生存的最亟须的基本条件;不过，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进而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最终确定，则只能是建立在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的、经济的最终胜利这一具有根本前提性的历史条件之下。
在1875写作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公社公有制的发展前途时认为，这个公社公有制虽然看起来正在逐渐陷入趋向瓦解的境地，不过还是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地向高级社会形式演进。紧接着，恩格斯就把无产阶级革命之于俄国土地公社公有制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地突出了出来，具体表现为他用“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1]399这样的表达方式强调指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完全消失之前取得胜利并给以物质援助，是俄国农村公社能展现出光明发展前景的根本性前提条件。他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399在1878年写作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和《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文章题目的确定还是文章具体内容的安排，从写作顺序上说，恩格斯都是把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放在文章的前一部分首先介绍，而把当时俄国的社会形势放在文章的最后介绍。这样的安排顺序意味着，恩格斯是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际发展和俄国社会形势放在同一个总体框架中思考的，并且认为，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情况对于俄国社会形势的演进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深远影响。也就是说，尽管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俄国革命形势的孕育对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俄国土地公社公有制的最终命运，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运动是否能取得最终之胜利。
在19世纪初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恩格斯回顾了他研究俄国社会问题的一些情况，认为俄国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公有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继续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的潜力，不过他和马克思都认为要把劳动组合和公社的发展潜力真正激发出来，促使其继续在公有制道路上向前发展，就必须首先获得“外部的推动”[2]649，也就是说获得来自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推动。在1894年1月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有三次明确地提到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于俄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是在阐述俄国公社是否具有促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因素时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表明它自身不具有推动自身继续发展的积极因素，这样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3]457。第二次是指出，包括俄国农村公社在内的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农村公社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3]459，才能开始把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进程“缩短”[3]459。第三次是在跋的最后指出，“没有这种胜利”[3]466，没有这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时的俄国社会无论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还是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都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会形式。
2.马克思侧重俄国革命视角。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侧重从俄国革命方面进行闡述。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成功，将能够首先把已经处于生存之危险境地的俄国农村公社保留下来，然后再促使公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不过，也不能由此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关系，俄国革命只是一场俄国意义上的革命。
在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在对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换言之，假如俄国社会继续走1861年开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将会带来诸多严重的波折。这意味着，俄国社会如果不想陷入这些严重波折之中，就必须终止已经开始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应当怎样做才能终止沙皇政府正在主导的俄国社会开始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呢？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提到俄国革命问题，不过事实上已经以一种隐晦方式把这个问题表达了出来。 在1878年2月写的《论东方问题》中，马克思在分析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时指出，俄军战场上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5]152，也就是说这将会加速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而这一俄国革命形势将会对欧洲形势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将会对欧洲的什么形势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呢？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从他一直重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情况看，这里要说的显然是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进而也就意味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将会反过来对俄国革命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实际上通过比较隐晦的形式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点明了。
在1881年所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处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它的首要历史使命是能够生存下来。在第四稿和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正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严重冲击。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俄国农村公社首先生存下来呢？在初稿中，马克思在两处位置明确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1]579“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582
四、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不等于忽视俄国革命
恩格斯一直是侧重于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阐述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说不重视俄国革命。事实上，恩格斯始终是重视俄国革命的，始终是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纳入一个总体思路来思考问题的。就这一点而言，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相关阐述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1.即将爆发的俄国革命及其潜在影响。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批判特卡乔夫设想的政治革命后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1]401，俄国各方面的事态发展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持续地准备着能量。他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只有两种情况可能使它延迟爆发，其中的一种情况便是俄国发动对外战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沙皇俄国在专制制度本身生出的称霸野心刺激下，在国内社会形势日益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逼迫下，俄国在1877年发动了针对土耳其的战争。在1878年写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中，恩格斯在对这场俄土战争的分析中指出，对外战争虽然一时延缓了国内革命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却在事实上进一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集聚了力量，可以说“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5]150，它的发生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将要爆发的俄国革命，其影响必将超出俄国的范围，对整个欧洲形势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实质上也就是将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因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一直作为欧洲旧势力之后备军存在的俄国沙皇政府及附属于它的一切旧的东西，都将会消失。在涉及这场俄土战争的另一篇文章（即写于1878年2—3月间的《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形势、对外战争、国内革命形势、革命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等紧密联系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认为1861年沙皇主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逐渐地造成了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就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来延迟革命的爆发。不过，俄土战争在事实上却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必将给俄国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必将超出俄国的范围，给西欧社会的发展带来意义深远的多重历史影响，给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意义深远的多方面支持。
2.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相互促进。在1875年5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对俄国社会正在积累的革命形势所具有的国际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对德国无产阶级运动，进而对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沙皇政府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的倒台，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在1882年他和马克思一起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在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和马克思明确地、充分地显示出了观点上的本质一致性。他和马克思明确地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联系了起来，既明确地表达了俄国革命将会给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带来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又明确地阐明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对俄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因而是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比较明确且唯物辩证的完整阐述。
3.西欧无产阶级政党应多关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在1890年前后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在开篇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西欧无产阶级政党应十分关注俄国革命政党同沙皇政府间斗争的原因，指出马克思在1848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原因，并且自那以后多次对这个原因进行了强调。这也就意味着不仅马克思重视俄国革命、重视俄国革命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作用，而且恩格斯也十分重视正在酝酿中的俄国革命将会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单单是俄国革命的加紧孕育就已经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篇文章第三节的后半部分，恩格斯对1870年普法战争至19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正在逐渐地走向世界战争，而只有俄国革命在推翻沙皇制度中取得胜利才能够真正阻止欧洲走向世界战争之趋势。在1894年1月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在1877年希望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秘密政府能在俄国发动对土耳其战争时，抓住时机，一举战胜沙皇政府。然而那时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没有爆发，秘密政府的恐怖活动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自那以后至1894年，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却正在逐渐地接近恐怖政府沒有达到的战胜沙皇政府之目的。在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俄国农村公社要想能首先存活下来，除了“在俄国进行革命”[3]466已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言。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展现出某种态度差异，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展现出某种视角差异。这有可能成为人们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是一致的，二人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形式差异性与本质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俄国农村公社;俄国革命;西欧革命
[中图分类号]B0-0;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3-0004-07
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二人就此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国内外学界有一种观点由此认为，在此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上，二人的侧重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形式差异性与本质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一、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展现出态度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从态度上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恩格斯的态度相对悲观，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马克思的态度则相对乐观，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仍存在继续向前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之可能。不过，从本质上看，二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态度上的根本一致性，是相对悲观与相对乐观的辩证统一。
1.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理解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俄国公社自身具有原始性、自我封闭性等不足，在沙皇政府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背景下正日益呈现出瓦解的发展趋势。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批判了特卡乔夫所持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俄國能先于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之一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自身具有自我封闭性，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缺乏交流沟通的隔绝状态，正是这样的相互隔绝状态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产生并持续存在的坚实基础。而这种上层建筑领域的专制制度一旦形成又会对构成它的坚实基础的相互隔绝的农村公社产生反作用，进一步强化农村公社自身的不发展状态和公社间的不沟通状态。在遭遇到沙皇政府主导的旨在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改革时，即使政治权力没有实施十分不利于农村公社的强制性政策，这样的农村公社及其所有制也会被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逐渐消灭掉”[1]397。而事实上沙皇政府正在加紧实施对农村公社非常不利的强迫性政策，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农村公社的发展将会变得十分艰难，“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1]398。
19世纪90年代初，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恩格斯多次表达了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正在对农民家庭工业造成严重冲击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通过冲击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来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冲击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过程中为自己生产出的工业品开创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家庭工业和副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冲击下正在陷入破产境地，正在失去生存之依托的农民也就因此日益陷入到“无产者”[2]635的生存境地。这意味着农民正处在日益陷入破产的生存困境中，作为农村公社基础的土地公社公有制正在日益陷入瓦解的危险境地。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及19世纪90时代初与丹尼尔逊的通信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思想进一步深化，认为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提到的已经面临严重生存困境的俄国公社“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3]460，也就是说，俄国农村公社进一步遭到了多方面破坏性力量的严重冲击。这些多方面的破坏性力量包括沙皇政府正在实施的针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破坏性政策，沙皇政府正在下力气培植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公社内部正在生长起来的瓦解公社公有制的因素，等等。其中，随着1861年改革所实施的政策在时间推移下进一步发酵，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始迅速生长起来，日益呈现出“让沙皇制度投降”[3]465和促使农村公社“越来越快地崩溃”[3]466的发展态势。
2.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仍存在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之可能。总体而言，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持有这样一种基本见解，即主要基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所具有的公有制属性（这种公有制作为一种原始的、落后的公有制，虽然日益受到后来出现的私有制所带来的严重冲击，然而，它毕竟是走向未来的具有先进性的公有制的基础性起点和基础性载体）和农村公社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虽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不过仍然具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首先生存下来，进而继续向前发展为高级的公有制社会形式之可能。
在1870年前后，马克思已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命运：或者逐渐地从土地公社公有制发展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私有制，或者逐渐地从土地公社公有制直接向共产主义性质的土地公有制演化。不过，当时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的理解相对悲观一些，他更多地注意到农村公社发展前景中的前一种可能。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西欧社会形势和俄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在继续研究俄国社会问题过程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思考逐渐地从相对悲观转变为相对乐观，这一点在他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都得到了具体展现。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他在多年探索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题过程中，逐渐地得出了“一个结论”[1]464，从语言逻辑上看，这个结论存在着一个等价形式，即如果俄国要抓住当时历史条件下更有利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机会，就应不再走1861年沙皇政府开启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俄国社会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只是刚刚开始走上这条充满波折的道路，不过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停下来再选择别的道路，这就要看俄国社会形势的进一步演化了;另一方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俄国社会还存在着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不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选择走西欧已经走过且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的解答最终取决于该问题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幻想依靠米海洛夫斯基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去对这个问题进行机械地推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前三稿和正式复信中，马克思都提到了西欧历史运动和俄国正在进行的历史运动的根本不同，换言之，《資本论》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规律是基于西欧范围的历史规律，其实质是私有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俄国农村正在面临的事情却是从一种公有制转变为一种私有制。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此，第四稿和正式复信作出了说明，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规律与俄国农村公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历史规律既不能说明俄国公社存在生命力，也不能说明俄国公社不存在生命力。不过，从接下来马克思谈到的他自己对俄国公社问题的研究看，他还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内在生命力，因为公社如果没有内在生命力，又怎么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590呢？这样来看，在马克思视野中的俄国农村公社是有生命力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内在生命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针对俄国土地公社制度已经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他和恩格斯对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发展前景问题作出了更为完整的说明，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时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能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8。
二、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趋势不等于全无继续向前演进之可能
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主要基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落后性，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日益呈现出趋向瓦解的发展前景。不过，我们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公社可能存在的在继续发展中向高级社会形式转变的发展前景。换言之，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1.俄国农村公社继续向前演进必须具备一定历史条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作出相对悲观的理解后，紧接着又用“但是”这个连词指出了农村公社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发展前景：“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1]398-399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已经遭到严重冲击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可能具有的发展前景问题给出的当时“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8。这进一步明确地展示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理解。细言之，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在历史之内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1882年是依据当时的西欧历史形势和俄国社会形势作出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答复;第二，他们都坚持谨慎地思考问题，给出的是那时唯一可能的答复，并且答复的具体内容采用的是“假如”引导的条件句式;第三，他们都坚持运用大格局视野审视问题，具体表现为他们在答复中把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直接相关的俄国革命、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三方面辩证地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
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明确指出，俄国的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自身都具有某些能促使劳动组合和公社继续发展的萌芽，俄国社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劳动组合和农村公社之基础上，“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2]649。他完全同意马克思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的观点：“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他们都认为使俄国社会不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折之中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2]649。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赫尔岑、特卡乔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作出批判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化与俄国农村公社共处同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地促使农村公社把自己提升为高级的社会形式。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自身存在着一种“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3]459的发展前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3]459即在西欧无产阶级胜利地实现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可以和那些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且存在着农业公社或公社残余的国家一道开始向社会主义这一高级社会形式转变，并“大大缩短”[3]459这个转变进程。在这篇跋的最后，面对俄国社会出现的新形势，恩格斯虽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作出了相对悲观的思考，不过仍然认为公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着走出严峻的生存困境，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466之可能。 2.通过革命求生存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意义的应对之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俄国农村公社如何首先生存下来已成为一个严峻且紧迫的问题。生存与革命产生了必然性联系，通过革命求生存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应对之策。一方面，从俄国农村公社角度看，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开始系统地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俄国农村公社已在沙皇政府主导的1861年改革的冲击下，逐渐开始陷入日益艰难的生存困境之中，因而探讨俄国公社发展前景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到俄国公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俄国社会发展形势日益呈现出不得不通过革命手段来解决俄国公社的基本生存问题的态势。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所持的世界历史观看，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或迟或早地必然要与俄国革命发生某种联系。因此，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问题，必然要涉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俄国革命问题，进而涉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
三、对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之关系问题的理解展现出视角差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过程中，都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他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了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而马克思则侧重俄国革命方面，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的相关探讨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1.恩格斯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视角。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恩格斯一直是侧重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进行阐述。他认为，如果俄国革命能在俄国农村公社完全解体之前爆发并取得胜利，俄国公社就会取得继续生存的最亟须的基本条件;不过，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进而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最终确定，则只能是建立在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的、经济的最终胜利这一具有根本前提性的历史条件之下。
在1875写作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公社公有制的发展前途时认为，这个公社公有制虽然看起来正在逐渐陷入趋向瓦解的境地，不过还是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地向高级社会形式演进。紧接着，恩格斯就把无产阶级革命之于俄国土地公社公有制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地突出了出来，具体表现为他用“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1]399这样的表达方式强调指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完全消失之前取得胜利并给以物质援助，是俄国农村公社能展现出光明发展前景的根本性前提条件。他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399在1878年写作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和《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文章题目的确定还是文章具体内容的安排，从写作顺序上说，恩格斯都是把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放在文章的前一部分首先介绍，而把当时俄国的社会形势放在文章的最后介绍。这样的安排顺序意味着，恩格斯是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际发展和俄国社会形势放在同一个总体框架中思考的，并且认为，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情况对于俄国社会形势的演进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深远影响。也就是说，尽管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俄国革命形势的孕育对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俄国土地公社公有制的最终命运，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运动是否能取得最终之胜利。
在19世纪初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恩格斯回顾了他研究俄国社会问题的一些情况，认为俄国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公有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继续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的潜力，不过他和马克思都认为要把劳动组合和公社的发展潜力真正激发出来，促使其继续在公有制道路上向前发展，就必须首先获得“外部的推动”[2]649，也就是说获得来自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推动。在1894年1月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有三次明确地提到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于俄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是在阐述俄国公社是否具有促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因素时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表明它自身不具有推动自身继续发展的积极因素，这样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3]457。第二次是指出，包括俄国农村公社在内的刚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农村公社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3]459，才能开始把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进程“缩短”[3]459。第三次是在跋的最后指出，“没有这种胜利”[3]466，没有这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时的俄国社会无论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还是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都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会形式。
2.马克思侧重俄国革命视角。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侧重从俄国革命方面进行闡述。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成功，将能够首先把已经处于生存之危险境地的俄国农村公社保留下来，然后再促使公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不过，也不能由此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关系，俄国革命只是一场俄国意义上的革命。
在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在对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64换言之，假如俄国社会继续走1861年开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将会带来诸多严重的波折。这意味着，俄国社会如果不想陷入这些严重波折之中，就必须终止已经开始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应当怎样做才能终止沙皇政府正在主导的俄国社会开始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呢？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提到俄国革命问题，不过事实上已经以一种隐晦方式把这个问题表达了出来。 在1878年2月写的《论东方问题》中，马克思在分析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时指出，俄军战场上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5]152，也就是说这将会加速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而这一俄国革命形势将会对欧洲形势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将会对欧洲的什么形势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呢？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从他一直重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情况看，这里要说的显然是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进而也就意味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将会反过来对俄国革命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实际上通过比较隐晦的形式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点明了。
在1881年所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处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它的首要历史使命是能够生存下来。在第四稿和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正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严重冲击。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俄国农村公社首先生存下来呢？在初稿中，马克思在两处位置明确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1]579“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582
四、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不等于忽视俄国革命
恩格斯一直是侧重于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阐述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侧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说不重视俄国革命。事实上，恩格斯始终是重视俄国革命的，始终是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纳入一个总体思路来思考问题的。就这一点而言，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相关阐述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1.即将爆发的俄国革命及其潜在影响。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批判特卡乔夫设想的政治革命后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1]401，俄国各方面的事态发展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持续地准备着能量。他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只有两种情况可能使它延迟爆发，其中的一种情况便是俄国发动对外战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沙皇俄国在专制制度本身生出的称霸野心刺激下，在国内社会形势日益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逼迫下，俄国在1877年发动了针对土耳其的战争。在1878年写的《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中，恩格斯在对这场俄土战争的分析中指出，对外战争虽然一时延缓了国内革命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却在事实上进一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集聚了力量，可以说“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5]150，它的发生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将要爆发的俄国革命，其影响必将超出俄国的范围，对整个欧洲形势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实质上也就是将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因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一直作为欧洲旧势力之后备军存在的俄国沙皇政府及附属于它的一切旧的东西，都将会消失。在涉及这场俄土战争的另一篇文章（即写于1878年2—3月间的《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形势、对外战争、国内革命形势、革命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等紧密联系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认为1861年沙皇主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逐渐地造成了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就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来延迟革命的爆发。不过，俄土战争在事实上却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必将给俄国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必将超出俄国的范围，给西欧社会的发展带来意义深远的多重历史影响，给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意义深远的多方面支持。
2.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相互促进。在1875年5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对俄国社会正在积累的革命形势所具有的国际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对德国无产阶级运动，进而对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沙皇政府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的倒台，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在1882年他和马克思一起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在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和马克思明确地、充分地显示出了观点上的本质一致性。他和马克思明确地把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联系了起来，既明确地表达了俄国革命将会给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带来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又明确地阐明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对俄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因而是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比较明确且唯物辩证的完整阐述。
3.西欧无产阶级政党应多关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在1890年前后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在开篇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西欧无产阶级政党应十分关注俄国革命政党同沙皇政府间斗争的原因，指出马克思在1848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原因，并且自那以后多次对这个原因进行了强调。这也就意味着不仅马克思重视俄国革命、重视俄国革命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作用，而且恩格斯也十分重视正在酝酿中的俄国革命将会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单单是俄国革命的加紧孕育就已经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篇文章第三节的后半部分，恩格斯对1870年普法战争至19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正在逐渐地走向世界战争，而只有俄国革命在推翻沙皇制度中取得胜利才能够真正阻止欧洲走向世界战争之趋势。在1894年1月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在1877年希望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秘密政府能在俄国发动对土耳其战争时，抓住时机，一举战胜沙皇政府。然而那时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没有爆发，秘密政府的恐怖活动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自那以后至1894年，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却正在逐渐地接近恐怖政府沒有达到的战胜沙皇政府之目的。在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俄国农村公社要想能首先存活下来，除了“在俄国进行革命”[3]466已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言。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认识展现出某种态度差异，对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展现出某种视角差异。这有可能成为人们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是一致的，二人研究的侧重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形式差异性与本质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