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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指的是秦始皇在李斯的进言下，诏令民间禁止收藏诸子书籍，并对是古非今的儒生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秦始皇专门颁布了《焚书令》，规定诏令所到30日内，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尽行焚毁，不得收藏，违者“黥为城旦”，并发配边塞去修筑长城。此后，秦始皇为了消弭“祸言”、“僭论”，在咸阳一次就活埋了460余人。这便是日后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由来
在今人看来如此血腥无道的戕杀政策，竟只源于洒宴上的一次争论。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酒会，许多达官显贵被邀列席。当时有个叫周青臣的官员在宴席上大拍皇帝的马屁，面谀他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有威德的君王。本来君王设宴，臣下称颂，相互吹捧，也是情理之事。可是，就有这么个书痴博士叫淳于越，自誉为清流，不谙官场之道，当面斥责周青臣的奴才嘴脸，在皇帝和众大臣的面前大放厥词，称古今天下惟有“师古”才能长久。这时身为丞相的李斯对此大为小满，为了搏回皇帝的脸面，大加呵斥，认为像淳于越这样的文臣“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谬论纯粹是蛊惑百姓，危害社稷。李斯转而谏言要始皇对这些人严加惩处，并提议把除《秦记》、占卜等以外的书籍全部焚毁：除宫廷所藏图书外，天下百姓私藏的《诗》、《书》等诸子典籍全部由当地官员负责烧毀，胆敢有谈论《诗》、《书》者。以妄议古今之罪杀而弃市。至此，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拉开序幕。
也许有人惊叹，仅因臣下的一番言论，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皇帝颜面这么简单的事，还有更深层的缘由，其因有三：一则，李斯本崇信法家，对儒家的那套仁政德治并不认同，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歧视。二米，李斯高居相位，需要依靠强权来排除异己，树立威望。再则，秦始皇刚刚鼎定天下，费了好人的劲才消灭六国，而这些文臣竟又提出“分封天下”的舛论，并对始皇的功绩不以为然。这些都促使始皇深感社稷小固，需要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清洗。故而，在种种因由的交织下，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运动。
坑杀的都是儒生吗?
这场由“古今”之辩而引发的论战，实质上已演绎成了法家与儒家的对弈。那么，是否焚烧的就只是儒家之书?而坑杀的只是儒家之士呢?其实不然。有学者提出秦始皇焚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无用之书，坑的也并不是儒生，只是一群方术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江湖骗子。
秦始皇是十分崇信方术的，他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永续帝业。民间如今还流传着徐福尔渡、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据《史记》所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羡慕传说中长生不老的“真人”，曾命侯生、产生等方士去求神问药。这世上本没有长生不老药，更无“真人”、“仙人”，方士们自知无法交差，就纷纷出逃，秦始皇闻讯后大怒：“方士本来是求神炼丹的，现今侯生等人逃离宮中却不禀报。而且徐福等人耗费我巨额财赀，终不见归。况且卢生等人受我加官进爵，今天也来毁谤我，我以恩德来对待他们，他们却不回报，”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诸生文生，细加拷问，有妖言惑众的，以谋乱社稷、蛊惑百姓的罪名进行惩处。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御史开始悉案问诸生。诸生们深感不妙，纷纷避祸。其中有460余人，因被供犯禁而被秦始皇活埋于咸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
从《史记》和后世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令秦始皇愤慨的是侯、产、徐福等炼丹的方士，并非儒生，而且坑埋的人中，并无确切记载都是儒生。何况《史记》记载此事并无“坑儒”一词，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可见，按司马迁的说法坑的只是术上，并非儒生。那么是谁提出“坑儒”一说的呢?我们追本溯源，发现最早见诸笔端将“术上”改为“儒生”的是《古文尚书》的前序。《古文尚书》早在清代就被学者定为伪书，乃是后人讹作，故而不足为凭。
那么，为什么《尚书》要作“伪证”，嫁祸“始皇”呢?其实，这与《尚书》本身的周遭有关。当时，秦始阜确有“焚书令”，时任博士官的伏生，惧怕典籍遭焚，携简册隐遁，藏十自家壁中以避祸。汉代以降，皆儒学当道，不免有人深感切齿之痛，遂生诬蔑之辞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呢?其原因有二；一因那些方士没能按照秦始皇的意愿，寻找到“长生不老”药；二则在于那些方士妄议朝政、造谣滋事，所以秦始皇得以除之。由此看来，“坑儒”并非始皇本意，即便坑埋中杂有儒生，也可能是因乱席卷的。因此，“坑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焚书”后果真书文绝迹?
“焚书”的政策的确对中国先秦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司马迁也感叹“六艺从此缺焉”。那么，秦代果真“书文绝迹”?
其实不然。单单从李斯的《焚书议》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一，焚毁的书只是涌盖了儒家在内的诸子苫述，《秦记》等史书尚存。第二，只焚民间所藏图书，而国家所藏图书尚存。第三，并非意指今后就不读节，而是要百姓以吏为师，勤学法令。第四，特別注明医药、占卜、农艺等书籍不在焚毀之列。可见，“焚书”旨在消弭非士流思想，或者说是非法家的思想，并非是弃书不习，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何况，只允许宮廷贵族藏有图书，而不许百姓私藏，这分明是一种愚民的政策。相比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董卓“焚书”、明朝的“八股文”、清代的“文宁狱”都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是愚弄百姓，稳固根基，树立统治阶级的奴化思想而已。故而，“焚书”不会招致书文绝迹。而后世文人愈加诬辞，白般贬低，出只不过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辩驳而已，与李斯的借刀杀人无异。
姑且，我们承队“焚书”遗祸甚远，那么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秦朝上下都认真执行了呢?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湖北秦墓中出土的简帛，涉及天象、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多，故此坑术士和焚书的政策对楚地影响不大。而且简帛中残存了战国时的楚字，可见秦灭六国并没有完全消弭本地文化，仅凭一场“焚书”运动就使书文绝迹，不免笑谈，
秦始皇的愚民政策，非但没能使秦朝千秋万代，反而国家迅速灭亡。掀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陈胜、吴广都只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起兵于江东的项羽、刘邦也都只不过是寡民小吏，亦绝非鸿儒文士。可见，秦始皇将矛头直指儒生不免冤枉。项羽得胜咸阳后，开始火烧阿房宫，宫廷内所藏图书都被付之一炬。反倒是民间藏书，在汉代后人暈涌现，如鲁工毁孔于宅所得孔壁书，河间献王广罗天下的古书等等。正是这些民间藏书的幸运保存，使得汉以后的《诗》、《书》等儒家经典愈加流传。
而当初秦朝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农艺等书籍却在战乱之中遭致陨灭的境地。要不是得益于后世考古工作者的挖掘，不少星象、占卜、养生、病方、脉经等书籍可能就此埋没。如果没有后世考古上作者的挖掘，今天我们对先秦的科技著作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那张书单上了。
[责任编辑] 王 凯
“焚书坑儒”的由来
在今人看来如此血腥无道的戕杀政策，竟只源于洒宴上的一次争论。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酒会，许多达官显贵被邀列席。当时有个叫周青臣的官员在宴席上大拍皇帝的马屁，面谀他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有威德的君王。本来君王设宴，臣下称颂，相互吹捧，也是情理之事。可是，就有这么个书痴博士叫淳于越，自誉为清流，不谙官场之道，当面斥责周青臣的奴才嘴脸，在皇帝和众大臣的面前大放厥词，称古今天下惟有“师古”才能长久。这时身为丞相的李斯对此大为小满，为了搏回皇帝的脸面，大加呵斥，认为像淳于越这样的文臣“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谬论纯粹是蛊惑百姓，危害社稷。李斯转而谏言要始皇对这些人严加惩处，并提议把除《秦记》、占卜等以外的书籍全部焚毁：除宫廷所藏图书外，天下百姓私藏的《诗》、《书》等诸子典籍全部由当地官员负责烧毀，胆敢有谈论《诗》、《书》者。以妄议古今之罪杀而弃市。至此，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拉开序幕。
也许有人惊叹，仅因臣下的一番言论，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皇帝颜面这么简单的事，还有更深层的缘由，其因有三：一则，李斯本崇信法家，对儒家的那套仁政德治并不认同，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歧视。二米，李斯高居相位，需要依靠强权来排除异己，树立威望。再则，秦始皇刚刚鼎定天下，费了好人的劲才消灭六国，而这些文臣竟又提出“分封天下”的舛论，并对始皇的功绩不以为然。这些都促使始皇深感社稷小固，需要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清洗。故而，在种种因由的交织下，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运动。
坑杀的都是儒生吗?
这场由“古今”之辩而引发的论战，实质上已演绎成了法家与儒家的对弈。那么，是否焚烧的就只是儒家之书?而坑杀的只是儒家之士呢?其实不然。有学者提出秦始皇焚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无用之书，坑的也并不是儒生，只是一群方术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江湖骗子。
秦始皇是十分崇信方术的，他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永续帝业。民间如今还流传着徐福尔渡、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据《史记》所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羡慕传说中长生不老的“真人”，曾命侯生、产生等方士去求神问药。这世上本没有长生不老药，更无“真人”、“仙人”，方士们自知无法交差，就纷纷出逃，秦始皇闻讯后大怒：“方士本来是求神炼丹的，现今侯生等人逃离宮中却不禀报。而且徐福等人耗费我巨额财赀，终不见归。况且卢生等人受我加官进爵，今天也来毁谤我，我以恩德来对待他们，他们却不回报，”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诸生文生，细加拷问，有妖言惑众的，以谋乱社稷、蛊惑百姓的罪名进行惩处。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御史开始悉案问诸生。诸生们深感不妙，纷纷避祸。其中有460余人，因被供犯禁而被秦始皇活埋于咸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
从《史记》和后世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令秦始皇愤慨的是侯、产、徐福等炼丹的方士，并非儒生，而且坑埋的人中，并无确切记载都是儒生。何况《史记》记载此事并无“坑儒”一词，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可见，按司马迁的说法坑的只是术上，并非儒生。那么是谁提出“坑儒”一说的呢?我们追本溯源，发现最早见诸笔端将“术上”改为“儒生”的是《古文尚书》的前序。《古文尚书》早在清代就被学者定为伪书，乃是后人讹作，故而不足为凭。
那么，为什么《尚书》要作“伪证”，嫁祸“始皇”呢?其实，这与《尚书》本身的周遭有关。当时，秦始阜确有“焚书令”，时任博士官的伏生，惧怕典籍遭焚，携简册隐遁，藏十自家壁中以避祸。汉代以降，皆儒学当道，不免有人深感切齿之痛，遂生诬蔑之辞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呢?其原因有二；一因那些方士没能按照秦始皇的意愿，寻找到“长生不老”药；二则在于那些方士妄议朝政、造谣滋事，所以秦始皇得以除之。由此看来，“坑儒”并非始皇本意，即便坑埋中杂有儒生，也可能是因乱席卷的。因此，“坑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焚书”后果真书文绝迹?
“焚书”的政策的确对中国先秦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司马迁也感叹“六艺从此缺焉”。那么，秦代果真“书文绝迹”?
其实不然。单单从李斯的《焚书议》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一，焚毁的书只是涌盖了儒家在内的诸子苫述，《秦记》等史书尚存。第二，只焚民间所藏图书，而国家所藏图书尚存。第三，并非意指今后就不读节，而是要百姓以吏为师，勤学法令。第四，特別注明医药、占卜、农艺等书籍不在焚毀之列。可见，“焚书”旨在消弭非士流思想，或者说是非法家的思想，并非是弃书不习，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何况，只允许宮廷贵族藏有图书，而不许百姓私藏，这分明是一种愚民的政策。相比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董卓“焚书”、明朝的“八股文”、清代的“文宁狱”都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是愚弄百姓，稳固根基，树立统治阶级的奴化思想而已。故而，“焚书”不会招致书文绝迹。而后世文人愈加诬辞，白般贬低，出只不过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辩驳而已，与李斯的借刀杀人无异。
姑且，我们承队“焚书”遗祸甚远，那么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秦朝上下都认真执行了呢?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湖北秦墓中出土的简帛，涉及天象、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多，故此坑术士和焚书的政策对楚地影响不大。而且简帛中残存了战国时的楚字，可见秦灭六国并没有完全消弭本地文化，仅凭一场“焚书”运动就使书文绝迹，不免笑谈，
秦始皇的愚民政策，非但没能使秦朝千秋万代，反而国家迅速灭亡。掀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陈胜、吴广都只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起兵于江东的项羽、刘邦也都只不过是寡民小吏，亦绝非鸿儒文士。可见，秦始皇将矛头直指儒生不免冤枉。项羽得胜咸阳后，开始火烧阿房宫，宫廷内所藏图书都被付之一炬。反倒是民间藏书，在汉代后人暈涌现，如鲁工毁孔于宅所得孔壁书，河间献王广罗天下的古书等等。正是这些民间藏书的幸运保存，使得汉以后的《诗》、《书》等儒家经典愈加流传。
而当初秦朝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农艺等书籍却在战乱之中遭致陨灭的境地。要不是得益于后世考古工作者的挖掘，不少星象、占卜、养生、病方、脉经等书籍可能就此埋没。如果没有后世考古上作者的挖掘，今天我们对先秦的科技著作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那张书单上了。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