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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低碳型”
1970年代中期。我辈是多重角色集一身：学生、农民、“教师”。1976到1980的几年，作为“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我先后教的是小学、初中和高中语文。呵，斗胆说“教”，负疚至今!
那时的教学如同居家过日子，平静地开始也平静地结束。新学期开学，学校发到教师手上的只有一本教材、一本教参、一本备课笔记，再无别的辅助资料。有关的教学参考书(包括练习题)极度匮乏，只是听说有却欲购不得。记得偶尔得到一本薄薄的文言文小册子，只有几十段节选，却是如获至宝，作为学生的课外“加餐”使用了多年。很多我自己也读不懂，后来买到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书价2元，算是有了古文教学的助手。
那时很重“双基”，而大量的课外练习、题海战却未成主角，除了课本后面的几道练习题，再没有现成的练习册。所用还是那很粗糙的作业本，都是教师在封面上亲笔写好学科和学生姓名，有的学科一学期也用不完那薄薄的一本。学期结束还得收上来作为学期评定平时成绩的依据，所以教师改作业打等级时非常慎重，学生都非常重视保管作业本。家庭作业的每一题都要教师编写，内容没甚难度，形式也很简单，无非是抄写词语、同义词反义词、造句什么的，放学前抄在黑板上，第二天早读课学生读课文，教师就逐个检查家庭作业。不过我一直有别于其他老师，特别注重学生写日记，要求每天写一二百字、三五百字。我说“写日记”而不说“记日记”。想法在于：偏重“记”就有可能变成“流水账”。说“写”就有点创作的成分，要“写”好就要用心思花功夫。那时我带头写日记，学生也就乐意效仿。我尤其注重议论文写作训练，我认为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训练，是论述方式的训练。我要求学生用一组虚词写连句，写段落，“不仅……而且……因为……所以……”“尽管……并且……然而……既……也……所以……不仅……还要……”诸如此类，“造”的是复句，“造”的是多重复句，要求丰富而有序地表达，难度不小，算是“超纲”。经过～段时间的训练，很多学生都能写出精彩的语段，起码感知了说理性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样的教学在当初算是离经叛道了，幸好，还是认同的多，当时的校长给了我许多鼓励，县教研室还组织了全县部分高中语文教师观摩了我的一堂别开生面的“造句教学课”。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当初特别喜欢作文教学，源于自己喜欢。作文教学指导用书还难得一见，我就自己编写教学讲义，主要是整理记叙文、议论文的基本写法。光记叙文的写法就分为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活动描写、环境描写、详写略写、开头结尾过渡等内容，有点原理，更有案例。编好的讲义，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装订好了分发给学生。那时在中学，教语文的同事都比我年龄大，都比我有经验，只是他们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写作教学讲义，都说“这个好，请代我印一份”。完全说不上精致，更谈不上观点的科学、体系的完整，但我对它的情感完全可以用“敝帚自珍”来形容，因为源于自己写作实践和感悟的东西才最真实、最宝贵。每次作文指导我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虽然不一定要写成完整的“下水文”，但我力求随口“讲”出一篇文章来，我总以为这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
一个教师往往有他自己的保留节目，指导学生写“雾”写“窗景”就是我钟情的传统训练，每届学生也都饶有兴致。经常是在中秋时节指导学生写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在操场静坐观察，观察浓雾的特征，观察浓雾中的人和物，观察雾散日现的过程。原计划一节课，谁知直到下课还是浓雾紧锁，不甘心就这么罢休，不得不跟上第二节课的老师“借”一节课。两节课没有白花。许多学生写出了高分“雾”文。
这样做也许有悖作文教学之道，幸运的是，那时的校长并不怎么于涉教师的教学，只看你在不在状态。你的一举一动校长都看在眼里，状态不好时就给个提醒，状态好时就给个鼓励。
至今汗颜，那个年代我辈没有学过教育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也没见过有什么教育报刊，更遑论读教育家的著作。其实，教育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怀着本真之心去做，往往暗合教育教学法则，或者科学原理，或者名家论述。那时学校不为你配师傅，一切都得凭实践，凭悟性，凭用心模仿。真羡慕现在的老师，学校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无需操心，什么“师徒结对”、“岗前培训”、“职业规划”、“进修考察”、“课题研究”等等，应有尽有。不过，虔诚不够或悟性不高还是等于零，往昔今朝莫不如是。所谓“专业成长”应当没现在说得这么玄奥，因而也无需大动干戈，应当给予教师成长的“自然生态”，就是宽松点，自然点，少点强求，多点自觉，顺理才能成章，水到才能渠成。比如，你读书的时候遇到哪些好老师，那你就学他们的样子好了：你读书的时候希望你的老师怎么上课，那你就按理想中的样子去做好了。教学质量的比拼并不是上课或作业的以多取胜，教师的专业成长也不是想快就快的，少些繁琐。少做无用功才是“低碳”教学，“低碳”才叫“环保”。
二、环境“友好型”
那时虽然也搞全乡(当时叫“公社”)统测，也只是就着期中或期末考试。一段时期教学有点低迷时，搞点统一考试刺激一下实属必要。虽然也排名，但与奖金无关，那时没有奖金，也羞于提奖金，教得好的教师至多是一个口头表扬。遇上统测，老师学生也不是如临大敌，只是要求平时好玩好闹的学生收敛些，但对于那些顽劣不逊、玩世不恭的学生，教师还是束手无策。没事，那些当初成绩并不显赫的，后来都是会生活、能干事、有情趣的人。“树大自然直”，教育不要自寻烦恼。
那个年代，管理学生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该点名批评的就点名批评。该站黑板的就站黑板。该罚抄书的就罚抄书。跟许多同事一样，我也揪过学生的耳朵，推推搡搡、动用教鞭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少有家长找到学校要说法。只要没有极端行为，没有造成重大失误，不管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的几任校长都旗帜鲜明地维护教师，维护学校。一个校长对无理取闹的家长“不买账”，一个教师对严重违纪学生的“不妥协”，是尊严，是权利，更是责任。那时我们的同事也聊所谓师生冲突，前一句就是所谓“共识”。一个不愿担责的人，一个没有自尊的人。绝对不会与学生发生冲突；遇上矛盾避之唯恐不及者，其实不是懦夫，不是渎职，更不是艺术，核心是自私。那时我们总认为，师生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得讲伦理，伦理是维系秩序的基石。学生间的打架磕碰甚至流血都是等闲之事，也没有双方家长闹得不可开交、校方调解以至通过官司了结的。我的同事里也偶有与学生发生冲突扭打在一起的，别以为教师就因此斯文扫地了。教师不是圣人，作为普通人，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本真，总会自然流露，尤其是小年轻教师，他们也是成长中的人。为分数、为名次而与学生发生冲突完全不值得。但毋庸讳言，在初高中，就社会角色而言，教师与学生绝对 是一组矛盾，是一场较量，甚至有人将其比作一场“战争”，那是人格层面、精神领域的，在一个应有的高度上较量出高低胜负，那才服气，才叫和谐。一个教师真正能让学生铭记或仰视一生的，不是以“爱”的名义迁就学生的人，不是关于某堂课某道题的记忆，而是他的人格高度，诸如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个性，一种风范，一种境界。如果一个学生多年后见到他的老师只是说“老师，那门学科要不是您教，我绝对考不上大学”，这样的学生绝对不正常。因为他的人格有缺陷，他只能记住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分数，他对生活中的是非曲直没有感觉，他绝对游离于精神殿堂、人格大厦之外，或者说，他绝对没有作为“人”的成长的体验。
其实那时的学生不会记仇，大多单纯得像一张白纸一块白布。有点不愉快的痕迹稍微擦擦洗洗就没了，教师亦然。“饿其体肤”的物质境况，“劳其筋骨”的体力劳动。是一双拂拭心灵尘埃的妙手。“三夏”和“秋收”大忙时节，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支农”劳动，我也经常领着学生走向田头捡麦穗，栽油菜，学生照样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放学后、休息日、假期里，钓鱼捉虾掏鸟窝，放鹅放鸭挖野菜。就是小学生课余生活的主旋律：或帮父母做家务，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许多初高中学生较早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同时也是在为自立自强的人生奠基。许多节假日教师都参加集体劳动，或参加校园建设。或在校办工厂干活，或到生产队支农，不只是流汗，而是腰酸背疼、伤筋动骨。
每年一次的全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是所有农村孩子见到的最盛大的场面，那两天也就成了一年一遇的狂欢节。被选上参加全县的比赛也绝对是一份莫大的荣耀。那时很多老师都住校，尽管不上晚自习，晚间的校园依旧热闹，教师聊天、逛街、打牌的都有。当然更多的是备课改作业。好多窗户里透出点点灯光，飘出阵阵谈笑声，宁静而又温馨。一到放学就人去校空，没人没灯，无声无息，那不是校园而是工厂。
全乡教师也经常在一起开会或培训，尽管全乡总共才百十个教师，但素无交往，多数陌生。记得有一次是秋季新学期动员。乡革委会组织全乡中小学教师开动员会。天气依然酷热难当，会场就设在中学附近山脚下的一片树林里，只在两树之间拉了一条手写横幅做会标，主席台只是一张普通的课桌，教师就散坐在树荫下，凉风阵阵，鸟鸣声声，不远处还有牛粪的气味、鹅鸭的嬉戏声。没有麦克风，发言者必须提高嗓门。这是我见到的最具原生态意义的会场。我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亮相”的，是作为民办教师代表发言，是介绍经验也是表决心。这次“亮相”受到同行羡慕和鼓励，帮助我的人也更多了。以此为动力，便是加倍努力工作，扯不上崇高，只是感奋，心生感动便有奋发之行。那个年代一切都这么简单。教育健康与否受制于社会风气，世风决定人心。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心思纯净，安贫乐道，人就生活在一种“友好型”环境里。
三、业余“原生态”
跟现在好多人群的晨昏颠倒相比。跟现在所到之处的华灯璀璨相比，那个年代才有“夜景”，当然，那是永远唤不回的“乡恋”：有时月光如银，有时星辰满天，清风扑面，槐香沁脾，犬吠声声，虫鸣交响，一道远山隐隐约约，几点灯光闪闪烁烁。月上柳梢，几个志情趣相投的乡间好友或同事漫步在无话不聊的闲散心情中，没有时限，漫无目的，无话不谈，一周总有一两次这样肆意和奢侈的享受。
不过，教师无法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辍”的传统作息观，备课改作业，看看书，练练字，有时还做学生家的不速之客，这是那时的教书人固守的晚间生活内容。记得晚上所做最多的是把学生作文簿带回家批改，兴致所至熬到子夜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虽然我们的专业素养绝对令人遗憾，但有的是热情，热情可以弥补很多缺陷，热情可以成就很多事功，那年头热情是第一生产力。
’
白天能不能做教师，要看他晚上是不是做学生。不是“要我学”而是“我要学”，自我觉醒的感觉才最妙，自我“革命”的效果才最好。
我几乎做到了每天写日记，时间再晚也要写上一段话，各色景致、喜怒哀乐、奇闻异事，内容庞杂无拘，心情也居无定所。那天散步回来写日记，心血来潮一口气写了3000多字，第二天在课堂上读给学生听，学生叹服，从此没有不认真写日记的。我经常把自己的日记本放在讲台上任由学生翻阅，也经常把有些页面用糨糊黏上，说这里头可有秘密，不得窥探，做得说得像煞有介事。这叫“引诱法”或“勾引法”，意在告诉学生要写真实生活、真实感受，不便示人的就粘贴起来。日记应当是心灵的悟对，是情感、心理发育的温床。当然，每晚写点工作、生活和心灵的故事，首先是于己有益，尤其是语文教师，一直不动笔，想象不出作文怎么教。如果说物质生活的不丰富只是一种遗憾，那么精神生活的苍白才是无可拯救的悲哀。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那时候我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文学青年”，对文学有着执着的崇拜，写过非常无知而又青涩的“诗歌”，写过并不生动只是素材性质的“民间故事”，“爬格子”多年却毫无建树，幸而能时时享受到徜徉精神世界的愉悦。当然也免不了常被虚妄的意念所笼罩。还热衷于对联创作，教小学时，本校一女教师结婚。我有幸为她创作并书写了一副简单、有趣也很喜庆的婚联，嵌入了男女双方的名字(钟启明、张凤兰)：“佳节盛开凤兰花，良辰高悬启明星”，一时为人乐道。后来我的对联创作还荣获了省大赛二等奖，奖金200元。几乎是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时常跟高中学生讲些“平平仄仄”的事，他们感到很好玩，春节期间他们就收集了大量对联，我认为这就是社会实践。还曾接触戏剧艺术，看过不少的电影、戏剧著作，读过关汉卿、汤显祖、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以及戏剧理论，独幕剧创作分别在原镇江地区和南京市获过一等奖。一次是奖金60元，一次是一本当初价值28元的《辞海》缩印本，我因此成为溧水第一个拥有《辞海》的私人。一个获创作大奖的乡下小青年能因此受到羡慕和赏识，真有做明星的感觉。作为溧水唯一的代表，1978年金秋时节，参加原镇江地区戏剧创作培训班，“下榻”于镇江军分区司令部招待所，第一次见到那满是奇花异草的庭院、气派恢弘的会堂、餐桌上叫不出名的精美食物。感觉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虽然那时还看不到许多大部头文学著作，但适逢伤痕文学蓬勃兴起，精品迭出，白天忙于教学没空看，晚上绝对是如饥似渴。《人民文学》、《钟山》、《十月》、《芒种》、《收获》、《雨花》、《青春》，文学期刊恰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一晚带点夜读一本，甚至通宵读两本，眼镜就是那时被迫装上的。现在想来，那是我接受文化启蒙的开始。
记得那时购得一本甘肃出版的成语词典，蓝色简装，32开本，厚厚的，爱不释手，天天翻，逐条背，花一年时间掌握了那里面的所有成语，3200多条。有同事不信，随意抽了十几条，屡试不爽，众人皆服。1979年参加江苏省高师函授入学考，5条成语解释我得了满分，作文65分，全乡参考的教师只有两人及格。我素来主张中小学生要积累成语，理解、背诵和使用成语可以视为语文学习的入门之道。说一个人能说会道如、口吐莲花，成语就是其中的花瓣、花蕊或花香。
到了70年代末，我除了教高中语文还兼教高中历史。作为“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我的历史知识“一片空白”，如何是好?先学后教!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记不清是5卷还是6卷)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一套3册)加起来约10斤重，前前后后翻了不下五遍，也只是理清了中国历史沿革的大致脉络，还远未形成清晰和科学的历史观。
忝列为“教师”，那是特殊的年代，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师”，还是农民，还要挣工分，还要种自留地，所以那个年代，夜晚的时间我几乎一点都没浪费，因为一点都不能浪费。有日“人与人的差别在业余，而业余又在晚上8点到10点”，信然!于我而言何止“10点”!有点清苦、有点寂寞、有点冷板凳功夫，我想，这就是教师业余生活的“原生态”。
……
如果把那个岁月的教育和生活比作风，那是拂过林梢和草尖的，是来自稻穗和麦浪的，挟着野性，裹着醇香，温和，纯粹，清凉，爽身。
1970年代中期。我辈是多重角色集一身：学生、农民、“教师”。1976到1980的几年，作为“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我先后教的是小学、初中和高中语文。呵，斗胆说“教”，负疚至今!
那时的教学如同居家过日子，平静地开始也平静地结束。新学期开学，学校发到教师手上的只有一本教材、一本教参、一本备课笔记，再无别的辅助资料。有关的教学参考书(包括练习题)极度匮乏，只是听说有却欲购不得。记得偶尔得到一本薄薄的文言文小册子，只有几十段节选，却是如获至宝，作为学生的课外“加餐”使用了多年。很多我自己也读不懂，后来买到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书价2元，算是有了古文教学的助手。
那时很重“双基”，而大量的课外练习、题海战却未成主角，除了课本后面的几道练习题，再没有现成的练习册。所用还是那很粗糙的作业本，都是教师在封面上亲笔写好学科和学生姓名，有的学科一学期也用不完那薄薄的一本。学期结束还得收上来作为学期评定平时成绩的依据，所以教师改作业打等级时非常慎重，学生都非常重视保管作业本。家庭作业的每一题都要教师编写，内容没甚难度，形式也很简单，无非是抄写词语、同义词反义词、造句什么的，放学前抄在黑板上，第二天早读课学生读课文，教师就逐个检查家庭作业。不过我一直有别于其他老师，特别注重学生写日记，要求每天写一二百字、三五百字。我说“写日记”而不说“记日记”。想法在于：偏重“记”就有可能变成“流水账”。说“写”就有点创作的成分，要“写”好就要用心思花功夫。那时我带头写日记，学生也就乐意效仿。我尤其注重议论文写作训练，我认为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训练，是论述方式的训练。我要求学生用一组虚词写连句，写段落，“不仅……而且……因为……所以……”“尽管……并且……然而……既……也……所以……不仅……还要……”诸如此类，“造”的是复句，“造”的是多重复句，要求丰富而有序地表达，难度不小，算是“超纲”。经过～段时间的训练，很多学生都能写出精彩的语段，起码感知了说理性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样的教学在当初算是离经叛道了，幸好，还是认同的多，当时的校长给了我许多鼓励，县教研室还组织了全县部分高中语文教师观摩了我的一堂别开生面的“造句教学课”。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当初特别喜欢作文教学，源于自己喜欢。作文教学指导用书还难得一见，我就自己编写教学讲义，主要是整理记叙文、议论文的基本写法。光记叙文的写法就分为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活动描写、环境描写、详写略写、开头结尾过渡等内容，有点原理，更有案例。编好的讲义，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装订好了分发给学生。那时在中学，教语文的同事都比我年龄大，都比我有经验，只是他们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写作教学讲义，都说“这个好，请代我印一份”。完全说不上精致，更谈不上观点的科学、体系的完整，但我对它的情感完全可以用“敝帚自珍”来形容，因为源于自己写作实践和感悟的东西才最真实、最宝贵。每次作文指导我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虽然不一定要写成完整的“下水文”，但我力求随口“讲”出一篇文章来，我总以为这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
一个教师往往有他自己的保留节目，指导学生写“雾”写“窗景”就是我钟情的传统训练，每届学生也都饶有兴致。经常是在中秋时节指导学生写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在操场静坐观察，观察浓雾的特征，观察浓雾中的人和物，观察雾散日现的过程。原计划一节课，谁知直到下课还是浓雾紧锁，不甘心就这么罢休，不得不跟上第二节课的老师“借”一节课。两节课没有白花。许多学生写出了高分“雾”文。
这样做也许有悖作文教学之道，幸运的是，那时的校长并不怎么于涉教师的教学，只看你在不在状态。你的一举一动校长都看在眼里，状态不好时就给个提醒，状态好时就给个鼓励。
至今汗颜，那个年代我辈没有学过教育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也没见过有什么教育报刊，更遑论读教育家的著作。其实，教育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怀着本真之心去做，往往暗合教育教学法则，或者科学原理，或者名家论述。那时学校不为你配师傅，一切都得凭实践，凭悟性，凭用心模仿。真羡慕现在的老师，学校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无需操心，什么“师徒结对”、“岗前培训”、“职业规划”、“进修考察”、“课题研究”等等，应有尽有。不过，虔诚不够或悟性不高还是等于零，往昔今朝莫不如是。所谓“专业成长”应当没现在说得这么玄奥，因而也无需大动干戈，应当给予教师成长的“自然生态”，就是宽松点，自然点，少点强求，多点自觉，顺理才能成章，水到才能渠成。比如，你读书的时候遇到哪些好老师，那你就学他们的样子好了：你读书的时候希望你的老师怎么上课，那你就按理想中的样子去做好了。教学质量的比拼并不是上课或作业的以多取胜，教师的专业成长也不是想快就快的，少些繁琐。少做无用功才是“低碳”教学，“低碳”才叫“环保”。
二、环境“友好型”
那时虽然也搞全乡(当时叫“公社”)统测，也只是就着期中或期末考试。一段时期教学有点低迷时，搞点统一考试刺激一下实属必要。虽然也排名，但与奖金无关，那时没有奖金，也羞于提奖金，教得好的教师至多是一个口头表扬。遇上统测，老师学生也不是如临大敌，只是要求平时好玩好闹的学生收敛些，但对于那些顽劣不逊、玩世不恭的学生，教师还是束手无策。没事，那些当初成绩并不显赫的，后来都是会生活、能干事、有情趣的人。“树大自然直”，教育不要自寻烦恼。
那个年代，管理学生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该点名批评的就点名批评。该站黑板的就站黑板。该罚抄书的就罚抄书。跟许多同事一样，我也揪过学生的耳朵，推推搡搡、动用教鞭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少有家长找到学校要说法。只要没有极端行为，没有造成重大失误，不管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的几任校长都旗帜鲜明地维护教师，维护学校。一个校长对无理取闹的家长“不买账”，一个教师对严重违纪学生的“不妥协”，是尊严，是权利，更是责任。那时我们的同事也聊所谓师生冲突，前一句就是所谓“共识”。一个不愿担责的人，一个没有自尊的人。绝对不会与学生发生冲突；遇上矛盾避之唯恐不及者，其实不是懦夫，不是渎职，更不是艺术，核心是自私。那时我们总认为，师生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得讲伦理，伦理是维系秩序的基石。学生间的打架磕碰甚至流血都是等闲之事，也没有双方家长闹得不可开交、校方调解以至通过官司了结的。我的同事里也偶有与学生发生冲突扭打在一起的，别以为教师就因此斯文扫地了。教师不是圣人，作为普通人，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本真，总会自然流露，尤其是小年轻教师，他们也是成长中的人。为分数、为名次而与学生发生冲突完全不值得。但毋庸讳言，在初高中，就社会角色而言，教师与学生绝对 是一组矛盾，是一场较量，甚至有人将其比作一场“战争”，那是人格层面、精神领域的，在一个应有的高度上较量出高低胜负，那才服气，才叫和谐。一个教师真正能让学生铭记或仰视一生的，不是以“爱”的名义迁就学生的人，不是关于某堂课某道题的记忆，而是他的人格高度，诸如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个性，一种风范，一种境界。如果一个学生多年后见到他的老师只是说“老师，那门学科要不是您教，我绝对考不上大学”，这样的学生绝对不正常。因为他的人格有缺陷，他只能记住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分数，他对生活中的是非曲直没有感觉，他绝对游离于精神殿堂、人格大厦之外，或者说，他绝对没有作为“人”的成长的体验。
其实那时的学生不会记仇，大多单纯得像一张白纸一块白布。有点不愉快的痕迹稍微擦擦洗洗就没了，教师亦然。“饿其体肤”的物质境况，“劳其筋骨”的体力劳动。是一双拂拭心灵尘埃的妙手。“三夏”和“秋收”大忙时节，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支农”劳动，我也经常领着学生走向田头捡麦穗，栽油菜，学生照样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放学后、休息日、假期里，钓鱼捉虾掏鸟窝，放鹅放鸭挖野菜。就是小学生课余生活的主旋律：或帮父母做家务，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许多初高中学生较早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同时也是在为自立自强的人生奠基。许多节假日教师都参加集体劳动，或参加校园建设。或在校办工厂干活，或到生产队支农，不只是流汗，而是腰酸背疼、伤筋动骨。
每年一次的全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是所有农村孩子见到的最盛大的场面，那两天也就成了一年一遇的狂欢节。被选上参加全县的比赛也绝对是一份莫大的荣耀。那时很多老师都住校，尽管不上晚自习，晚间的校园依旧热闹，教师聊天、逛街、打牌的都有。当然更多的是备课改作业。好多窗户里透出点点灯光，飘出阵阵谈笑声，宁静而又温馨。一到放学就人去校空，没人没灯，无声无息，那不是校园而是工厂。
全乡教师也经常在一起开会或培训，尽管全乡总共才百十个教师，但素无交往，多数陌生。记得有一次是秋季新学期动员。乡革委会组织全乡中小学教师开动员会。天气依然酷热难当，会场就设在中学附近山脚下的一片树林里，只在两树之间拉了一条手写横幅做会标，主席台只是一张普通的课桌，教师就散坐在树荫下，凉风阵阵，鸟鸣声声，不远处还有牛粪的气味、鹅鸭的嬉戏声。没有麦克风，发言者必须提高嗓门。这是我见到的最具原生态意义的会场。我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亮相”的，是作为民办教师代表发言，是介绍经验也是表决心。这次“亮相”受到同行羡慕和鼓励，帮助我的人也更多了。以此为动力，便是加倍努力工作，扯不上崇高，只是感奋，心生感动便有奋发之行。那个年代一切都这么简单。教育健康与否受制于社会风气，世风决定人心。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心思纯净，安贫乐道，人就生活在一种“友好型”环境里。
三、业余“原生态”
跟现在好多人群的晨昏颠倒相比。跟现在所到之处的华灯璀璨相比，那个年代才有“夜景”，当然，那是永远唤不回的“乡恋”：有时月光如银，有时星辰满天，清风扑面，槐香沁脾，犬吠声声，虫鸣交响，一道远山隐隐约约，几点灯光闪闪烁烁。月上柳梢，几个志情趣相投的乡间好友或同事漫步在无话不聊的闲散心情中，没有时限，漫无目的，无话不谈，一周总有一两次这样肆意和奢侈的享受。
不过，教师无法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辍”的传统作息观，备课改作业，看看书，练练字，有时还做学生家的不速之客，这是那时的教书人固守的晚间生活内容。记得晚上所做最多的是把学生作文簿带回家批改，兴致所至熬到子夜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虽然我们的专业素养绝对令人遗憾，但有的是热情，热情可以弥补很多缺陷，热情可以成就很多事功，那年头热情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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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能不能做教师，要看他晚上是不是做学生。不是“要我学”而是“我要学”，自我觉醒的感觉才最妙，自我“革命”的效果才最好。
我几乎做到了每天写日记，时间再晚也要写上一段话，各色景致、喜怒哀乐、奇闻异事，内容庞杂无拘，心情也居无定所。那天散步回来写日记，心血来潮一口气写了3000多字，第二天在课堂上读给学生听，学生叹服，从此没有不认真写日记的。我经常把自己的日记本放在讲台上任由学生翻阅，也经常把有些页面用糨糊黏上，说这里头可有秘密，不得窥探，做得说得像煞有介事。这叫“引诱法”或“勾引法”，意在告诉学生要写真实生活、真实感受，不便示人的就粘贴起来。日记应当是心灵的悟对，是情感、心理发育的温床。当然，每晚写点工作、生活和心灵的故事，首先是于己有益，尤其是语文教师，一直不动笔，想象不出作文怎么教。如果说物质生活的不丰富只是一种遗憾，那么精神生活的苍白才是无可拯救的悲哀。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那时候我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文学青年”，对文学有着执着的崇拜，写过非常无知而又青涩的“诗歌”，写过并不生动只是素材性质的“民间故事”，“爬格子”多年却毫无建树，幸而能时时享受到徜徉精神世界的愉悦。当然也免不了常被虚妄的意念所笼罩。还热衷于对联创作，教小学时，本校一女教师结婚。我有幸为她创作并书写了一副简单、有趣也很喜庆的婚联，嵌入了男女双方的名字(钟启明、张凤兰)：“佳节盛开凤兰花，良辰高悬启明星”，一时为人乐道。后来我的对联创作还荣获了省大赛二等奖，奖金200元。几乎是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时常跟高中学生讲些“平平仄仄”的事，他们感到很好玩，春节期间他们就收集了大量对联，我认为这就是社会实践。还曾接触戏剧艺术，看过不少的电影、戏剧著作，读过关汉卿、汤显祖、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以及戏剧理论，独幕剧创作分别在原镇江地区和南京市获过一等奖。一次是奖金60元，一次是一本当初价值28元的《辞海》缩印本，我因此成为溧水第一个拥有《辞海》的私人。一个获创作大奖的乡下小青年能因此受到羡慕和赏识，真有做明星的感觉。作为溧水唯一的代表，1978年金秋时节，参加原镇江地区戏剧创作培训班，“下榻”于镇江军分区司令部招待所，第一次见到那满是奇花异草的庭院、气派恢弘的会堂、餐桌上叫不出名的精美食物。感觉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虽然那时还看不到许多大部头文学著作，但适逢伤痕文学蓬勃兴起，精品迭出，白天忙于教学没空看，晚上绝对是如饥似渴。《人民文学》、《钟山》、《十月》、《芒种》、《收获》、《雨花》、《青春》，文学期刊恰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一晚带点夜读一本，甚至通宵读两本，眼镜就是那时被迫装上的。现在想来，那是我接受文化启蒙的开始。
记得那时购得一本甘肃出版的成语词典，蓝色简装，32开本，厚厚的，爱不释手，天天翻，逐条背，花一年时间掌握了那里面的所有成语，3200多条。有同事不信，随意抽了十几条，屡试不爽，众人皆服。1979年参加江苏省高师函授入学考，5条成语解释我得了满分，作文65分，全乡参考的教师只有两人及格。我素来主张中小学生要积累成语，理解、背诵和使用成语可以视为语文学习的入门之道。说一个人能说会道如、口吐莲花，成语就是其中的花瓣、花蕊或花香。
到了70年代末，我除了教高中语文还兼教高中历史。作为“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我的历史知识“一片空白”，如何是好?先学后教!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记不清是5卷还是6卷)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一套3册)加起来约10斤重，前前后后翻了不下五遍，也只是理清了中国历史沿革的大致脉络，还远未形成清晰和科学的历史观。
忝列为“教师”，那是特殊的年代，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师”，还是农民，还要挣工分，还要种自留地，所以那个年代，夜晚的时间我几乎一点都没浪费，因为一点都不能浪费。有日“人与人的差别在业余，而业余又在晚上8点到10点”，信然!于我而言何止“10点”!有点清苦、有点寂寞、有点冷板凳功夫，我想，这就是教师业余生活的“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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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那个岁月的教育和生活比作风，那是拂过林梢和草尖的，是来自稻穗和麦浪的，挟着野性，裹着醇香，温和，纯粹，清凉，爽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