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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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保罗常务副主编城市研究院院长 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动员中青年父母生“两孩”。这让我想到一位朋友。 她是一位“虎妈”,因为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总是猛虎出笼,咆哮如同雷霆一般,而孩子的成绩却并没有太大进步。而且,孩子对她的发火已经产生某种免疫,她辅导作业的“边际效果”开始逐日下降。她很苦恼。 更要命的是,她开始相信“遗传学”—子女的智商主要是母亲遗传的,而情商是父亲遗传的。发生家庭纠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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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保罗常务副主编城市研究院院长
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动员中青年父母生“两孩”。这让我想到一位朋友。
她是一位“虎妈”,因为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总是猛虎出笼,咆哮如同雷霆一般,而孩子的成绩却并没有太大进步。而且,孩子对她的发火已经产生某种免疫,她辅导作业的“边际效果”开始逐日下降。她很苦恼。
更要命的是,她开始相信“遗传学”—子女的智商主要是母亲遗传的,而情商是父亲遗传的。发生家庭纠纷的时候,他的先生还拿这个说事,认为孩子笨、不努力是她的错。尽管这是“无心之言”,但让她非常伤心。“难道孩子学习不好,真的是因为我的基因?”显然,这位神经高度紧张的妈妈被辅导功课害得够呛,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和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子女多了,就等于引入“竞争机制”,从而倒逼孩子去学习,去力争上游。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他很可能认为所有的爱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危机感,也难以产生一种强大的学习进取内驱力。
你看看,在那些不曾实行计划生育的经济体,除了一部分丁克人群之外,富人基本上都有好几个子女。一般来说,只要家庭教育没有出现大偏差,那么这些富人子女基本都会发展得不错。其他不说,特朗普就是一个例子。特朗普有5个孩子,除小儿子巴伦·特朗普(2006年出生)未成年之外,其他4个都已成年,他们的学业和事业都不赖。
子女之间的“竞争”听起来缺乏人情味,但不可否认,适当的、良性的“竞争”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不是坏事。
大儿子小唐纳德和两个女儿伊万卡、蒂芙尼,都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另外一个成年儿子埃里克则毕业于乔治敦大学,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学,是克林顿的本科母校。当然,作为地产大亨和宾大校友,不排除特朗普的孩子们被名校录取存在一定的“发展性录取”(捐款助学)或“传承性录取”(校友子女)因素。但不可否认,特朗普家族暂时还没出现特别差劲的子女—至少目前看来如此。
同样,在中国的香港、澳门或东南亚的华人富豪家族,子女间的这种竞争也非常明显。比如,赌王何鸿燊的小儿子何猷君就一直与赌王其他子女暗地进行学业竞争,并且“火药味”十足。何猷君曾在社交媒体公开说,赌王希望家族有孩子能上牛津和剑桥,所以还给牛津捐了钱。但他自己不希望沾父亲的光,要靠真本事,所以不报牛津报了剑桥。最后,他被剑桥和麻省理工录取。
何猷君在社交媒体的话,在外界看来有着明显的“竞争”味道,对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太客气。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一直在竞争中成长。何猷君出生于1995年,这一年他的父亲何鸿燊(出生于1921年)已经74岁,而且娶了四房太太,有子女17人。
显然,赌王在婚姻上的极端案例绝对不值得提倡,但子女众多客观上的确对所有人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和“倒逼机制”,所以赌王的子女们多半都很优秀,无论在学业还是事业上,都有出色的建树。
富豪的家庭故事,不一定都是娛乐八卦,他们也有很多与寻常人家的共同之处。子女之间的“竞争”听起来缺乏人情味,显得功利,甚至有点“扯淡”。但不可否认,适当的、良性的“竞争”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不是坏事。垄断企业的效率,一般都不咋样。对不对?独生子女犹如“家庭垄断企业”,不少父母总是抱怨,他们消耗了太多的家庭资源(父母精力),却产出太低(考试分数)—特别是辅导作业的时候,更是怒火中烧。
听了我的话,朋友说她打算认真考虑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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