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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月2日下午，成都见山书局。
尽管没出太阳，但“欧阳江河诗歌分享会”的现场依然热得出人意料，几台巨大的风扇都无法驱走滚滚热浪。
3时左右，热到最厉害时，张新泉先生来了。
新泉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走进了会场。尽管已经提前知道他会来，但大家依然有点手足无措。杨宗鸿、山鸿、彭毅、彭志强和我，木然地站了起来，又机械地坐了下去。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这个坚强的老人，我们甚至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该和新泉老师说什么话。
新泉老师提着一个袋子，脸色悲戚、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站起来，语音哽咽着道：“张老师，您的位置在这一排。”新泉老师按着我的肩膀说：“国平，我就挨到你坐一会儿。”
就这样，我和新泉老师在逼人的热浪中相对而坐。汗不停地流下来，化作了一颗一颗思念的盐。
新泉老师嘴唇动了几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嗫嚅了很久，试了几次，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此时，该说什么呢？
说什么都是多余，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于是，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诗歌《往事》中的句子：
一切都是往事
一切都是在雪亮的刀刃上行走
3
6月29日晚九时，我心情伤感地赶往与我如姐弟般亲近的殷波家里，看望这个关心我的姐姐，她的母亲刚刚去世。
我的内心一直在纠结，是不是该把殷姐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吴鸿。因为吴鸿是我和殷姐共同的朋友，且他们是同一天生日。如果不说，很可能会被吴鸿批评。因为上次印子君父亲去世时，没有通知吴鸿，被情深义重的吴鸿痛骂了一顿。
我知道，就算吴鸿身在克罗地亚，来不了，在电话或微信里问候一下殷姐，也是他的一番心意。
4
在反复纠结的路上，我突然收到了张放兄的微信：“川文艺社社长吴鸿今天猝死，人生无常，珍重！哀悼！”
那一刻，直如晴空霹雳，我懵了，但我不敢相信。虽然，我亦知道张放兄是极其谨慎稳重的人，断不会传谣信谣。
那条微信算上标点才24个字，我却反复看了几遍，甚至拿到明亮的路灯下面仔细地看，我生怕看错了名字。
最后忍不住又微信了张放兄，确认是“吴鸿”。
5
但我依然不死心，依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颤抖着手拨通了聂作平兄的电话，希望求证。
因为此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几年前，一位我素所尊敬的老作家突然被传去世。我正准备买上花圈前去吊唁时，才得知是误传，那位老作家至今仍健康而愉快地活着。
我多么希望，吴鸿的死讯也是误传啊！
有了前车之鉴，在电话里，我不敢贸然地用“死”这个字。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关于用词斟酌了很久，才问：“聂哥，听说吴鸿出意外了？”作平兄在电话里无比沉痛地说：“是，吴鸿死了，我下午就知道了，至今都不敢相信……”
吴鸿走了，这件事竟然是真的！
电话里聂作平兄还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已经没有听了，也可以说，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勇气听了，不愿意听了。
最后，作平兄反复叮嘱：“暂时不要在微信上说，千万不要让新泉老师晓得，估计现在家里面的人都还瞒着的，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怕经受不起这个打击了……”
电话那头，作平兄浓郁的自贡话里有着难以言说的哀伤。
6
此時，街灯暗淡、内心空寂，连道路仿佛都在摇晃。站在都江堰大道上，我忍不住抬起头来，北望夜空。我更愿意相信，现在吴鸿正在克罗地亚返回中国的飞机上。宽大的机舱里，灯光迷蒙，万籁俱寂，乘客们已轻柔地进入了梦乡，唯有吴鸿头顶那一盏灯光还孤独而骄傲地亮着，他正慵懒地靠在座椅上，手里捧着一卷书，正在专注地读着，鸭舌帽的阴影偶尔遮住他的脸庞，他就把书往上抬一抬，再抬一抬，直到光线把书上的文字照亮……
如果他从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万米之下，他的亲人、朋友、读者、作者，还有被他点赞的无数四川苍蝇馆子。
7
其实，到殷姐家的路并不远。
但一下子，我就觉得很远、很远、很远……
我明白，再也不用为是否告诉吴鸿殷姐母亲去世的事纠结了。但是，另一个纠结又起了：我是不是该把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告诉尚处在失去母亲的巨大悲伤中的殷姐。
8
“哎呀……”
听到吴鸿去世的消息，殷姐本来已因悲伤和疲倦而憔悴的脸上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和无法述说的沉痛。
“吴鸿好年轻啊！”殷姐惋惜不已，她望着远处，喃喃地说：“他跟我同一天过生，以前每年五月初二，无论好忙，他都会给我发来祝福短信，唯独今年没有发，我正说哪天约起你和陈维，一起去看看他，现在却再也看不到了……”
殷姐还在追忆，而我却必须和她告辞了。
我知道，再不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了。
9
当晚十时过，周围吃喝声、麻将声、唱歌声此起彼伏，而我内心的悲伤却像夜色一样愈来愈浓、越来越沉……
我忍不住拨了张新泉老师的电话。
但是在接通前，我又摁掉了。
10
我手中握着电话，久久没有放下。
就像永远也无法放下我与吴鸿之间兄弟般的情谊。
11
我认识新泉老师远比吴鸿早。
但与吴鸿在一起的时候更多。
那时，崔巍兄在景区工作，每次都要问我：“你认识吴鸿不？”我总是摇摇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吴鸿的名字。
然后，崔巍就不解地问：“你认识新泉老师，怎么会认不到吴鸿呢？他是新泉老师的女婿。”我笑笑，不做解释。心里却想：并不是认识新泉老师，就一定得认识他的家人。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与吴鸿相识并成了朋友。
2003年，我尚在《都江堰报》社当临时工，每天和王富祥、马及时、黎民泰、宋正刚等一些有趣的人工作，上午写一些有趣的文字，下午则在野猪林过一些有趣的日子。
有一天，时任作协主席马瑛突然通知马及时、黎民泰和我，说是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要来谈出版的事。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绝对是大事，虽然已在《星星》《诗刊》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是与出版社编辑相见还是第一次。
在哪里见面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座中有个领导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慢条斯理地谈他们的想法：要编辑出版一套名著改编图书，希望我们每人先试写一章，看看要不要得。
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吴鸿。
12
那次相见，瞬间便成了往事，飘散在风中。
甚至连吴鸿的样子都没能记住。
后来的某一天，我与殷波、汪邦军去中央花园看望新泉老师。临走时，晃眼看到有几个人影在另一个房间斗地主。
不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王国平，你这个‘烂人’，我才听说你们刚才在新泉老师家耍，都不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一起喝茶，你简直没把我当朋友看待哦？”
电话是吴鸿打来的，“朋友”两个字多么温暖。我们由是订交。
后来，我试写的《史记》没有被他们选中。
但是，我一点也不遗憾，因为我虽然失去了一个改写名著的机会，却因此而得到了一位兄长般的朋友。
13
大凡四川的作家，很多与吴鸿熟悉。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作家，更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和出版人。
他主持、策划和编辑的《老成都》《李渔随笔全集》《清代野史》《三袁随笔》《夜航船》至今仍是川版图书的经典。而他策划出版的许多四川作家的图书也成就了川籍作家。
对每个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本书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第一本图书，是吴鸿策划出版的。
时在2006年，成都市委拟编辑出版一套“北纬30度·发现成都”系列图书。吴鸿分别邀请了聂作平、何小竹、王笛、袁庭栋、史幼波等当时已知名的作家们参与其中，我有幸忝列其中，躬逢其盛，实在是出于吴鸿的推荐。
2007年7月的一天，我的新书《都江堰——比长城更伟大的工程》出版，吴鸿、邱林和我在五块石新华文轩附近的一家苍蝇馆子吃饭。他在祝贺新书出版的同时，非常诚恳地指出，这本书出得还是太仓促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再继续修改，认真打磨，将能出得更好。
那顿饭，我本来是准备用刚拿到的稿费请吴鸿的。谁知，饭后我去结账时，吴鸿早已悄悄地买了单。
14
以前每次见到我，新泉老师总是非常认真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国平，你一定要帮我劝三个人不要再喝酒了，你和他们是兄弟噻，你说的话，他们可能要听。”
新泉老师说的不是别人，是他喜欢的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吴鸿、聂作平和蒋雪峰，酒量有大小，排名不分先后。
其实，新泉老师也知道，我以前也喝酒，很洒脱地喝。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再也不能喝了，2002年10月，我告别酒坛的最后一次喝酒，新泉老师也在现场见证。
自此以后，我告别了酒与肥肉。而我敬重的兄长吴鸿、聂作平和蒋雪峰，则依然喝着大酒、吃着肥肉，不亦乐乎！
或许是新泉老师见我戒酒之毅力比较坚定，乐观地估计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现身说法，能劝阻其他人少喝酒。
然而像新泉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都没法劝阻他的后辈，我怎么能劝阻得了？况且他们还是我敬重的兄长。
新泉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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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聂作平比吴鸿的运气要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毕竟还曾趁着青春，在一起切磋过酒量。2000年10月，我和聂作平第一次相见。当时《商务早报》兼职编辑肖平还住大慈寺，请副刊作者们小聚，我和聂作平兄相见恨晚，酒到杯干，一人干了一瓶60多度的江津白干后，我尚能口齿清楚地背诵他的组诗《灵魂的钥匙》中关于《屈原》的部分句子。临走时，我与作平兄抱拳惜别，他还不忘让我向陈（道谟）老师、马（及时）老师问好。
而我与吴鸿相见时，无情的岁月和多情的生活，已经消磨得我只剩下喝酒的雄心，却早已没有了喝酒的身体。
因此，每次吴鸿总是无比孤独地端起酒杯，满是遗憾和“鄙夷”地说：“王国平，看不起你，正式宣布你已经被废了！”然后转过头来，对崔巍说：“来，崔哥，我们甩了。”
于是，我只有“羞愧”地去偷偷添一碗米饭。
都江堰里的滔滔流水，成了朋友们欢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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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5·12”大地震五个月时，我和殷波想做一本地震口述史，请谁来参谋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吴鸿。
10月16日，吴鸿应约前来都江堰，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来了曾与他一起编辑《老成都》系列的著名编辑陈维兄。在南桥头的导江楼上，吴鸿就像该书的责任编辑一样，对该书的选题、访谈方式、图片拍摄、甚至纸张和油墨都给了许多建议。
后来，我、殷波、陈维、林晓东组成了一个创作团体，耗时半年，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完成了《现在的我们》。
即使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吴鸿也多次与我们见面，对作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尽管如此，这本书最终没有由吴鸿所在的新华文轩出版。《现在的我们》出版后，最倾力推荐和宣传这本书的是阿来和吴鸿。以至于很多朋友和读者都以为吴鸿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但吴鸿并不介意，他多次跟我說，人这一辈子，是读不到几本好书的，也是出不了几本好书的。我们要努力做一本好书，哪怕这本书不是我做的，我也非常开心。
诗人杨然信奉的是好诗主义，而吴鸿，信奉的是好书主义。
17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我以为：凡是厨师，都应该对吃饭不感兴趣，因为每天闻着油烟味，已经没有胃口吃东西了；凡是编辑，都应该对阅读不感兴趣了，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稿，已经没有兴趣再看书了。
这个观点直到我遇见吴鸿，才得以改变。
有一回，我在他的书房里等他，除了贾平凹和流沙河先生的题字外，偌大的书房里遍布图书，无多余的杂物。从书架上随便拿起一本，都让人爱不释手，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当是一大快事。
门开了，最先进来的不是吴鸿，而是几大包书。
吴鸿走在后面，手里还抱着一大堆书，呲牙咧嘴，大汗淋漓。吴鸿说：“痛风发了，逛书店时还可坚持，本来只想随便翻翻，，结果还是忍不住买了1600多元钱的书，脚疼惨了……”
在我的印象里，吴鸿买书是从不计钞票的，每次几乎都是千元以上的购书。这些书，买回来，不像有些附庸风雅的人，把它们作为摆设，而吴鸿是要认真阅读的。隔几天，他就会在博客上或电话里告诉我，最近看了哪几本书，有何体会。
吴鸿常跟我说，我们出书的人都不看书，凭啥子指望别人看书？我们出书的人都不爱书，凭啥子让别人爱书？
所以，每次吴鸿与我相见后分手时，他总会说：“国平，等一下”然后打开汽车后备箱，从里面拿出几本书来，递给我。仅成套的图书就有《往事随想》《名家名译》《美绘中华》等。
那些书上，有文字的晶润，也有友情的温度。
18
吴鸿重情重义、爱护朋友，随时随地不忘说朋友的好。
去年12月底，省八届作代会召开，我与作家王跃同居一室。大家都知道，尽管王跃的段子写得令人捧腹，然而生活中的他却不苟言笑，堪称成都版的“冷面宗师”。同时，他又与吴鸿、肖平乃是某项娱乐活动的铁三角。我经常问吴鸿，王跃那么严肃，你们咋个耍？吴鸿答道，王跃好耍。
那天，王跃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国平，你这几年整得好哦，我和吴鸿每次见面，他都在表扬你，把你夸奖得像一朵花一样，我没看到你在他们文艺社出过书得嘛？”
说实话，我已经四十岁了，早过了轻易被感动的年龄了。但是在那一刻，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缓缓流过了我的身体。
不是因为吴鸿表扬了我，而是这份善待朋友的情谊。
19
我觉得李海洲兄说过的一句话很妙，他说，一个连玩笑都不会开的人，要想把东西写好真的比较难。
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吴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看有趣的书，走有趣的路，喝有趣的酒，写有趣的文章，交有趣的朋友，斗有趣的地主，心里不高兴了，也会冒两句有趣的怪话，骂两句有趣的娘。
你难道能说这样一个人，会是无趣的人吗？
或许，吴鸿觉得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呼朋引伴、穿街钻巷，甚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去寻找那些有趣的美食。
20
我与吴鸿在美食上是有些渊源的，看过《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这本书且记性好的人，应该有些印象。
2005年的某日，吴鸿来都江堰，崔巍、王庆儒、杨静和我力荐他品鉴都江堰市的著名美食——尤兔头。吴鸿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那有什么吃头？我家楼下就有一家，味道一般得很。”然而，一顿饭下来，吴鸿吃得神喜人欢，连手套都不戴，说是戴着手套，吃起不过瘾，而且啃不干净，浪费。且不断地喊：“再来两个兔头，一个五香，一个麻辣。”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龟儿子，成都那家是歪的。”
又一次，吴鸿问我都江堰哪家鸡好吃，我说罗鸡肉。隔了几个月，突然接到吴鸿兴师问罪的电话：“你烧老子，青城山沿线到处都是罗鸡肉，我全部吃完了，钱花了不少，味道很一般，你是不是串串哦？”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把吴鸿带到了陈大华家背后的那家“罗鸡肉”去了，拈了几块鸡肉后，吴鸿由最开始的不屑而渐心生敬意——向美食致敬。他说，味道确实好，以前的钱花得不冤枉，没有那些普通罗鸡肉的庸味，怎么映衬得出正宗罗鸡肉的美味。
有时候，我去看吴鸿，大家都不想走远路吃饭时，吴鸿就说，到我们楼下吃肥肠吧，巴适。那是一家江油人开的肥肠店，我去吃过几次，味道说不上特别。我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下去时，就很认真地给吴鸿说：“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江油肥肠，其实不是正宗的味道”。吴鸿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同时深觉自己美食家身份受到了质疑，于是就说：“你不要把江油肥肠说得油爆爆的，哪天去吃一盘。”我说：“哪里存在呢？就算我没回江油，蒋雪峰、蒲永见也在，他们对新泉老师尊敬得很，肯定会带你吃最正宗的江油肥肠……”
最终，江油吃肥肠之事是否成行，不详。吴鸿走了，多少美食会因此而黯然销魂。
21
吴鸿走了，我给几个人打电话时都声音颤抖，其中就包括崔巍，我们几个人曾经度过了多少美好而难忘的日子。
以至于连他的弟弟吴献，都成了我们的兄弟。
吴鸿重视朋友的程度与他喝酒的多少成正比。
即使在他胃穿孔出院的第二天，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劝阻声中，也无法阻止他打开一瓶又一瓶酒。最后，离开酒桌时，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当然，我每次都是清醒的。
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在成都开会，所以饭后我就回酒店休息了。那时，全国都还没有实行酒驾管理，所以崔哥和另外两名兄弟才相互搀扶着，歪歪倒倒地找到汽车，开门、发动、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晚根本没有回家。因为它们实在是被吴鸿的真诚和情义感动了，以至于喝得太多，多到他们已经找不到路，他们开着车子在大石西路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把油烧完，直到天亮……
22
前不久，我的新书《灵岩山传》出版，吴鸿作为我非常尊重的兄长和出版界的大咖，我必须送一本给他。
6月22日下午17：15，收到吴鸿的微信：“书收到，谢谢。”又说：“书法很好”。我回三条微信给他：“请吴哥多批评，其中有一段写到了您”“云蒸霞蔚的那部分”“第一章，灵岩古刹，部分”吴鸿回了“谢谢”，那是一个很萌的表情。
没有想到的是，这几条微信居然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此时，我忍不住把《灵岩山传》中的那段文字兹录于此：
据崔巍兄言，某日清晨，我的朋友吴鸿在千年银杏树下冥思，熏熏然间，身轻气爽，心如明镜，不觉微微睁眼，只见云烟起于山谷，缓缓上升，及足、及膝、及腰、及胸，及顶！最后如雾蒸发于岭巅，如烟缥缈于天地，山川屋梁，如置仙境……云煙散尽，吴鸿不经意间一瞥，看见喜雨坊上左右各刻有二字“云蒸”“霞蔚”，不仅心生欢喜，适才所历，实乃“云蒸”之无上妙境，尚不知霞蔚是何体验？
不知吴鸿是否读过这一段？
凭借如上文字，纪念我的兄长吴鸿。
7月2日下午，成都见山书局。
尽管没出太阳，但“欧阳江河诗歌分享会”的现场依然热得出人意料，几台巨大的风扇都无法驱走滚滚热浪。
3时左右，热到最厉害时，张新泉先生来了。
新泉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走进了会场。尽管已经提前知道他会来，但大家依然有点手足无措。杨宗鸿、山鸿、彭毅、彭志强和我，木然地站了起来，又机械地坐了下去。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这个坚强的老人，我们甚至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该和新泉老师说什么话。
新泉老师提着一个袋子，脸色悲戚、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站起来，语音哽咽着道：“张老师，您的位置在这一排。”新泉老师按着我的肩膀说：“国平，我就挨到你坐一会儿。”
就这样，我和新泉老师在逼人的热浪中相对而坐。汗不停地流下来，化作了一颗一颗思念的盐。
新泉老师嘴唇动了几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嗫嚅了很久，试了几次，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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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该说什么呢？
说什么都是多余，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于是，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诗歌《往事》中的句子：
一切都是往事
一切都是在雪亮的刀刃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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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晚九时，我心情伤感地赶往与我如姐弟般亲近的殷波家里，看望这个关心我的姐姐，她的母亲刚刚去世。
我的内心一直在纠结，是不是该把殷姐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吴鸿。因为吴鸿是我和殷姐共同的朋友，且他们是同一天生日。如果不说，很可能会被吴鸿批评。因为上次印子君父亲去世时，没有通知吴鸿，被情深义重的吴鸿痛骂了一顿。
我知道，就算吴鸿身在克罗地亚，来不了，在电话或微信里问候一下殷姐，也是他的一番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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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纠结的路上，我突然收到了张放兄的微信：“川文艺社社长吴鸿今天猝死，人生无常，珍重！哀悼！”
那一刻，直如晴空霹雳，我懵了，但我不敢相信。虽然，我亦知道张放兄是极其谨慎稳重的人，断不会传谣信谣。
那条微信算上标点才24个字，我却反复看了几遍，甚至拿到明亮的路灯下面仔细地看，我生怕看错了名字。
最后忍不住又微信了张放兄，确认是“吴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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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依然不死心，依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颤抖着手拨通了聂作平兄的电话，希望求证。
因为此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几年前，一位我素所尊敬的老作家突然被传去世。我正准备买上花圈前去吊唁时，才得知是误传，那位老作家至今仍健康而愉快地活着。
我多么希望，吴鸿的死讯也是误传啊！
有了前车之鉴，在电话里，我不敢贸然地用“死”这个字。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关于用词斟酌了很久，才问：“聂哥，听说吴鸿出意外了？”作平兄在电话里无比沉痛地说：“是，吴鸿死了，我下午就知道了，至今都不敢相信……”
吴鸿走了，这件事竟然是真的！
电话里聂作平兄还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已经没有听了，也可以说，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勇气听了，不愿意听了。
最后，作平兄反复叮嘱：“暂时不要在微信上说，千万不要让新泉老师晓得，估计现在家里面的人都还瞒着的，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怕经受不起这个打击了……”
电话那头，作平兄浓郁的自贡话里有着难以言说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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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街灯暗淡、内心空寂，连道路仿佛都在摇晃。站在都江堰大道上，我忍不住抬起头来，北望夜空。我更愿意相信，现在吴鸿正在克罗地亚返回中国的飞机上。宽大的机舱里，灯光迷蒙，万籁俱寂，乘客们已轻柔地进入了梦乡，唯有吴鸿头顶那一盏灯光还孤独而骄傲地亮着，他正慵懒地靠在座椅上，手里捧着一卷书，正在专注地读着，鸭舌帽的阴影偶尔遮住他的脸庞，他就把书往上抬一抬，再抬一抬，直到光线把书上的文字照亮……
如果他从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万米之下，他的亲人、朋友、读者、作者，还有被他点赞的无数四川苍蝇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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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殷姐家的路并不远。
但一下子，我就觉得很远、很远、很远……
我明白，再也不用为是否告诉吴鸿殷姐母亲去世的事纠结了。但是，另一个纠结又起了：我是不是该把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告诉尚处在失去母亲的巨大悲伤中的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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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
听到吴鸿去世的消息，殷姐本来已因悲伤和疲倦而憔悴的脸上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和无法述说的沉痛。
“吴鸿好年轻啊！”殷姐惋惜不已，她望着远处，喃喃地说：“他跟我同一天过生，以前每年五月初二，无论好忙，他都会给我发来祝福短信，唯独今年没有发，我正说哪天约起你和陈维，一起去看看他，现在却再也看不到了……”
殷姐还在追忆，而我却必须和她告辞了。
我知道，再不走，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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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时过，周围吃喝声、麻将声、唱歌声此起彼伏，而我内心的悲伤却像夜色一样愈来愈浓、越来越沉……
我忍不住拨了张新泉老师的电话。
但是在接通前，我又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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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中握着电话，久久没有放下。
就像永远也无法放下我与吴鸿之间兄弟般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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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新泉老师远比吴鸿早。
但与吴鸿在一起的时候更多。
那时，崔巍兄在景区工作，每次都要问我：“你认识吴鸿不？”我总是摇摇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吴鸿的名字。
然后，崔巍就不解地问：“你认识新泉老师，怎么会认不到吴鸿呢？他是新泉老师的女婿。”我笑笑，不做解释。心里却想：并不是认识新泉老师，就一定得认识他的家人。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与吴鸿相识并成了朋友。
2003年，我尚在《都江堰报》社当临时工，每天和王富祥、马及时、黎民泰、宋正刚等一些有趣的人工作，上午写一些有趣的文字，下午则在野猪林过一些有趣的日子。
有一天，时任作协主席马瑛突然通知马及时、黎民泰和我，说是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要来谈出版的事。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绝对是大事，虽然已在《星星》《诗刊》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是与出版社编辑相见还是第一次。
在哪里见面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座中有个领导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慢条斯理地谈他们的想法：要编辑出版一套名著改编图书，希望我们每人先试写一章，看看要不要得。
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吴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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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相见，瞬间便成了往事，飘散在风中。
甚至连吴鸿的样子都没能记住。
后来的某一天，我与殷波、汪邦军去中央花园看望新泉老师。临走时，晃眼看到有几个人影在另一个房间斗地主。
不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王国平，你这个‘烂人’，我才听说你们刚才在新泉老师家耍，都不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一起喝茶，你简直没把我当朋友看待哦？”
电话是吴鸿打来的，“朋友”两个字多么温暖。我们由是订交。
后来，我试写的《史记》没有被他们选中。
但是，我一点也不遗憾，因为我虽然失去了一个改写名著的机会，却因此而得到了一位兄长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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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四川的作家，很多与吴鸿熟悉。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作家，更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和出版人。
他主持、策划和编辑的《老成都》《李渔随笔全集》《清代野史》《三袁随笔》《夜航船》至今仍是川版图书的经典。而他策划出版的许多四川作家的图书也成就了川籍作家。
对每个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本书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第一本图书，是吴鸿策划出版的。
时在2006年，成都市委拟编辑出版一套“北纬30度·发现成都”系列图书。吴鸿分别邀请了聂作平、何小竹、王笛、袁庭栋、史幼波等当时已知名的作家们参与其中，我有幸忝列其中，躬逢其盛，实在是出于吴鸿的推荐。
2007年7月的一天，我的新书《都江堰——比长城更伟大的工程》出版，吴鸿、邱林和我在五块石新华文轩附近的一家苍蝇馆子吃饭。他在祝贺新书出版的同时，非常诚恳地指出，这本书出得还是太仓促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再继续修改，认真打磨，将能出得更好。
那顿饭，我本来是准备用刚拿到的稿费请吴鸿的。谁知，饭后我去结账时，吴鸿早已悄悄地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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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次见到我，新泉老师总是非常认真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国平，你一定要帮我劝三个人不要再喝酒了，你和他们是兄弟噻，你说的话，他们可能要听。”
新泉老师说的不是别人，是他喜欢的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吴鸿、聂作平和蒋雪峰，酒量有大小，排名不分先后。
其实，新泉老师也知道，我以前也喝酒，很洒脱地喝。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再也不能喝了，2002年10月，我告别酒坛的最后一次喝酒，新泉老师也在现场见证。
自此以后，我告别了酒与肥肉。而我敬重的兄长吴鸿、聂作平和蒋雪峰，则依然喝着大酒、吃着肥肉，不亦乐乎！
或许是新泉老师见我戒酒之毅力比较坚定，乐观地估计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现身说法，能劝阻其他人少喝酒。
然而像新泉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都没法劝阻他的后辈，我怎么能劝阻得了？况且他们还是我敬重的兄长。
新泉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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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聂作平比吴鸿的运气要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毕竟还曾趁着青春，在一起切磋过酒量。2000年10月，我和聂作平第一次相见。当时《商务早报》兼职编辑肖平还住大慈寺，请副刊作者们小聚，我和聂作平兄相见恨晚，酒到杯干，一人干了一瓶60多度的江津白干后，我尚能口齿清楚地背诵他的组诗《灵魂的钥匙》中关于《屈原》的部分句子。临走时，我与作平兄抱拳惜别，他还不忘让我向陈（道谟）老师、马（及时）老师问好。
而我与吴鸿相见时，无情的岁月和多情的生活，已经消磨得我只剩下喝酒的雄心，却早已没有了喝酒的身体。
因此，每次吴鸿总是无比孤独地端起酒杯，满是遗憾和“鄙夷”地说：“王国平，看不起你，正式宣布你已经被废了！”然后转过头来，对崔巍说：“来，崔哥，我们甩了。”
于是，我只有“羞愧”地去偷偷添一碗米饭。
都江堰里的滔滔流水，成了朋友们欢聚的背景。
16
2008年10月，“5·12”大地震五个月时，我和殷波想做一本地震口述史，请谁来参谋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吴鸿。
10月16日，吴鸿应约前来都江堰，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来了曾与他一起编辑《老成都》系列的著名编辑陈维兄。在南桥头的导江楼上，吴鸿就像该书的责任编辑一样，对该书的选题、访谈方式、图片拍摄、甚至纸张和油墨都给了许多建议。
后来，我、殷波、陈维、林晓东组成了一个创作团体，耗时半年，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完成了《现在的我们》。
即使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吴鸿也多次与我们见面，对作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尽管如此，这本书最终没有由吴鸿所在的新华文轩出版。《现在的我们》出版后，最倾力推荐和宣传这本书的是阿来和吴鸿。以至于很多朋友和读者都以为吴鸿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但吴鸿并不介意，他多次跟我說，人这一辈子，是读不到几本好书的，也是出不了几本好书的。我们要努力做一本好书，哪怕这本书不是我做的，我也非常开心。
诗人杨然信奉的是好诗主义，而吴鸿，信奉的是好书主义。
17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我以为：凡是厨师，都应该对吃饭不感兴趣，因为每天闻着油烟味，已经没有胃口吃东西了；凡是编辑，都应该对阅读不感兴趣了，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稿，已经没有兴趣再看书了。
这个观点直到我遇见吴鸿，才得以改变。
有一回，我在他的书房里等他，除了贾平凹和流沙河先生的题字外，偌大的书房里遍布图书，无多余的杂物。从书架上随便拿起一本，都让人爱不释手，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当是一大快事。
门开了，最先进来的不是吴鸿，而是几大包书。
吴鸿走在后面，手里还抱着一大堆书，呲牙咧嘴，大汗淋漓。吴鸿说：“痛风发了，逛书店时还可坚持，本来只想随便翻翻，，结果还是忍不住买了1600多元钱的书，脚疼惨了……”
在我的印象里，吴鸿买书是从不计钞票的，每次几乎都是千元以上的购书。这些书，买回来，不像有些附庸风雅的人，把它们作为摆设，而吴鸿是要认真阅读的。隔几天，他就会在博客上或电话里告诉我，最近看了哪几本书，有何体会。
吴鸿常跟我说，我们出书的人都不看书，凭啥子指望别人看书？我们出书的人都不爱书，凭啥子让别人爱书？
所以，每次吴鸿与我相见后分手时，他总会说：“国平，等一下”然后打开汽车后备箱，从里面拿出几本书来，递给我。仅成套的图书就有《往事随想》《名家名译》《美绘中华》等。
那些书上，有文字的晶润，也有友情的温度。
18
吴鸿重情重义、爱护朋友，随时随地不忘说朋友的好。
去年12月底，省八届作代会召开，我与作家王跃同居一室。大家都知道，尽管王跃的段子写得令人捧腹，然而生活中的他却不苟言笑，堪称成都版的“冷面宗师”。同时，他又与吴鸿、肖平乃是某项娱乐活动的铁三角。我经常问吴鸿，王跃那么严肃，你们咋个耍？吴鸿答道，王跃好耍。
那天，王跃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国平，你这几年整得好哦，我和吴鸿每次见面，他都在表扬你，把你夸奖得像一朵花一样，我没看到你在他们文艺社出过书得嘛？”
说实话，我已经四十岁了，早过了轻易被感动的年龄了。但是在那一刻，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缓缓流过了我的身体。
不是因为吴鸿表扬了我，而是这份善待朋友的情谊。
19
我觉得李海洲兄说过的一句话很妙，他说，一个连玩笑都不会开的人，要想把东西写好真的比较难。
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吴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看有趣的书，走有趣的路，喝有趣的酒，写有趣的文章，交有趣的朋友，斗有趣的地主，心里不高兴了，也会冒两句有趣的怪话，骂两句有趣的娘。
你难道能说这样一个人，会是无趣的人吗？
或许，吴鸿觉得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呼朋引伴、穿街钻巷，甚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去寻找那些有趣的美食。
20
我与吴鸿在美食上是有些渊源的，看过《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这本书且记性好的人，应该有些印象。
2005年的某日，吴鸿来都江堰，崔巍、王庆儒、杨静和我力荐他品鉴都江堰市的著名美食——尤兔头。吴鸿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那有什么吃头？我家楼下就有一家，味道一般得很。”然而，一顿饭下来，吴鸿吃得神喜人欢，连手套都不戴，说是戴着手套，吃起不过瘾，而且啃不干净，浪费。且不断地喊：“再来两个兔头，一个五香，一个麻辣。”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龟儿子，成都那家是歪的。”
又一次，吴鸿问我都江堰哪家鸡好吃，我说罗鸡肉。隔了几个月，突然接到吴鸿兴师问罪的电话：“你烧老子，青城山沿线到处都是罗鸡肉，我全部吃完了，钱花了不少，味道很一般，你是不是串串哦？”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把吴鸿带到了陈大华家背后的那家“罗鸡肉”去了，拈了几块鸡肉后，吴鸿由最开始的不屑而渐心生敬意——向美食致敬。他说，味道确实好，以前的钱花得不冤枉，没有那些普通罗鸡肉的庸味，怎么映衬得出正宗罗鸡肉的美味。
有时候，我去看吴鸿，大家都不想走远路吃饭时，吴鸿就说，到我们楼下吃肥肠吧，巴适。那是一家江油人开的肥肠店，我去吃过几次，味道说不上特别。我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下去时，就很认真地给吴鸿说：“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江油肥肠，其实不是正宗的味道”。吴鸿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同时深觉自己美食家身份受到了质疑，于是就说：“你不要把江油肥肠说得油爆爆的，哪天去吃一盘。”我说：“哪里存在呢？就算我没回江油，蒋雪峰、蒲永见也在，他们对新泉老师尊敬得很，肯定会带你吃最正宗的江油肥肠……”
最终，江油吃肥肠之事是否成行，不详。吴鸿走了，多少美食会因此而黯然销魂。
21
吴鸿走了，我给几个人打电话时都声音颤抖，其中就包括崔巍，我们几个人曾经度过了多少美好而难忘的日子。
以至于连他的弟弟吴献，都成了我们的兄弟。
吴鸿重视朋友的程度与他喝酒的多少成正比。
即使在他胃穿孔出院的第二天，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劝阻声中，也无法阻止他打开一瓶又一瓶酒。最后，离开酒桌时，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当然，我每次都是清醒的。
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在成都开会，所以饭后我就回酒店休息了。那时，全国都还没有实行酒驾管理，所以崔哥和另外两名兄弟才相互搀扶着，歪歪倒倒地找到汽车，开门、发动、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晚根本没有回家。因为它们实在是被吴鸿的真诚和情义感动了，以至于喝得太多，多到他们已经找不到路，他们开着车子在大石西路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把油烧完，直到天亮……
22
前不久，我的新书《灵岩山传》出版，吴鸿作为我非常尊重的兄长和出版界的大咖，我必须送一本给他。
6月22日下午17：15，收到吴鸿的微信：“书收到，谢谢。”又说：“书法很好”。我回三条微信给他：“请吴哥多批评，其中有一段写到了您”“云蒸霞蔚的那部分”“第一章，灵岩古刹，部分”吴鸿回了“谢谢”，那是一个很萌的表情。
没有想到的是，这几条微信居然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此时，我忍不住把《灵岩山传》中的那段文字兹录于此：
据崔巍兄言，某日清晨，我的朋友吴鸿在千年银杏树下冥思，熏熏然间，身轻气爽，心如明镜，不觉微微睁眼，只见云烟起于山谷，缓缓上升，及足、及膝、及腰、及胸，及顶！最后如雾蒸发于岭巅，如烟缥缈于天地，山川屋梁，如置仙境……云煙散尽，吴鸿不经意间一瞥，看见喜雨坊上左右各刻有二字“云蒸”“霞蔚”，不仅心生欢喜，适才所历，实乃“云蒸”之无上妙境，尚不知霞蔚是何体验？
不知吴鸿是否读过这一段？
凭借如上文字，纪念我的兄长吴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