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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上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我喜欢古代文学是从中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很小的时候我自己就经常读一点诗词选，抄些喜欢的文章。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是1963年，那时候中文系的很多老前辈都还年富力强，给我们上文学史课的老师，像第一段是吕乃岩老师，第二段是林庚先生，第三段是季镇淮先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古代文学有整整四个学期，是我们最重的一门课，所以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可惜的是我们1963级的学生赶上“文革”，所谓的“大学五年”，实际上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后面三年基本没有读书。“文革”后期，学校里武斗，我的书也全丢光了，最后只捡回来一本，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下册。我就带着这本书下乡，到农场、到新疆，看来看去就是这本书。然后又跟知青借些书来抄，抄的都是古典诗词。1978年有机会回到北大上回炉班，补了一年课，主要补的其实也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这方面的课。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正好1979年古代文学有陈贻焮先生招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生，我考上了陈先生的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这条路。
二、学术道路上的两位导师
走上这条路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贻焮先生和林庚先生。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文学史课代表，常常去林先生家里联系上课的事情，接触就比较多。而且那个时候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挺近的，每个星期老师至少要晚上到学生宿舍来辅导一次。林先生是亲自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每次都是我去接送，自然而然会受到一些影响。陈先生原来给林先生當过助教，他在指导我的时候，就把林先生很多治学的经验和教导都告诉我，所以我从陈先生那里也间接地知道了很多林先生的特点。当然林先生的书我也都看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大概在林先生84岁那年，他因为想把文学史的宋元明清部分写完，指定我当助手，我就正式地给林先生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那两三年的时间里和林先生接触比较多，天天跟他面谈，听他对文学史和作品的看法，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
在读研究生三年间，陈先生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的，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两个星期就要交一次读书报告，那就得拼命看拼命写了。如期交上读书报告以后，陈先生就在报告上面打钩画圈，或者是提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我们取回报告就反复看陈先生的批语。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陈先生平时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非常关照，尤其是我毕业留校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在陈先生身边工作，那时候陈先生曾说：“我会一直管到你当教授。”所以陈先生对我，就是一种“师恩”兼“父恩”吧。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了。
我从两位先生身上受到了不少影响。在治学方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是把自己的全副感情都投入到自己研究的对象中去的。这个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是跟作家融化在一起。大家知道林先生是研究李白的著名专家，李白喜欢月亮。林先生到去世前，还要求家里人推着轮椅，带他去看月亮。完全是一种诗人的气质。陈先生写《杜甫评传》，写到最后嚎啕大哭。我们现在一般的研究者，真的是很难有这种境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全身心投入自己专业的感情，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点影响，就是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两位先生留下的著作虽不算很多，像陈先生有《杜甫评传》《唐诗论丛》，还有后来的《论诗杂著》，但研究的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些问题。陈先生最早是做王孟诗派，后来做中唐两大诗派，中唐两大诗派这个问题应该是他第一次全面论证的。而且他们提出的这类重大问题，完全是通过研读第一手材料总结出来的，所以提出的很多观点，学界到现在也绕不过去，像林庚先生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感”等等就是这样。林先生是用一种诗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实际上他通过比较盛唐诗与其他时段诗歌的不同，抓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我在盛唐研究方面可能又推进了一些，但是很多论题的范围并没有超出林先生最早提出来的那些大观点。所以他们两位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想要做出一些成绩来，就应该像他们那样，真正解决一些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
两位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是都很强调义理、辞章、考据。首先是考据，林先生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里面几乎全是考证文章，还有《〈天问〉论笺》，也主要是考证。陈先生做《杜甫评传》，也是以考证为基础的，把杜甫生平中很多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都考证出来了。他们认为这是做古代文学的最必要的基础。其次就是义理。义理包括思想的研究，其实也包括整个时代背景的综合的研究。像林庚先生提出的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关系等等，我觉得都是很典范的研究。还有像陈先生做中唐两大诗派，他论白居易的观点，当时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他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其实就是谏官之诗，是根据中唐的政治背景提出来的。这些其实就是义理的论证。最后还有辞章，辞章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文学研究本身的重视，还有就是对文字本身的讲究。可以说以上几方面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在指导学生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先生提出来要“读聪明书”。这个“读聪明书”的意思，我觉得一个就是说要善于从书里发现问题，就像林庚先生说的，一个研究者的嗅觉要比猎犬还灵敏。第二就是对作品的领悟。陈先生曾说，林先生说好的作品一定都是好的，这就是一个鉴赏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学界，做古代文学研究的鉴赏力高的学者不是特别多。林先生就属于那种领悟力非常高的学者。有时候我跟林先生对话，都常常觉得自己是个“钝根人”。
除读书外就是写东西。他们非常强调要多动手，多写文章，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林先生尤其强调写文章不要面面俱到，他最不喜欢那种把所有材料罗列一遍，最后实际上什么要紧的东西也没说出来的文章。一篇文章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可以了。所有的材料，所有小的论证，都要为最主要的观点服务。后来我在给林先生当助手的时候，林先生也是反反复复这么强调的。包括他的文学史，按道理文学史总归多多少少要铺开一点，要全面一点，但林先生不愿这样。 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我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也有赖于两位先生不断的鞭策和鼓励。陈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我从认识陈先生、当他的学生，到留校以后跟着陈先生，也二十多年了，而且平时跟陈先生接触也非常密切，陈先生见面就是问我书读得怎么样了，你最近写了什么等等。这些都鞭策我必须要不断地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所以如果说我现在的研究还有一点他们两位先生的影子的话，我觉得这两点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大的
遗产。
三、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
前面说到，林庚先生和陈贻焮先生在治学方面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那么，怎么去寻找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怎么衡量这个课题是不是重要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文学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的两个角度去看，在文学史中，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如以前的文学史著作一般不重视齐梁文学，我却发现齐梁文学有革新晋宋文风的意义，因为齐梁文学对唐诗的影响很直接。前人都没有注意的，你发现了，这就填补了一块空白，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问题。还有一种是前人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你把它搞清楚了。比如说北宋欧阳修革新太学体的问题，以前一直讲不清楚。1982年我刚留校的时候，为了备课，拿几种文学史对照着看，很快就发现这些文学史关于太学体说的都不一样，原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如果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得到解释，这也是比较有价值的。
另外就是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做山水诗，以前研究的也很多，一般都是从情景关系、诗中有画这些方面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完全能够解释山水诗本身的深度，尤其是從山水诗的起源来看，还有盛唐的一些重要的山水诗，包含着一些哲学的意蕴，但是都说不清楚，这就促使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是从玄学的自然观向审美观的转变，还有审美观照方式、“独往”“虚舟”这些角度做了一些解释。像这种可以对某种文学现象再深挖一层的问题，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还有一个，研究者应该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整体研究状况，最起码是某一个问题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全部成果做到心里有数。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定要讲前人的研究动态，这不是一个表面上的程序，这其实是一个前提，让你明白你选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一个学者来说，你心里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没有讲过，哪些东西人家只是讲得很浅的，哪些东西是压根连提都没有提出来过的。所以我们说学问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的问题，包括新问题和旧问题，旧问题往往是一些积久没有解决的，解决起来也有难度，但提出新问题更难。所以我觉得判断学术重大问题，一是心里要有数，另外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而且要有积累。
粗粗一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段，好像所有的题目人家都做过，要找空白确实是很难了。但其实还是能找到比较重大的研究课题的。陈贻焮先生以前总用“挖白薯”的比喻，我们作学术研究，就好比是去挖一块白薯地，刚开始挖的时候，里面白薯很多，大的白薯也很多。但是挖的时间长了，大的白薯就没有了。到我们今天，再去看这块土地，好像小的白薯都已经找不到了。大白薯挖完了就剩小白薯，这在某一个课题是这样的。比如说诗歌革新，我把基本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它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研究，跟大白薯连在一块的是中等的、小个的白薯。但是除此之外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挖出其他的东西来呢？比如说“体式”其实就是一个。当然也不仅仅是“体式”而已，我相信还是会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挖出来的。
可是究竟怎么去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深入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做的。比如我以前因为重点在做初盛唐诗，中晚唐的很多作家应该说没有好好地细读过。现在做中晚唐，虽然这段的研究成果比初盛唐多，可是我再回过头来去看前人研究的那些观点，就觉得其实很多作家大家都没有仔细地读。包括韩愈、李贺，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得好像都没法再做的这些作家，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可做。所以近年有博士生进来，我让他们去做高适做岑参，这都是大作家，现在都是仅仅停留在注本、生平考证，还有一些最基本的评传的层面上。但仔细去读他们的作品，连我都常常有一种陌生感，我觉得陌生感是可以发现问题的一个基础，说明我并没有完全把这个作家搞懂。比如我这次读完韩愈以后，我觉得好像对他是稍微熟悉一点了。但能不能说我对他已经很了解了？也不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去不断深入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深入，至少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继续往下挖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我最近看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讲录》，挺有感触的。书中很多观点都是程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他讲到古代文学的研究如何提高理论水平的问题。他说理论，一个是“古代的文学理论”，一个是“古代文学的理论”，两者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文学理论”就是前人的文学理论。他说对于前人的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没有想过古人的理论都是怎么得出来的。因为它只有结论，没有如何论证的过程。他说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去做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提得就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古代文学的理论”，我们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文学史的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我们当代的理论来，这个是难度更大的。程先生已经做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从对具体的作品的精彩分析中，提炼出问题来。其实我现在做“体式”也是这样尝试，但也只是一个方面。原来罗宗强先生把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研究结合得已经很好了，他找到一个文学思想的角度。这启发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其他方面去寻找。如何提炼出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这需要对文学史本身有非常深入的、从全新的角度出发的考察。这是一个今后应该开拓的大方向。
另外，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可以转换角度去看的，转换角度也能够有开拓。比如说，以前我们研究四言诗，总是从“二二节奏”的形成去看，但是《尚书》《易经》里很多篇章也是“二二节奏”，那我们为什么不说这是诗呢？所以我想到不应拘泥于句法节奏，而应考虑全篇节奏的形成，由此出发，我统计了《诗经》的七十多种句式，总结出其中典型句式的组合规律，发现《诗经》四言体的节奏感正是由这些句式排列组合的规律形成的，我称之为“句序”。所以很多问题如果转换一个角度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总之可以开拓的东西还是很多。至于说会不会还有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那么多的“大白薯”摆在明面上让你捡，这个可能难了。现在要你自己往地底下挖矿了，说不定要钻井，钻到像采石油那样深。但肯定是可以开拓的。
四、回顾、反思和期望
我是1963年就上的北大中文系，到现在有50多年了。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是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阵容强大，我们有好几位国内非常著名的教授。二是我们的集体影响力大，我们编了一部全国通用的文学史，还有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套参考资料编得非常好，选文好，注解也特别好，所以在各大高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就是我们的文学史，虽然说我们的文学史经历了一个从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过程，但最后定稿的蓝皮文学史是我们游国恩先生领衔的，当然也有其他高校老师参加，但还是跟北大中文系密切相关的。这本文学史一直是全国高校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
北大中文系20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很辉煌的。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健在，一些原来比较年轻的老师们，像陈先生、袁行霈先生、褚斌杰先生，在八十年代有了非常快的发展，很快就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同时从集体影响力来说，他们编的好几种文学史和作品选注也很有影响，特别是后来袁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大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专业也始终保持了“十七年”的优势。
但是随着老先生的凋零，我觉得现在的古代文学专业恐怕是很难有原来五六十年代那么辉煌强大的阵容了。另外我们现在少了很多集体的工作，基本上转为单打独斗了。当然从个人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中年以上的老师，现在发展得也还是挺好的，很扎实。客观地说，他们每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其实不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差。但是我们40岁以下的年轻人，现在优秀的暂时还是凤毛麟角。这是我的忧虑。将来的发展，我觉得重点是要培养和引进40岁或者45岁以下的新的年轻学者，否则的话很快这一代人就过去了。
至于中文系的历届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将近40年里，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是最好的，质量高。那是因为这些学生多半都有在“文革”中受过苦的经历，他们很懂得珍惜时间，而且毕竟是从许多人中选拔出来的。这个状况维持到199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变化，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有一段招生质量降低了。因为那一段第一志愿的学生很少，相当一部分都是第二志愿甚至调剂过来的学生。当时一些在学的研究生，包括我的研究生，都在怀疑读古代文学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就不可能安心地去做学问了。21世纪以来，我觉得这个情况在逐渐好转。
近20年来我跟本科生接触得比较少了，主要是和研究生接触得多。他们现在比20世纪九十年代好一点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喜欢我们这行才来读研究生的，不是为了混一个饭碗，这一点倒还让我比较欣慰。但是现在的学生，因为个性差异太大，基础也差得太远，所以对指导老师来说，增加了不少困难，只能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特点来施教，每个人要调整的方向都不一样。我现在还很难判断这种状况是好还是不好，將来他们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现在对研究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自己从第一手材料中找问题，提炼问题，最后找出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博士生不会自己选题，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选题重复的情况很多。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题目不是自己从材料里看出来的，而都是从外面的一些现成的成果，或者从史学、哲学中受到点启发套过来的。对这点我还是很担忧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一关。不会从第一手材料里提炼问题，将来的路走不远的。第二点希望就是要勤动手，现在学生的读书报告也比以前交得少，一开始都是决心满满的，向我保证一个学期交多少报告，最后一个学期下来一篇也交不上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从1963年考入北大到现在，如果要说有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任何一个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扰乱学者心智的问题。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批老先生，其实他们的很多成果都是在解放以前做的。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受到当时一些思潮的干扰，其实也浪费了很多时间。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改革发展的大时代，当你遇到各种干扰的时候，能不能摆正心态，坐稳自己这张书桌，不要太受外面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就我自己留校40年来的体会而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干扰可以说是太多了，人事上的、社会上的、学界的都有。学界的思潮一直在变化，会影响学者的方向感。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受干扰，咬定自己的目标，认准自己的方向，坚持往前走。至于做得快做得慢，我倒觉得不太重要。无论是快慢，只要你不停下来，你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的。
对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到了我这个年纪，回过头来想，人生真是太短太短了。你会觉得好多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做，怎么一晃都已经到了快做不动的时候了。可是当初在受到干扰而浪费了宝贵光阴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的，可能想着以后时间还多着呢。要说有什么教训，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教训了。
（本文由葛晓音口述，杨思思整理）
[责任编辑：陈立民]
我喜欢古代文学是从中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很小的时候我自己就经常读一点诗词选，抄些喜欢的文章。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是1963年，那时候中文系的很多老前辈都还年富力强，给我们上文学史课的老师，像第一段是吕乃岩老师，第二段是林庚先生，第三段是季镇淮先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古代文学有整整四个学期，是我们最重的一门课，所以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可惜的是我们1963级的学生赶上“文革”，所谓的“大学五年”，实际上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后面三年基本没有读书。“文革”后期，学校里武斗，我的书也全丢光了，最后只捡回来一本，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下册。我就带着这本书下乡，到农场、到新疆，看来看去就是这本书。然后又跟知青借些书来抄，抄的都是古典诗词。1978年有机会回到北大上回炉班，补了一年课，主要补的其实也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这方面的课。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正好1979年古代文学有陈贻焮先生招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生，我考上了陈先生的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这条路。
二、学术道路上的两位导师
走上这条路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贻焮先生和林庚先生。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文学史课代表，常常去林先生家里联系上课的事情，接触就比较多。而且那个时候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挺近的，每个星期老师至少要晚上到学生宿舍来辅导一次。林先生是亲自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每次都是我去接送，自然而然会受到一些影响。陈先生原来给林先生當过助教，他在指导我的时候，就把林先生很多治学的经验和教导都告诉我，所以我从陈先生那里也间接地知道了很多林先生的特点。当然林先生的书我也都看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大概在林先生84岁那年，他因为想把文学史的宋元明清部分写完，指定我当助手，我就正式地给林先生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那两三年的时间里和林先生接触比较多，天天跟他面谈，听他对文学史和作品的看法，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
在读研究生三年间，陈先生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的，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两个星期就要交一次读书报告，那就得拼命看拼命写了。如期交上读书报告以后，陈先生就在报告上面打钩画圈，或者是提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我们取回报告就反复看陈先生的批语。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陈先生平时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非常关照，尤其是我毕业留校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在陈先生身边工作，那时候陈先生曾说：“我会一直管到你当教授。”所以陈先生对我，就是一种“师恩”兼“父恩”吧。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了。
我从两位先生身上受到了不少影响。在治学方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是把自己的全副感情都投入到自己研究的对象中去的。这个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是跟作家融化在一起。大家知道林先生是研究李白的著名专家，李白喜欢月亮。林先生到去世前，还要求家里人推着轮椅，带他去看月亮。完全是一种诗人的气质。陈先生写《杜甫评传》，写到最后嚎啕大哭。我们现在一般的研究者，真的是很难有这种境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全身心投入自己专业的感情，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点影响，就是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两位先生留下的著作虽不算很多，像陈先生有《杜甫评传》《唐诗论丛》，还有后来的《论诗杂著》，但研究的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些问题。陈先生最早是做王孟诗派，后来做中唐两大诗派，中唐两大诗派这个问题应该是他第一次全面论证的。而且他们提出的这类重大问题，完全是通过研读第一手材料总结出来的，所以提出的很多观点，学界到现在也绕不过去，像林庚先生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感”等等就是这样。林先生是用一种诗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实际上他通过比较盛唐诗与其他时段诗歌的不同，抓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我在盛唐研究方面可能又推进了一些，但是很多论题的范围并没有超出林先生最早提出来的那些大观点。所以他们两位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想要做出一些成绩来，就应该像他们那样，真正解决一些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
两位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是都很强调义理、辞章、考据。首先是考据，林先生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里面几乎全是考证文章，还有《〈天问〉论笺》，也主要是考证。陈先生做《杜甫评传》，也是以考证为基础的，把杜甫生平中很多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都考证出来了。他们认为这是做古代文学的最必要的基础。其次就是义理。义理包括思想的研究，其实也包括整个时代背景的综合的研究。像林庚先生提出的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关系等等，我觉得都是很典范的研究。还有像陈先生做中唐两大诗派，他论白居易的观点，当时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他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其实就是谏官之诗，是根据中唐的政治背景提出来的。这些其实就是义理的论证。最后还有辞章，辞章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文学研究本身的重视，还有就是对文字本身的讲究。可以说以上几方面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在指导学生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先生提出来要“读聪明书”。这个“读聪明书”的意思，我觉得一个就是说要善于从书里发现问题，就像林庚先生说的，一个研究者的嗅觉要比猎犬还灵敏。第二就是对作品的领悟。陈先生曾说，林先生说好的作品一定都是好的，这就是一个鉴赏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学界，做古代文学研究的鉴赏力高的学者不是特别多。林先生就属于那种领悟力非常高的学者。有时候我跟林先生对话，都常常觉得自己是个“钝根人”。
除读书外就是写东西。他们非常强调要多动手，多写文章，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林先生尤其强调写文章不要面面俱到，他最不喜欢那种把所有材料罗列一遍，最后实际上什么要紧的东西也没说出来的文章。一篇文章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可以了。所有的材料，所有小的论证，都要为最主要的观点服务。后来我在给林先生当助手的时候，林先生也是反反复复这么强调的。包括他的文学史，按道理文学史总归多多少少要铺开一点，要全面一点，但林先生不愿这样。 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我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也有赖于两位先生不断的鞭策和鼓励。陈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我从认识陈先生、当他的学生，到留校以后跟着陈先生，也二十多年了，而且平时跟陈先生接触也非常密切，陈先生见面就是问我书读得怎么样了，你最近写了什么等等。这些都鞭策我必须要不断地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所以如果说我现在的研究还有一点他们两位先生的影子的话，我觉得这两点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大的
遗产。
三、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
前面说到，林庚先生和陈贻焮先生在治学方面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要解决文学史中的重大问题。那么，怎么去寻找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怎么衡量这个课题是不是重要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文学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的两个角度去看，在文学史中，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如以前的文学史著作一般不重视齐梁文学，我却发现齐梁文学有革新晋宋文风的意义，因为齐梁文学对唐诗的影响很直接。前人都没有注意的，你发现了，这就填补了一块空白，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问题。还有一种是前人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你把它搞清楚了。比如说北宋欧阳修革新太学体的问题，以前一直讲不清楚。1982年我刚留校的时候，为了备课，拿几种文学史对照着看，很快就发现这些文学史关于太学体说的都不一样，原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如果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得到解释，这也是比较有价值的。
另外就是深入的问题。比如说做山水诗，以前研究的也很多，一般都是从情景关系、诗中有画这些方面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完全能够解释山水诗本身的深度，尤其是從山水诗的起源来看，还有盛唐的一些重要的山水诗，包含着一些哲学的意蕴，但是都说不清楚，这就促使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是从玄学的自然观向审美观的转变，还有审美观照方式、“独往”“虚舟”这些角度做了一些解释。像这种可以对某种文学现象再深挖一层的问题，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还有一个，研究者应该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整体研究状况，最起码是某一个问题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全部成果做到心里有数。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定要讲前人的研究动态，这不是一个表面上的程序，这其实是一个前提，让你明白你选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一个学者来说，你心里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没有讲过，哪些东西人家只是讲得很浅的，哪些东西是压根连提都没有提出来过的。所以我们说学问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的问题，包括新问题和旧问题，旧问题往往是一些积久没有解决的，解决起来也有难度，但提出新问题更难。所以我觉得判断学术重大问题，一是心里要有数，另外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而且要有积累。
粗粗一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段，好像所有的题目人家都做过，要找空白确实是很难了。但其实还是能找到比较重大的研究课题的。陈贻焮先生以前总用“挖白薯”的比喻，我们作学术研究，就好比是去挖一块白薯地，刚开始挖的时候，里面白薯很多，大的白薯也很多。但是挖的时间长了，大的白薯就没有了。到我们今天，再去看这块土地，好像小的白薯都已经找不到了。大白薯挖完了就剩小白薯，这在某一个课题是这样的。比如说诗歌革新，我把基本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它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研究，跟大白薯连在一块的是中等的、小个的白薯。但是除此之外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挖出其他的东西来呢？比如说“体式”其实就是一个。当然也不仅仅是“体式”而已，我相信还是会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挖出来的。
可是究竟怎么去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深入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做的。比如我以前因为重点在做初盛唐诗，中晚唐的很多作家应该说没有好好地细读过。现在做中晚唐，虽然这段的研究成果比初盛唐多，可是我再回过头来去看前人研究的那些观点，就觉得其实很多作家大家都没有仔细地读。包括韩愈、李贺，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得好像都没法再做的这些作家，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可做。所以近年有博士生进来，我让他们去做高适做岑参，这都是大作家，现在都是仅仅停留在注本、生平考证，还有一些最基本的评传的层面上。但仔细去读他们的作品，连我都常常有一种陌生感，我觉得陌生感是可以发现问题的一个基础，说明我并没有完全把这个作家搞懂。比如我这次读完韩愈以后，我觉得好像对他是稍微熟悉一点了。但能不能说我对他已经很了解了？也不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去不断深入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深入，至少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继续往下挖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我最近看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讲录》，挺有感触的。书中很多观点都是程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他讲到古代文学的研究如何提高理论水平的问题。他说理论，一个是“古代的文学理论”，一个是“古代文学的理论”，两者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文学理论”就是前人的文学理论。他说对于前人的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没有想过古人的理论都是怎么得出来的。因为它只有结论，没有如何论证的过程。他说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去做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提得就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古代文学的理论”，我们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文学史的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我们当代的理论来，这个是难度更大的。程先生已经做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从对具体的作品的精彩分析中，提炼出问题来。其实我现在做“体式”也是这样尝试，但也只是一个方面。原来罗宗强先生把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研究结合得已经很好了，他找到一个文学思想的角度。这启发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其他方面去寻找。如何提炼出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这需要对文学史本身有非常深入的、从全新的角度出发的考察。这是一个今后应该开拓的大方向。
另外，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可以转换角度去看的，转换角度也能够有开拓。比如说，以前我们研究四言诗，总是从“二二节奏”的形成去看，但是《尚书》《易经》里很多篇章也是“二二节奏”，那我们为什么不说这是诗呢？所以我想到不应拘泥于句法节奏，而应考虑全篇节奏的形成，由此出发，我统计了《诗经》的七十多种句式，总结出其中典型句式的组合规律，发现《诗经》四言体的节奏感正是由这些句式排列组合的规律形成的，我称之为“句序”。所以很多问题如果转换一个角度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总之可以开拓的东西还是很多。至于说会不会还有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那么多的“大白薯”摆在明面上让你捡，这个可能难了。现在要你自己往地底下挖矿了，说不定要钻井，钻到像采石油那样深。但肯定是可以开拓的。
四、回顾、反思和期望
我是1963年就上的北大中文系，到现在有50多年了。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是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阵容强大，我们有好几位国内非常著名的教授。二是我们的集体影响力大，我们编了一部全国通用的文学史，还有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套参考资料编得非常好，选文好，注解也特别好，所以在各大高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就是我们的文学史，虽然说我们的文学史经历了一个从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过程，但最后定稿的蓝皮文学史是我们游国恩先生领衔的，当然也有其他高校老师参加，但还是跟北大中文系密切相关的。这本文学史一直是全国高校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
北大中文系20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很辉煌的。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健在，一些原来比较年轻的老师们，像陈先生、袁行霈先生、褚斌杰先生，在八十年代有了非常快的发展，很快就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同时从集体影响力来说，他们编的好几种文学史和作品选注也很有影响，特别是后来袁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大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专业也始终保持了“十七年”的优势。
但是随着老先生的凋零，我觉得现在的古代文学专业恐怕是很难有原来五六十年代那么辉煌强大的阵容了。另外我们现在少了很多集体的工作，基本上转为单打独斗了。当然从个人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中年以上的老师，现在发展得也还是挺好的，很扎实。客观地说，他们每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其实不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差。但是我们40岁以下的年轻人，现在优秀的暂时还是凤毛麟角。这是我的忧虑。将来的发展，我觉得重点是要培养和引进40岁或者45岁以下的新的年轻学者，否则的话很快这一代人就过去了。
至于中文系的历届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将近40年里，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是最好的，质量高。那是因为这些学生多半都有在“文革”中受过苦的经历，他们很懂得珍惜时间，而且毕竟是从许多人中选拔出来的。这个状况维持到199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变化，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有一段招生质量降低了。因为那一段第一志愿的学生很少，相当一部分都是第二志愿甚至调剂过来的学生。当时一些在学的研究生，包括我的研究生，都在怀疑读古代文学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就不可能安心地去做学问了。21世纪以来，我觉得这个情况在逐渐好转。
近20年来我跟本科生接触得比较少了，主要是和研究生接触得多。他们现在比20世纪九十年代好一点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喜欢我们这行才来读研究生的，不是为了混一个饭碗，这一点倒还让我比较欣慰。但是现在的学生，因为个性差异太大，基础也差得太远，所以对指导老师来说，增加了不少困难，只能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特点来施教，每个人要调整的方向都不一样。我现在还很难判断这种状况是好还是不好，將来他们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现在对研究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自己从第一手材料中找问题，提炼问题，最后找出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博士生不会自己选题，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选题重复的情况很多。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题目不是自己从材料里看出来的，而都是从外面的一些现成的成果，或者从史学、哲学中受到点启发套过来的。对这点我还是很担忧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一关。不会从第一手材料里提炼问题，将来的路走不远的。第二点希望就是要勤动手，现在学生的读书报告也比以前交得少，一开始都是决心满满的，向我保证一个学期交多少报告，最后一个学期下来一篇也交不上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从1963年考入北大到现在，如果要说有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任何一个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扰乱学者心智的问题。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批老先生，其实他们的很多成果都是在解放以前做的。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受到当时一些思潮的干扰，其实也浪费了很多时间。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改革发展的大时代，当你遇到各种干扰的时候，能不能摆正心态，坐稳自己这张书桌，不要太受外面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就我自己留校40年来的体会而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干扰可以说是太多了，人事上的、社会上的、学界的都有。学界的思潮一直在变化，会影响学者的方向感。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受干扰，咬定自己的目标，认准自己的方向，坚持往前走。至于做得快做得慢，我倒觉得不太重要。无论是快慢，只要你不停下来，你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的。
对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到了我这个年纪，回过头来想，人生真是太短太短了。你会觉得好多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做，怎么一晃都已经到了快做不动的时候了。可是当初在受到干扰而浪费了宝贵光阴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的，可能想着以后时间还多着呢。要说有什么教训，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教训了。
（本文由葛晓音口述，杨思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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