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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的今天，股票、证券的基本理念已经为国人所熟知，甚至有不少人以操作股票为职业。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百姓思想还相对保守，对于“股票”完全陌生。
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资金筹措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发行股票。该公司在1983年创办，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干劲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深宝安的发行也标志着深圳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
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撤销的宝安县建制，恢复原先的宝安县城。宝安县水土丰沃，以农业为主，盛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宝安县老百姓结合多种经营方式，抓住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把农副产品拿到售卖价格高于内地好几倍的香港出售，率先富了起来。
时任宝安县县长的李广镇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原来宝安县在30年发展中积累的一些“家底”几乎全盘付托给了深圳县。新宝安县的县城不得不觅址重建。“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问我，你们把县城设在哪里啊？后来决定在现在的西乡建新宝安县城，当我到现场看时，那真是连一片瓦都没有。”李广镇回忆说，“那时候，县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行政事业开支都要钱，心里特别着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安县委县政府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把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解决当时资金紧缺的问题。
1983年，股票对于老百姓來说完全是超出认知领域的事务，且当时股票发行在新中国还没有先例，不少百姓认为这种“用真金白银换张‘纸’就能赚钱”的事情，想都不敢想。深圳摄影家陈宗浩回忆：“当年股票发行，因为不懂所以不敢买，自己当时也只是观望状态。”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经宝安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由财政拨款200万元投入公司，占企业股权20%，其余800万元则向社会集资。1983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股公告。招股公告明确提出，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并提出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的先进理念。
深圳股票认购现场，派出所民警光膀上阵维持秩序。图/陈宗浩
深宝安股票的股金证有十元、一百元和一千元三种面值，看起来就像当年的粮票一样，十元面值的股金证上是建筑工地;百元面值的图案是丰收的景象;而千元面值的图案是一只翱翔长空的雄鹰。
公告刊登后，迅速引起全国的关注，从北京、西安到上海、乌鲁木齐，都有投资者前来认购。公司的首批股东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一些华侨港澳同胞甚至直接就把钱寄过来。县里的干部包括领导也纷纷带头支持联合投资公司扩大业务发展经济。公司首期集资1300万元，远远超出预期。公司进行股份制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为宝安的建设，汇集了宝贵的资金，股东也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增值。
在部分老百姓还在讨论股票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时候。深宝安发行已过去4个月，1983年底，深宝安已获纯利15.7万，股票第一年1000元就可以分红200元。接下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一路高走，平息了人们的争论与非议。
敢于去尝“头啖汤”的人尝到了甜头，一旁观望的百姓开始意识到，这个股票不简单。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环境中，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成功尝试给人们启迪。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村镇一级基层机构开始产生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急着找资金、建厂房、发展来料加工……深宝安的发行，不仅催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更开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看到宝安县里可以集资办公司，老百姓开始依葫芦画瓢，通过村民集资的方式，募集起开发建设资金。1984年，宝安县沙井镇万丰村相继办起股份公司，一度成为广东省村镇经济发展最快、股份合作制最好的示范模式。它如同时代烙印，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河中。
1991年，深宝安上市，股价节节升高。大坑村先后将600多万股抛出，获利6000多万元，当时年均每人就拥有100多万的财富。大坑村曾靠着深宝安每年的分红派息和银行利息，使每个劳动力每月获得400元收入，村里给每个中学生每月补贴350元，小学生2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上世纪90年代初，陈宗浩看到政府宣传，得知股民通过买股票挣到钱了，所以自己也开始拿着身份证排了一晚上的队，领到了抽签表。酷爱摄影的他，在旁边拍下了当时排队领取抽签表的火热场面，照片中排队领表的人排成一条长龙。在思想还相对保守的时代，大家不分男女紧紧相拥，生怕自己被挤出去……
无论是发行者，还是投资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这一张小小的股票，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介绍：“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没有深圳的现在。”
编辑/麦婉华
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资金筹措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发行股票。该公司在1983年创办，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干劲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深宝安的发行也标志着深圳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
首张股票发行
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撤销的宝安县建制，恢复原先的宝安县城。宝安县水土丰沃，以农业为主，盛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宝安县老百姓结合多种经营方式，抓住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把农副产品拿到售卖价格高于内地好几倍的香港出售，率先富了起来。
时任宝安县县长的李广镇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原来宝安县在30年发展中积累的一些“家底”几乎全盘付托给了深圳县。新宝安县的县城不得不觅址重建。“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问我，你们把县城设在哪里啊？后来决定在现在的西乡建新宝安县城，当我到现场看时，那真是连一片瓦都没有。”李广镇回忆说，“那时候，县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行政事业开支都要钱，心里特别着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安县委县政府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把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解决当时资金紧缺的问题。
1983年，股票对于老百姓來说完全是超出认知领域的事务，且当时股票发行在新中国还没有先例，不少百姓认为这种“用真金白银换张‘纸’就能赚钱”的事情，想都不敢想。深圳摄影家陈宗浩回忆：“当年股票发行，因为不懂所以不敢买，自己当时也只是观望状态。”
股票变得炙手可热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经宝安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由财政拨款200万元投入公司，占企业股权20%，其余800万元则向社会集资。1983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股公告。招股公告明确提出，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并提出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的先进理念。
深宝安股票的股金证有十元、一百元和一千元三种面值，看起来就像当年的粮票一样，十元面值的股金证上是建筑工地;百元面值的图案是丰收的景象;而千元面值的图案是一只翱翔长空的雄鹰。
公告刊登后，迅速引起全国的关注，从北京、西安到上海、乌鲁木齐，都有投资者前来认购。公司的首批股东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一些华侨港澳同胞甚至直接就把钱寄过来。县里的干部包括领导也纷纷带头支持联合投资公司扩大业务发展经济。公司首期集资1300万元，远远超出预期。公司进行股份制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为宝安的建设，汇集了宝贵的资金，股东也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增值。
在部分老百姓还在讨论股票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时候。深宝安发行已过去4个月，1983年底，深宝安已获纯利15.7万，股票第一年1000元就可以分红200元。接下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一路高走，平息了人们的争论与非议。
敢于去尝“头啖汤”的人尝到了甜头，一旁观望的百姓开始意识到，这个股票不简单。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环境中，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成功尝试给人们启迪。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村镇一级基层机构开始产生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急着找资金、建厂房、发展来料加工……深宝安的发行，不仅催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更开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看到宝安县里可以集资办公司，老百姓开始依葫芦画瓢，通过村民集资的方式，募集起开发建设资金。1984年，宝安县沙井镇万丰村相继办起股份公司，一度成为广东省村镇经济发展最快、股份合作制最好的示范模式。它如同时代烙印，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河中。
1991年，深宝安上市，股价节节升高。大坑村先后将600多万股抛出，获利6000多万元，当时年均每人就拥有100多万的财富。大坑村曾靠着深宝安每年的分红派息和银行利息，使每个劳动力每月获得400元收入，村里给每个中学生每月补贴350元，小学生2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上世纪90年代初，陈宗浩看到政府宣传，得知股民通过买股票挣到钱了，所以自己也开始拿着身份证排了一晚上的队，领到了抽签表。酷爱摄影的他，在旁边拍下了当时排队领取抽签表的火热场面，照片中排队领表的人排成一条长龙。在思想还相对保守的时代，大家不分男女紧紧相拥，生怕自己被挤出去……
无论是发行者，还是投资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这一张小小的股票，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介绍：“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没有深圳的现在。”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