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鲐背之年，一个人会做些什么？
可以选择与亲人共享天伦，这是人之常情；可以选择在岗位上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这里有了不起的生机与坚守。
有一个人，他选择后一种人生，成全了旁人的前一种心愿；他以自身的不舍一线，换取千万家的健康团圆。9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如此自白：
“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
1
与“吴孟超”三个字相连的，总是一连串奇迹——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这无数个第一无不见证着中国肝胆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卓绝的探索；更记录着国之大医匡危济世的至高境界。
在吴孟超75年的从医生涯里，大约有1.5万名病人因为他而脱离了生命的绝境。他的眼前是病，心底是人，他总说：“我想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直到现在，96岁高龄的吴孟超，依旧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约200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
高龄、一线、密集手术，这些对一位医者意味着什么？
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的那年，有些答案不言自明。
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数据可以佐证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全世界每年约有百万人死于肝癌，在我国，每年被肝癌吞噬的病人达40万之多。吴孟超从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直到2005年评奖之际，他已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肿瘤，创造98.5%的肝癌手术成功率。而他组建的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创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以及由他奠定的中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等一系列成就，令中国肝脏外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数据之外另有一些，是融于千千万万个平淡的工作日，见于病患、见于人心的触动。
在奖项委员会对他进行考核时，考核组成员想约他上午谈话，他说上午有手术，建议安排在下午。起初有人猜想，这肯定是位特别重要的病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位与吴孟超素昧平生的河南农民，病情重，家里穷，吴孟超只想尽早为他手术，早半天解除痛苦，也能少交一天住院费。
每一天都与病人一起度过、与工作一起生活，吴孟超只怕自己时间不多。
2
吴孟超有一双特殊的手，这双手天赋异禀，它在肝脏的方寸之地创造生的希望；这双手又异常细腻，它以截然不同于同龄人的敏锐与稳定，将万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泽地。
可看到过这双手的人都知道，这双手变形了—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因经年累月与手术刀并肩战斗，已变得异于常人。
其实，人们看不见的还有吴孟超的脚趾，因为长时间站立也已经变形了。
80多岁时，吴孟超还在长达十余个小时的手术里主刀。这两年，平均每台手术的时长也需要三个小时。比起脸上的褶皱，比起脚下的变化，吴孟超更在意自己的这双手：“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这手所有的感觉要保护好。”他身边的护士长很清楚，那是一双“长了眼睛的手”，了解肿瘤的位置和它的解剖关系。有时候满腹腔的血，“长眼睛的手”一伸进去，一摸在这儿，这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
值得让所有人知道的是，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
1922年，吴孟超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五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弟弟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贫穷依然是生活的主基调。之后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作为老大，吴孟超夜以继日地劳作，为家里减轻负担。
吴孟超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孙中山题写校名，并写下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
在吴孟超的初中，按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此建议一呼百应，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1939年，吴孟超踏上回国的征程。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吴孟超只能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3
“因为中国也是肝病大国，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做临床，以后建立起来了肝胆外科。”吴孟超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自己在肝脏方面从业的60余年时光。
语言极其平实，但过往的学术记录和新闻报道讲述了中国肝胆外科的艰苦卓绝。中国没有肝脏血管模型，吴孟超受到容国团摘取世乒赛冠军的启发，用价廉物美的赛璐珞亲手制作了大量肝脏血管模型。他带领学生一起创造的肝癌手术后五年存活率，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八十年代的30.6%和九十年代以后的48.6%。
吴孟超从来“不挑”病人。不仅90多岁还要做手术，而且再危重的病人他都照单全收。他曾经接诊过一位被多家医院“限定了时间”的重病患者，这位患者肚子里的肝脏肿瘤足有一个篮球大小，许多医生给她建议：除了肝移植，别无他法。
肝移植费用高昂，走投无路之时，这位患者和家人来到上海，求助于吴孟超。吴孟超发现，她的肿瘤可以切除，肝移植不是百分百必需的。2004年，吴孟超已经82岁了。当时，有些年轻同事劝他：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吴孟超回答：“名誉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吴孟超从不会告诉病人“时间”。许多时候，辗转找上吴孟超的患者已经病入膏肓，还不乏已被其他医生划下过“最后大限”的人。即便再绝望的人坐到吴孟超面前，都不会听到“不治”。吴孟超的医者辞典里不设人生倒计时，他常会笑着与病人说：“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争取再活五年！”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许多融于日常的细节——他的问诊常常很细致，半个多小时是家常便饭；他查房时总会随手替病人拉上屏风，检查完后又顺手掖好被角，再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整齐；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医者要替病人做好成本把关，让病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他有时还会对一些病例的肝移植发表不同看法，提出更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案……
4
吴孟超应该是用一生在践行他的恩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话：“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吴孟超的學生满天下，许多人都已是小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但他依然把他们当作孩子般教诲：“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成为一名医者，就是成为了一名苦行僧。吴孟超甘之如饴，不舍昼夜。他甚至说，倒在工作中，也是一种幸福。
这位96岁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只对长年跟随自己工作的护士长交待：“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国之大医，终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感念。留在人们心底的，将是他在手术台上的叱咤风云，是他对病人的春风十里，更是他眼神中的清澈透亮。
可以选择与亲人共享天伦，这是人之常情；可以选择在岗位上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这里有了不起的生机与坚守。
有一个人，他选择后一种人生，成全了旁人的前一种心愿；他以自身的不舍一线，换取千万家的健康团圆。9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如此自白：
“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
1
与“吴孟超”三个字相连的，总是一连串奇迹——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这无数个第一无不见证着中国肝胆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卓绝的探索；更记录着国之大医匡危济世的至高境界。
在吴孟超75年的从医生涯里，大约有1.5万名病人因为他而脱离了生命的绝境。他的眼前是病，心底是人，他总说：“我想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直到现在，96岁高龄的吴孟超，依旧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约200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
高龄、一线、密集手术，这些对一位医者意味着什么？
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的那年，有些答案不言自明。
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数据可以佐证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全世界每年约有百万人死于肝癌，在我国，每年被肝癌吞噬的病人达40万之多。吴孟超从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直到2005年评奖之际，他已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肿瘤，创造98.5%的肝癌手术成功率。而他组建的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创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以及由他奠定的中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等一系列成就，令中国肝脏外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数据之外另有一些，是融于千千万万个平淡的工作日，见于病患、见于人心的触动。
在奖项委员会对他进行考核时，考核组成员想约他上午谈话，他说上午有手术，建议安排在下午。起初有人猜想，这肯定是位特别重要的病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位与吴孟超素昧平生的河南农民，病情重，家里穷，吴孟超只想尽早为他手术，早半天解除痛苦，也能少交一天住院费。
每一天都与病人一起度过、与工作一起生活，吴孟超只怕自己时间不多。
2
吴孟超有一双特殊的手，这双手天赋异禀，它在肝脏的方寸之地创造生的希望；这双手又异常细腻，它以截然不同于同龄人的敏锐与稳定，将万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泽地。
可看到过这双手的人都知道，这双手变形了—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因经年累月与手术刀并肩战斗，已变得异于常人。
其实，人们看不见的还有吴孟超的脚趾，因为长时间站立也已经变形了。
80多岁时，吴孟超还在长达十余个小时的手术里主刀。这两年，平均每台手术的时长也需要三个小时。比起脸上的褶皱，比起脚下的变化，吴孟超更在意自己的这双手：“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这手所有的感觉要保护好。”他身边的护士长很清楚，那是一双“长了眼睛的手”，了解肿瘤的位置和它的解剖关系。有时候满腹腔的血，“长眼睛的手”一伸进去，一摸在这儿，这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
值得让所有人知道的是，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
1922年，吴孟超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五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弟弟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贫穷依然是生活的主基调。之后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作为老大，吴孟超夜以继日地劳作，为家里减轻负担。
吴孟超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孙中山题写校名，并写下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
在吴孟超的初中，按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此建议一呼百应，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1939年，吴孟超踏上回国的征程。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吴孟超只能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3
“因为中国也是肝病大国，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做临床，以后建立起来了肝胆外科。”吴孟超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自己在肝脏方面从业的60余年时光。
语言极其平实，但过往的学术记录和新闻报道讲述了中国肝胆外科的艰苦卓绝。中国没有肝脏血管模型，吴孟超受到容国团摘取世乒赛冠军的启发，用价廉物美的赛璐珞亲手制作了大量肝脏血管模型。他带领学生一起创造的肝癌手术后五年存活率，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八十年代的30.6%和九十年代以后的48.6%。
吴孟超从来“不挑”病人。不仅90多岁还要做手术，而且再危重的病人他都照单全收。他曾经接诊过一位被多家医院“限定了时间”的重病患者，这位患者肚子里的肝脏肿瘤足有一个篮球大小，许多医生给她建议：除了肝移植，别无他法。
肝移植费用高昂，走投无路之时，这位患者和家人来到上海，求助于吴孟超。吴孟超发现，她的肿瘤可以切除，肝移植不是百分百必需的。2004年，吴孟超已经82岁了。当时，有些年轻同事劝他：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吴孟超回答：“名誉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吴孟超从不会告诉病人“时间”。许多时候，辗转找上吴孟超的患者已经病入膏肓，还不乏已被其他医生划下过“最后大限”的人。即便再绝望的人坐到吴孟超面前，都不会听到“不治”。吴孟超的医者辞典里不设人生倒计时，他常会笑着与病人说：“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争取再活五年！”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许多融于日常的细节——他的问诊常常很细致，半个多小时是家常便饭；他查房时总会随手替病人拉上屏风，检查完后又顺手掖好被角，再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整齐；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医者要替病人做好成本把关，让病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他有时还会对一些病例的肝移植发表不同看法，提出更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案……
4
吴孟超应该是用一生在践行他的恩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话：“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吴孟超的學生满天下，许多人都已是小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但他依然把他们当作孩子般教诲：“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成为一名医者，就是成为了一名苦行僧。吴孟超甘之如饴，不舍昼夜。他甚至说，倒在工作中，也是一种幸福。
这位96岁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只对长年跟随自己工作的护士长交待：“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国之大医，终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感念。留在人们心底的，将是他在手术台上的叱咤风云，是他对病人的春风十里，更是他眼神中的清澈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