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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小语界关于阅读教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阅读本位”还是“写作本位”的问题，争辩得好不热闹。讨论的起因是《小学语文教师》在2013年第3期刊载了《管建刚和他的阅读教学革命》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有管建刚老师的教学实录、访谈，还有潘新和教授的评论《弄潮儿再向潮头立》。这些文章鲜明地传达着一个主张，那就是“阅读教学应该指向写作” 。语文界似乎瞬时哗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正在风口浪尖上。
其实，语文界关于阅读教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阅读本位”还是“写作本位”的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2008年6月，《小学语文教师》就刊载过王崧舟老师对潘新和先生的访谈《写作本位：读写观念的重构》。2010年，王崧舟老师甚至以 “一课两上”的形式推出《与象共舞》一课，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2011至2012年，王老师接下来的《望月》和《去年的树》两个课品，都是对这一思考的继续与深入。但大概是因为王老师的课总是温润平和的缘故吧，加之他的课堂本身强大的艺术性使这种理性的思考深藏于内，课品的诞生并未引起大家对“阅读本位”“写作本位”这一问题非常激烈的反应与争辩。管建刚老师的课则不同，他是撸着袖子，准备“革命”的，当一种完完全全“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摆在大家面前，大多数语文人才真的坐不住了。
讨论之前，还必须从头捋捋这桩公案。
传统的阅读教学是强调“阅读本位”的，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读写观认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的‘根’是阅读”、“教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能写得好”；而2004年福建师大的潘新和先生在自己的《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颠覆性地提出了“写作本位”说，他提出“阅读，指向言语表现、指向写作”、“写作是阅读的目的”、“写作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呈现”，这一读写观是“写作本位”的。
眼下，两方吵得正酣。
一方面，潘新和先生在《弄潮儿再向潮头立》一文中，明确地反对“阅读目的独立论”，他认为：“语文课程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阅读教学：一切语文课，都是写作课。表面上是阅读课，骨子里必须是写作课。”他高度评价了管建刚老师“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课，称“管建刚的‘写作本位’探索，代表了语文教育的希望与未来”，“过去的阅读课垂死，新的指向写作的阅读课，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另一方面，语文界的不少同仁坚持：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没有“入”，何来 “出”？阅读教学纵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若把传统的阅读教学理念一棍子打死，把所有的阅读课都上成“写作指导课”肯定是矫枉过正了！再者，潘新和先生是研究写作学理论的，管建刚老师是研究作文教学的，他们的主张就难免重“写作”而轻“阅读”。
毕竟，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心中所有的。
笔者也曾陷入这两极的争辩，在过去的两年里，忽左，忽右，忽中。今天，跳出争辩本身，试着冷静地审视与思考这问题的始终，忽然觉得“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的争辩，很可能是个伪问题。就好像郭德纲的相声里问：“鹰为什么会飞？”我们的讨论似乎也陷入了思维的陷阱里。
“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这个争辩的前置问题是：阅读教学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个价值取向对于“阅读”和“写作”而言，是非此即彼的。
再往前一步，就是“阅读教学只能是为了阅读的，或者是为了写作的”，最多再加上一个中和一点的主张：“阅读教学是为了读写两方面的。”
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在开始之前，还必须弄清两件事：
一、阅读教学是否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这样问，您不要觉得奇怪。因为阅读教学的对象多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而文学本身是无功利的、审美的。
二、若是阅读教学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那么，这目的或价值取向究竟应该是什么？ 是否只能是“为了阅读”或者“为了写作”？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就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能否被清晰地描述并在实际教学中准确地达成？”记得王荣生教授曾言“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必须争的问题是“为什么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这里是否透露着语文教育自身的永恒的悖论：语文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其目的应该有一定的规定性。但是，语文学科的“言语性”及母语学习的“习得”特质这两者的合力使得教学目标很难准确地预设并在教学中无误地达成。这是不是被纷乱的教学现象掩盖了的另一个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当所有的前置问题都弄清楚、弄明白了，我们才能确定是否要真正讨论 “阅读本位”“写作本位”的问题。否则就是阅读教学就地给自己画了两个牢房，一个叫“阅读”，一个叫“写作”。
山东师范大学的潘庆玉教授在《富有想象力的教学》一书中提到了 “教学目标”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抄录在此，与大家共思。
“在教育中，能够清晰地描述的目标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目标，而那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目标则可能是最具有教育价值的目标。”
或许，我们对阅读教学目标、语文教学目标的追问就像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一样，必将陷入虚无与迷茫，但是，就让我们陷进去了。
感谢《小学语文教师》组织了这样的讨论，其实，“革不革命”、“谁能不能革了谁的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语文界这么多的老师开始了“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而且这种追问紧贴着语文教育的本体与终极意义。甚至，再退一步，更简单地想，把语文这池子水弄浑了，本身就是意义。
（山东省济南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250307）
其实，语文界关于阅读教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阅读本位”还是“写作本位”的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2008年6月，《小学语文教师》就刊载过王崧舟老师对潘新和先生的访谈《写作本位：读写观念的重构》。2010年，王崧舟老师甚至以 “一课两上”的形式推出《与象共舞》一课，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2011至2012年，王老师接下来的《望月》和《去年的树》两个课品，都是对这一思考的继续与深入。但大概是因为王老师的课总是温润平和的缘故吧，加之他的课堂本身强大的艺术性使这种理性的思考深藏于内，课品的诞生并未引起大家对“阅读本位”“写作本位”这一问题非常激烈的反应与争辩。管建刚老师的课则不同，他是撸着袖子，准备“革命”的，当一种完完全全“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摆在大家面前，大多数语文人才真的坐不住了。
讨论之前，还必须从头捋捋这桩公案。
传统的阅读教学是强调“阅读本位”的，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读写观认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的‘根’是阅读”、“教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能写得好”；而2004年福建师大的潘新和先生在自己的《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颠覆性地提出了“写作本位”说，他提出“阅读，指向言语表现、指向写作”、“写作是阅读的目的”、“写作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呈现”，这一读写观是“写作本位”的。
眼下，两方吵得正酣。
一方面，潘新和先生在《弄潮儿再向潮头立》一文中，明确地反对“阅读目的独立论”，他认为：“语文课程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阅读教学：一切语文课，都是写作课。表面上是阅读课，骨子里必须是写作课。”他高度评价了管建刚老师“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课，称“管建刚的‘写作本位’探索，代表了语文教育的希望与未来”，“过去的阅读课垂死，新的指向写作的阅读课，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另一方面，语文界的不少同仁坚持：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没有“入”，何来 “出”？阅读教学纵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若把传统的阅读教学理念一棍子打死，把所有的阅读课都上成“写作指导课”肯定是矫枉过正了！再者，潘新和先生是研究写作学理论的，管建刚老师是研究作文教学的，他们的主张就难免重“写作”而轻“阅读”。
毕竟，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心中所有的。
笔者也曾陷入这两极的争辩，在过去的两年里，忽左，忽右，忽中。今天，跳出争辩本身，试着冷静地审视与思考这问题的始终，忽然觉得“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的争辩，很可能是个伪问题。就好像郭德纲的相声里问：“鹰为什么会飞？”我们的讨论似乎也陷入了思维的陷阱里。
“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这个争辩的前置问题是：阅读教学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个价值取向对于“阅读”和“写作”而言，是非此即彼的。
再往前一步，就是“阅读教学只能是为了阅读的，或者是为了写作的”，最多再加上一个中和一点的主张：“阅读教学是为了读写两方面的。”
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在开始之前，还必须弄清两件事：
一、阅读教学是否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这样问，您不要觉得奇怪。因为阅读教学的对象多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而文学本身是无功利的、审美的。
二、若是阅读教学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那么，这目的或价值取向究竟应该是什么？ 是否只能是“为了阅读”或者“为了写作”？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就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能否被清晰地描述并在实际教学中准确地达成？”记得王荣生教授曾言“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必须争的问题是“为什么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这里是否透露着语文教育自身的永恒的悖论：语文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其目的应该有一定的规定性。但是，语文学科的“言语性”及母语学习的“习得”特质这两者的合力使得教学目标很难准确地预设并在教学中无误地达成。这是不是被纷乱的教学现象掩盖了的另一个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当所有的前置问题都弄清楚、弄明白了，我们才能确定是否要真正讨论 “阅读本位”“写作本位”的问题。否则就是阅读教学就地给自己画了两个牢房，一个叫“阅读”，一个叫“写作”。
山东师范大学的潘庆玉教授在《富有想象力的教学》一书中提到了 “教学目标”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抄录在此，与大家共思。
“在教育中，能够清晰地描述的目标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目标，而那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目标则可能是最具有教育价值的目标。”
或许，我们对阅读教学目标、语文教学目标的追问就像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一样，必将陷入虚无与迷茫，但是，就让我们陷进去了。
感谢《小学语文教师》组织了这样的讨论，其实，“革不革命”、“谁能不能革了谁的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语文界这么多的老师开始了“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而且这种追问紧贴着语文教育的本体与终极意义。甚至，再退一步，更简单地想，把语文这池子水弄浑了，本身就是意义。
（山东省济南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25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