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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贫苦，小时候，父母亲就一直盯嘱我要懂得感恩。我感恩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施展身手的更大的平台。
火红年代的艰苦历练
我1943年出生在上海，听我父亲说，祖上是枣庄附近的贫苦农民，早年逃荒，我曾祖爷爷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南京城外江宁农村安顿下来。后来，我祖父又拖家带口到上海打工謀生，那会儿，我父亲才9岁。
生活在这个清贫的家庭里，我也是个懂事的孩子，看着父亲为了养家到那么远的单位去上班，看着母亲既要操持这一大家子的事务，还要忙乎里弄工作，我，作为长子，心里早就萌生了分担责任的想法。当时，上海铁路局正在实施沪宁复线的建设项目，急需组建一支上万人的施工队伍。于是，刚满16岁的我成了一名施工队员，每天投身在沪宁复线建设的铁流中，风吹日晒，雨淋霜打，一年下来，复线工程竣工，我被光荣地评为“优秀队员”。
沪宁复线工程结束后，我回街道报到。很快，街道推荐我这个铁道战线的“优秀队员”到上钢三厂工作。那是1959年底，我成了一名炼钢工人。上钢三厂位于浦东周家渡，我在浇钢车间工作，热气灼人，每天衣服一次次湿透。我是浇钢车间的起重工，炼钢后剩下的渣包，要用起重机将它们吊起、拖走。我适应了伴随炼钢产生的硫磺、沥青的气味，我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挥汗工作，表现出色，年年被评为上钢三厂的生产标兵。
1962年，一批重点工程下马，经济战线收缩，我们钢厂也受到连累。到1963年2月，我回街道报到，一个月不到，街道又介绍我到市政工程队工作。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工作岗位。现在回想起来，此前经历的岗位，从事的工作，好像都在为这项最适合我的工作在做准备。
我是1963年3月5日进上海市政公司第一工程大队101工程队工作的。当时，我年纪轻，反应快，身体棒，浑身是劲，又有多年当工人的经历，考虑到我在钢厂当过起重工，公司就安排我到101工程队起重队工作。这个工种发挥了我的特长，让我工作起来如鱼得水。起重队有近20个工人，其中有几位老法师是6级工或7级工，经验丰富，水平很高，我虚心拜师，认真学习。
我在起重队进步很快，1965年我被任命为起重队队长，我以自己的真诚将我们的团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以工地为家的施工队长
搞市政建设，就是造桥修路;造桥修路，就是为民造福。有人觉得筑路架桥是露天工作，日晒雨淋，风吹霜打，太苦了。我却不觉得苦，我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我认准了这项工作适合我，是我的一只“金饭碗”，我要紧紧地捧牢它。
从此，我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把汗水洒在工地上。1965年，我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1971年，我在苏州河造桥工地一线入了党，在党旗前举起右拳宣誓时，我由衷地感到肩头更加沉甸甸了，那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1975年，市政公司任命我担任101施工队队长。从这项任命下达之日起，我就把铺盖卷搬到工地，把工地当成了我的居住地。自此，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我都是吃在工地，干在工地，睡在工地，甚至生病，也躺在工地。反正工程项目在哪里，工地就在哪里。或者沿江河扎营，或者在野地搭棚，或者随处支个帐篷，在地上铺个草垫子，搁上被褥就打地铺了。总之，寒暑雨雪寻常事，蚊叮虫咬随它去。
我记得苏州河恒丰路桥工程项目比较复杂，当时我们的施工装备比较陈旧，工期较长，我在施工期，整整5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我记得苏州河曹杨路桥工程项目，因河湾水运繁忙，陆上交通复杂，施工难度更大。当时，我家在曹杨路金沙新村，距离工地只有10分钟路程，但是我心心念念都在造桥工程上，苏州河每天涨潮落潮，施工状况都不一样，施工难题随时都会冒出来，我一点都不敢大意，一分钟都不敢离开工地。
关乎宝钢建设发展、牵系宝山人民出行生活的吴淞大桥工程原定工期为3年，但我们施工队承接此项全长968.7米的大桥工程后，全力以赴，创新工序，克服各种难题，只用了19个月高质量建成。
一天，在吴淞大桥10号桥墩施工时，突然发生严重渗透，5米深的桥墩基坑发生渗水，情况十分危急。我带领施工队一边奋力排水，一边修筑堤坝，经过三天三夜连续抢险，终于排除险情，保住基坑。由于我们浸泡在河水中时间太久，已经挪不动步了。
担任施工队长后，我不仅仅是平时不住在家里，不在家吃饭，甚至连年夜饭也不能保证在家里吃。我记得在建设松浦大桥、金山大桥、沪嘉高速、吴淞大桥、太浦河大桥、南浦大桥、恒丰路桥、南北高架等重大工程时，为了确保质量，确保工期，在施工期间，每年除夕，我都不能回家同家人团聚，在工地上守岁，施工间隙陪工友们一起吃年夜饭。
风雨中锤炼“造桥英雄队”
在我们市政建设战线，造桥是技术难度最大、劳动强度最大、施工风险最大的一项工作。
桥，各不相同：有河上的桥，有江上的桥，有湖上的桥，有海湾的桥，有铁路上的旱桥，还有高架道路桥。同样是江河上的桥，江河有宽有窄，岸线弯势无一处相同，何况每座桥所处位置的地质条件和土层特点都不一样，每座桥面对的交通状况和承载的运输工具也不一样，桥建在城区和农村情况更不一样，我们的施工方案、施工装备、施工时段及施工进度都会视情应变、机动处置。
“龙脉”上打桩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适应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上海市政工程迎来了一个建设高潮。按照“三年大变样”的规划蓝图，继内环线、延安路高架完成后，气势宏伟的南北高架道路建设又上马了。这是上海“申”字形高架道路贯穿南北的重要一笔。
自然，我领军的市政101施工队在南北高架道路建设中，是不会缺席的。我们队当时中的标段是南北高架的蘇州河跨河大桥。这座大桥长1000多米，桥面最宽处56米。为了确保在复杂的水陆环境下安全高效地施工，我们在这项跨河工程中，创新工艺，全部采用了无支架挂篮施工，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6个月。
在南北高架道路建设中，原本我们队承建的就是这座苏州河跨河大桥，可是谁会想到广为流传的延安路立交桥“龙脉”上打桩的硬仗，偏偏又让我撞上了！
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交接的延安路立交桥，当时以31米高度雄踞亚洲第一。这座立交桥贯通东西南北，匝道左转右旋，上下共分5层。为了支撑起多层桥面又减少桥墩数量，设计人员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座直径为4.2米的特大圆柱桥墩，有力地托起整座立交四层桥面。
就是这座特大圆柱桥墩，当年围绕它展开的“龙脉”上打桩的故事可传得神乎其神。
承建延安路立交桥工程项目的是本市一家大公司，他们将主桥墩打桩的项目转包给合作伙伴——一家外地的建筑公司。这家建筑公司虽具备打桩专业能力，但以往都是为厂房建设打基础桩，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磕断牙的“硬骨头”。
这家公司驻地在宝钢，施工队员每天由班车接送，来回途中正逢上下班高峰，单趟耗时近两小时，上午9点赶到延安路工地开工打桩，下午3点停桩收工，赶回驻地已近傍晚。这样停停打打的打桩法，正是犯了打桩的大忌。
按原定设计，延安路立交桥要打6排钢桩，共36根桩，每根桩直径90厘米，长度为64米。该公司的打桩设备是国外进口的大吨位桩锤，活塞芯子自重8吨，是合格的。
但该公司施工方法出了问题，第一根桩就没有打下去，只打下去46米深，其余18米桩柱都露出地面;他们一共打了6根桩，打得最深的就是第一根桩，打下去46米，打得最浅的只打下去26米，露出地面的桩柱有38米。
遇到这么大的难题，打桩只能暂停了，流言却传开了。说什么这里是“龙脉”所在，在这里打桩，引起“神龙”发怒，无奈请来高僧方丈，补做“法事”，虽然连日红烛高香，但是依然收效不大。
工程指挥部认为，传言必须制止，迷信必须破除，难题必须解决。那天，工程指挥部领导和市政设计院领导邀请我一起到施工现场“会诊”。我查看了相关地质资料，又了解了先前的打桩情况，提出原先的打桩方法有问题，这64米的钢桩，必须连续打桩，趁势而下，还要在打桩时，不断注水，减少阻力，要不停地将一根钢桩全部打下去，才能停机稍歇。
听了我的施工建议，指挥部和设计院的领导都表示赞同，但是那家遭受挫折的公司在这里耗了三个月只打了6根桩，且没有一根打到底的，要调整施工方案，他们不肯继续干了。于是工程指挥部同意那家公司退出，转而请我“出山”，由我们造桥英雄队立即进驻延安路立交桥工地，在“龙脉”上去打36根64米长的钢桩。
我们进驻工地后，没有马上开工，而是先争取当地街道组织和环保部门的支持，一起做好周围居民的工作，同意我们日以继夜连续施工，理解、支持我们早日完成市政重大工程。
我们施工队经研究，决定采取“由浅入深”的打桩方法，先前留下的打得最深的那根桩，我们暂时不动它，而从打得稍浅的桩开工补打，桩机分四档，开打时，我们先不用重锤，而用低档的轻锤试探，边打边注水，以减少打桩阻力，渐渐摸准脾气，再越打越快，越打越重。
没几天，我们就摸着了规律，掌握了进度，一般是每天打下一根桩，连续打16小时完工。我们清晨6时开打，打到午夜收工。这样工人可抓紧睡觉，设备也能不过度使用，周围居民也可有6小时安静的环境。
就这样，一根桩接着一根桩，完全按照设计要求，打下去64米深，36根桩形成强大的根基，产生了千钧巨力，稳稳地托住了宏伟的延安路立交桥，承受了南来北往的车辆隆隆驶过。
延安路立交桥工程竣工后，工程指挥部索性在高耸的大立柱桥墩外面包了一层金属皮，上有凸出的九龙浮雕，这九条金龙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上海建设者不信谣、不畏难、开新路的故事。
改革创新是我不懈的追求目标
我16岁就当了工人，书读得不多，起初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我晓得自己的短板，了解自己的软档，一方面，利用工余时间，在文化学习上不断地补短板，比如我在上钢三厂工作时，就读了两年夜校高中;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工作实践中，多动脑筋，多讨教，多学习，在实践中，结合问题学知识，学了知识解难题。好在实践是我的教科书，工地是我的大课堂，造桥是我的主攻专业。
几十年来，在市政战线上，在造桥工地上，我虽然每天顶风冒雨奔波忙碌着，每天都挥汗如雨埋头苦干着，但是我从来不以“大老粗”自居，从来不是一味蛮干。每次接到工程任务，我都仔细研读工程图纸，反复比选施工方案。
有位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水流。同样，我们承建的大桥工程，每一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施工队每次实施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在恒丰路桥工程施工中，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预应力后张法箱形连续梁”的新工艺，就改变了以前“满堂支架”的做法，而是用一只“挂篮”吊在桥的主梁上，一点一点向河心推进。这个新工艺比老办法提高了三至五倍的效率。
在重点工程吴淞大桥施工中，我们又创新工艺，在大河两岸，分别采用双向四只挂篮相向施工，此前，我们运用计算机准确地计算出桥梁的预应力，由此确保了南北相向施工的精准度。之后，当南北几百米长的连续梁合龙时，对接高低仅差4毫米，大大低于允许误差20毫米的国际标准。如此高质量高精度的合龙，就是靠的科学施工，靠的创新工艺，靠的知识的力量。
1996年至1998年，我利用周末和晚间的空余时间，去读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办的经济管理硕士进修班，成绩合格，获得证书。
党的十四大精神激发了我们施工队的积极性，鼓励我们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施工领域。从十四大到十五大的五年间，我们施工队的产值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每年向上级公司上交1000万元的利润，资产回报率250%左右。
那些年，我们队不仅在施工工艺上不断开拓创新，而且在施工队的体制改革上，也在积极酝酿变革。1997年11月15日，在黄菊同志的支持下，上海市政行业首家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上海耿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耿耿公司按照资产纽带关系，以“搞活经营机制，搞大优质资产”为原则组建，由城建集团上海市政一公司控股。我们公司注册资金中，国有资产占62.5%，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占37.5%，我担任董事长。
改革，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给我们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也给我们市政行业带来了全新体制，带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