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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的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体，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野的观照下，按其自身属性，可以分别划归为政治场域与新闻场域。就疫苗是否存在着高温暴露变质，双方有着激烈的争夺。新闻场域作为低自主性的场域与政治、经济场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事件中新闻媒体区别于三鹿“毒奶粉”事件，选择了站在地方实权派的对立面，一方面是出于新闻场域运行逻辑使然，另一方面或许也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即树立报社的民生品牌形象，尽可能多的占领市场份额。
【关键词】山西问题疫苗 场域理论 政治场域 新闻场域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主旨是对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能力进行一次综合评估，山西省政府因在问题疫苗事件的应对上存在着重大缺失，而成了榜上的垫底，被亮起了红色警报。
在国内民众还在对2008年三鹿“毒奶粉”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心有余悸之时，山西惊现的问题疫苗再一次使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二者虽同属于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故，但细加分析，最显著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区别于三鹿“毒奶粉”事件，新闻媒体将自身利益作为报道不报道以及报道到何种程度的首要考量，经历了与三鹿公司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此次问题疫苗之所以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与记者对事件真相的穷追不舍和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密不可分。作为新闻人，更为关注的是，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新闻媒体在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伊始便与地方政府决然对立的态度，本文尝试着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剖析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一个理论切入口。
一、事件回顾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深度报道，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或死或残，疑与大量疫苗高温暴露有关，矛头直指山西省疾控预防中心。一时间，举国皆惊，舆论哗然。山西官方在当天就作出了回应，认为“报道基本不实”，《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负责声明称“愿对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期望有关方面正视问题。”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随后的几天，问题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升温：围绕着问题疫苗，当事双方形成立场鲜明对立的两大阵营，一边是以山西省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另一边则是以《中国经济时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新闻机构。双方就问题疫苗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事件本身的真相迷雾重重，到底是报社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了此次新闻噱头，亦或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一时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撇开谁是谁非，让我们用场域理论去探析此次事件。
二、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法国已故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核心理论，也是其对社会学体系贡献卓著的部分。 “场”理论本来源于物理学上的概念，布尔迪厄将其引用到社会学中用于解释社会现实现象。传统社会学研究中将社会现象划分为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解读视角，布尔迪厄对这种人为的割裂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做法深恶痛绝，这也是促使他寻求以一种整合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动力，而场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布尔迪厄认为，所谓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①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可以将社会看作一个大场域，在这个大场域里，按照自身特有的逻辑与规则，可以细化为无数性质迥异的“子场域”。布尔迪厄用场域的观念把社会生活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密切相联的空间，每个客观的场域空间都各司其职，互有侧重。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一经形成就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次，场域具有关系性，区别于以往将社会中的个人割裂与其密切相关的群体组织，仅仅将其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的惯常观点，布尔迪厄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并提出“场域”的概念，这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的，是人们在群体中与他人发生联系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要从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系来思考个体的特性。第三，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个客观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分布于场域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会不断地展开博弈和争夺。行动者为了维持或争夺场域中的特定位置的不断争斗使场域持续运动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写面貌。
三、场域视野下的疫苗事件
场域作为社会关系构型,它把社会规则强加于每一个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不同场域的运动遵循着各自特有的逻辑,社会行动者按照不同场域的规则要求进行着各自的活动。政治场域归属于社会这个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它既具有场域的共性，又有专属于自己场域的特性。
首先，政治场域中有自身逻辑、规则和常规，正是这些规则使政治场域区别于社会中的其它场域，政治场域是以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为场域中行动者彼此间的纽带，从而形成了以政治权力关系网络来维系的特定空间。其次，政治场域也是由一系列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党政机关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环节共同运作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政治场域内部就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政治场域也不仅仅只与本场域的行动发生关系，它与经济场域、新闻场域、文化场域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政治场域亦是充满斗争的空间，不同的利益主体个人或集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彼此竞争，正常的竞争是政治场域健康发展的推动力。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新闻场域，布氏关于新闻场域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其2000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一书中，他对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介行业做了一针见血的批判，认为当代媒介机构与政治权利体系和经济集团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勾结关系。无疑，布氏在此书中对新闻场域持一种悲观失望的论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借用场域理论来分析新闻媒体这一特定行业。作为社会场域之一的新闻场域具有场域的普遍共性即：关系性、相对独立性以及斗争性。首先区别于其它场域，新闻场域是以规模生产大众媒介信息产品为生的特定空间。其次，新闻场域是由媒介机构、传播者以及与传播相关的机构和个人有机组合构成的。最后，新闻场域亦是充满争斗的空间，各方力量为了得到场域中的支配权而相互竞争、彼此敌对。
在共性之外，新闻场域也有自己独有的特殊性，新闻场域里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和运行逻辑，新闻场域是伴随近代报刊的产生、发展而兴起的，而其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与权力场域、经济场域勾结、妥协、斗争的历史，最终新闻场域脱离了政治、经济场域，以自己的专业属性成为了一支独立影响社会的有生力量。在西方世界，新闻媒介成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权力”。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引导社会舆论就成为了新闻场域中的游戏规则，每个试图进入该场域的成员都必须遵从这一特定逻辑。
虽然新闻场域独立于政治、经济场域而存在，但无可否认的是，新闻场域作为低自主性场域与经济、政治场域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场域提供的经济资本，政治场域提供的权利资本都是新闻场域赖以发展、壮大的基本资源。而与西方世界相比，国内新闻机构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闻媒介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新闻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是基于在特殊时期维稳的政治需要以及在事件早期与企业集团相勾结的经济需要。有学者据此提出了“当前国内媒体已经成为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③的悲观论调也并不惊奇。
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特定场域，无论自身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环境，它总有一种独立于其它场域势力的特性，而新闻场域的这种特性便是实现其新闻专业主义担当，回归自身本质属性的要求：给予弱势群体必要的社会关怀，对丑恶现象无情的鞭挞，倡导健康理性的民众舆论。对新闻场域中运行逻辑的遵从无疑促成此次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新闻媒体与地方政府决然对立的态度，顶住了来自于政治场域的压力，就问题疫苗造成近百儿童致死致残事件进行了声势壮大的报道，迅速掀起了全国舆论的轩然大波。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介为争夺民众（读者）信赖，拼死一搏的场面：《中国经济时报》坚称，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山西地方政府则一再强调疫苗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场域理论深入剖析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但事件的解决,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提供了一种思路：“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包括司法方面，包括卫生领域的专家也包括独立的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做一个调查，到底山西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法]布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 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②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4
③胡涵，《从结构性矛盾到制度化风险——对“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立场转变的考察》[J].《新闻大学》，2009（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山西问题疫苗 场域理论 政治场域 新闻场域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主旨是对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能力进行一次综合评估，山西省政府因在问题疫苗事件的应对上存在着重大缺失，而成了榜上的垫底，被亮起了红色警报。
在国内民众还在对2008年三鹿“毒奶粉”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心有余悸之时，山西惊现的问题疫苗再一次使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二者虽同属于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故，但细加分析，最显著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区别于三鹿“毒奶粉”事件，新闻媒体将自身利益作为报道不报道以及报道到何种程度的首要考量，经历了与三鹿公司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此次问题疫苗之所以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与记者对事件真相的穷追不舍和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密不可分。作为新闻人，更为关注的是，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新闻媒体在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伊始便与地方政府决然对立的态度，本文尝试着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剖析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一个理论切入口。
一、事件回顾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深度报道，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或死或残，疑与大量疫苗高温暴露有关，矛头直指山西省疾控预防中心。一时间，举国皆惊，舆论哗然。山西官方在当天就作出了回应，认为“报道基本不实”，《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负责声明称“愿对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期望有关方面正视问题。”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随后的几天，问题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升温：围绕着问题疫苗，当事双方形成立场鲜明对立的两大阵营，一边是以山西省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另一边则是以《中国经济时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新闻机构。双方就问题疫苗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事件本身的真相迷雾重重，到底是报社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了此次新闻噱头，亦或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一时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撇开谁是谁非，让我们用场域理论去探析此次事件。
二、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法国已故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核心理论，也是其对社会学体系贡献卓著的部分。 “场”理论本来源于物理学上的概念，布尔迪厄将其引用到社会学中用于解释社会现实现象。传统社会学研究中将社会现象划分为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解读视角，布尔迪厄对这种人为的割裂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做法深恶痛绝，这也是促使他寻求以一种整合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动力，而场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布尔迪厄认为，所谓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①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可以将社会看作一个大场域，在这个大场域里，按照自身特有的逻辑与规则，可以细化为无数性质迥异的“子场域”。布尔迪厄用场域的观念把社会生活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密切相联的空间，每个客观的场域空间都各司其职，互有侧重。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一经形成就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次，场域具有关系性，区别于以往将社会中的个人割裂与其密切相关的群体组织，仅仅将其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的惯常观点，布尔迪厄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并提出“场域”的概念，这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的，是人们在群体中与他人发生联系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要从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系来思考个体的特性。第三，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个客观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分布于场域空间中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会不断地展开博弈和争夺。行动者为了维持或争夺场域中的特定位置的不断争斗使场域持续运动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写面貌。
三、场域视野下的疫苗事件
场域作为社会关系构型,它把社会规则强加于每一个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不同场域的运动遵循着各自特有的逻辑,社会行动者按照不同场域的规则要求进行着各自的活动。政治场域归属于社会这个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它既具有场域的共性，又有专属于自己场域的特性。
首先，政治场域中有自身逻辑、规则和常规，正是这些规则使政治场域区别于社会中的其它场域，政治场域是以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为场域中行动者彼此间的纽带，从而形成了以政治权力关系网络来维系的特定空间。其次，政治场域也是由一系列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党政机关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环节共同运作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政治场域内部就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政治场域也不仅仅只与本场域的行动发生关系，它与经济场域、新闻场域、文化场域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政治场域亦是充满斗争的空间，不同的利益主体个人或集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彼此竞争，正常的竞争是政治场域健康发展的推动力。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新闻场域，布氏关于新闻场域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其2000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一书中，他对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介行业做了一针见血的批判，认为当代媒介机构与政治权利体系和经济集团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勾结关系。无疑，布氏在此书中对新闻场域持一种悲观失望的论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借用场域理论来分析新闻媒体这一特定行业。作为社会场域之一的新闻场域具有场域的普遍共性即：关系性、相对独立性以及斗争性。首先区别于其它场域，新闻场域是以规模生产大众媒介信息产品为生的特定空间。其次，新闻场域是由媒介机构、传播者以及与传播相关的机构和个人有机组合构成的。最后，新闻场域亦是充满争斗的空间，各方力量为了得到场域中的支配权而相互竞争、彼此敌对。
在共性之外，新闻场域也有自己独有的特殊性，新闻场域里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和运行逻辑，新闻场域是伴随近代报刊的产生、发展而兴起的，而其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与权力场域、经济场域勾结、妥协、斗争的历史，最终新闻场域脱离了政治、经济场域，以自己的专业属性成为了一支独立影响社会的有生力量。在西方世界，新闻媒介成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权力”。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引导社会舆论就成为了新闻场域中的游戏规则，每个试图进入该场域的成员都必须遵从这一特定逻辑。
虽然新闻场域独立于政治、经济场域而存在，但无可否认的是，新闻场域作为低自主性场域与经济、政治场域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场域提供的经济资本，政治场域提供的权利资本都是新闻场域赖以发展、壮大的基本资源。而与西方世界相比，国内新闻机构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闻媒介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新闻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是基于在特殊时期维稳的政治需要以及在事件早期与企业集团相勾结的经济需要。有学者据此提出了“当前国内媒体已经成为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③的悲观论调也并不惊奇。
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特定场域，无论自身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环境，它总有一种独立于其它场域势力的特性，而新闻场域的这种特性便是实现其新闻专业主义担当，回归自身本质属性的要求：给予弱势群体必要的社会关怀，对丑恶现象无情的鞭挞，倡导健康理性的民众舆论。对新闻场域中运行逻辑的遵从无疑促成此次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新闻媒体与地方政府决然对立的态度，顶住了来自于政治场域的压力，就问题疫苗造成近百儿童致死致残事件进行了声势壮大的报道，迅速掀起了全国舆论的轩然大波。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介为争夺民众（读者）信赖，拼死一搏的场面：《中国经济时报》坚称，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山西地方政府则一再强调疫苗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场域理论深入剖析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但事件的解决,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提供了一种思路：“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包括司法方面，包括卫生领域的专家也包括独立的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做一个调查，到底山西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法]布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 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②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4
③胡涵，《从结构性矛盾到制度化风险——对“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立场转变的考察》[J].《新闻大学》，2009（2）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