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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焦虑与机遇并行；它冲天一飞之前，需要图文并茂的记录，它华丽转身之时，需要深度和温度的解读，而堪当此任的，无疑应该是一本周刊，一本综合性的时政类周刊。
新民周刊创刊至今垂二十年、满一千期了。喻人正是个青年，喻刊则是一位成熟而温厚的“邻家大叔”了。我和这位“大叔”相伴二十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相伴越久，越觉其方正闻达，气息醇厚而大气谦和。
二十年前，它是真正的“应运而生”，“运”，乃城市之运，1998年的上海，正处于“鸿运大展”的前夜，两座象征城市未来的宏大建筑翩然惊现：8月27日，上海大剧院落成，8月28金茂大厦落成那时的上海，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刚刚造好，“华美的弧形”被誉为“外滩最佳观景点”，人称“亚洲第一弯”；那时，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那时，福利分房制刚刚结束；那时，街头巷尾都是《相约98》；那时的上海，更大的事就是抗洪救灾，江西、湖北、安徽等沿江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而上海每一次支援救灾总是冲在前头，这一次也毫不例外。
上海，焦虑与机遇并行；它冲天一飞之前，需要图文并茂的记录，它华丽转身之时，需要深度和温度的解读，而堪当此任的，无疑应该是一本周刊，一本综合性的时政类周刊。
新民周刊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定位，在创刊早期曾几经周折，但是“特稿”的地位，却一直备受重视，我曾有幸长期负责周刊特稿的策划与采写，现择其印象深者备述，故日“忆琐”。
1998年也是中国特稿的飞跃期。这种发轫于上世纪40年代的新闻体裁的定义与涵盖其实是一直有争议的，《新闻学大辞典》（甘膳分主编）对特稿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文字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的报道。
然而，“简单地说”，只是说说简单，其“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發展趋势”中的任何一项，要做到“说透彻”，都是大大地“不简单”，特别是“揭示事物本质”，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特稿中，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已是上乘之作。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时更愿意接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的观点：“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可读性和原创性，侧重以讲故事来提供信息。
故事怎么讲呢？那时候的编辑部几乎天天组织讨论，大家自发地对各种选题“把脉”，以期渐渐地形成共识。
除却“试刊号”，周刊创刊号上的封面主打“零点前的疯狂”就是集体策划，我和摄影记者潘文龙合作的结果。
时为1998年的12月，国务院下达了环太湖治污的重大指令，我们沿太湖考察了几处排污重点企业，通过四五个家庭悲剧，来揭示环太湖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所到之处，群众因为受污染之苦而对我们屡屡下跪，有的地方甚至拦道倾诉，哭声震天，我们震撼之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中国之痛”——发展与环境的激烈冲突。
问题是稿子刊发后，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广受关注”，打分的话最多也就“良好”，杂志社马上召开“把脉会”，研究为什么没有“非常好”，分析结论，首先是污染初起，此稿接了“沿太湖”的地气，而没接上海读者的地气。城市读者对远在太湖“苏锡常”的污染之害尚未形成关切热度；其次是，采写时间过短，周刊初创，我们还是改不了报人“赶热点、抓突击”的习惯，尚未认识到真正的特稿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筛选提炼大量的细节后，以其特有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细腻的描述，曲折动人的情节，生动详尽的叙述，来赢得读者的青睐。第三是，采写虽然原创，题材并非独家。先期大量报道的治污消息把我们的故事稀释了。
紧接着创刊号的一期封面主打，又是我和潘文龙合作的《一个人的战争》。
“葛少华”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浙江青年，听说浙江大明山（浙江昌化境内）的山顶有一千亩“无主良田”，而且地形奇特，险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一个人持刀上山，“占山为王”……
时值新民周刊刚刚创刊，亟需“猛料”，听说这个故事后，周刊认为“传奇是卖点”，再次由我主刀奔赴浙江大明山。
1962年在山东出生的葛少华，有着山东人的豪爽个性，然而，始终萦绕心中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淳安老家”。直到14岁那年，父亲才带着他返回淳安。另一种情结，则是他的“军人情结”。他是一个在军营长大的孩子，一直跟着父亲在军营长达14年，深以军人为傲。长大后的他投身军伍，又是4年的军营生活。1998年，他是以一名退伍军人的身份孤身上了千亩田，干亩田，地处淳安与临安交界处。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上，有干余亩连片平整的土地，故得此名，是淳安唯一一块高山湿地。为了把自己留在千亩田上，他放弃了当年不少于10万元的年收入，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开发千亩田，将150只湖羊赶上了海拔1400多米的干亩田，虽说是赶，很多时候其实是抱着羊上山的。山顶上没有电，没有屋，他完全像个野人一样生活着，半年多时间，他吃掉了十多条大蛇。为了能在野外生活安全，他的柴刀从来不离身，毒蛇、野猪、黄鼠狼把他变成了一名“猎人”，他的理想是把千亩田打造成一个“草原风光”地带，建立“农业观光游”，于是种了10000棵银杏树，建了20问小木屋，前景非常好。然而，因为淳安、临安两地争夺“千亩田”，他还是成了淳安、临安“边界纠纷”下的“牺牲品”，个人的梦想和两地纠纷来说，孰重孰轻，最终为了两地稳定，葛少华还是他走下了千亩田。 对于这样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只能旁参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其中程序合法，既是保护未成年人，也是记者的自我保护。
2011年初，“网络打拐”受到广泛关注，《新民周刊》也在第一时间介入报道。为探究虐待童丐的源头，周刊首席记者杨江赴河南太康调查采访。调查发现，“两名儿童致死，多名儿童失踪或致残”的虐待儿童、操纵儿童“卖艺”乞讨的团伙中，“黑心丐头”翟雪峰为首的黑恶势力引发我们的关注。杨江现场调查的情况令人发指——“听说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了过来，一把扯去帽子说，‘看把我给打的’！她就是任芳芳，跟随翟雪峰时间最长，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除了死亡、失踪外，伤痕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个孩子。”
“……她低下头，拨开头发，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被泼过硫酸腐蚀了一般毫发不生，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最大的一块面积约达4cmx12cm。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鼻中隔被剪断，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她的耳朵，给翟雪峰剪成叉状。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被剪出凹缺，也是翟雪峰剪的。身上还有伤呢，是翟雪峰用火烫的……”
拍照和录音，杨江取证很顺利，但是在我和杨江通话时，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杨江说，对小女孩取证时做到了有法定监护人（任芳芳母亲）在场，但是“她说话很明显前言不搭后语”，“眼神呆滞，村里都说她是疯子”。
我一听立即引起警觉，有鉴于翟雪峰在当地人脉深厚，不能排除他熟悉当地司法界的可能，如果有当地律师事后证实“监护人”无效，那我们认定的事实，不但可能打折扣，还会招来更麻烦的诉讼纠纷。
问题是，目前我国新闻道德规范以及立法中，恰恰缺乏如何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具体细则。和法律专家商量后，周刊决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涉案儿童进行现场询问的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根據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或者教师在场。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家长”或“监护人”，换句话说，没有入学的任芳芳在接受周刊的询问时，必须有家长（监护人）在场。
为了防范翟雪峰黑恶势力事后的寻衅报复，杨江的采访立刻换上了任芳芳的父亲，重新录音拍照取证，务必做到“程序合法”，以备黑恶势力“恶人先告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调查性报道刊出后，常常有当事人抓住取证过程的瑕疵，动用当地政经资源，就地立案起诉，而这类异地官司一概凶多吉少。
确定了合法监护人，我们又设计了对任芳芳的询问程序。认为重点是应该排除收集证据人员的“诱导”、“诱供”、“启发”等不正当手段的嫌疑，询问过程全部录音为客观记录。
为了排除外界干扰，周刊把询问现场设在任芳芳的家中，按有关规定询问者（记者）在“二人以上”。询问前，我们设定了范围，询问时，只是指着她一处处的伤残问怎么回事，并不提示“谁打的”、“他真凶恶”之类的诱导和评语。如果她说出一处伤口，我们也只是简单地问：他为什么打（剪）你？或者，被打（剪）后感觉怎么样。
录音采访过程顺利，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除了他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芳芳的小伙伴也证实了翟雪峰对她的虐待。
可是，当周刊采访翟雪峰时，不出所料，对于任芳芳浑身的伤痕他全部赖掉：烫伤是任家的事，任芳芳被他领走前就有的；头伤是自己摔的；鼻中隔是“自己抠坏的”；耳朵居然是“先天缺失”；舌头两侧的缺失是，舌头天生与下颚相连，他出资就医后，手术剪开所致……
总之，一切伤残与他翟雪峰无关。但是，问他舌头剪开手术是那家医院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费多少？翟雪峰却张口结舌。
报道见报后，果然有一位自称是翟雪峰“聘请”的律师来电，威胁说：“你们报道严重失实，对儿童的采访‘程序非法’，对翟雪峰构成诽谤罪……”
幸亏周刊事先做了相当严密的准备，所以对他的威胁，我们淡淡地说：就怕你们不起诉！欢迎有机会把翟雪峰的滔滔罪行曝光于社会，公之于法庭，公开讨论！
特稿采写，关山重重。
民间长期流行的“童言无忌”的说法曾让我们长期相信，儿童（少年）的证词，准确度高，可信度强。
特稿采写的经验证明，这种见解是跛足的。
首先，无忌之“童言”其实准确度不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活经历、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都处在发展阶段，所以其言词表达具有“笼统、片面、直观”的特征。轻率采信儿童似乎“无忌”的证词，于笔者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1998年的冬天，也就是周刊创刊期间，笔者受命与摄影记者雍和合作，调查火车上海站的流浪儿童。流浪儿童中有个叫“小山东”的，时年也就十一二岁，在说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冷漠时，矛头直指当地公安，说“经常受到公安的恶骂和驱赶”。
因为相信“童言无忌”，发稿前虽有核对，但潜意识认为“公安当然要否认的了”，决定采信“童言”，报道中虽然没有直指，却作了“特指性唯一”的强烈暗示。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当地警署强烈不满，因为事实上他们从来没对流浪儿童打骂驱赶。经再次调查才发现，原来“小山东”把“城管”当成了“公安”。在孩子眼里，“穿制服而且神气”的，大概都是公安。
周刊只好向有关公安诚恳道歉。
事后反思，才更真切地认识到，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局限，对事物的认知、描述往往有片面性，准确度不高。比如那个“小山东”，不但分不清公安和城管，也说不清老家的具体位置，一会儿说在“潍坊南”，一会儿说“潍坊西”，这和他没有地理概念有关。他也对城管不允许他们享用饭店的剩菜剩饭不理解，不能接受“剩饭剩菜会致病”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刁难和冷酷。
新民周刊创刊至今垂二十年、满一千期了。喻人正是个青年，喻刊则是一位成熟而温厚的“邻家大叔”了。我和这位“大叔”相伴二十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相伴越久，越觉其方正闻达，气息醇厚而大气谦和。
二十年前，它是真正的“应运而生”，“运”，乃城市之运，1998年的上海，正处于“鸿运大展”的前夜，两座象征城市未来的宏大建筑翩然惊现：8月27日，上海大剧院落成，8月28金茂大厦落成那时的上海，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刚刚造好，“华美的弧形”被誉为“外滩最佳观景点”，人称“亚洲第一弯”；那时，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那时，福利分房制刚刚结束；那时，街头巷尾都是《相约98》；那时的上海，更大的事就是抗洪救灾，江西、湖北、安徽等沿江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而上海每一次支援救灾总是冲在前头，这一次也毫不例外。
上海，焦虑与机遇并行；它冲天一飞之前，需要图文并茂的记录，它华丽转身之时，需要深度和温度的解读，而堪当此任的，无疑应该是一本周刊，一本综合性的时政类周刊。
新民周刊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定位，在创刊早期曾几经周折，但是“特稿”的地位，却一直备受重视，我曾有幸长期负责周刊特稿的策划与采写，现择其印象深者备述，故日“忆琐”。
定位颇思量
1998年也是中国特稿的飞跃期。这种发轫于上世纪40年代的新闻体裁的定义与涵盖其实是一直有争议的，《新闻学大辞典》（甘膳分主编）对特稿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文字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的报道。
然而，“简单地说”，只是说说简单，其“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發展趋势”中的任何一项，要做到“说透彻”，都是大大地“不简单”，特别是“揭示事物本质”，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特稿中，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已是上乘之作。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时更愿意接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的观点：“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可读性和原创性，侧重以讲故事来提供信息。
故事怎么讲呢？那时候的编辑部几乎天天组织讨论，大家自发地对各种选题“把脉”，以期渐渐地形成共识。
除却“试刊号”，周刊创刊号上的封面主打“零点前的疯狂”就是集体策划，我和摄影记者潘文龙合作的结果。
时为1998年的12月，国务院下达了环太湖治污的重大指令，我们沿太湖考察了几处排污重点企业，通过四五个家庭悲剧，来揭示环太湖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所到之处，群众因为受污染之苦而对我们屡屡下跪，有的地方甚至拦道倾诉，哭声震天，我们震撼之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中国之痛”——发展与环境的激烈冲突。
问题是稿子刊发后，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广受关注”，打分的话最多也就“良好”，杂志社马上召开“把脉会”，研究为什么没有“非常好”，分析结论，首先是污染初起，此稿接了“沿太湖”的地气，而没接上海读者的地气。城市读者对远在太湖“苏锡常”的污染之害尚未形成关切热度；其次是，采写时间过短，周刊初创，我们还是改不了报人“赶热点、抓突击”的习惯，尚未认识到真正的特稿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筛选提炼大量的细节后，以其特有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细腻的描述，曲折动人的情节，生动详尽的叙述，来赢得读者的青睐。第三是，采写虽然原创，题材并非独家。先期大量报道的治污消息把我们的故事稀释了。
紧接着创刊号的一期封面主打，又是我和潘文龙合作的《一个人的战争》。
“葛少华”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浙江青年，听说浙江大明山（浙江昌化境内）的山顶有一千亩“无主良田”，而且地形奇特，险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一个人持刀上山，“占山为王”……
时值新民周刊刚刚创刊，亟需“猛料”，听说这个故事后，周刊认为“传奇是卖点”，再次由我主刀奔赴浙江大明山。
1962年在山东出生的葛少华，有着山东人的豪爽个性，然而，始终萦绕心中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淳安老家”。直到14岁那年，父亲才带着他返回淳安。另一种情结，则是他的“军人情结”。他是一个在军营长大的孩子，一直跟着父亲在军营长达14年，深以军人为傲。长大后的他投身军伍，又是4年的军营生活。1998年，他是以一名退伍军人的身份孤身上了千亩田，干亩田，地处淳安与临安交界处。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上，有干余亩连片平整的土地，故得此名，是淳安唯一一块高山湿地。为了把自己留在千亩田上，他放弃了当年不少于10万元的年收入，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开发千亩田，将150只湖羊赶上了海拔1400多米的干亩田，虽说是赶，很多时候其实是抱着羊上山的。山顶上没有电，没有屋，他完全像个野人一样生活着，半年多时间，他吃掉了十多条大蛇。为了能在野外生活安全，他的柴刀从来不离身，毒蛇、野猪、黄鼠狼把他变成了一名“猎人”，他的理想是把千亩田打造成一个“草原风光”地带，建立“农业观光游”，于是种了10000棵银杏树，建了20问小木屋，前景非常好。然而，因为淳安、临安两地争夺“千亩田”，他还是成了淳安、临安“边界纠纷”下的“牺牲品”，个人的梦想和两地纠纷来说，孰重孰轻，最终为了两地稳定，葛少华还是他走下了千亩田。 对于这样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只能旁参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其中程序合法，既是保护未成年人，也是记者的自我保护。
2011年初，“网络打拐”受到广泛关注，《新民周刊》也在第一时间介入报道。为探究虐待童丐的源头，周刊首席记者杨江赴河南太康调查采访。调查发现，“两名儿童致死，多名儿童失踪或致残”的虐待儿童、操纵儿童“卖艺”乞讨的团伙中，“黑心丐头”翟雪峰为首的黑恶势力引发我们的关注。杨江现场调查的情况令人发指——“听说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了过来，一把扯去帽子说，‘看把我给打的’！她就是任芳芳，跟随翟雪峰时间最长，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除了死亡、失踪外，伤痕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个孩子。”
“……她低下头，拨开头发，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被泼过硫酸腐蚀了一般毫发不生，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最大的一块面积约达4cmx12cm。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鼻中隔被剪断，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她的耳朵，给翟雪峰剪成叉状。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被剪出凹缺，也是翟雪峰剪的。身上还有伤呢，是翟雪峰用火烫的……”
拍照和录音，杨江取证很顺利，但是在我和杨江通话时，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杨江说，对小女孩取证时做到了有法定监护人（任芳芳母亲）在场，但是“她说话很明显前言不搭后语”，“眼神呆滞，村里都说她是疯子”。
我一听立即引起警觉，有鉴于翟雪峰在当地人脉深厚，不能排除他熟悉当地司法界的可能，如果有当地律师事后证实“监护人”无效，那我们认定的事实，不但可能打折扣，还会招来更麻烦的诉讼纠纷。
问题是，目前我国新闻道德规范以及立法中，恰恰缺乏如何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具体细则。和法律专家商量后，周刊决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涉案儿童进行现场询问的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根據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或者教师在场。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家长”或“监护人”，换句话说，没有入学的任芳芳在接受周刊的询问时，必须有家长（监护人）在场。
为了防范翟雪峰黑恶势力事后的寻衅报复，杨江的采访立刻换上了任芳芳的父亲，重新录音拍照取证，务必做到“程序合法”，以备黑恶势力“恶人先告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调查性报道刊出后，常常有当事人抓住取证过程的瑕疵，动用当地政经资源，就地立案起诉，而这类异地官司一概凶多吉少。
确定了合法监护人，我们又设计了对任芳芳的询问程序。认为重点是应该排除收集证据人员的“诱导”、“诱供”、“启发”等不正当手段的嫌疑，询问过程全部录音为客观记录。
为了排除外界干扰，周刊把询问现场设在任芳芳的家中，按有关规定询问者（记者）在“二人以上”。询问前，我们设定了范围，询问时，只是指着她一处处的伤残问怎么回事，并不提示“谁打的”、“他真凶恶”之类的诱导和评语。如果她说出一处伤口，我们也只是简单地问：他为什么打（剪）你？或者，被打（剪）后感觉怎么样。
录音采访过程顺利，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除了他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芳芳的小伙伴也证实了翟雪峰对她的虐待。
可是，当周刊采访翟雪峰时，不出所料，对于任芳芳浑身的伤痕他全部赖掉：烫伤是任家的事，任芳芳被他领走前就有的；头伤是自己摔的；鼻中隔是“自己抠坏的”；耳朵居然是“先天缺失”；舌头两侧的缺失是，舌头天生与下颚相连，他出资就医后，手术剪开所致……
总之，一切伤残与他翟雪峰无关。但是，问他舌头剪开手术是那家医院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费多少？翟雪峰却张口结舌。
报道见报后，果然有一位自称是翟雪峰“聘请”的律师来电，威胁说：“你们报道严重失实，对儿童的采访‘程序非法’，对翟雪峰构成诽谤罪……”
幸亏周刊事先做了相当严密的准备，所以对他的威胁，我们淡淡地说：就怕你们不起诉！欢迎有机会把翟雪峰的滔滔罪行曝光于社会，公之于法庭，公开讨论！
特稿采写，关山重重。
民间长期流行的“童言无忌”的说法曾让我们长期相信，儿童（少年）的证词，准确度高，可信度强。
特稿采写的经验证明，这种见解是跛足的。
首先，无忌之“童言”其实准确度不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活经历、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都处在发展阶段，所以其言词表达具有“笼统、片面、直观”的特征。轻率采信儿童似乎“无忌”的证词，于笔者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1998年的冬天，也就是周刊创刊期间，笔者受命与摄影记者雍和合作，调查火车上海站的流浪儿童。流浪儿童中有个叫“小山东”的，时年也就十一二岁，在说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冷漠时，矛头直指当地公安，说“经常受到公安的恶骂和驱赶”。
因为相信“童言无忌”，发稿前虽有核对，但潜意识认为“公安当然要否认的了”，决定采信“童言”，报道中虽然没有直指，却作了“特指性唯一”的强烈暗示。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当地警署强烈不满，因为事实上他们从来没对流浪儿童打骂驱赶。经再次调查才发现，原来“小山东”把“城管”当成了“公安”。在孩子眼里，“穿制服而且神气”的，大概都是公安。
周刊只好向有关公安诚恳道歉。
事后反思，才更真切地认识到，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局限，对事物的认知、描述往往有片面性，准确度不高。比如那个“小山东”，不但分不清公安和城管，也说不清老家的具体位置，一会儿说在“潍坊南”，一会儿说“潍坊西”，这和他没有地理概念有关。他也对城管不允许他们享用饭店的剩菜剩饭不理解，不能接受“剩饭剩菜会致病”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刁难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