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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重创。“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场浩劫带来的苦痛回忆深刻烙印在民族记忆中。
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带着他的悲悯，踏上了弥漫着战争焦土味的中国，用《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记录了下那个年代的悲怆与希望。
镜头只对着燃烧的土地
中国吸引伊文思的目光并不奇怪。
1989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一个摄影师家庭。13岁时，伊文思摆弄着家里的旧木匣摄影机，忽然心中起了一股冲动。他左思右想，拍摄了家门口的茅屋，这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父亲诧异于儿子的天赋，自此更加投入培养伊文思的摄影能力。
1933年，伊文思在博里纳奇矿区拍摄纪录片时，发现煤矿工人境遇凄惨，但是在这些满脸煤渣、神态疲倦的人们中，却凝聚着超出伊文思想象的互助团结。他激动地说：“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生活，避免拍摄豪华的和经过美化的新闻片，应力图发掘真理的深度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从此以后，他成为穿越无数国家的“飞翔的荷兰人”。
因为伊文思明确表示自己永远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导致他不被西方社会所接受，还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黑名单，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碍他的事业，“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成为伊文思的信条。
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的抗战引起了伊文思的高度关注。西班牙内战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做出决定。
好船长不该在岸边
1936年时，伊文思已将镜头聚焦到西班牙内战，直面法西斯枪口。他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革命者的坚毅。对于这次前往东方，他充满信心。1938年年初，39岁的伊文思和两名不满25岁的搭档一起自美国出发，开启中国之旅。他们拍摄所需的费用皆由募捐而来。
到达中国后，因为伊文思倾向于工人阶级，拍摄小组一直处于严密的非正式监视之中。然而亲见千年的风霜与眼前的血流、百姓的逃亡与将士的坚守、沉痛的哭喊与战斗的号角，伊文思决定不管多艰辛，也要坚持下去。他积极与政府沟通，正式拍摄才被允许，但仍被规定了诸多严禁行为，比如影片中只能出现一支中国军队等。
最为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不被允许去前线。荷兰有句俗话“最好的船长在岸边”，伊文思说这是具有讽刺性的。他还说：“我要拍一条河，就得跳下去，知道河水是否冰冷、是否被污染、是否有潜流。”但是因为禁令，伊文思只能绞尽脑汁“曲线拍摄”，一是尽可能在非战场记录，比如轰炸过后的城市废墟；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等领导人讨论军情等情况；西安人民抗日游行场面等。另一方面，臺儿庄战役爆发时，伊文思冒着生命危险，躲在前线的树杈里拍摄，真实记录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激烈战斗情形。
《四万万人民》开头部分是战争中被毁坏的城市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满目疮痍的废墟令人身临其境，心情压抑。但随后全国上下，白叟黄童齐上阵，为一致抗日作出的种种举动又蓬发着股股生机。伊文思用镜头捕捉到侵略者的凶残，更捕捉到了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中国人抗战的英姿第一次郑重进入全世界的目光。
记录阳光落在废墟上的感觉
曾有荷兰人说伊文思把自己卖给工人阶级了，伊文思回应说：“我只有在被某种东西触动后才出发，只有当我想到这是正义的，我才去干。”
伊文思曾在一位导演向他请教时表示，影片拍摄关键是拥有自己的哲学——你考虑在什么地方能更好地战斗，那个地方就是你愿意冒险的地方。伊文思亲历了黑暗动乱，见识了最残酷的战争，又曾经被放逐。他一再表示：“现实令我感觉恐怖，所以我要征服它。”他的方法是选择同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人们在一起，将摄影机当成武器投进运动，热衷于表现集体的力量——他对取悦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拍摄的是他眼中乱世里的阳光，并用这份阳光来涤荡现实的晦暗。他的哲学是一种狡黠的坚守，不臣服于政治，不归附于文艺，不是战斗的电影工作者，而是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战士。
伊文思的表达具有悲天悯人的诗意：“成百万的人死亡不能说和你无关，就好比砍伐一大片森林后，阳光照下来感觉就不一样。”《四万万人民》在自然光线下未做任何处理地拍摄，镜头下的许多特写场景令人能直观感受到阳光。比如很多人一起在街头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个很小的孩子一点一点地在募捐桌上倒存钱罐里的硬币，军人坚持在废墟里救人等。
《四万万人民》不仅记录了日军侵华的暴行，将中国人民的抗战努力公之于众，更拥有令人震撼的魅力。即使距今已经近一个世纪之久，千里破壁残垣上绽放的阳光，熠熠生机里的中华儿女向死而生的信心和勇气，依然令人感动震撼。
编辑 王若宇 2184688888@qq.com
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带着他的悲悯，踏上了弥漫着战争焦土味的中国，用《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记录了下那个年代的悲怆与希望。
镜头只对着燃烧的土地
中国吸引伊文思的目光并不奇怪。
1989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一个摄影师家庭。13岁时，伊文思摆弄着家里的旧木匣摄影机，忽然心中起了一股冲动。他左思右想，拍摄了家门口的茅屋，这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父亲诧异于儿子的天赋，自此更加投入培养伊文思的摄影能力。
1933年，伊文思在博里纳奇矿区拍摄纪录片时，发现煤矿工人境遇凄惨，但是在这些满脸煤渣、神态疲倦的人们中，却凝聚着超出伊文思想象的互助团结。他激动地说：“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生活，避免拍摄豪华的和经过美化的新闻片，应力图发掘真理的深度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从此以后，他成为穿越无数国家的“飞翔的荷兰人”。
因为伊文思明确表示自己永远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导致他不被西方社会所接受，还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黑名单，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碍他的事业，“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成为伊文思的信条。
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的抗战引起了伊文思的高度关注。西班牙内战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做出决定。
好船长不该在岸边
1936年时，伊文思已将镜头聚焦到西班牙内战，直面法西斯枪口。他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革命者的坚毅。对于这次前往东方，他充满信心。1938年年初，39岁的伊文思和两名不满25岁的搭档一起自美国出发，开启中国之旅。他们拍摄所需的费用皆由募捐而来。
到达中国后，因为伊文思倾向于工人阶级，拍摄小组一直处于严密的非正式监视之中。然而亲见千年的风霜与眼前的血流、百姓的逃亡与将士的坚守、沉痛的哭喊与战斗的号角，伊文思决定不管多艰辛，也要坚持下去。他积极与政府沟通，正式拍摄才被允许，但仍被规定了诸多严禁行为，比如影片中只能出现一支中国军队等。
最为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不被允许去前线。荷兰有句俗话“最好的船长在岸边”，伊文思说这是具有讽刺性的。他还说：“我要拍一条河，就得跳下去，知道河水是否冰冷、是否被污染、是否有潜流。”但是因为禁令，伊文思只能绞尽脑汁“曲线拍摄”，一是尽可能在非战场记录，比如轰炸过后的城市废墟；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等领导人讨论军情等情况；西安人民抗日游行场面等。另一方面，臺儿庄战役爆发时，伊文思冒着生命危险，躲在前线的树杈里拍摄，真实记录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激烈战斗情形。
《四万万人民》开头部分是战争中被毁坏的城市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满目疮痍的废墟令人身临其境，心情压抑。但随后全国上下，白叟黄童齐上阵，为一致抗日作出的种种举动又蓬发着股股生机。伊文思用镜头捕捉到侵略者的凶残，更捕捉到了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中国人抗战的英姿第一次郑重进入全世界的目光。
记录阳光落在废墟上的感觉
曾有荷兰人说伊文思把自己卖给工人阶级了，伊文思回应说：“我只有在被某种东西触动后才出发，只有当我想到这是正义的，我才去干。”
伊文思曾在一位导演向他请教时表示，影片拍摄关键是拥有自己的哲学——你考虑在什么地方能更好地战斗，那个地方就是你愿意冒险的地方。伊文思亲历了黑暗动乱，见识了最残酷的战争，又曾经被放逐。他一再表示：“现实令我感觉恐怖，所以我要征服它。”他的方法是选择同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人们在一起，将摄影机当成武器投进运动，热衷于表现集体的力量——他对取悦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拍摄的是他眼中乱世里的阳光，并用这份阳光来涤荡现实的晦暗。他的哲学是一种狡黠的坚守，不臣服于政治，不归附于文艺，不是战斗的电影工作者，而是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战士。
伊文思的表达具有悲天悯人的诗意：“成百万的人死亡不能说和你无关，就好比砍伐一大片森林后，阳光照下来感觉就不一样。”《四万万人民》在自然光线下未做任何处理地拍摄，镜头下的许多特写场景令人能直观感受到阳光。比如很多人一起在街头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个很小的孩子一点一点地在募捐桌上倒存钱罐里的硬币，军人坚持在废墟里救人等。
《四万万人民》不仅记录了日军侵华的暴行，将中国人民的抗战努力公之于众，更拥有令人震撼的魅力。即使距今已经近一个世纪之久，千里破壁残垣上绽放的阳光，熠熠生机里的中华儿女向死而生的信心和勇气，依然令人感动震撼。
编辑 王若宇 21846888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