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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各种思想文化急剧变化。在此期间，陈独秀民主主义思想形成发展为比较完整的形态，并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国防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军事问题的基本认识，对于研究评价陈独秀早年在联共（布）强势指导下放弃大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他一生对国防和军事问题的看法都十分重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美、俄、日等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主权丧失殆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国图存变得刻不容缓。各界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前仆后继，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独秀是中华民族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之一，他积极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呼唤国民觉悟，号召建设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国家，对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的国防观念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唤醒爱国主义精神，复兴国民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整个中华大地处在一片暮霭之中。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人心涣散，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唯其无情，故视公共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心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如果中国人再不惊醒，则各国将来瓜分中国，其惨状必不堪设想！陈独秀不仅指出国人再不奋起救国的危险，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兵削国破的重要原因：“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通过对国民性的分析，他认为国人必须“当力戒此弊，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国家的强大，需要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国民。陈独秀乐观地看到，“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肯定能够“国富兵强”。
陈独秀所说的爱国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求国民有国家的意识，把国家置于小家之上，改变“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的落后思想。他指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并且深入地指出“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只有全国人民凝聚一心，把国家的国防建设强大了，自己小家的利益才能得以保全。针对当时社会争辩的“亡国”与“改朝换代”的关系，陈独秀指出了其实质：“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他在当时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用精辟的论述驳斥了一些清廷反动文人的所谓“反满即亡国”的理论，给人们爱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即爱中国而非爱满清政府。并且陈独秀希望通过国语教育加强人们的爱国精神，他认为“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哪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他积极倡导推行国语教育，就是希望以此来增强国人的认同感，弘扬爱国精神。
陈独秀呼吁国人具有爱国精神的思想是理性的，也是辩证的。他所谓的爱国，并不是指像德日等国那种狂热的扭曲的军国主义爱国观。他指出，“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这就把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极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完全区别开来了。
第二，寸土不肯让人，鼓吹尚武精神。清政府后期，偌大的中华版图有国无防，外国打开中国国门以后，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摄取了中国更多主权，其中也包括国防权。陈独秀在文章中论述：“我们中国的国防，漫说沿海，就是内地的要隘，也听外人测量。漫说海口听外国兵轮随便停泊，就是长江里，也是任他出入上下，如入无人之境。长江一带各国的兵轮，你来我往，跑得比中国人还熟些。”陈独秀指出，一些人“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自家又焉能保”？他敏锐地认识到国与家的辩证关系。所以认为，对国人进行国防观念教育，激发其保卫国家的抵抗精神，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对于摆脱兵削国破的境地，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他认为国民听天命不尽人力的国防观念是不能团结一致抵御侵略的。为了抵御侵略，不仅国家要强大，而且必须尚武强军，“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陈独秀认为只有这种尚武的精神被广大国民接受了，人人才能够执干戈卫社稷，国权的恢复才有希望。他不仅竭力提倡富国强兵，还用古今中外军人舍身保国的故事激励中国军队。他在自己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上登载了《中国兵魂录》和《东海兵魂录》，分别介绍中日两国一些武将精忠报国、以身殉职的故事，旨在激发中国军队恪尽职守、轻死善战，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陈独秀认为，国防权是国家自卫上应有的权利，别国不能侵犯，一国无论平时战时，都要设法防备敌国，而中国的主权丧失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重振国防刻不容缓。陈独秀辩证地指出，国家的海陆军，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设，至于对内，非特别事变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
陈独秀对长期以来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国民众“尚武”精神的缺乏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于东西方国民长期文化教育不同。东方民族，“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详之器……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而“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陈独秀把国人尚武精神的缺失归因于儒道佛思想长期毒害的结果，认为这是国人“苟安忍辱，恶闻战争……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的原因。陈独秀的分析虽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促使国人猛醒、奋起抗争无疑是一剂良药。
第三，宣传国防常识，提出海权思想。甲午战争后，陈独秀受战败的刺激和康、梁救国之心的影响，于1897年冬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希望通过这种书生论兵给清政府以警示，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系统介绍了扬子江的区域、流层和主要江段的名称、水势的缓急、江道的深浅、江底暗礁浅滩、江岸军事要地及其设防状况、改进沿岸防御部署的建议等。他认为长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近来英国又“急急欲断长江”，侵略中国内地，江防已刻不容缓。他提出了从荆州一直到吴淞口的防御措施，甚至明确了何处屯兵何处安炮，并且强调，如果能按他的设想部署，“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固，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虽然当时陈独秀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必然会以失望而告终，但是他对国家防务的宣传，给国人以警示，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在宣传国防常识的同时，陈独秀又向国民积极宣传其海权思想。他认为，现在想在世界上做一个强国，通商行军，都必定要有海上的权力。因为现在五洲各国，都是海上往来，若一国没有海口，肯定难以立足，因此，必定要大兴海军，必定要本国沿岸有顶好的海口，才好做海军的根据地。但是，经过数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分割，中国“顶好的海口”，都“送了外国”，所以他很痛心，“即使中国异日能够大兴海军，已没了绝好的军港，将兵轮放在什么地方呢”？他希望通过设沿海港湾，大兴海军，以保卫中国，并且通商行军，获得国防与经济贸易的双重利益。应该说，陈独秀的海权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第四，提倡强身健体，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陈独秀认为中国国防的薄弱和尚武精神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体育教育的落后，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可以临时征集的”。但是，中国的教育长期受儒道佛三家影响，重视品行的陶冶和智力的教育，忽视了体育，导致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他认为这种青年“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独秀提出对国民进行“兽性主义”教育，“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使全体国民“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安徽公学等学堂要求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强壮其身体，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奠定人力方面的基础。
陈独秀的早期国防思想，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防思想的发展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国防思想的理论体系是20世纪初期基本形成的。在此期间，中国国防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特点是，不仅重视军队和国家经济在国防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强调国民精神和身体文化素质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人的因素在国防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批民主革命的先驱为此大声疾呼，进行国民军事教育，培养和增强国民的尚武精神。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国防观念。陈独秀就是这种国防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另外，陈独秀的海权思想，对20世纪初中国海洋军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海洋军事文化是以海洋防卫为基本表现形态的。甲午战争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开始了解接受海权理论。中国海洋军事文化开始以海洋权益为其基本表现形态。从海洋防卫到海洋权益，是中国近代海洋军事文化的一大进步。在这个进程中，陈独秀和严复、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一道，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早宣传海权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美、俄、日等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主权丧失殆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国图存变得刻不容缓。各界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前仆后继，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独秀是中华民族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之一，他积极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呼唤国民觉悟，号召建设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国家，对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的国防观念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唤醒爱国主义精神，复兴国民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整个中华大地处在一片暮霭之中。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人心涣散，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唯其无情，故视公共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心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如果中国人再不惊醒，则各国将来瓜分中国，其惨状必不堪设想！陈独秀不仅指出国人再不奋起救国的危险，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兵削国破的重要原因：“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通过对国民性的分析，他认为国人必须“当力戒此弊，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国家的强大，需要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国民。陈独秀乐观地看到，“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肯定能够“国富兵强”。
陈独秀所说的爱国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求国民有国家的意识，把国家置于小家之上，改变“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的落后思想。他指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并且深入地指出“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只有全国人民凝聚一心，把国家的国防建设强大了，自己小家的利益才能得以保全。针对当时社会争辩的“亡国”与“改朝换代”的关系，陈独秀指出了其实质：“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他在当时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用精辟的论述驳斥了一些清廷反动文人的所谓“反满即亡国”的理论，给人们爱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即爱中国而非爱满清政府。并且陈独秀希望通过国语教育加强人们的爱国精神，他认为“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哪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他积极倡导推行国语教育，就是希望以此来增强国人的认同感，弘扬爱国精神。
陈独秀呼吁国人具有爱国精神的思想是理性的，也是辩证的。他所谓的爱国，并不是指像德日等国那种狂热的扭曲的军国主义爱国观。他指出，“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这就把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极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完全区别开来了。
第二，寸土不肯让人，鼓吹尚武精神。清政府后期，偌大的中华版图有国无防，外国打开中国国门以后，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摄取了中国更多主权，其中也包括国防权。陈独秀在文章中论述：“我们中国的国防，漫说沿海，就是内地的要隘，也听外人测量。漫说海口听外国兵轮随便停泊，就是长江里，也是任他出入上下，如入无人之境。长江一带各国的兵轮，你来我往，跑得比中国人还熟些。”陈独秀指出，一些人“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自家又焉能保”？他敏锐地认识到国与家的辩证关系。所以认为，对国人进行国防观念教育，激发其保卫国家的抵抗精神，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对于摆脱兵削国破的境地，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他认为国民听天命不尽人力的国防观念是不能团结一致抵御侵略的。为了抵御侵略，不仅国家要强大，而且必须尚武强军，“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陈独秀认为只有这种尚武的精神被广大国民接受了，人人才能够执干戈卫社稷，国权的恢复才有希望。他不仅竭力提倡富国强兵，还用古今中外军人舍身保国的故事激励中国军队。他在自己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上登载了《中国兵魂录》和《东海兵魂录》，分别介绍中日两国一些武将精忠报国、以身殉职的故事，旨在激发中国军队恪尽职守、轻死善战，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陈独秀认为，国防权是国家自卫上应有的权利，别国不能侵犯，一国无论平时战时，都要设法防备敌国，而中国的主权丧失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重振国防刻不容缓。陈独秀辩证地指出，国家的海陆军，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设，至于对内，非特别事变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
陈独秀对长期以来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国民众“尚武”精神的缺乏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于东西方国民长期文化教育不同。东方民族，“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详之器……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而“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陈独秀把国人尚武精神的缺失归因于儒道佛思想长期毒害的结果，认为这是国人“苟安忍辱，恶闻战争……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的原因。陈独秀的分析虽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促使国人猛醒、奋起抗争无疑是一剂良药。
第三，宣传国防常识，提出海权思想。甲午战争后，陈独秀受战败的刺激和康、梁救国之心的影响，于1897年冬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希望通过这种书生论兵给清政府以警示，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系统介绍了扬子江的区域、流层和主要江段的名称、水势的缓急、江道的深浅、江底暗礁浅滩、江岸军事要地及其设防状况、改进沿岸防御部署的建议等。他认为长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近来英国又“急急欲断长江”，侵略中国内地，江防已刻不容缓。他提出了从荆州一直到吴淞口的防御措施，甚至明确了何处屯兵何处安炮，并且强调，如果能按他的设想部署，“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固，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虽然当时陈独秀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必然会以失望而告终，但是他对国家防务的宣传，给国人以警示，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在宣传国防常识的同时，陈独秀又向国民积极宣传其海权思想。他认为，现在想在世界上做一个强国，通商行军，都必定要有海上的权力。因为现在五洲各国，都是海上往来，若一国没有海口，肯定难以立足，因此，必定要大兴海军，必定要本国沿岸有顶好的海口，才好做海军的根据地。但是，经过数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分割，中国“顶好的海口”，都“送了外国”，所以他很痛心，“即使中国异日能够大兴海军，已没了绝好的军港，将兵轮放在什么地方呢”？他希望通过设沿海港湾，大兴海军，以保卫中国，并且通商行军，获得国防与经济贸易的双重利益。应该说，陈独秀的海权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第四，提倡强身健体，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陈独秀认为中国国防的薄弱和尚武精神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体育教育的落后，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可以临时征集的”。但是，中国的教育长期受儒道佛三家影响，重视品行的陶冶和智力的教育，忽视了体育，导致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他认为这种青年“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独秀提出对国民进行“兽性主义”教育，“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使全体国民“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安徽公学等学堂要求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强壮其身体，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奠定人力方面的基础。
陈独秀的早期国防思想，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防思想的发展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国防思想的理论体系是20世纪初期基本形成的。在此期间，中国国防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特点是，不仅重视军队和国家经济在国防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强调国民精神和身体文化素质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人的因素在国防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批民主革命的先驱为此大声疾呼，进行国民军事教育，培养和增强国民的尚武精神。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国防观念。陈独秀就是这种国防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另外，陈独秀的海权思想，对20世纪初中国海洋军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海洋军事文化是以海洋防卫为基本表现形态的。甲午战争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开始了解接受海权理论。中国海洋军事文化开始以海洋权益为其基本表现形态。从海洋防卫到海洋权益，是中国近代海洋军事文化的一大进步。在这个进程中，陈独秀和严复、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一道，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早宣传海权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