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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不全面关键看西部，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制约在广大西部农村地区。
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重大战略论断，部分地方领导认为经济下行是必然，是必需，并把它当做一个不作为的借口。其实不然，新常态是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而不是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是要求运行调控精准发力，而不是面对波动盲动盲从，是要求各级干部积极作为，而不是消极懈怠盲动盲从。就西部地区来讲，仍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新常态下，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有比东部、中部地区更为具体的影响因素：一是生活人口比东部地区更快的老龄化，2014年全国老龄化率为10.1%，作为劳动力净流出地，西部地区地方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20%，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二是比东部地区更严重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断削弱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性和灵活性不足。三是比东部地区更长久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由于本身经济体量和财政收入偏小，前期累积的高杠杆率、高债务率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面对经济下行，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而言，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空间进一步收窄、结构调整难度更大、发展动力明显不足、短板更加凸显。如不警惕以上问题，经济增长将落入“一落千丈”的失控状态。
共性问题和个性特征的叠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放大发展空间、加快结构调整、升级发展动力、弥补小康短板入手，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付诸努力。
第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西部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丰富，而长期以来以原料方式向东部地区输送，东部地区依托西部地区的资源红利获得了较快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应该将新型制造业布局西部地区，这样可以通过国家宏观空间布局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也减少物流成本。
第二，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过去30多年，我们的高速发展，人口红利是重要因素。近年来，外出农民工回流已成为事实，特别是45岁以上的“农民工一代”已逐步基本返回。返乡农民工回来后已不再适应30年前农村生活，而是手头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会到集镇或者县城择业和生活，这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力量，给城镇化建设带来了空间。
第三，大力推进生态绿色化。近年来，重庆南川努力抢抓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契机、落实重庆主体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关停了一批高污染的矿产企业，布局了一批绿色效益产业。尤其旅游业获得了较好发展，2013—2014年，两年时间成功申报金佛山世界自然遗产，创建金佛山-神龙峡国家5A级景区，一大批生态资源转化成了旅游景点景区，2014年过夜游客达到156.6万人次、增长2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5亿元、增长17%，开创了重庆旅游的“金佛山时代”，不仅获得了绿色增长动力，而且为未来生态发展赢得了空间。
第四，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新常态下，政府应突出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发展本身的主体。政府一个身份是发展的管理者，就是为发展定规则，如降低运行风险、出台产业引导政策、空间规划布局等等;政府另一个身份是市场裁判员，如何约束不公平竞争、执行好法律法规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还有一个身份是公共服务提供者，调动社会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帮企业解决融资难、办事难等问题。只有政府把发展环境创造好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发展的动力也才能释放出来。（曹清尧，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区长）
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重大战略论断，部分地方领导认为经济下行是必然，是必需，并把它当做一个不作为的借口。其实不然，新常态是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而不是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是要求运行调控精准发力，而不是面对波动盲动盲从，是要求各级干部积极作为，而不是消极懈怠盲动盲从。就西部地区来讲，仍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新常态下，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有比东部、中部地区更为具体的影响因素：一是生活人口比东部地区更快的老龄化，2014年全国老龄化率为10.1%，作为劳动力净流出地，西部地区地方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20%，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二是比东部地区更严重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断削弱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性和灵活性不足。三是比东部地区更长久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由于本身经济体量和财政收入偏小，前期累积的高杠杆率、高债务率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面对经济下行，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而言，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空间进一步收窄、结构调整难度更大、发展动力明显不足、短板更加凸显。如不警惕以上问题，经济增长将落入“一落千丈”的失控状态。
共性问题和个性特征的叠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放大发展空间、加快结构调整、升级发展动力、弥补小康短板入手，重点要在以下方面付诸努力。
第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西部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丰富，而长期以来以原料方式向东部地区输送，东部地区依托西部地区的资源红利获得了较快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应该将新型制造业布局西部地区，这样可以通过国家宏观空间布局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也减少物流成本。
第二，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过去30多年，我们的高速发展，人口红利是重要因素。近年来，外出农民工回流已成为事实，特别是45岁以上的“农民工一代”已逐步基本返回。返乡农民工回来后已不再适应30年前农村生活，而是手头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会到集镇或者县城择业和生活，这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力量，给城镇化建设带来了空间。
第三，大力推进生态绿色化。近年来，重庆南川努力抢抓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契机、落实重庆主体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关停了一批高污染的矿产企业，布局了一批绿色效益产业。尤其旅游业获得了较好发展，2013—2014年，两年时间成功申报金佛山世界自然遗产，创建金佛山-神龙峡国家5A级景区，一大批生态资源转化成了旅游景点景区，2014年过夜游客达到156.6万人次、增长2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5亿元、增长17%，开创了重庆旅游的“金佛山时代”，不仅获得了绿色增长动力，而且为未来生态发展赢得了空间。
第四，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新常态下，政府应突出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发展本身的主体。政府一个身份是发展的管理者，就是为发展定规则，如降低运行风险、出台产业引导政策、空间规划布局等等;政府另一个身份是市场裁判员，如何约束不公平竞争、执行好法律法规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还有一个身份是公共服务提供者，调动社会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帮企业解决融资难、办事难等问题。只有政府把发展环境创造好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发展的动力也才能释放出来。（曹清尧，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