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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百年来，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的西方人与本土的中国人相比，不能不承认，国人逊于外人。
在中国各地活跃着一批从事公益活动的外国人。其实，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公益活动的欧美人士。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是传教士，为7吸引中国信徒，他们中不少人拿出相当多精力从事公益活动：开办学校、育婴堂、医院等等。中国的近现代化事业就是由此起步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有些传教士深入偏远地方，在中国人也觉得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几十年，甚至终老于当地。
现在这些在中国从事公益活动的西方人，就是那些19世纪、20世纪上半期的传教士们的后继人，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没有宗教背景了。不过似乎可以确定一点：这些普通人必然具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怀，也即博爱众生、追求精神之超越的情怀。可以设想，他们如果都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就不大可能做出那样令人感动的事情。
当然，中国本土也向来不乏这样让人感动的公益人物。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李英强，北大硕士毕业后，很快与他的新婚妻子一道告别北京，到湖北、河南、四川比较贫穷的乡村创办针对少年儿童的图书馆。他们长年生活在乡村，但每次归来，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快乐，从他们的神情可以感受到他们精神的饱满、充实。
在他的身边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他们自愿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到乡村服务一年半载。但英强也向笔者谈到：他们的事业发展遭遇人力瓶颈，愿意到乡村从事公益服务的人太少了。其实，这些公益服务并非完全无偿，他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报酬的。招募不到志愿者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到乡村居住、生活。
当然，这始终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每年大学生毕业分配，政府都要出台新政策，鼓励学生去9村。毕业生之所以不愿去乡村，原因很多，比如城乡差距过大，乡村生活单调，没有上升机会等等。在西方，青年人同样不愿在乡村生活。
不过，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理解青年人的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是一回事，能否出现一些个例意义上的公益人员，志愿到乡村服务，却是另一回事。拿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的西方人的事迹与在自己本土从事公益事业的中国人相比，不能不承认，国人逊于外人。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的宗教情怀相对淡薄。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各民族逐渐基督教化。进入现代以来，宗教虽然遭到哲学的冲击，遭到世俗化的冲击，但基督教仍然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影响着公共政策。比如欧洲不少国家都有带着基督教字样的政党。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比较容易产生宗教情怀，而这种宗教情怀能够激发出博爱、忘我的公益冲动。
相反，从周代开始，中国文化就高度人文主义化，或者说是世俗主义的。这种世俗主义极易堕落成物质主义。事实上，秦以后，物质主义就构成中国人精神的基底。而物质主义者必然是利己主义者，“人为财死”的信念必然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行为模式。还好，在传统社会中，正宗儒家始终在对抗它，试图控制它，试图鼓励人们把恻隐之心扩充为利他主义的仁爱。佛教等民间信仰也通过种种通俗说教鼓励人们积德行善。也因此，中国其实向来也不缺乏从事慈善公益的人力，台湾慈济功德会在全球的成功运作就是一个明证。
不幸的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错误地把儒家当成现代化的障碍，不遗余力地摧毁它。结果，过去几十年，物質主义和利己主义就不受控制地成为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霸主。恻隐之心被无所不在的强大物欲抑制，仁爱成为稀缺之物。仁爱之心稀薄，利他的公益活动当然也就乏人问津。
让人欣慰的是，最近若干年来，传统正在复兴，儒家被更多人予以正面肯定，同时有更多人进入宗教世界。由此，精神将会挣脱物欲的束缚，人们将会追求精神的快乐。利他主义的精神将在中国人中间重新开始生长，也会有更多人不计物质的得失，志愿从事公益服务。在“理性经济人”看来，这种服务是赔本买卖；而在面向灵魂的人看来，这种服务能带来最纯洁的幸福。
在中国各地活跃着一批从事公益活动的外国人。其实，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公益活动的欧美人士。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是传教士，为7吸引中国信徒，他们中不少人拿出相当多精力从事公益活动：开办学校、育婴堂、医院等等。中国的近现代化事业就是由此起步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有些传教士深入偏远地方，在中国人也觉得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几十年，甚至终老于当地。
现在这些在中国从事公益活动的西方人，就是那些19世纪、20世纪上半期的传教士们的后继人，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没有宗教背景了。不过似乎可以确定一点：这些普通人必然具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怀，也即博爱众生、追求精神之超越的情怀。可以设想，他们如果都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就不大可能做出那样令人感动的事情。
当然，中国本土也向来不乏这样让人感动的公益人物。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李英强，北大硕士毕业后，很快与他的新婚妻子一道告别北京，到湖北、河南、四川比较贫穷的乡村创办针对少年儿童的图书馆。他们长年生活在乡村，但每次归来，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快乐，从他们的神情可以感受到他们精神的饱满、充实。
在他的身边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他们自愿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到乡村服务一年半载。但英强也向笔者谈到：他们的事业发展遭遇人力瓶颈，愿意到乡村从事公益服务的人太少了。其实，这些公益服务并非完全无偿，他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报酬的。招募不到志愿者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到乡村居住、生活。
当然，这始终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每年大学生毕业分配，政府都要出台新政策，鼓励学生去9村。毕业生之所以不愿去乡村，原因很多，比如城乡差距过大，乡村生活单调，没有上升机会等等。在西方，青年人同样不愿在乡村生活。
不过，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理解青年人的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是一回事，能否出现一些个例意义上的公益人员，志愿到乡村服务，却是另一回事。拿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的西方人的事迹与在自己本土从事公益事业的中国人相比，不能不承认，国人逊于外人。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的宗教情怀相对淡薄。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各民族逐渐基督教化。进入现代以来，宗教虽然遭到哲学的冲击，遭到世俗化的冲击，但基督教仍然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影响着公共政策。比如欧洲不少国家都有带着基督教字样的政党。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比较容易产生宗教情怀，而这种宗教情怀能够激发出博爱、忘我的公益冲动。
相反，从周代开始，中国文化就高度人文主义化，或者说是世俗主义的。这种世俗主义极易堕落成物质主义。事实上，秦以后，物质主义就构成中国人精神的基底。而物质主义者必然是利己主义者，“人为财死”的信念必然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行为模式。还好，在传统社会中，正宗儒家始终在对抗它，试图控制它，试图鼓励人们把恻隐之心扩充为利他主义的仁爱。佛教等民间信仰也通过种种通俗说教鼓励人们积德行善。也因此，中国其实向来也不缺乏从事慈善公益的人力，台湾慈济功德会在全球的成功运作就是一个明证。
不幸的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错误地把儒家当成现代化的障碍，不遗余力地摧毁它。结果，过去几十年，物質主义和利己主义就不受控制地成为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霸主。恻隐之心被无所不在的强大物欲抑制，仁爱成为稀缺之物。仁爱之心稀薄，利他的公益活动当然也就乏人问津。
让人欣慰的是，最近若干年来，传统正在复兴，儒家被更多人予以正面肯定，同时有更多人进入宗教世界。由此，精神将会挣脱物欲的束缚，人们将会追求精神的快乐。利他主义的精神将在中国人中间重新开始生长，也会有更多人不计物质的得失，志愿从事公益服务。在“理性经济人”看来，这种服务是赔本买卖；而在面向灵魂的人看来，这种服务能带来最纯洁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