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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张爱玲的笔下、李安的镜头里，爱国志士被扭曲为为情所迷的荡妇，这绝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它不仅亵渎了英烈的在天之灵，而且触犯普世伦理——家国大义、民族情怀。国人对《色－戒》的热捧，意味着公德的沦陷、民族底线的失守。《色－戒》折射出的错乱价值观值得国人警惕。
关键词：《色－戒》；人性；艺术；生活；普世伦理
2007年末，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李安搬上银幕，引来国外有识之士的诸多恶评。然而，《色－戒》却获得华人世界如潮的好评。在上海，电影放完，观众起立并长时间鼓掌欢呼“李安万岁，万万岁!”在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对两位演员精彩的床上动作表示由衷敬意。一些大陆“女生”为“易先生”的心狠手辣和倜傥风度倾倒，视为理想佳偶。
面对各方面的非议，《色－戒》的“粉丝”们搬出“人性”和“艺术”两大盾牌。对于片中“爱国青年爱汉奸”的安排，他们报以“同情之理解”，认为此乃人性之体现。所谓，汉奸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爱。主流媒体赞扬李安“以身体动作展示人性的真实，比张爱玲的原著更精彩”。
一部《色－戒》引来如此热捧，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已经失守。近年来，屡有冲击私德底线的行为，《色－戒》则冲击了公德底线，而民族道德底线的丧失，绝非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一、冷血才女眼中的热血英雄
《色－戒》绝非向隅虚构，而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郑苹如剌丁案改编而来，因此，其内容不能罔顾英烈的名誉而任意演绎。由于故事以抗战为背景，所以，其感情倾向也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族立场。
(一)热血侠女郑苹如
郑苹如出身名门，抗战爆发后，年仅19岁的郑苹如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加入了国民党的“中统”组织。由于汪伪政府的特工组织七十六号，屡屡捕杀抗日志士，因此，中统指示郑苹如接近七十六号的头子丁默邨，伺机刺杀。郑苹如利用自己与丁默邨的师生之谊，很快取得了丁默邨的信任，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约郑苹如随同赴宴，“中统”特务随即做好了准备。宴会结束后，郑苹如提出要买皮衣，丁默邨立即带她前往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在郑苹如挑选衣服时，老奸巨猾的丁默邨发现门外有可疑之人，意识到中了埋伏，他借掏钱之机故意洒落一地钞票，然后，突然冲出店门，待中统特工反应过来开枪时，丁默邨已钻进汽车狂奔而去。
事后，丁默邨在电话里大骂郑苹如出卖自己，郑苹如坚称冤枉，丁假意相信，邀郑前往，为了继续与敌周旋，郑苹如毅然前往，到后即被逮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1940年2月，被汪伪特务秘密杀害，时年23岁。
这就是剌丁案的历史真实。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就是郑苹如，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邨。与历史的真实不同，在张爱玲的《色－戒》中，王佳芝为情所迷而放跑了易先生；在李安的电影中，丑陋的丁默邨被演绎为风度翩翩的帅哥，而女英雄则在汉奸的身下婉转求欢。
(二)冷血才女张爱玲
正如病态的母亲生不出健康的孩子，冷血的作家永远写不出热血的英雄。对于郑苹如烈士，稍具民族意识者莫不视为民族英雄而心生敬仰，张爱玲凭其真实的想象，美化汉奸，丑化英烈，其实正是其冷血家底的自然流露。
张爱玲的冷血，首先体现在面对国难的漠然态度。抗战爆发，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或投身抗战，如抛妇弃子自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或逃离敌占区，如放弃舒适生活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朱自清等。即使被困敌占区，也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如蓄须明志的梅兰芳、程砚秋。而张爱玲不仅自愿留在了沦陷的上海，而且，以她的丰产作品“繁荣”了日寇占领下的孤岛文坛，成为“孤岛文学”的代表作家，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作家柯灵两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只因曾经帮助改编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而免遭酷刑!
汪精卫投敌，国人皆曰可杀，张爱玲却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一个自嘲“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的胡兰成的风度所倾倒。在小至个人感情大至国家民族都没有任何操守可言的胡兰成而前，“她变的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可见，在感情方面，家国大义不是她考虑的因素。
无疑，与民族危难相比，她更在意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无论如何琐碎，比如小说、免考、冰淇淋。对此，她并不讳言。在《烬余录》里，她曾坦承“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而这些不相干的事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在她看来，那些与战争(包括抗战)无关的事情才是快乐的源泉!
对待那些需要她帮助的弱者，张爱玲也表现出惊人的冷酷。面对病人的呻吟、哀号，身为护士的她无动于衷，而等病人去世，她却为之欢欣鼓舞，只是因为病人不会再给自己添麻烦。她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坦率中流露出无耻无畏的玩世不恭!
一个对民族危难和病人的求助如此无动于衷的人，一个在汉奸面前身段如此之软、姿态如此之低的人，写出丑化英雄、美化汉奸的《色－戒》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二、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艺术”
“人性”，是《色－诫》的追捧者炫耀的最大理由。所谓“汉奸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爱”，“《色戒》是在刻画”易先生作为人的私生活而不是评判其作为汉奸的公生活”。有人甚至以讽刺的口吻反驳：“文学和电影不能完全忠实于史实……这一个基本认识，往往被不少历史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所忽略”，“对号入座式地做政治索引工作，虽有助于了解上海上世纪40年代初上海沦陷区的时代背景，但不一定能增进我们对于影片和文学原著本身的欣赏”。
人性有弱点、也有优点，人性的优点构成人性的光辉，为了信仰不惜牺牲是人性中最大的优点。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用他那著名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信仰的力量。历史上从来就不乏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对郑苹如而言，她不可能不知道特工的危险性，一旦暴露，往往被处死刑。以其家庭背景，她也可以像张爱玲一样在那些与国难不相干的事情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民族危难之际，加入特工组织的行为，充分表明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个舍生报国的人，只有杀敌的信念，怎会对敌生情、为情纵敌?
《色－戒》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与狼共舞的志士，对“狼”生情，为情纵“狼”，是多么符合人性的逻辑。然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告诉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在随时可能牺牲的虎狼丛中，一个身负重任的特工，与猎杀目标擦碰出情感火花，已经违反了人性的基本逻辑。
“艺术”是《色－戒》的追捧者们炫耀的又一理由。然而，艺术有好坏之分，好的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坏的艺术则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歌颂真善美的艺术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丑化真善美的 “艺术”就是低于生活的艺术。《色－戒》的小说版和电影版将一个舍生赴义的志士歪曲为一个为情忘义的弱智；把一个感人的爱国传奇演绎为低级的娱乐。丑陋、秃顶的丁默邨，被打扮为风度翩翩、整齐亮发的易先生；汉奸的残暴、无耻，被张爱玲塑造成男子汉应有的“心狠手辣”。如此讴歌汉奸，丑化英雄，可谓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的典型。
三、天使的愤怒
郑苹如本可以像张爱玲那样享受青春的花样年华，等待她的本应是纯洁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但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她抛开女性的矜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族大义，忍常人不能忍，义无反顾，最终献祭于祖国，毋容置疑，她是民族的英雄，应该得到国人的尊崇。
小说《色－戒》问世后，被海外华人痛斥为汉奸文学。电影《色－戒》公映后，引起郑苹如家人的愤怒。当《色－戒》的粉丝们将《色－戒》的批评者指责为艺术欣赏的弱智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天堂里有一双愤怒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
可以肯定，烈士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之愤怒，她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同胞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亵渎自己。她也可能困惑，她为之献身的祖国怎么会容许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作品出版、放映。面对如此冷血的同胞，如果生命可以轮回，时光可以倒转，烈士还会“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吗?一个亵渎英雄的民族，还会有为之献身的英雄吗?
举国热捧《色－戒》，对于郑苹如烈士的在天之灵，对于郑苹如烈士的家属，真是情何以堪?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做出如此亲痛仇快的事情，既对不起先人，也无法教育后代。
四、普世伦理的应有之义
对于郑苹如的行为，东西方文化无不视之为民族英雄而倍加颂扬。
《聊斋志异》中有一个舍身报仇的故事，说的是民女商三官为报杀父之仇，离家出走，隐姓埋名，男扮女装，假扮戏子，混入仇家，以色相引诱，先杀仇人后自杀的传奇故事。对于商三官的行为，蒲松龄称颂有加，认为可与荆轲、关羽相提并论。
为报一己私仇而舍身的商三官尚能与关羽、荆轲并列，为民族而舍身的郑苹如，其应得的尊崇自然不在三官之下。
以色列历史上，有只身赴敌营，以色诱敌，手刃敌酋，拯救民族危难的女英雄犹滴。在法兰西历史上，有为抗击外敌，为国捐躯的法兰西少女贞德。
对于这些巾帼英雄，各民族无不视为民族骄傲。犹滴的事迹被载入圣经，受到以色列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尊崇。贞德则被视为法兰西的“圣女”，成为反抗外敌入侵的榜样。
无论世道如何变化，道德仍然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所在。知耻永远是道德的基本要素，“以忠于国家为荣，以背叛国家为耻”，这是野蛮民族也认可的价值共识。一个人不能享受着本国国民的权益，却做出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情。《色－戒》的作者身为中国人，竟然将英烈作为审丑的对象、将汉奸作为审美的对象，在任何时代都会被定义为对国家民族的不忠。
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礼仪廉耻视为抗战胜利的根基，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口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准则，经过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已经渐行渐远。中国古称礼仪之邦，如今却因行为不雅而成为不受欢迎的游客。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台生取义的人，如今却屡屡遭遇见死不救的冷血看客。如果说以上种种挑战的只是私德的底线，那么《色－戒》冲击的则是公德的底线，颠覆的是亘古不变、穿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家国大义、民族情怀。而国人对《色－戒》的热捧，则让我们为民族精神的分裂、道德底线的失守而担忧。
关键词：《色－戒》；人性；艺术；生活；普世伦理
2007年末，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李安搬上银幕，引来国外有识之士的诸多恶评。然而，《色－戒》却获得华人世界如潮的好评。在上海，电影放完，观众起立并长时间鼓掌欢呼“李安万岁，万万岁!”在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对两位演员精彩的床上动作表示由衷敬意。一些大陆“女生”为“易先生”的心狠手辣和倜傥风度倾倒，视为理想佳偶。
面对各方面的非议，《色－戒》的“粉丝”们搬出“人性”和“艺术”两大盾牌。对于片中“爱国青年爱汉奸”的安排，他们报以“同情之理解”，认为此乃人性之体现。所谓，汉奸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爱。主流媒体赞扬李安“以身体动作展示人性的真实，比张爱玲的原著更精彩”。
一部《色－戒》引来如此热捧，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已经失守。近年来，屡有冲击私德底线的行为，《色－戒》则冲击了公德底线，而民族道德底线的丧失，绝非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一、冷血才女眼中的热血英雄
《色－戒》绝非向隅虚构，而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郑苹如剌丁案改编而来，因此，其内容不能罔顾英烈的名誉而任意演绎。由于故事以抗战为背景，所以，其感情倾向也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族立场。
(一)热血侠女郑苹如
郑苹如出身名门，抗战爆发后，年仅19岁的郑苹如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加入了国民党的“中统”组织。由于汪伪政府的特工组织七十六号，屡屡捕杀抗日志士，因此，中统指示郑苹如接近七十六号的头子丁默邨，伺机刺杀。郑苹如利用自己与丁默邨的师生之谊，很快取得了丁默邨的信任，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约郑苹如随同赴宴，“中统”特务随即做好了准备。宴会结束后，郑苹如提出要买皮衣，丁默邨立即带她前往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在郑苹如挑选衣服时，老奸巨猾的丁默邨发现门外有可疑之人，意识到中了埋伏，他借掏钱之机故意洒落一地钞票，然后，突然冲出店门，待中统特工反应过来开枪时，丁默邨已钻进汽车狂奔而去。
事后，丁默邨在电话里大骂郑苹如出卖自己，郑苹如坚称冤枉，丁假意相信，邀郑前往，为了继续与敌周旋，郑苹如毅然前往，到后即被逮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1940年2月，被汪伪特务秘密杀害，时年23岁。
这就是剌丁案的历史真实。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就是郑苹如，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邨。与历史的真实不同，在张爱玲的《色－戒》中，王佳芝为情所迷而放跑了易先生；在李安的电影中，丑陋的丁默邨被演绎为风度翩翩的帅哥，而女英雄则在汉奸的身下婉转求欢。
(二)冷血才女张爱玲
正如病态的母亲生不出健康的孩子，冷血的作家永远写不出热血的英雄。对于郑苹如烈士，稍具民族意识者莫不视为民族英雄而心生敬仰，张爱玲凭其真实的想象，美化汉奸，丑化英烈，其实正是其冷血家底的自然流露。
张爱玲的冷血，首先体现在面对国难的漠然态度。抗战爆发，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或投身抗战，如抛妇弃子自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或逃离敌占区，如放弃舒适生活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朱自清等。即使被困敌占区，也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如蓄须明志的梅兰芳、程砚秋。而张爱玲不仅自愿留在了沦陷的上海，而且，以她的丰产作品“繁荣”了日寇占领下的孤岛文坛，成为“孤岛文学”的代表作家，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作家柯灵两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只因曾经帮助改编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而免遭酷刑!
汪精卫投敌，国人皆曰可杀，张爱玲却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一个自嘲“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的胡兰成的风度所倾倒。在小至个人感情大至国家民族都没有任何操守可言的胡兰成而前，“她变的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可见，在感情方面，家国大义不是她考虑的因素。
无疑，与民族危难相比，她更在意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无论如何琐碎，比如小说、免考、冰淇淋。对此，她并不讳言。在《烬余录》里，她曾坦承“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而这些不相干的事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在她看来，那些与战争(包括抗战)无关的事情才是快乐的源泉!
对待那些需要她帮助的弱者，张爱玲也表现出惊人的冷酷。面对病人的呻吟、哀号，身为护士的她无动于衷，而等病人去世，她却为之欢欣鼓舞，只是因为病人不会再给自己添麻烦。她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坦率中流露出无耻无畏的玩世不恭!
一个对民族危难和病人的求助如此无动于衷的人，一个在汉奸面前身段如此之软、姿态如此之低的人，写出丑化英雄、美化汉奸的《色－戒》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二、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艺术”
“人性”，是《色－诫》的追捧者炫耀的最大理由。所谓“汉奸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爱”，“《色戒》是在刻画”易先生作为人的私生活而不是评判其作为汉奸的公生活”。有人甚至以讽刺的口吻反驳：“文学和电影不能完全忠实于史实……这一个基本认识，往往被不少历史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所忽略”，“对号入座式地做政治索引工作，虽有助于了解上海上世纪40年代初上海沦陷区的时代背景，但不一定能增进我们对于影片和文学原著本身的欣赏”。
人性有弱点、也有优点，人性的优点构成人性的光辉，为了信仰不惜牺牲是人性中最大的优点。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用他那著名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信仰的力量。历史上从来就不乏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对郑苹如而言，她不可能不知道特工的危险性，一旦暴露，往往被处死刑。以其家庭背景，她也可以像张爱玲一样在那些与国难不相干的事情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民族危难之际，加入特工组织的行为，充分表明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个舍生报国的人，只有杀敌的信念，怎会对敌生情、为情纵敌?
《色－戒》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与狼共舞的志士，对“狼”生情，为情纵“狼”，是多么符合人性的逻辑。然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告诉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在随时可能牺牲的虎狼丛中，一个身负重任的特工，与猎杀目标擦碰出情感火花，已经违反了人性的基本逻辑。
“艺术”是《色－戒》的追捧者们炫耀的又一理由。然而，艺术有好坏之分，好的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坏的艺术则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歌颂真善美的艺术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丑化真善美的 “艺术”就是低于生活的艺术。《色－戒》的小说版和电影版将一个舍生赴义的志士歪曲为一个为情忘义的弱智；把一个感人的爱国传奇演绎为低级的娱乐。丑陋、秃顶的丁默邨，被打扮为风度翩翩、整齐亮发的易先生；汉奸的残暴、无耻，被张爱玲塑造成男子汉应有的“心狠手辣”。如此讴歌汉奸，丑化英雄，可谓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的典型。
三、天使的愤怒
郑苹如本可以像张爱玲那样享受青春的花样年华，等待她的本应是纯洁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但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她抛开女性的矜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族大义，忍常人不能忍，义无反顾，最终献祭于祖国，毋容置疑，她是民族的英雄，应该得到国人的尊崇。
小说《色－戒》问世后，被海外华人痛斥为汉奸文学。电影《色－戒》公映后，引起郑苹如家人的愤怒。当《色－戒》的粉丝们将《色－戒》的批评者指责为艺术欣赏的弱智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天堂里有一双愤怒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
可以肯定，烈士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之愤怒，她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同胞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亵渎自己。她也可能困惑，她为之献身的祖国怎么会容许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作品出版、放映。面对如此冷血的同胞，如果生命可以轮回，时光可以倒转，烈士还会“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吗?一个亵渎英雄的民族，还会有为之献身的英雄吗?
举国热捧《色－戒》，对于郑苹如烈士的在天之灵，对于郑苹如烈士的家属，真是情何以堪?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做出如此亲痛仇快的事情，既对不起先人，也无法教育后代。
四、普世伦理的应有之义
对于郑苹如的行为，东西方文化无不视之为民族英雄而倍加颂扬。
《聊斋志异》中有一个舍身报仇的故事，说的是民女商三官为报杀父之仇，离家出走，隐姓埋名，男扮女装，假扮戏子，混入仇家，以色相引诱，先杀仇人后自杀的传奇故事。对于商三官的行为，蒲松龄称颂有加，认为可与荆轲、关羽相提并论。
为报一己私仇而舍身的商三官尚能与关羽、荆轲并列，为民族而舍身的郑苹如，其应得的尊崇自然不在三官之下。
以色列历史上，有只身赴敌营，以色诱敌，手刃敌酋，拯救民族危难的女英雄犹滴。在法兰西历史上，有为抗击外敌，为国捐躯的法兰西少女贞德。
对于这些巾帼英雄，各民族无不视为民族骄傲。犹滴的事迹被载入圣经，受到以色列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尊崇。贞德则被视为法兰西的“圣女”，成为反抗外敌入侵的榜样。
无论世道如何变化，道德仍然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所在。知耻永远是道德的基本要素，“以忠于国家为荣，以背叛国家为耻”，这是野蛮民族也认可的价值共识。一个人不能享受着本国国民的权益，却做出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情。《色－戒》的作者身为中国人，竟然将英烈作为审丑的对象、将汉奸作为审美的对象，在任何时代都会被定义为对国家民族的不忠。
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礼仪廉耻视为抗战胜利的根基，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口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准则，经过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已经渐行渐远。中国古称礼仪之邦，如今却因行为不雅而成为不受欢迎的游客。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台生取义的人，如今却屡屡遭遇见死不救的冷血看客。如果说以上种种挑战的只是私德的底线，那么《色－戒》冲击的则是公德的底线，颠覆的是亘古不变、穿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家国大义、民族情怀。而国人对《色－戒》的热捧，则让我们为民族精神的分裂、道德底线的失守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