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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
石峁城把中国建筑史至少前推300年，石峁玉种类繁多，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从结绳记事，到玉器象征，到文字表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所走之路是何等漫长，何等艰辛，又何等伟大。
石峁遗址在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其地理位置：它处于黄土高原北缘，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河套之中。
石峁遗址还正在发掘，不过已经有了轮廓。它是一个面积足具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石墙沿山脊而筑，多高出地面。其总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中央是一个崇台，当地农民二直称呼它为皇城台，接着是一个石墙残体大约2000米长的内城，接着是一个外郭城。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石峁城显然是两重石墙，而且皆有墩台，在东外郭城还有马面似的设施。经数次发掘，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还有石棺葬、瓮棺葬，白灰面和石铺地的房址。这里还有人头祭坑多个，有的人头骨二坑多达24个。
石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归略晚的龙山文化。经碳十四测年及别的方法测年，断其在公元前4300—4000几年，甚至更远。
这是一扇难得的迟迟未打开的窗口，前文字社会历史将展开其特殊而伟大的一页。
石峁城
石峁城究竟是什么人营造的？为什么他们要居住山顶？这是什么山呢？是否是个都城？也许神话中会蕴藏一些消息，并赖田野调查以求证。
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和中国神话都显示人类曾经深陷一场浩瀚的洪水之中。中国神话所透露的洪水，是在女娲时代。也许此洪水久存不退，一直有所延续。总之，尧世是有洪水的。
当时治水的大禹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多年以后，孟子对尧世的洪水也有所论：“當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很为民忧虑，并命鲧治水，不成，由舜推荐大禹治水。
问题是，面对如此深广的洪水，民将居住何地？只能是住在山顶了。对此，清学者崔述早就有论，他说：“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治水也是先随山而导，再循水而导。
石峁山顶海拔1300米，远远高出河北唐县，山西临汾市，也远远高出洛阳和西安，显然是安全的。在今之神木县，足有近乎30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卜树遗址和新华遗址，几乎都在山顶。在黄河及其支流窟野河与秃尾河的三角洲，2009年也尝有石城遗址于山顶发现，一个在薛家会，一个在架家川。它们与石峁城皆处于一个时代。
凡此种种新石器时代的山顶遗址，足证面对洪水，尧世之民多选河套之中海拔顺高的山顶而居，其中石峁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以中土或中原为立场，甚至以尧都平阳为立场，环视北方，今之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北京西南部，甚至蒙古东方省一带，在东汉以后、唐宋以来，往往谓之幽州、幽都，或幽陵。这是小传统的地理知识对大传统的地理知识之继承，也是一种扩充。那么在幽陵是什么？它在哪里？它指河套之中的土山，指包括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及其周边的土山，也指从河套向四方延伸出来的土山，不过幽陵的基地当在河套之中。把幽所含的昏暗和深奥之意借而用之，北方遂为幽，郑玄说：“大阜曰陵。”显然，幽陵是中土或中原以北的一些高而不险的土山，其可居也。
黄帝有子二十五，其中一子为昌意，昌意生颛顼，他接黄帝之班，成为部落联盟领袖，曾经巡狩疆界，“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以当时半牧半耕的生产方式和统辖范围推测，幽陵就是河套一带的土山，石峁城所在的土山当然也在颛顼巡狩之列。不能肯定此刻已经有城。然而有民所居住，还是可能的。
有一度尧老，让舜摄政，舜了解四海情况，向尧提出，“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共工归黄帝部落联盟，善治水，性刚烈，他跟颛顼争帝之位尝怒触不周山。其到幽陵来，是要让北狄移风易俗，也有治水的任务吧！实际上黄帝有孙曰始均，就生于北狄。“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尧世之民，也包括北狄，他们为水所困，多居住山顶。
有一个幽陵，就是一座土山，高且广平，四周有川流，南边就是今之秃尾河，北狄在焉。共工至此，便根据黄帝部落的经验，率北狄营室造屋，也许这就是石峁城的由来。石峁城有黄帝部落文化的元素，也有北狄文化的元素，尽为中华文明。
我在石峁遗址考察之后，往附近大约一公里余的高家堡镇去调查，见其镇的街心耸立明代所建的中兴楼，上有题客曰幽陵瞻。这让我十分惊讶，问街边的老者，说：“幽陵就是石峁山。站在中兴楼上，可以看到幽陵，黄帝的女儿在那里埋着。”老者之言不可全信，不过幽陵瞻的题额确实把石峁城和幽陵联系在一起了。
尧世的幽都并非幽州。幽都不是北方的一个区域，相反，它是一个具体的聚落，更是一个特殊的聚落。
河套之中千米左右的土山颇多，谓之幽陵，其中一个幽陵面北朝南，东西略长，可以筑城于山顶，就是石峁城。也许它周边成十上百公里以远或数百公里以远的山顶也可以筑城，且有遗址，然而惟石峁城中央为崇台，砌有两重石墙，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
尧为天子，命羲仲驻场谷，以定仲春，命羲叔驻南交，以定仲夏，命和仲驻昧谷，以定仲秋，命和叔驻幽都，以定仲冬。北方为幽，榖梁赤说“民所聚曰都。”幽都当为筑于一个非凡幽陵之上的都邑，就是石峁城。
那么幽都有何功能呢？它是尧世在北方的政令重镇。这一带民所杂存，不过以北狄为主。尧通过所派大员在此传播德行，指导其民按季农耕牧养，使北狄安妥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或影响之下。 它是尧世在北方的观天中心。当此之时，农耕新兴，没有历法无以播种收获，不测日月星宿之运便无以制定历法。和叔驻幽都，遂能根据冬至的黄昏，昴星的出现，确认仲冬。舜曾经巡狩四方，以矫正季月日。至北方，也许他便据幽都观其天。这里的崇台，就是在石峁城中央的今之农民呼为皇城台的地方，也许它就是置放浑天仪的。
它是稀天祀神之处。在石峁城所发掘的人头骨，当是某种大祭仪式的遗存，不过大祭显然不惟此。也许更多大祭仪式之遗存将渐渐发掘出来，从而充分证明禘天于斯，祀神于斯。
它是一个攻玉秘室。尧世玉器兴盛，会大量使用玉器。在石峁所发掘的玉器甚多，其显然不可能都是在别的地方制成之后送到这里的。幽都若无秘室以专门攻玉，不会雕刻出大量玉器，也不能满足广泛之用。
也许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当然这一点没有任何文字所记。不过尧都在平阳，今之临汾一带，其海拔400米左右，在陶寺遗址，今之山西襄汾一带，海拔500米至600米之间。以逻辑，当时浩瀚的洪水显然会淹没它，然而尧帝完全可以在洪水成灾之前迁都。深山不能去，因为祖先是从深山走出来的。只能去浅山，土山，以便农耕。不过所选土山的海拔要合适，太低有水患，太险不宜生活。所以石峁城为尧帝的陪都也是可能的。
把石峁遗址及其器物与陶寺遗址及其器物进行比较，陶寺遗址在4500至4200年前，显然陶寺早，石峁晚。石峁与陶寺相似颇多。彼此之城皆东西长，南北窄，是圆角长方形的。彼此在房子之间都有道路，所异者陶寺半地穴式和窑洞居多，石峁在山顶，房子尽在地面。彼此都有陶器其陶鬲有三足，甚为相像。石峁对陶寺在文化上不仅仅有关联，也许还有继承。石峁的玉器尤其多，而且精致。特别重要的是，石峁是作于山顶上的一个石城，其石墙都起于地面。
石峁玉
在石峁城的墙体里有6件玉器发现，包括玉铲、玉璜，这证实了石峁玉的存在。实际上石峁玉早就流传于天下了：海外2000余件，神木县个人收藏1000余件，神木县博物馆藏展有500余件，有考古专家从石峁村农民处征集127件，现在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然而還不止这些，我从石峁遗址周边农民获悉，还有一些石峁玉在农民手上。那么石峁玉有何之用？
在中国大陆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玉甚多。不过石峁遗址之玉显然最多，其所用也有彼此交叉和转换的可能。
玉文化表明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拜玉心理，以玉为贵，以玉为宝，甚至以玉为保佑。拜玉心理几乎就是一种含蓄的拜玉主义。
在世界范围，人类对玉的发现是不约而同的，仿佛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火，不约而同地操起了语言。
人类对玉的发现，在于它对人类的价值。其质地坚硬，可以成为劳动的工具，有使用价值;其五色闪烁，温润柔和，可以欣赏，有审美价值;其融于石头之中，鲜见稀罕，不易得，可以为奇，有收藏价值。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艰苦的生存斗争，渐渐发现了玉的价值。当然，这都是玉的基本价值，多处于自然状态。
到了新石器时代，击玉、磨玉、用工具雕刻玉，给处于自然状态的玉打上人类意志的印记，便产生了玉文化，历史也就开始了。玉石成为玉器，是一个质的变化。
玉文化的奇幻和丰富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层一层沉积的。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玉尤其显示了它的伟大。
古人眼中，玉是神器。神话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以玉禘上帝和百神，以盼洪水平息的仪式。先贤说“夫玉亦神物也……”（《越绝书》），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先贤还说：“巫以玉事神。”（《说文解字·玉部》）就是指要让神与人类沟通，让神喜欢人类，帮助人类，巫会用人类的玉器奉献给神。以此分析，也许女娲就是巫。舜耕历山，在河际之岩得玉历，从而知天命在他。（《搜神记》）周穆王西行会西王母，穿正装，面西沉璧于河，河神接受了。周景王想立子朝为太子，子朝持成周的宝圭沉于河，河神不敢受，圭自水出，津人从河上得到了。孔子修史而成，向北辰而拜，以告天。天起白雾，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并刻有文字。（《搜神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江往湘水沉璧禘江神，江神未受。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持此璧在华阴平舒道送使者，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江神送滈池之神，滈池之神即周武王。
玉是国器，是权力的象征;玉又是礼乐法度的元素。黄帝迁徙往来，虽然日理万机，但是会潜心研究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尧世虽然还不是国家，然而在这个社会，国家的形态已经渐渐孕育。舜摄政，收集五瑞，把不同的玉圭颁给不同级别大员，以示级别。大禹治水成功，尧以玉圭赐之，以构筑一种君臣关系。多年以后，孔子颂尧曰：“焕乎！其有文章。”指的是用包括玉在内的国器而形成的礼乐法度统治，一片光明。玉为符号，是象征。大禹曾经征伐有苗，带兵的信物便是天子所授之玉器。（《墨子·非攻下》）夏启为国家元首，其乘龙飞天，所带玉环玉璜，当然是国器。（《山海经·海外西经》）商把九鼎与玉同置，所以周武王代商纣王以后命令南宫和史佚要抬出九鼎和玉以展示。周襄王以晋文公杀篡位的叔带，送他返都，赐晋文公圭、鬯、弓、矢，并做诸侯之首领。
玉是福器，所占玉器越多，越豪华，越奢侈，越有福，而且生要带来，死要带去。夏桀的宫殿有瑶台、琼室和玉门，“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足见对玉的痴迷。这在商代也有体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便是明证。商纣王身穿天智玉，登上鹿台，焚于数千件玉器之中，知玉为宝贵，想尽可能地保存其躯。 玉是礼器。周代素有明德的传统，敬老、慈少、礼下贤者，遂以礼治国。礼器颇多。玉器深为君子所爱。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礼记》）指的便是这个时代。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佩不同的玉器，不同的玉器有不同的响声，以提示行动的轻重缓急。所谓“改玉改行”，指的就是玉器规定的一种礼。
玉是配饰。几千年下来，玉变成了配饰，男女老少都可以挂在身上。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此反映玉的垂直而下显然也不无情理。
玉石之路的困惑
目前的考古发掘证实，石峁遗址200里内外不出玉，那么这里的玉器从哪里来呢？玉石之路久是困惑。
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城之间应该不存在线性的玉器输送途径。5000至6000年前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之玉，主体在5500年以前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之玉，4000年至4300年以前，黄河流域石峁遗址之玉。不同文化域之间发现有彼此的玉器是可能的，不过这往往是偶然的，通婚、贸易、战争、会盟，彼此会有玉器的交流，然而这不能形成玉石之路。
也许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只有一条玉石之路，这就是“边玉中输”。“中”指移动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土、中原、权力中心，包括今之河南、陕西和山西，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多。“边”指这一带以外更广阔的地方。
从昆仑山入玉门关，再到中土或中原的玉石之路为西玉东输，实际上西玉东输也是边玉中输，只不过它玉优、玉多，影响甚广，遂为边玉东输之路的一条著名之路。然而先有边玉中输之路，后有西玉东输之路。到商晚期，和田玉到安阳，边玉中输培育了拜玉心理，发生了玉文化，从而导致了西玉东输。西玉东输是边玉东输的扩广和发展，其后来居上，几乎湮没边玉中输之路。不过边玉中输反映政治关系、反映天子与诸牧的关系，西玉东输表现为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当然由此也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宗教信息的交流。
边玉中输的玉石之路，從黄帝时代发轫，尧世得以形成。大禹治水之时，划天下为九州，九州皆有赋贡，凡出玉的都要送过来。有规律的边玉中输，就是这样形成的，玉石之路也是这样形成的。
笔者认为，黄河水道显然是一条坚实的玉石之路，它承担着边玉中输的任务。所谓治国，就是以治水而立国，并把九州通过水道与黄河连接起来，从而把赋贡送到国都：平阳、蒲坂、夏王城、夏台、安阳、丰镐、洛邑。
大禹所划天下为九州，皆以水道通于黄河。冀州，孔安国曰：“尧所都也。”赋贡从渤海绕碣石山运入黄河。兖州，赋贡由济水和漯水，运入黄河。青州，赋贡由汶水到济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怪石，其似玉。徐州，赋贡由淮水和泗水，运黄河。扬州，赋贡由长江和东海到淮水、泗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瑶、琨，皆为美玉。荆州，赋贡由长江、沱水、涔水、汉水，统统向北，经过一段陆路，进洛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砺、砥，皆是磨石。豫州，赋贡由洛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磬、错，攻玉之台也。梁州，赋贡由潜水走，经过一段陆路，进沔水，转渭水，再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美玉也，还有砮。雍州，赋贡由渭水运入黄河。贡品多，其中有璆、琳，皆美玉也，还有琅玕。这一条水道可以到今之甘肃和青海。
先贤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黄河中下游就在天下之中，遂有五帝及夏商周于斯立国，从而创造中华文明。这里不仅仅有黄土，有利于农耕，还因为黄河水道连接着九州，可以令行天下，兵镇御内。黄河水道显然是天下交通的枢纽，由水道编织的交通网络尽结黄河。涅洮窟野汾渭流沁汶，皆是国道。边玉中输，黄河水道也是天赐的玉石之路。从商晚期开始的西玉东输，也许在很多时候，也沿水道而来。
在我看来，石峁玉从黄河而来，由黄河转秃尾河，登石峁山;也会由秃尾河顺流而下，登石峁山;也可能由贝加尔湖进窟野河入黄河，转入秃尾河，登石峁山。
遗址考古的价值就在于与时光的交汇，它教会我们珍惜，教会我们过优雅、细致、文明的生活。在考古专业人员的攻坚下，石峁遗址正缓缓褪去它神秘的面纱。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