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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主张，科学技术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政治统治的功能。通过分析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他们探讨了技术理性盛行所造成的人的价值失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并对如何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开创性地将技术理性批判与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并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工具理性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物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帮凶，并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大规模使用给人类生活世界带来的危害，并试图找到问题症结所在。他们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对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以及危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一、技术理性批判问题的提出
技术理性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推崇科学技术万能论，即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技术理性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困境。技术理性批判的展开，正是和这一现实状况和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相关。第一，在现实状况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科学技术也得到广泛运用，并通过物质消费等形式渗透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而，“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1]人被技术理性和物质生活所控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和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支配权，人的价值受到贬损。此外，技术理性盛行还造成生态问题和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第二，在哲学文化思潮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与技术理性批判息息相关。其一，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霍克海默就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2]其二，人本主义也对技术批判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作为技术理性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否定了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3]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科学的实用性，造成了科学和价值的分离，导致了人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处境。而人本主义正是反对哲学实证化的倾向，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主张以人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在实践中找到扬弃异化和超越现实困境的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卢卡奇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对技术理性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物化现象和人的异化问题都要归因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在其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众理论家们对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在其早期阶段（1930-1949年），霍克海默就确定将批判理论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将技术批判当做其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域之一，并始终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理论家都对技术理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探讨了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他们关于技术理性本质功能的分析显示着其理论的独特之处。
在产生根源方面，法兰克福理论家认为，技术理性是由理性异化而来，它的形成和启蒙理性中价值理性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揭露了启蒙理性的本质，并对其进行批判。实际上，启蒙运动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哲学及文化运动[4]，该运动崇尚理性的力量，主张把人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张，启蒙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它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总是力图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绝对支配。启蒙理性借助于科学知识把事物精确化，通过形式逻辑的抽象统一原则把握世界，把思想变成了数学公式和工具。也就是说，启蒙理性存在着内在的缺失，它将理性仅仅当做控制自然的力量和工具。虽然人类扩大和巩固了对自然的统治，但它将理性单纯地降低为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和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理性消灭了人的个性，导致了人的思维的模式化，也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剩下的只是人对技术的顺从。由此，启蒙精神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反而成为对人的桎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此外，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以暴力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已不再适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寻求新的统治方式，而技术理性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的需要。
技术理性是怎样实现其统治的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技术理性的本质和功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总体说来，本质上，技术理性是实用化的理性，是和价值割裂开来了的片面的工具理性。功能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执行着政治统治的职能。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深刻地解释了技术理性的功能，他强调，技术理性具有两重性。不可否认，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丰硕的社会物质成果。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面对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5]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需要”、“虚假需要”两个概念，以更进一步说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中，真实需要指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自主的需求。虚假需要是“为了特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6]资本主义社会鼓吹消费主义和享乐的生活方式，它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遣来将虚假需求加于人。久而久之，人们沉溺于这种享乐的物化活动中，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为技术理性所控制。简而言之，“西方资产阶级得以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需要。”[7]与此同时，“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都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其他人的目标一样，他正在被纳入由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8]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也放弃反抗，自愿服从现存体制的运行。 哈贝马斯也承认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他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观念和理解又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说来，其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国家政府机器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利用政治空想等手段来欺骗群众。而技术理性的统治采取了更加温和和隐蔽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迷惑人们，使人们资源服从其统治；其二，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加难以抗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充当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工具，实行着“意识形态”功能，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和价值失落。
三、异化与解放
毋庸置疑，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陷入全面异化处境之中。然而，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还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第一，就人类自身而言，技术理性是人陷入异化状态的根源。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第二，它逐步渗透和内化到人的生成结构中，导致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异化。其一，人为技术理性所控制，丧失主体地位，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事实上，理性和技术并没有“兑现承诺”，实现其初衷，达成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相反，它们走向了它的反面，将人置于牢笼之中，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也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化为泡影。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更好的统治，“成为人的解放的桎梏”。人作为创造性的主体的地位被颠覆，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也变得步履维艰。其二，更进一步，这种异化还逐步深入到人的心理机制中，造成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空虚。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和消费带来的舒适感的同时，也深感压抑，乃至是不自由和不幸福。以手机为例，手机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娱乐方式也更多元化。但技术理性通过手机这一载体渗透人们的生活，侵犯了人的生活空间，还将本应为主体的人变为自己的奴隶。
第二，技术理性对自然大肆进行改造，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冲突不断。技术理性有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它始终以征服自然为宗旨，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对自然进行改造。一方面，资本主义凭借着诸多科学技术手段改造自然，如填湖造楼、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建立了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因此，人和自然关系失衡，自然反倒成为异化于人的对象，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例如，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紧张，人类面临着新一轮的生态危机。
第三，就社会层面而言，归根结底，技术理性统治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9]它是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去管制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为了使人们消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使技术理性渗透人们的生活，于是便大力宣扬消费享乐的价值观，引诱人们自愿地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权威。然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技术理性实现“意识形态”统治以实现其功利目的，这与它向来标榜人的自由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表面上主张人的自由和价值，实际上又通过技术手段剥夺了人的自由，漠视了人的意义和精神价值，造成了人与社会的对立。
值得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技术理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困境，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反对的是科学理性的片面化，并非技术自身。在批判的前提下，法兰克福学派就如何摆脱技术理性所造成的困境进行了探讨，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存有不同的意见。马尔库塞强调，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发达工业社会里，技术理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离并占有绝对地位。马尔库塞主张对技术理性进行改造，将艺术整合到科学和理性中去，以实现两者的统一。他重视艺术的作用，认为艺术具有解放功能，是培养新感性的重要场所。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的，并非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要摆脱技术理性的异化状况，就需要建立“交往理性”，用“交往”来取代“劳动”，并将其看做人类社会历史的核心。
四、理论评价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深刻的思想之一，其关于技术理性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的洞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更是独树一帜。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哲学的批判性，并立足于人本主义，将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作理论的终极追求。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并开创性地将技术理性批判和价值批判以及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认为技术理性缺失了其价值维度，而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人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借鉴和吸取了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观点，清醒认识到，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异化为工具理性，并和价值理性分离开来，将人的意义抛诸脑后。即资本主义过分关注于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功用性，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造成了人的价值失落。因此，他们试图重建科学技术和价值的关联，进而实现科学技术中的工具价值两种理性的平衡。其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也瞄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认为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同谋关系。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了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即技术理性实际上充当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是控制人们的政治统治工具。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消费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渐消解了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人成为服从资本的工具。第二，批判不只是单纯的批判，它的目的在于更好的重建。而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将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关注人的异化问题，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批判来重塑人作为社会个体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摆脱“单向度的人”的尴尬处境和单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并享有同样的目标，即人的自由和解放。 尽管有着深刻的洞见，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仍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缺陷。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探讨了启蒙理性的本质，认为它导致了技术理性中价值维度的缺失，并存在将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的嫌疑。这种看法虽然有助于集中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但同时也忽视了技术理性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例如，技术理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科技载体和媒介，人们可以更快速更全面地了解到全球信息。无疑，这有利于人们的学习和自我提升，对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主张价值理性，高呼人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做法容易使价值理性凌驾于技术理性之上，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不可否认，推崇价值理性有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但工具理性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发展。倘若工具理性遭到价值理性的压制，经济发展、科研开发可能将不受重视，社会进步也将变得迟缓。最后，如今，整个世界都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资本在全球迅速扩张，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技术理性在人们生活中普及、渗透的程度更甚从前。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感，但却无视其潜在的威胁，无视自身的被异化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探索可以使人们保持警惕，更加客观地看待技术对人、自然及社会的影响，并提醒人们保持作为个体应有的批判性思维。但与此同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具有的乌托邦的性质使它难以进入到社会历史生活中，真正地对人所面临的困境和制度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注释：
[1]【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3]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4]【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7]王雨辰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7年第2期.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5-26页.
[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5]【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6]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7]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孙珮云（1992-5），女，湖北荆门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2014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 《人本主义视角下对技术理性造成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基于武汉高校大学生手机使用状态的调查》课题结项成果，课题编号：2015S0202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工具理性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物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帮凶，并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大规模使用给人类生活世界带来的危害，并试图找到问题症结所在。他们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对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以及危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一、技术理性批判问题的提出
技术理性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推崇科学技术万能论，即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技术理性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困境。技术理性批判的展开，正是和这一现实状况和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相关。第一，在现实状况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科学技术也得到广泛运用，并通过物质消费等形式渗透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而，“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1]人被技术理性和物质生活所控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和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支配权，人的价值受到贬损。此外，技术理性盛行还造成生态问题和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第二，在哲学文化思潮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与技术理性批判息息相关。其一，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霍克海默就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2]其二，人本主义也对技术批判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作为技术理性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否定了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3]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科学的实用性，造成了科学和价值的分离，导致了人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处境。而人本主义正是反对哲学实证化的倾向，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主张以人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在实践中找到扬弃异化和超越现实困境的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卢卡奇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对技术理性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物化现象和人的异化问题都要归因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在其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众理论家们对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在其早期阶段（1930-1949年），霍克海默就确定将批判理论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将技术批判当做其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域之一，并始终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理论家都对技术理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探讨了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他们关于技术理性本质功能的分析显示着其理论的独特之处。
在产生根源方面，法兰克福理论家认为，技术理性是由理性异化而来，它的形成和启蒙理性中价值理性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揭露了启蒙理性的本质，并对其进行批判。实际上，启蒙运动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哲学及文化运动[4]，该运动崇尚理性的力量，主张把人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张，启蒙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它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总是力图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绝对支配。启蒙理性借助于科学知识把事物精确化，通过形式逻辑的抽象统一原则把握世界，把思想变成了数学公式和工具。也就是说，启蒙理性存在着内在的缺失，它将理性仅仅当做控制自然的力量和工具。虽然人类扩大和巩固了对自然的统治，但它将理性单纯地降低为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和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理性消灭了人的个性，导致了人的思维的模式化，也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剩下的只是人对技术的顺从。由此，启蒙精神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反而成为对人的桎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此外，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以暴力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已不再适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寻求新的统治方式，而技术理性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的需要。
技术理性是怎样实现其统治的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技术理性的本质和功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总体说来，本质上，技术理性是实用化的理性，是和价值割裂开来了的片面的工具理性。功能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执行着政治统治的职能。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深刻地解释了技术理性的功能，他强调，技术理性具有两重性。不可否认，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丰硕的社会物质成果。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面对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5]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需要”、“虚假需要”两个概念，以更进一步说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中，真实需要指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自主的需求。虚假需要是“为了特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6]资本主义社会鼓吹消费主义和享乐的生活方式，它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遣来将虚假需求加于人。久而久之，人们沉溺于这种享乐的物化活动中，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为技术理性所控制。简而言之，“西方资产阶级得以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需要。”[7]与此同时，“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都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其他人的目标一样，他正在被纳入由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8]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也放弃反抗，自愿服从现存体制的运行。 哈贝马斯也承认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他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观念和理解又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说来，其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国家政府机器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利用政治空想等手段来欺骗群众。而技术理性的统治采取了更加温和和隐蔽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迷惑人们，使人们资源服从其统治；其二，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加难以抗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充当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工具，实行着“意识形态”功能，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和价值失落。
三、异化与解放
毋庸置疑，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陷入全面异化处境之中。然而，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还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第一，就人类自身而言，技术理性是人陷入异化状态的根源。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第二，它逐步渗透和内化到人的生成结构中，导致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异化。其一，人为技术理性所控制，丧失主体地位，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事实上，理性和技术并没有“兑现承诺”，实现其初衷，达成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相反，它们走向了它的反面，将人置于牢笼之中，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也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化为泡影。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更好的统治，“成为人的解放的桎梏”。人作为创造性的主体的地位被颠覆，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也变得步履维艰。其二，更进一步，这种异化还逐步深入到人的心理机制中，造成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空虚。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和消费带来的舒适感的同时，也深感压抑，乃至是不自由和不幸福。以手机为例，手机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娱乐方式也更多元化。但技术理性通过手机这一载体渗透人们的生活，侵犯了人的生活空间，还将本应为主体的人变为自己的奴隶。
第二，技术理性对自然大肆进行改造，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冲突不断。技术理性有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它始终以征服自然为宗旨，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对自然进行改造。一方面，资本主义凭借着诸多科学技术手段改造自然，如填湖造楼、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建立了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因此，人和自然关系失衡，自然反倒成为异化于人的对象，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例如，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紧张，人类面临着新一轮的生态危机。
第三，就社会层面而言，归根结底，技术理性统治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9]它是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去管制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为了使人们消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使技术理性渗透人们的生活，于是便大力宣扬消费享乐的价值观，引诱人们自愿地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权威。然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技术理性实现“意识形态”统治以实现其功利目的，这与它向来标榜人的自由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表面上主张人的自由和价值，实际上又通过技术手段剥夺了人的自由，漠视了人的意义和精神价值，造成了人与社会的对立。
值得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技术理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困境，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反对的是科学理性的片面化，并非技术自身。在批判的前提下，法兰克福学派就如何摆脱技术理性所造成的困境进行了探讨，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存有不同的意见。马尔库塞强调，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发达工业社会里，技术理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离并占有绝对地位。马尔库塞主张对技术理性进行改造，将艺术整合到科学和理性中去，以实现两者的统一。他重视艺术的作用，认为艺术具有解放功能，是培养新感性的重要场所。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的，并非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要摆脱技术理性的异化状况，就需要建立“交往理性”，用“交往”来取代“劳动”，并将其看做人类社会历史的核心。
四、理论评价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深刻的思想之一，其关于技术理性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的洞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更是独树一帜。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哲学的批判性，并立足于人本主义，将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作理论的终极追求。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并开创性地将技术理性批判和价值批判以及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认为技术理性缺失了其价值维度，而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人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借鉴和吸取了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观点，清醒认识到，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异化为工具理性，并和价值理性分离开来，将人的意义抛诸脑后。即资本主义过分关注于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功用性，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造成了人的价值失落。因此，他们试图重建科学技术和价值的关联，进而实现科学技术中的工具价值两种理性的平衡。其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也瞄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认为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同谋关系。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了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即技术理性实际上充当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是控制人们的政治统治工具。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消费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渐消解了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人成为服从资本的工具。第二，批判不只是单纯的批判，它的目的在于更好的重建。而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将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关注人的异化问题，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批判来重塑人作为社会个体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摆脱“单向度的人”的尴尬处境和单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并享有同样的目标，即人的自由和解放。 尽管有着深刻的洞见，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仍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缺陷。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探讨了启蒙理性的本质，认为它导致了技术理性中价值维度的缺失，并存在将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的嫌疑。这种看法虽然有助于集中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但同时也忽视了技术理性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例如，技术理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科技载体和媒介，人们可以更快速更全面地了解到全球信息。无疑，这有利于人们的学习和自我提升，对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主张价值理性，高呼人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做法容易使价值理性凌驾于技术理性之上，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不可否认，推崇价值理性有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但工具理性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发展。倘若工具理性遭到价值理性的压制，经济发展、科研开发可能将不受重视，社会进步也将变得迟缓。最后，如今，整个世界都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资本在全球迅速扩张，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技术理性在人们生活中普及、渗透的程度更甚从前。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感，但却无视其潜在的威胁，无视自身的被异化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探索可以使人们保持警惕，更加客观地看待技术对人、自然及社会的影响，并提醒人们保持作为个体应有的批判性思维。但与此同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具有的乌托邦的性质使它难以进入到社会历史生活中，真正地对人所面临的困境和制度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注释：
[1]【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3]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4]【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7]王雨辰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7年第2期.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5-26页.
[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5]【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6]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7]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孙珮云（1992-5），女，湖北荆门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2014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 《人本主义视角下对技术理性造成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基于武汉高校大学生手机使用状态的调查》课题结项成果，课题编号：2015S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