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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普遍的成员身份与法定地位，是“人的自然依赖性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合法形式”，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沃尔泽认为，“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它决定了我们与谁一起做那些选择，我们要求谁的服从并从他们身上征税，以及我们给谁分配物品和服务。”确定社会成员身份是决定其他社会安排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才能“使所有共同体成员能够基于那些确定他的成员身份的条件，尽可能好地生活，这是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所在，也是伙伴关系的原则所要求的。”公民身份有助于维系社会规则、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和依托，开展公民教育，发展公民人格，培养合格公民。
一、公民身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身份基础
构建公民身份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步的事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盼最大特征就是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地市场化，社会成员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容易导致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转型社会的“断裂”和“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公民身份着手来构建和谐社会。
公民身份牵涉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复杂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处于发展变动之中，所以很难有一个简单、静止、古今中外一体适用的定义。佛克队为：“公民身份指该社会成员的特定地位，其内涵包括了各种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并坚持平等、正义与自治的价值。……唯有人们认清阻碍公民身份落实的障碍，并予以清除之后，这个身份才能产生丰富的意涵。”雅诺斯基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认为，公民身份包含着权利和义务两个维度，它是公民直接与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共和国之间发生分配、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资格。
中国古代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公民身份，它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随着西方市场社会的崛起，内容慢慢获得充实，从社会的一小部分团体逐步地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化进程。它表现为公民身份民事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即三种基本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在马歇尔看来，公民身份问题从本质上讲在于如何保证每个人被作为完整而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要保证这种意义上的成员资格，就必须不断增加公民权利。”就中国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首先通过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社会权利，惠及社会上大部分成员。公民身份的另外两种权利，即私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萎缩。改革开放后，私人权利的一部分要素首先得到发育：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缔结契约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但是，社会权利却被急剧地削弱了，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转型期遭受了市场化的冲击。政治权利则在城乡社会的村委会和街道社区等微观层面上缓慢发展。公民身份的这种发育虽然不够均衡，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褚松燕认为；“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现代公民资格由于涵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为公民个人存在和平等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具体来讲，公民身份的保护作用和重要价值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公民身份将具有不同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社会成员整合成现代国家的成员，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普遍适用的成员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预期。第二，公民身份通过政治与法律安排的形式落实主权在民原则，赋予人们设计、制定与实施社会规则的权利和参与解决利益分歧与冲突的资格。公民身份不仅能够“依据尊重他人权利的原则以及为这些权利所依赖的共同体的存续所负起的义务，来治理社会”，还“具有强大的能量，可挑战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不正义。”第三，公民身份是达成政治共识和维持统治的关键，它“可以创造出合乎正当性的强烈认同。公民身份主张所有人应彼此平等对待，所以能够消解造成社会紧张，威胁社会秩序的根源。其次，由于能够同时照顾到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等理想，建构出所有成员荣辱与共的社会生活方式，公民身份也能以合乎正义的方式，解决资源分配与管理问题。”第四，公民身份也是公共生活交往的身份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口流动空前加剧，大大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和社会接触面，社会也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公民身份作为“陌生人社会”中“一般他者”之间交往的身份形式，使交往摆脱了亲情关系和感情关系，降低了交往成本，有助于社会成员发展交往与合作。由此可见。现代大型社会和民主国家只有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才可能组织和谐有序、文明的公共生活。
构建公民身份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步的事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地市场化，社会成员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容易导致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转型社会的“断裂”和“失衡”(孙立平教授语)，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公民身份着手。如果国家能够逐步克服官民对立思想和多数重要思想，尊重、善待其公民，尊重公民个人的独立性、公民关系的平等性与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合理划分不同公民应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在物质上与心理上不对公民实施任何制度性歧视和差别对待，保障公民具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平等机会，为提升公民能力创造条件，那么，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必然是和谐的、文明的国家和社会。
二、公民人格是和谐社会教育的目的性诉求
从本质上来看，，公民道德是一个发展健全的公民社会自我培育的道德，是社会成员通过公共生活领域中共同的生活经验确定下来的普遍规则和共同习惯，是一种通过公共生活交往实践而积累的社会资本。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拥有宪法和法律所承认的公民身份并不等于他们就会自，觉地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每个社会成员只有行使了公民责任和义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成为合格公民，意味着要形成公民意识、养成公民人格，真正，发挥公民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公民人格，指的是公民在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应当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对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怀、富有公民道德、热心政治参与是公民人格的体现。
我们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公民人格，这样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公民人格所体现的强烈的认同本质。1848年3月，马克思正在荷兰旅行，通过阅读当地报纸，马克思切身感到活在“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之下的德国人与当时荷兰人相比而言，“一个最寻常的荷兰人也比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强，因为不管怎样他总算是一个公民”，“连最缺乏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不 能不感到这种民族耻辱”，“这种民族耻辱”让马克思“羞愧得无地自容”。可见，公民人格包含着公民对于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公民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公民身份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公共生活，获得公共承认和尊重，“比起其他各种社会身份，更能够满足人类的根本政治需要，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赋予一个人公民身份意味着这个人为整个共同体接纳，承认他对共同体的贡献，同时也承认他的个体自主性性格。”所以公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比较自然。
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认同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完成，这种参与应该是一种决策和选择阶段的介入和能力建设。健康的共同体离不开积极的公民认同和公民行动，“不参与公共行动的公民至多是一群潜在的公民。”通过普遍的、高品质的参与，“个人将他们自己界定为公民，并且聚合起来直接解决冲突、达到目的或执行政策时，这个概念才能获得一种具体感和纯粹的真实。……公民身份使公民行动知晓了公共性和正义的必要常识，而政治活动则教会了个人作为公民如何进行公共的思考。政治成为了其自身的大学，公民身份成为其自身的训练场，并且参与成为其自身的老师。”马克思也认为，市民本身在市民社会中只是作为处在国家之外、与政治国家没有关系的一个私人而存在着的，市民“要成为真正的公民，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市民现实性的范围，摆脱这种现实性，离开这整个的组织而进入自己的个体性，因为他暴露出来的个体性本身是他为自己的公民身份找到的唯一存在形式。……只有在他同各种单独存在的共同体的矛盾中，只有作为个人，他才能成为公民”。他还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角度阐述了公民回归社会的现实意义：“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原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身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
只有在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消解权利和责任之间的虚假对立的过程中，公民才不会视政治参与为自己生活的妨碍，也不会把社会公共事务看做是强加于己的外在负担，而是自觉地认同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政治身份，把自身发展与共同体的要求联系起来，把自己日常生活的目标与政治共同体的需要结合起来，把公共事务看做是自己的事务，实现公民与政治共同体这一“政治现实的两个方面”本质上的和谐与统一，实现公民的价值与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公民容易分享共同的政治心理情感与价值观念，学会善待公共生活中的其他公民，不将他人视为障碍和对手，这些都是公民必须具备的公民道德。从本质上来看，公民道德是一个发展健全的公民社会自我培育的道德，是社会成员通过公共生活领域中共同的生活经验确定下来的普遍规则和共同习惯；是一种通过公共生活交往实践而积累的社会资本。公民道德在个体品性中，仅仅是与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相关的基本德性，不是个体的所有德性；公民道德在社会领域中，仅仅是与政治法律的公共领域相关的道德，不是一切社会领域的道德。凡此种种，强调的都是公民道德的自治、协调、补充与形塑的价值，因之公民道德被视为公民社会的维系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三、公民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制度安排
公民身份作为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安排，其作用的发挥也要通过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使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具备公民人格，成为合格公民，发展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互惠合作的社会生活，最终促进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人类进步。
现代国家的政体基本上以民主政体为主，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是一个关乎民主存续的政治命题。一方面，民主“不仅仅要求有效的私人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求有效的公共判断。为了满足这个需要，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政治意识，它将扩大对利益驱动的个人的理解和同情，将他们转变为能以新创制的共同规范和新设想的公共物品来创新评估自身以及自己利益的公民。”另一方面，公民本身就是“学会怎么做出各种公共判断并且能够运用各种公共术语来评价各种善的个体”，“如果没有公民教育，民主的选择不过是私人偏见的表达和集合”。再者，所有的政体都必然按照自己的政体精神推行自己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所以，公民教育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人事务，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成为合格的公民，不仅要求公民个人自觉地履行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真正发挥公民应起的作用，还要求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方式担负起培养公民的责任，发展公民人格，提升公民能力。
“在公共生活中，公民教育实质上是使社会成员从‘群众’转化为公民的政治行动。”公民教育是为了公民的教育，“公民身份教育不只是教授有关政府制度或宪法原则的基本事实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灌输特定的习惯、德行与认同的问题。”它是针对社会成员担任公民角色的质量展开的，培养符合当前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方向的“好公民”的教育。它通过适当的教育手段帮助公民形成对自身主体身份的正确认识，塑造公民人格，发展公民能力，使之能准确地把握自己同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中国，公民教育不是哪一个人群教育另外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一种全民教育，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所有的人都有必要进行公民学习和教育。除了在学校中实行公民教育外，社会单元本身如单位、社团、社区、体制内的企业等提供的学习式的或参与性的教育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如何将关乎公民的教育贯穿于广义的各种学习和参与活动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主题。
当公民教育与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德教育相遇时，公民道德教育自然成为培育公民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但是，公民教育显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公民道德教育(笔者认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仅是传统道德教育回应现代公民精神缺失并实现向公民教育转向的一种建构性策略)。必须强调，公民教育是以公民为对象，通过公共生活参与(包括学校的公民生活)，以培养“好公民”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教育与生活的不可分离性使生活成为伟大的教育者，“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通过公民生活实现公民教育”都是蕴涵着重要价值的教育战略思想。这意味着教育生活应该被发展或改造成为参与性和公共性的生活，“因为无论如何，只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公共性的活动——才是一个民主公民教育完全成功的形式。”为此，国家和社会要着力于开放公共生活、扩大公共参与，构造发展公共交往生活和实践，使得公民生活同公民社会相接触。发生密切的、现实的联系。
总之，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既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也离不开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来规范和维系。公民身份作为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安排，其作用的发挥也要通过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使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具备公民人格，成为合格公民，发展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互惠合作的社会生活，最终促进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人类进步。
(责任编辑：王 啸)
一、公民身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身份基础
构建公民身份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步的事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盼最大特征就是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地市场化，社会成员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容易导致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转型社会的“断裂”和“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公民身份着手来构建和谐社会。
公民身份牵涉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复杂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处于发展变动之中，所以很难有一个简单、静止、古今中外一体适用的定义。佛克队为：“公民身份指该社会成员的特定地位，其内涵包括了各种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并坚持平等、正义与自治的价值。……唯有人们认清阻碍公民身份落实的障碍，并予以清除之后，这个身份才能产生丰富的意涵。”雅诺斯基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认为，公民身份包含着权利和义务两个维度，它是公民直接与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共和国之间发生分配、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资格。
中国古代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公民身份，它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随着西方市场社会的崛起，内容慢慢获得充实，从社会的一小部分团体逐步地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化进程。它表现为公民身份民事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即三种基本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在马歇尔看来，公民身份问题从本质上讲在于如何保证每个人被作为完整而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要保证这种意义上的成员资格，就必须不断增加公民权利。”就中国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首先通过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社会权利，惠及社会上大部分成员。公民身份的另外两种权利，即私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萎缩。改革开放后，私人权利的一部分要素首先得到发育：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缔结契约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但是，社会权利却被急剧地削弱了，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转型期遭受了市场化的冲击。政治权利则在城乡社会的村委会和街道社区等微观层面上缓慢发展。公民身份的这种发育虽然不够均衡，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褚松燕认为；“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现代公民资格由于涵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为公民个人存在和平等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具体来讲，公民身份的保护作用和重要价值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公民身份将具有不同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社会成员整合成现代国家的成员，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普遍适用的成员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预期。第二，公民身份通过政治与法律安排的形式落实主权在民原则，赋予人们设计、制定与实施社会规则的权利和参与解决利益分歧与冲突的资格。公民身份不仅能够“依据尊重他人权利的原则以及为这些权利所依赖的共同体的存续所负起的义务，来治理社会”，还“具有强大的能量，可挑战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不正义。”第三，公民身份是达成政治共识和维持统治的关键，它“可以创造出合乎正当性的强烈认同。公民身份主张所有人应彼此平等对待，所以能够消解造成社会紧张，威胁社会秩序的根源。其次，由于能够同时照顾到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等理想，建构出所有成员荣辱与共的社会生活方式，公民身份也能以合乎正义的方式，解决资源分配与管理问题。”第四，公民身份也是公共生活交往的身份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口流动空前加剧，大大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和社会接触面，社会也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公民身份作为“陌生人社会”中“一般他者”之间交往的身份形式，使交往摆脱了亲情关系和感情关系，降低了交往成本，有助于社会成员发展交往与合作。由此可见。现代大型社会和民主国家只有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才可能组织和谐有序、文明的公共生活。
构建公民身份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步的事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地市场化，社会成员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容易导致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转型社会的“断裂”和“失衡”(孙立平教授语)，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公民身份着手。如果国家能够逐步克服官民对立思想和多数重要思想，尊重、善待其公民，尊重公民个人的独立性、公民关系的平等性与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合理划分不同公民应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在物质上与心理上不对公民实施任何制度性歧视和差别对待，保障公民具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平等机会，为提升公民能力创造条件，那么，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必然是和谐的、文明的国家和社会。
二、公民人格是和谐社会教育的目的性诉求
从本质上来看，，公民道德是一个发展健全的公民社会自我培育的道德，是社会成员通过公共生活领域中共同的生活经验确定下来的普遍规则和共同习惯，是一种通过公共生活交往实践而积累的社会资本。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拥有宪法和法律所承认的公民身份并不等于他们就会自，觉地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每个社会成员只有行使了公民责任和义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成为合格公民，意味着要形成公民意识、养成公民人格，真正，发挥公民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公民人格，指的是公民在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应当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对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怀、富有公民道德、热心政治参与是公民人格的体现。
我们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公民人格，这样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公民人格所体现的强烈的认同本质。1848年3月，马克思正在荷兰旅行，通过阅读当地报纸，马克思切身感到活在“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之下的德国人与当时荷兰人相比而言，“一个最寻常的荷兰人也比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强，因为不管怎样他总算是一个公民”，“连最缺乏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不 能不感到这种民族耻辱”，“这种民族耻辱”让马克思“羞愧得无地自容”。可见，公民人格包含着公民对于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公民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公民身份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公共生活，获得公共承认和尊重，“比起其他各种社会身份，更能够满足人类的根本政治需要，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赋予一个人公民身份意味着这个人为整个共同体接纳，承认他对共同体的贡献，同时也承认他的个体自主性性格。”所以公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比较自然。
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认同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完成，这种参与应该是一种决策和选择阶段的介入和能力建设。健康的共同体离不开积极的公民认同和公民行动，“不参与公共行动的公民至多是一群潜在的公民。”通过普遍的、高品质的参与，“个人将他们自己界定为公民，并且聚合起来直接解决冲突、达到目的或执行政策时，这个概念才能获得一种具体感和纯粹的真实。……公民身份使公民行动知晓了公共性和正义的必要常识，而政治活动则教会了个人作为公民如何进行公共的思考。政治成为了其自身的大学，公民身份成为其自身的训练场，并且参与成为其自身的老师。”马克思也认为，市民本身在市民社会中只是作为处在国家之外、与政治国家没有关系的一个私人而存在着的，市民“要成为真正的公民，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市民现实性的范围，摆脱这种现实性，离开这整个的组织而进入自己的个体性，因为他暴露出来的个体性本身是他为自己的公民身份找到的唯一存在形式。……只有在他同各种单独存在的共同体的矛盾中，只有作为个人，他才能成为公民”。他还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角度阐述了公民回归社会的现实意义：“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原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身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
只有在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消解权利和责任之间的虚假对立的过程中，公民才不会视政治参与为自己生活的妨碍，也不会把社会公共事务看做是强加于己的外在负担，而是自觉地认同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政治身份，把自身发展与共同体的要求联系起来，把自己日常生活的目标与政治共同体的需要结合起来，把公共事务看做是自己的事务，实现公民与政治共同体这一“政治现实的两个方面”本质上的和谐与统一，实现公民的价值与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公民容易分享共同的政治心理情感与价值观念，学会善待公共生活中的其他公民，不将他人视为障碍和对手，这些都是公民必须具备的公民道德。从本质上来看，公民道德是一个发展健全的公民社会自我培育的道德，是社会成员通过公共生活领域中共同的生活经验确定下来的普遍规则和共同习惯；是一种通过公共生活交往实践而积累的社会资本。公民道德在个体品性中，仅仅是与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相关的基本德性，不是个体的所有德性；公民道德在社会领域中，仅仅是与政治法律的公共领域相关的道德，不是一切社会领域的道德。凡此种种，强调的都是公民道德的自治、协调、补充与形塑的价值，因之公民道德被视为公民社会的维系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三、公民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制度安排
公民身份作为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安排，其作用的发挥也要通过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使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具备公民人格，成为合格公民，发展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互惠合作的社会生活，最终促进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人类进步。
现代国家的政体基本上以民主政体为主，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是一个关乎民主存续的政治命题。一方面，民主“不仅仅要求有效的私人利益，更重要的是要求有效的公共判断。为了满足这个需要，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政治意识，它将扩大对利益驱动的个人的理解和同情，将他们转变为能以新创制的共同规范和新设想的公共物品来创新评估自身以及自己利益的公民。”另一方面，公民本身就是“学会怎么做出各种公共判断并且能够运用各种公共术语来评价各种善的个体”，“如果没有公民教育，民主的选择不过是私人偏见的表达和集合”。再者，所有的政体都必然按照自己的政体精神推行自己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所以，公民教育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人事务，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成为合格的公民，不仅要求公民个人自觉地履行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真正发挥公民应起的作用，还要求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方式担负起培养公民的责任，发展公民人格，提升公民能力。
“在公共生活中，公民教育实质上是使社会成员从‘群众’转化为公民的政治行动。”公民教育是为了公民的教育，“公民身份教育不只是教授有关政府制度或宪法原则的基本事实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灌输特定的习惯、德行与认同的问题。”它是针对社会成员担任公民角色的质量展开的，培养符合当前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方向的“好公民”的教育。它通过适当的教育手段帮助公民形成对自身主体身份的正确认识，塑造公民人格，发展公民能力，使之能准确地把握自己同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中国，公民教育不是哪一个人群教育另外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一种全民教育，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所有的人都有必要进行公民学习和教育。除了在学校中实行公民教育外，社会单元本身如单位、社团、社区、体制内的企业等提供的学习式的或参与性的教育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如何将关乎公民的教育贯穿于广义的各种学习和参与活动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主题。
当公民教育与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德教育相遇时，公民道德教育自然成为培育公民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但是，公民教育显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公民道德教育(笔者认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仅是传统道德教育回应现代公民精神缺失并实现向公民教育转向的一种建构性策略)。必须强调，公民教育是以公民为对象，通过公共生活参与(包括学校的公民生活)，以培养“好公民”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教育与生活的不可分离性使生活成为伟大的教育者，“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通过公民生活实现公民教育”都是蕴涵着重要价值的教育战略思想。这意味着教育生活应该被发展或改造成为参与性和公共性的生活，“因为无论如何，只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公共性的活动——才是一个民主公民教育完全成功的形式。”为此，国家和社会要着力于开放公共生活、扩大公共参与，构造发展公共交往生活和实践，使得公民生活同公民社会相接触。发生密切的、现实的联系。
总之，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既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也离不开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来规范和维系。公民身份作为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安排，其作用的发挥也要通过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使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具备公民人格，成为合格公民，发展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互惠合作的社会生活，最终促进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人类进步。
(责任编辑：王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