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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指由各种出版物的出版、流通和利用而汇总形成的全国性的文学领域。出版文学系对视听文学而言，它以活字印刷为媒介，在整个文化领域中占居中心地位。从作为群众性宣传手段的机能来看，文学在即时性、临场感、直接感受力方面不如视听文学但它具有出版物特有的持久性、反复（利用）性、记录性、使用者处理自由性、传达思想及理论的可能性等优点。另外，因为它具有可以小规模、少印数出版的特点，从而具有多样化、多面化的倾向。文学与视听文学是并列的，但它在构成视听文学基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学对出版的形成要素有三：即以经营为目的的出版业者，受雇于出版业者的编辑人员和提供稿件的作者。这三者的素质是决定出版文化的内容及性质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出版文化的读者的素质，以及流通機构的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社会转型中文学发展的中国出版业
中国出版业对于近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认同，笔者强调的是，中国出版业作为具体的媒介形式，不仅仅是文学的发表和生存手段，它还对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媒介本身形成的文化，能超越传播内容而影响受众，甚至可以决定传播效果。在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文化，或媒介化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已开始构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制约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近代商业都市的崛起，又成为推动中国出版业和文学发展的直接因素，决定了报刊的命运。在中国出版业获得飞跃性发展的进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并不像传统出版业那样遍布中国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而是高度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几个大都市。特别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和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国出版业在晚清的发展壮大又呈现出何种形式和特点呢？学术界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出版技术的革新和出版物数量的激增这两个特点，然而，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这就是从业主体的变化。维新运动前后，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逐步取代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出版业重新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事业。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没有了功名之累，同时也少了晋身之阶，向往并投身出版便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途径。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一多半在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中得到发挥。在上海最早的中国出版业机构墨海书馆，王韬等人就供职其中，虽然那还只是少数几个人，还远未成为一种知识分子事业。其后，民营出版业出现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出版业的主体。19世纪末兴起的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民营出版企业，其与中国知识界的结合，成为改变西方传教士控制中国出版话语权的重要开端。首先是张元济、高梦旦等先进知识分子与商务的合作，其后是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加入商务，成为具有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编辑出版人。同时，全国数千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形成了强大的编辑出版阵容，代表了新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大量知识分子摆脱了轻视出版的传统观念，不但在主观上认同，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出版业看作是开启民智的有效手段，办报刊、办出版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成为知识分子新的价值取向。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认为出版有着文化与政治的深远意义，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的开始。出版从业主体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把出版与文学这两大板块融合为一体，并将现代出版业在推进文学的全面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二、文学对中国出版业的格局的生成
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导致了从创作、出版到流通和接受等各个流程与环节的文学运行机制的建立，文学的现代性格局逐步形成。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府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
1、文学的现代性生产和传播机制在近代的形成
文学创作个体—现代作家的形成，营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晚清以来，中国
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1898年现代西式学院的兴起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而后者划时代地切断了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路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离却了功名之途，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获得了各种新的社会资格：企业主、资本家、银行职员、教师以及编辑、记者、作家等自由职业。“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这句本是牢骚的话，在清末民初变为了现实。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出现了，“作家”成为一种专门性的职业，而不再是零星散乱的偶然现象。民国以后，不仅写小说可以谋生，还能以传授写小说的技能为职业。这也反映了小说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得到的认可。其后，为发表而写作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的首要动机，而稿费和版税则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作家成功与否的价值判断也有了多重标准。有不少作家如张恨水、张资平等因经济的成功大获盛名，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尚有争议。张恨水作为现代通俗文学大家，他的一生“创造出一个以一百一十部左右的作品构成的、以章回小说为主体的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销量，在文学史上无人能匹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连新文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书销量之多，恐怕鲁迅、茅盾、巴金、张资平都比不上而他的读者也未必是别人能争取得了的。张资平虽在新文学作家之列，却大写而特写恋爱小说，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千篇一律的小说，因为作者能供给青年所爱好的东西，所以销数很大。稿价虽每千字十元，各书店老板犹争先购买，可见他的小说是如何的流行了”。1926年他出版的小说《飞絮》到1930年已经印刷11版，达23000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进入大众畅销书的行列。对于这一点，沈从文不无戏谑地感叹，“张资平的作品，给了年轻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揪着了年轻人的感情，张资平的成就，也可说成为空前的成就”。作为“职业作家”，这两人，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评定角度，文学作品艺术的成功以及市场的成功对于作家来说都很重要，但对于出版商来说就会不同，因为“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出版必须盈利，不盈利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市场化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作家的两难处境：既要保持艺术家的自尊和品味，又要兼顾市场的需要。如何调和多方面的关系呢？这一直是困扰着新文学以及通俗文学作家的一个共同难题，也是新文学大众化要追求却始终难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2、文学传播方式的发展演变必然导致文体的变化
这一点学术界有人从中国古代传播手段的发展对于唐宋词风格转变的影响进行过初步探讨，阐述了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宋词可以缘事而发、无复依傍，逐渐摆脱非语言传播符号对宋词的影响，由原先供乐妓演唱、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一变而为格式固定、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一种新诗体，即长短句。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再次革新，不仅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文体的演化，而且促进了整个文学文体格局的生成。作为媒介或载体，文学传播方式并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但它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对文学体式的生成和演化有着独特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期可以看得尤为清楚。书、报、刊等多种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带来了现代文体从语言、结构到表现方式等多方面的显著变化，催生了诸如随笔、杂感、报告文学等各种各样适合报刊媒体发表的文体形式，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体的大量问世及其走向成熟，出现了众多中長篇小说连载的体式等。
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的“新闻文学”的概念，它把近代报纸副刊、文艺类报纸以及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学和文艺类作品统称为“新闻文学”，并强调其具有“时间性、通俗性、趣味性”这三大特性。“新闻文学”这一概念虽然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新闻与文学的界限，但事实上在清末之际，“新闻文学”混合着“新派诗”、“长短篇连载”、“政论文学”以及“杂文”、“滑稽小品”等多种形式成为一种综合的特异的文体，甚至可以说，“新闻文学”几乎成了整个近代文学的代名词。而这里的“新闻”又特指的是大众传媒。“新闻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对“桐城派”古文的统治地位构成很强的冲击，能够顶住传统主流文学对俗文学的排斥和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而形成的及时、通俗、有趣等重要特点。
三、近代大众传媒对白话文的推进作用
语言形式的变化是文体变革的基础，没有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及白话文形式的确立，就没有现代诗歌、小说、散文、话剧等各种新文学文体的全面发展与成熟，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我想强调的是，白话文究竟是如何得以确立的？现代白话文是如何冲出几千年传统文言文的厚壁而获得新生的？对于这一点，人们当然会首先想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之前，已经有一批有识之士，特别是晚清那些大师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语言形式的浅显易懂关乎整个民族生存（当然也包括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学及现代文体的形成，是以其特定要求的语体、语势即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为坚实基础的，而白话文的全面兴起乃至正宗地位的确立，又是以中国近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为运作平台和重要动力的。这一逻辑所阐释的正是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生成及发展形态的互动关系。从晚清到五四文学革命之际，在文学观念与出版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已经出现了文学体裁不断完备的格局，出现了各种文体均衡发展的基本态势。各种文体在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生成了许多新的体裁形式。这种文体形式的丰富发展，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而且使文体格局更趋合理化从而奠定了五四新文学整体格局的基础。
结 论
中国近代文学由于中国出版事业影响所带来的关注现实，贴近新闻的倾向;所形成的作家群和读者群、所具备的市场运作形式，都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可以说，文学中出现的作家群、读者群、文学流派以及诸多文学艺术主张，都与此有着十分紧要的联系。
责任编辑：杨建
一、社会转型中文学发展的中国出版业
中国出版业对于近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认同，笔者强调的是，中国出版业作为具体的媒介形式，不仅仅是文学的发表和生存手段，它还对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媒介本身形成的文化，能超越传播内容而影响受众，甚至可以决定传播效果。在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文化，或媒介化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已开始构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制约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近代商业都市的崛起，又成为推动中国出版业和文学发展的直接因素，决定了报刊的命运。在中国出版业获得飞跃性发展的进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并不像传统出版业那样遍布中国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而是高度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几个大都市。特别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和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国出版业在晚清的发展壮大又呈现出何种形式和特点呢？学术界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出版技术的革新和出版物数量的激增这两个特点，然而，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这就是从业主体的变化。维新运动前后，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逐步取代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出版业重新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事业。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没有了功名之累，同时也少了晋身之阶，向往并投身出版便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途径。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一多半在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中得到发挥。在上海最早的中国出版业机构墨海书馆，王韬等人就供职其中，虽然那还只是少数几个人，还远未成为一种知识分子事业。其后，民营出版业出现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出版业的主体。19世纪末兴起的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民营出版企业，其与中国知识界的结合，成为改变西方传教士控制中国出版话语权的重要开端。首先是张元济、高梦旦等先进知识分子与商务的合作，其后是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加入商务，成为具有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编辑出版人。同时，全国数千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形成了强大的编辑出版阵容，代表了新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大量知识分子摆脱了轻视出版的传统观念，不但在主观上认同，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将中国出版业看作是开启民智的有效手段，办报刊、办出版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成为知识分子新的价值取向。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认为出版有着文化与政治的深远意义，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的开始。出版从业主体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把出版与文学这两大板块融合为一体，并将现代出版业在推进文学的全面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出来。
二、文学对中国出版业的格局的生成
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导致了从创作、出版到流通和接受等各个流程与环节的文学运行机制的建立，文学的现代性格局逐步形成。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府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
1、文学的现代性生产和传播机制在近代的形成
文学创作个体—现代作家的形成，营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晚清以来，中国
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1898年现代西式学院的兴起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而后者划时代地切断了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路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离却了功名之途，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获得了各种新的社会资格：企业主、资本家、银行职员、教师以及编辑、记者、作家等自由职业。“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这句本是牢骚的话，在清末民初变为了现实。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出现了，“作家”成为一种专门性的职业，而不再是零星散乱的偶然现象。民国以后，不仅写小说可以谋生，还能以传授写小说的技能为职业。这也反映了小说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得到的认可。其后，为发表而写作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的首要动机，而稿费和版税则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作家成功与否的价值判断也有了多重标准。有不少作家如张恨水、张资平等因经济的成功大获盛名，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尚有争议。张恨水作为现代通俗文学大家，他的一生“创造出一个以一百一十部左右的作品构成的、以章回小说为主体的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销量，在文学史上无人能匹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连新文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书销量之多，恐怕鲁迅、茅盾、巴金、张资平都比不上而他的读者也未必是别人能争取得了的。张资平虽在新文学作家之列，却大写而特写恋爱小说，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千篇一律的小说，因为作者能供给青年所爱好的东西，所以销数很大。稿价虽每千字十元，各书店老板犹争先购买，可见他的小说是如何的流行了”。1926年他出版的小说《飞絮》到1930年已经印刷11版，达23000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进入大众畅销书的行列。对于这一点，沈从文不无戏谑地感叹，“张资平的作品，给了年轻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揪着了年轻人的感情，张资平的成就，也可说成为空前的成就”。作为“职业作家”，这两人，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评定角度，文学作品艺术的成功以及市场的成功对于作家来说都很重要，但对于出版商来说就会不同，因为“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出版必须盈利，不盈利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市场化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作家的两难处境：既要保持艺术家的自尊和品味，又要兼顾市场的需要。如何调和多方面的关系呢？这一直是困扰着新文学以及通俗文学作家的一个共同难题，也是新文学大众化要追求却始终难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2、文学传播方式的发展演变必然导致文体的变化
这一点学术界有人从中国古代传播手段的发展对于唐宋词风格转变的影响进行过初步探讨，阐述了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宋词可以缘事而发、无复依傍，逐渐摆脱非语言传播符号对宋词的影响，由原先供乐妓演唱、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一变而为格式固定、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一种新诗体，即长短句。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再次革新，不仅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文体的演化，而且促进了整个文学文体格局的生成。作为媒介或载体，文学传播方式并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但它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对文学体式的生成和演化有着独特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期可以看得尤为清楚。书、报、刊等多种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带来了现代文体从语言、结构到表现方式等多方面的显著变化，催生了诸如随笔、杂感、报告文学等各种各样适合报刊媒体发表的文体形式，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体的大量问世及其走向成熟，出现了众多中長篇小说连载的体式等。
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的“新闻文学”的概念，它把近代报纸副刊、文艺类报纸以及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学和文艺类作品统称为“新闻文学”，并强调其具有“时间性、通俗性、趣味性”这三大特性。“新闻文学”这一概念虽然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新闻与文学的界限，但事实上在清末之际，“新闻文学”混合着“新派诗”、“长短篇连载”、“政论文学”以及“杂文”、“滑稽小品”等多种形式成为一种综合的特异的文体，甚至可以说，“新闻文学”几乎成了整个近代文学的代名词。而这里的“新闻”又特指的是大众传媒。“新闻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对“桐城派”古文的统治地位构成很强的冲击，能够顶住传统主流文学对俗文学的排斥和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而形成的及时、通俗、有趣等重要特点。
三、近代大众传媒对白话文的推进作用
语言形式的变化是文体变革的基础，没有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及白话文形式的确立，就没有现代诗歌、小说、散文、话剧等各种新文学文体的全面发展与成熟，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我想强调的是，白话文究竟是如何得以确立的？现代白话文是如何冲出几千年传统文言文的厚壁而获得新生的？对于这一点，人们当然会首先想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之前，已经有一批有识之士，特别是晚清那些大师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语言形式的浅显易懂关乎整个民族生存（当然也包括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学及现代文体的形成，是以其特定要求的语体、语势即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为坚实基础的，而白话文的全面兴起乃至正宗地位的确立，又是以中国近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为运作平台和重要动力的。这一逻辑所阐释的正是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生成及发展形态的互动关系。从晚清到五四文学革命之际，在文学观念与出版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已经出现了文学体裁不断完备的格局，出现了各种文体均衡发展的基本态势。各种文体在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生成了许多新的体裁形式。这种文体形式的丰富发展，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而且使文体格局更趋合理化从而奠定了五四新文学整体格局的基础。
结 论
中国近代文学由于中国出版事业影响所带来的关注现实，贴近新闻的倾向;所形成的作家群和读者群、所具备的市场运作形式，都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可以说，文学中出现的作家群、读者群、文学流派以及诸多文学艺术主张，都与此有着十分紧要的联系。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