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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物已成为当前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仅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和保护水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改善农村环境的内在要求。
“以前没有化肥,田地里泥鳅黄鳝很多。如今,田里连吸血的蚂蟥都没了。”在农村生活了50多年的杨大妈如此感叹。生物链的改变很大程度是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
据介绍,近年来,浙江省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开展“农药减量控害增效工程”,至2009年底,全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县已达72个,基本实现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6019.43万亩(次),建成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控害示范区60多个;建立农药减量工程示范区436个,推广实施面积638万亩。
执法检查组发现,由于我省复种指数高,每公顷播种面积平均施肥、施药量分别为373.65公斤和26.11公斤,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化肥、农药有效利用率又都在30%左右,大部分直接进入河流、湖泊,污染水体。
除了化肥以外,畜禽粪便是氮磷的又一重要来源,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因此,不断扩张的畜禽养殖业对农村水环境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2010年6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明率领的执法检查组来到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陈良村、新簧社区检查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情况。
据介绍,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凤桥镇,平湖市曹桥街道,海盐县西塘桥镇地处三县(市、区)交界,水系相互贯通,简称“新三桥”,当地百姓戏称“猪三角”,是嘉兴市生猪养殖最密集的地区,仅占全市7.8%的耕地上饲养了全市近1/4的生猪,年存栏生猪62.27万头,年出栏生猪118万头。
生猪养殖在给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粪便污染也成为当地环保部门头疼的事情。陪同检查的当地领导坦言,经过近几年来的整治,该区域畜禽养殖污染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常年存栏生猪50头以下的散养户直排现象仍然存在,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统计显示,2007—2009年,嘉兴市建成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中心66个,全面完成了5208家存栏生猪50头以上养殖场(户)的治理任务,但对小规模、家庭分散式养猪户的治理工作,仍缺乏行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监管难度很大。“农民要增收,我们也不能明令禁止散养户。”当地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对此颇为无奈。
省农业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畜禽规模场排泄物综合利用任务繁重。“2010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治理任务有4596个,为前4年治理总量的一半多,涉及79个县(市、区),分布广、规模小、治理难度较大,且今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缩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治理工作进度及养殖场的治理积极性。”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浙江省已经开始对畜禽排泄物进行了集中“手术”。在陈良村畜粪收集处理中心空旷的生产车间里,执法检查组的成员们看到,二三个工人正用铁锹将堆积的干粪便铲入均翻机。经过打碎、翻匀,采用生物技术的处理,这些原本让村民头疼、严重影响村容村貌的畜禽粪便将摇身一变,成为畅销的有机肥。
据悉,至2009年底,全省已有88个县(市、区)划定了禁、限养区,完成年存栏生猪200头以上、牛20头以上养殖场治理7894个,累计建成各级生态畜牧小区675个,其中省级204个,入区从事畜禽养殖的经营者达5287户,并带动3.59万农户发展畜禽生态养殖。全省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已超过80%,全省采用农牧结合型治理模式规模场占85%以上,落实配套农田果园鱼塘12万亩,创建了宁海、南湖等一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典型。
检查中,检查组也发现,由于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薄弱,加上受经济条件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已经对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农村居民生活污水绝大部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农村生活垃圾大部分被农户随意堆放或倾倒于河道两侧,河道成了天然的排污沟和垃圾场。
材料显示,目前,已有13000多个村庄实施了生活污水治理,占全省行政村的40%以上;在平原地區,普遍推行“户集、村收、镇(乡)中转、县(市)处理”的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不过,目前农村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清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省环保厅的同志对存在的问题并不讳言。
“相对工业污染治理来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起步较晚,重视程度还不够,而且造成面源污染的主体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民,在认识上没有面源污染的概念,面广量大点多,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浙江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一些部门反映,目前尽管已有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但仍缺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或者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方面的专门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难度。
“对于企业,我们可以通过处罚,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主体农民,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农业面源污染执法缺乏法律依据。”在6月10日下午举行的执法检查反馈会上,嘉兴市副市长陈越强表示。
“以前没有化肥,田地里泥鳅黄鳝很多。如今,田里连吸血的蚂蟥都没了。”在农村生活了50多年的杨大妈如此感叹。生物链的改变很大程度是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
据介绍,近年来,浙江省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开展“农药减量控害增效工程”,至2009年底,全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县已达72个,基本实现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6019.43万亩(次),建成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控害示范区60多个;建立农药减量工程示范区436个,推广实施面积638万亩。
执法检查组发现,由于我省复种指数高,每公顷播种面积平均施肥、施药量分别为373.65公斤和26.11公斤,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化肥、农药有效利用率又都在30%左右,大部分直接进入河流、湖泊,污染水体。
除了化肥以外,畜禽粪便是氮磷的又一重要来源,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因此,不断扩张的畜禽养殖业对农村水环境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2010年6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明率领的执法检查组来到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陈良村、新簧社区检查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情况。
据介绍,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凤桥镇,平湖市曹桥街道,海盐县西塘桥镇地处三县(市、区)交界,水系相互贯通,简称“新三桥”,当地百姓戏称“猪三角”,是嘉兴市生猪养殖最密集的地区,仅占全市7.8%的耕地上饲养了全市近1/4的生猪,年存栏生猪62.27万头,年出栏生猪118万头。
生猪养殖在给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粪便污染也成为当地环保部门头疼的事情。陪同检查的当地领导坦言,经过近几年来的整治,该区域畜禽养殖污染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常年存栏生猪50头以下的散养户直排现象仍然存在,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统计显示,2007—2009年,嘉兴市建成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中心66个,全面完成了5208家存栏生猪50头以上养殖场(户)的治理任务,但对小规模、家庭分散式养猪户的治理工作,仍缺乏行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监管难度很大。“农民要增收,我们也不能明令禁止散养户。”当地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对此颇为无奈。
省农业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畜禽规模场排泄物综合利用任务繁重。“2010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治理任务有4596个,为前4年治理总量的一半多,涉及79个县(市、区),分布广、规模小、治理难度较大,且今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缩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治理工作进度及养殖场的治理积极性。”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浙江省已经开始对畜禽排泄物进行了集中“手术”。在陈良村畜粪收集处理中心空旷的生产车间里,执法检查组的成员们看到,二三个工人正用铁锹将堆积的干粪便铲入均翻机。经过打碎、翻匀,采用生物技术的处理,这些原本让村民头疼、严重影响村容村貌的畜禽粪便将摇身一变,成为畅销的有机肥。
据悉,至2009年底,全省已有88个县(市、区)划定了禁、限养区,完成年存栏生猪200头以上、牛20头以上养殖场治理7894个,累计建成各级生态畜牧小区675个,其中省级204个,入区从事畜禽养殖的经营者达5287户,并带动3.59万农户发展畜禽生态养殖。全省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已超过80%,全省采用农牧结合型治理模式规模场占85%以上,落实配套农田果园鱼塘12万亩,创建了宁海、南湖等一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典型。
检查中,检查组也发现,由于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薄弱,加上受经济条件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已经对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农村居民生活污水绝大部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农村生活垃圾大部分被农户随意堆放或倾倒于河道两侧,河道成了天然的排污沟和垃圾场。
材料显示,目前,已有13000多个村庄实施了生活污水治理,占全省行政村的40%以上;在平原地區,普遍推行“户集、村收、镇(乡)中转、县(市)处理”的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不过,目前农村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清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省环保厅的同志对存在的问题并不讳言。
“相对工业污染治理来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起步较晚,重视程度还不够,而且造成面源污染的主体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民,在认识上没有面源污染的概念,面广量大点多,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浙江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一些部门反映,目前尽管已有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但仍缺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或者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方面的专门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难度。
“对于企业,我们可以通过处罚,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主体农民,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农业面源污染执法缺乏法律依据。”在6月10日下午举行的执法检查反馈会上,嘉兴市副市长陈越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