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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真正存在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又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哪些影响？笔者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两个维度剖析中国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社会影响。
中产阶层崛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中国中产阶层崛起，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变化。相应的，许多与中产阶层崛起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但这个阶段的许多基本特点，都在总体上仍然与全世界中产阶层人口最多的国家相似——社会阶层组织不成熟、相对比较容易偏激或激进、政治利益分散、摇摆性大等。
（一）中国与西方在中产阶层形成及其社会结构变化方面的不同
中国正在大规模接受外部制造业，一方面是劳工群体总量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同时出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大规模的但却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中国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巩固。
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相应地也产生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虽然经济危机后迫切要求加快城市化以提高国内资本投资需求，缓解产能过剩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城市化带来的中产阶层崛起又对我国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产阶层崛起带来了新的治理诉求
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在某些领域已经不能满足新兴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本来应该有倾向于市民社会的诉求，但后来逐渐趋向于保守——越是“中产”的群体越希望社会稳定。然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方面范围跨度较大，职业众多，没有形成像大资产阶层或者少数富裕阶层那样清楚的阶层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对政策决策施加直接影响。
总体来看，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或者政治诉求表达不够清楚，或者说虽然有表达方式、渠道和表達内容，但却处于零乱状态而不能够成“群体表达”。也没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没有足够的理论机构愿意开诚布公地指导这个崛起的群体；或者，他们的代表者还没有条件形成任何理论与政策，让他们将自己的合理诉求得到合理转化。
（三）要从政治高度维护中产阶层生存发展
中国目前还是图钉型社会，这个大头钉的钉面是大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钉杆是所谓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是超级富豪。这种现状只有从政治的高度出发才能有所改善。
首先要改变政府现有资源分配格局，关注中产阶层民生问题。
中国有全世界最强的实体经济，但是不能按这样的分配格局继续走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政府开支、消费增加了144倍，超过GDP的19%。欧美国家都是占GDP的5%～8%。对于中国现在的财富，政府拥有的最多，国有企业、垄断企业次之，居民是第三。政府过度占有资源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分配制度，进而影响中产阶层的生存发展。
中产阶层的民生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妥善解决中产阶层民生问题，他们才不会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形成庞大的利益诉求群体，才能避免新的社会矛盾激化。
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发展越好，阶层分化越严重，中国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层级分化的资源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资本化两个方面。
（一）中产阶层分化向资源化发展
中产阶层分化大致是资源占有少的阶层向资源多的阶层转化。这几年社会十个阶层中收入涨得最多的，大多集中在国家干部与社会管理者层级中。由于这两个阶层占有社会资源丰富，就成了中产阶层崛起造成中国社会内部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
（二）社会管理职能向国内为主的资本化发展
过去研究社会部门变化时，因为国内社会资本的力量非常弱小，所以不仅需要了解政府的态度和策略，还要了解海外的意志。但最近这两年要了解社会部门的变化，必须了解国内社会资本的意志，因为它们现在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
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日趋成熟，资本所有者已经有了清晰的阶层意识，也有了一点超越自我的利益考虑，虽然更多的是从自己和整个阶层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其关注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开始在社会领域逐步寻求发声。
虽然中产阶层和资本的结合非常快，但社会却对此没有什么批判，甚至也没有任何抵触，造成这个领域的变化非常大。
在经济领域中，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逐渐达成共识，就是“产权明晰 市场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在政治领域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建立起一些共识，比如对现有结构改革完善的看法，最近也逐渐在社会领域中建立起共识。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
中产阶层崛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中国中产阶层崛起，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变化。相应的，许多与中产阶层崛起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但这个阶段的许多基本特点，都在总体上仍然与全世界中产阶层人口最多的国家相似——社会阶层组织不成熟、相对比较容易偏激或激进、政治利益分散、摇摆性大等。
（一）中国与西方在中产阶层形成及其社会结构变化方面的不同
中国正在大规模接受外部制造业，一方面是劳工群体总量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同时出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大规模的但却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中国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巩固。
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相应地也产生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虽然经济危机后迫切要求加快城市化以提高国内资本投资需求，缓解产能过剩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城市化带来的中产阶层崛起又对我国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产阶层崛起带来了新的治理诉求
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在某些领域已经不能满足新兴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本来应该有倾向于市民社会的诉求，但后来逐渐趋向于保守——越是“中产”的群体越希望社会稳定。然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方面范围跨度较大，职业众多，没有形成像大资产阶层或者少数富裕阶层那样清楚的阶层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对政策决策施加直接影响。
总体来看，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或者政治诉求表达不够清楚，或者说虽然有表达方式、渠道和表達内容，但却处于零乱状态而不能够成“群体表达”。也没有相应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没有足够的理论机构愿意开诚布公地指导这个崛起的群体；或者，他们的代表者还没有条件形成任何理论与政策，让他们将自己的合理诉求得到合理转化。
（三）要从政治高度维护中产阶层生存发展
中国目前还是图钉型社会，这个大头钉的钉面是大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钉杆是所谓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是超级富豪。这种现状只有从政治的高度出发才能有所改善。
首先要改变政府现有资源分配格局，关注中产阶层民生问题。
中国有全世界最强的实体经济，但是不能按这样的分配格局继续走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政府开支、消费增加了144倍，超过GDP的19%。欧美国家都是占GDP的5%～8%。对于中国现在的财富，政府拥有的最多，国有企业、垄断企业次之，居民是第三。政府过度占有资源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分配制度，进而影响中产阶层的生存发展。
中产阶层的民生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妥善解决中产阶层民生问题，他们才不会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形成庞大的利益诉求群体，才能避免新的社会矛盾激化。
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发展越好，阶层分化越严重，中国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层级分化的资源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资本化两个方面。
（一）中产阶层分化向资源化发展
中产阶层分化大致是资源占有少的阶层向资源多的阶层转化。这几年社会十个阶层中收入涨得最多的，大多集中在国家干部与社会管理者层级中。由于这两个阶层占有社会资源丰富，就成了中产阶层崛起造成中国社会内部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
（二）社会管理职能向国内为主的资本化发展
过去研究社会部门变化时，因为国内社会资本的力量非常弱小，所以不仅需要了解政府的态度和策略，还要了解海外的意志。但最近这两年要了解社会部门的变化，必须了解国内社会资本的意志，因为它们现在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
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日趋成熟，资本所有者已经有了清晰的阶层意识，也有了一点超越自我的利益考虑，虽然更多的是从自己和整个阶层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其关注点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开始在社会领域逐步寻求发声。
虽然中产阶层和资本的结合非常快，但社会却对此没有什么批判，甚至也没有任何抵触，造成这个领域的变化非常大。
在经济领域中，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逐渐达成共识，就是“产权明晰 市场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在政治领域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建立起一些共识，比如对现有结构改革完善的看法，最近也逐渐在社会领域中建立起共识。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