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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博古告状，去苏北接受审查
1939年9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沦陷区的环境也更加复杂。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于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视，所以在公开到一定程度时，一定要检查自己的队伍，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敌人抓住弱点而遭杀害，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安全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决定搬家，重组机关。由我的母亲出面出钱去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景华新村租了一幢房屋，花了一千五百银币的“小费”，我与沙文汉在她老人家的掩护之下，把这个地方作为江苏省委一个开会地点。
我的女儿阿贝（整理者注：即沙尚之）在6月25日降生了，临产之前，我还在外面奔走，没有休息，产后没有满月就搬到新居。9月初沙文汉与刘晓同志两人结伴去了皖南军部（东南局所在地）汇报上海工作。我不可能卧床休息，就照常工作，这个时候工作特别忙，我就设法把初生的女儿寄养在附近一个妇产科医院——济华医院。这个医院是私人办的，院长叫徐济华，所以有此名称。徐医生很好，收下了我的女儿，她终生未婚，所以很爱别人的孩子。她给我帮了一个大忙，我是永记不忘的。女儿养到两岁后，我领回家里，由我的母亲抚养长大。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没有时间抚养孩子，我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的大事上去了。
在我这个家中，开过无数次的省委会议，或者个别接洽。虽然敌人盘查户口很严，好在有我母亲，她很善于应付敌人，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逃到上海，由刘晓陪同来住在我家隐蔽，后到4月间才回到江北盐城去。
1941年初，学委书记周一萍被调到江北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1940年底，职业界工作委员会有一位女同志是周一萍的堂姐姐，向党汇报说他是三青团员，此事传到省委，省委震惊非常，要我设法解决。当然除了动员他去江北之外，别无他法，我只好说了假话，说是组织上要求派一批干部去支援新四军，所以要周一萍和他的弟弟周维萍同去江北抗日根据地。我这样做是很痛苦的，但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疑问，自然只有服从党的决定让他们北去了。
过了不久，我和沙文汉二人也成了问题，事情是从重庆方面中共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传出来的，这个人即是博古。大概他当时负责组织工作，在审查干部的历史时，发现了我这个著名的反“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反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反党右派分子”在上海工作，他认为这大大地不妥。由于我的问题，自然也株连了沙文汉，因此刘晓也同我一样奉命执行。不过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沙文汉，说我有“历史问题”，我们二人都得去延安审查。去的方法是先到西安，然后送到延安，无奈1941年秋天这条交通线因为国民党反共不通了，所以决定让我们去江北抗日根据地。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马上要求前往江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首先去江北，到华中局去接受审查，而沙文汉因为问题不大，所以缓行一步，等到1942年江苏省委全部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他才离开上海。这又是一件很大的误会，经过多少年，我们才算查清了历史的真相，周一萍同志也一样背了许多年的包袱。谁使我们遭到这样的挫折的呢？我想主观主义作风是要负责任的。这是非常不好的历史教训，党蒙受损失，个人遭受冤枉，教训实在太严重了。
在盐阜区再遇饶漱石
1942年1月，我去江苏北部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戎马生活。从上海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盐（城）阜（宁）区这段路程，比到莫斯科去的一段路程还要艰难得多，这个地区是真正的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盐城、阜宁两个城市，由日本侵略者占据着，广大的农村有新四军部队，也有国民党韩德勤顽军的部队，又有汪伪组织起来的所谓“和平军”的汉奸部队，所以这个地区是蒋、汪、我方三角斗争地区。我们要从上海到新四军的军部，势必要通过许多关卡，遇到各种不同的部队，如果被发现是去新四军管辖地区的话，那就或者被捕，或者被杀害，所以要通过各种关卡盘查，需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江蘇省委和华中局在大江南北各口岸都设有各种交通站，而且还配备了熟悉路途的、可靠的交通员陪同前往。
同我一起去苏北的是汪璧同志，她的爱人是顾准同志，已在华中局工作，她是去同丈夫团圆的，自然是带着欣悦的心情踏上征途，至于我呢？则是抛弃了老母、幼女和爱人，孑然一身踏上征途的，我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党能够信任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员，希望党了解反王明宗派小集团是怎样一回事，但求能查清问题，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当时王明的势力与影响还很大，七大之前对王明路线尚未做出结论，谁敢说王明是野心家和宗派教条小集团的事呢？当然不可能。这如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要想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是多么的困难，有许多人连提出申诉、要求平反都会感到胆战心惊，怕去坐牢，否定“文革”与当年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有很多类似之处。1942年的情况虽然与三中全会前不同，中央领导班子已经变了，但是要弄清楚莫斯科“中大”问题和反四中全会决议问题，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对于个人的前程与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硬碰硬”的勇气还是充足的，抱着决死的精神，力求弄清大是大非，虽死又何足惜？清白才是最重要的！我的这种心情，沙文汉是理解的，他鼓励我去接受党的审查，把家中老少的担子由他来承担，我们在黄浦江边忍住悲愤的泪水，匆匆告别了。
我和汪璧两个女人都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惊险，才抵达华中局的组织部。军部设在盐阜区的单家港，满目黄土不见有树木，好不荒凉，同江南四季常青的景色相比，令人想起“江南好，能不忆江南”的诗句了。我们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亲切地同我们握手，问一路平安否？我真觉得组织部是“干部之家”。部里还有两个科长，一位是干部科长朱巩，一位是交通科长姓邓，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干部。组织部设在一间土屋里面，只有桌子和长凳，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再简单不过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站起来就走，真是轻装、单骑的军队生活。过了一会儿，朱巩同志叫勤务员拿了饭菜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正是敌后战斗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时期，这样的生活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不克服困难，是决不能坚持在敌后的农村的。 我同汪璧同志分手后，被送到不远的一个村庄，地名叫“停翅港”。这个徒有诗意的村庄，却是一片荒凉，人口稀少，居民不多，十分穷困的农村，我被引进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只有父子二人，他们住在黑暗的房内，外面一间是烧饭的，我就住在灶间里，有一张方桌，一块门板的床，原来这里还住着一个女秘书。
饶漱石住在不远的一个小茅屋里，听说原来这个房子是住一个乞丐的，粉刷一下，成为饶的办公室兼卧室。饶漱石同我在上海就是老相识了，他走过来看望我，知道我去根据地的目的是想由苏北出发去延安的，但他说：在华中局审查也一样，这是中央局，何必去延安呢？他要我留在他身边，帮助整理材料。他说：你得先看看许多电报，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才好去工作。我只得同意。就在我住的这个灶间里，每天看那不计其数的电报。他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让我阅读了，这是开办特殊训练班，使我初步懂得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叫我整理白区工作的文件，主要是彭真同志写的一些材料。那时刘少奇同志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是副书记、副政委，少奇同志也住在附近，他几次召见我去谈话。我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他对白区工作很有经验，这个白区工作的材料，可能是他需要用的吧。
不久，华中局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扩大会议，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少奇同志宣布中央调他去延安工作，提拔饶漱石为政委，同时提拔青年干部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的书记，他的总结报告讲得很好。少奇同志要去延安的消息传出后，我就去找少奇同志，请求跟他一同去延安，在那里接受组织对我的历史问题的审查。少奇同志说：此去要路经许多敌占区，要打仗、通过封锁线，你是一个女同志，不太方便，还是留在华中局工作吧。少奇同志带了一队人马出发了，穿着有皮领子的一件大衣，我送他策马上路去了。
饶漱石当了政委，本来华中局决定成立“妇委”“青委”的，我为妇委书记，陆璀为青委书记。但后来因为军事形势起变化，宣告流产。饶漱石要我帮助整理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经验，陆璀时常来聊天，她也在帮助饶漱石整理材料，据说饶在埋头起草一个大报告，群众运动是要详细写的，所以留我在单家港。
4月间，华中局决定我去创办《新华报》。这个工作当然不简单，我不想做，觉得还是去宣传部做些文字工作比较好，可是华中局的负责同志陈毅军长竭力主张要办党报，他怕我不肯去，还亲自约我去谈话。他同夫人张茜同志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他对我开玩笑说：同志嫂，要你做新闻记者去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当作终身职业来做啊！
我听到“终身职业”四个字，吃了一惊，我想我是来同王明打官司的，怎么一下子变成新闻记者了呢！而且还是终身职业？莫不是命运又在同我开玩笑？我连忙说：我没有能力办大报，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志来办吧！陈军长哈哈大笑，他说：经验是干出来的，我也不是当兵出身的，现在当军长，是干出来的呀！你何必如此胆小，我们还准备派黄源同志当副总编辑，你任总编辑，只要写社论，看看大样就可以了，校对、编排等事务工作由别人去搞。我看样子是无可拒绝了，只好答应下来。
受陈毅军长所托主编《新华报》
那时华中局只有一个电讯报，把延安新华总社每天拍来的电报译出来供各单位参考，因为条件困难，印刷并不多，一个排只有一份，电讯报社设在一个小村庄，离开军部约有十几里路。有一个编委，一个译电组，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有一部旧式的平板印刷机，随时准备打仗时拆开打埋伏（即埋在地下），晚上用火油灯排版，工作十分辛苦。可是陈军长却不顾条件困难，偏要在战火频繁的敌后，办新华报，未免有点冒险，我不敢保证能够按期出版，也难以保证会有什么人来投稿，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报社的经理是唐为平同志，他是上海的老新闻记者，参加八路军，转到新四军军部在报社任经理，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倒是一位熟知情况的人，使我放心了一些。编委是谢冰岩、鲁平、梁山等同志，也都是诚诚恳恳干工作的老新闻记者，戈扬、于岩两个新闻记者笔头都好，我觉得只要团结起来，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那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伙食太差，连油盐都吃不上，每天吃的是烘山芋干、大麦，很少能吃到小麦或大米，因此工作人员多患有貧血病，鲁平同志有一次还晕倒在地，译电员们面无人色，还得开夜车。这种情况陈军长很关心，他亲自来报社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尽可能要供给部多给一些大米，每人发棉大衣一件。这是特殊优待，照例只有团级干部有棉大衣穿。因此大家觉得组织如此重视，不努力奋斗，有点说不过去，便奋不顾身，日夜操劳去完成任务。但比这更困难的事是煤油奇缺，这个东西是由敌占区弄来的，而敌人封锁很严密，常常要用战士的鲜血去换来——打仗护送煤油到根据地。“电讯”每三天出一张小报，《新华报》是一大张，五天出一张，也觉很吃力。不过大家情绪还是比较好，如果要同大城市办报相比较，那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
1942年7月开始出了创刊号，我在上面写了一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使得白区工作损失十分严重，我觉得我应该有勇气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好在文章是经过陈军长审阅过，没有人反对。大家很重视我的文章，决定要我当主编。陈军长每期都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他同我约好：要修改，得经他的同意，文责自负，我倒反而觉得轻松了。陈军长的豁达大度的大将军风格，我很敬佩，所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陈军长很喜欢下棋、作诗、写文章，他的风格同饶漱石很不一样，饶谨小慎微，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骨子里妒贤嫉能，对于陈军长办报纸、写文章的热忱，暗中不以为然，他常常向我表示对文化人的讨厌，好像文化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被人看不起的。有一次我到他的房子里去请示，大衣没有穿好，披在身上，走到他的门口，站岗的向我敬礼，饶漱石让我进去后，就严加批评一顿。他说：你披着大衣进来，有点像“文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门岗才向你敬礼！我莫名其妙，这才知道在军队中“文化人”是要被看不起的，那又为什么要办报纸呢？饶漱石从来不给《新华报》写文章，也从不过问此事，一个政委对待华中局的机关报如此态度，我感到惊奇。后来渐渐看出办报的事是完全出于陈毅同志的主张，饶漱石是不赞成的，陈军长在部队的威声很高，而饶漱石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皖南逃出来的，谁知道他的来历？饶对陈军长有几分妒忌，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感觉，但内幕不很清楚。报社的事多请示陈毅同志或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
不久，大后方忽然来了一位新闻记者（范长江），饶漱石决定让他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任命这位记者任社长，我当然很高兴，这样可以增加《新华报》的消息，译电工作可以同新华社合并起来了。但是这位记者，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向饶漱石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印刷、发稿、编辑的计划，要求报社按他的办法执行。我们研究结果，觉得在敌后农村不同于大城市，他的计划是乌托邦计划，遭到大家的拒绝，他要印刷所日夜开工，排印电讯稿，先印出来发给首长阅读，然后发稿给报社，这样一来，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难以解决。首先是没有火油，无法日夜开工，工作人员要增加一倍，同当时精兵简政方针相抵触，我们就向彭康同志反映，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这位记者真会奉承饶漱石，使他相信这是“科学”方法，我们再三同其说理，无法一致，因此我们就联名写了一个报告给饶漱石，要他“明察秋毫”，取消那个乌托邦计划。不料饶漱石反而施加压力，硬说我们联名写信是错误的，大后方来的文化人的意见一定要尊重，否则以后文化人就不会到抗日根据地来了。他把计划的不合理一方面置之不理，片面地强调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我们无奈，只好去找彭康同志。他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因为饶漱石已经批准的事，不可反对，只能服从。”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当然只好服从命令。饶漱石后来借口反扫荡，取消了《新华报》，只办了新华分社，所有工作人员都并入了新华分社，我被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做党委副书记。
这种事的发生，开始不明白其背景，后来我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饶漱石因为《新华报》是陈军长力主创办的，他怕自己的理论水平低，相形见绌，有心要取消办报，正巧这位记者提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计划，就乘机合并过去了。陈毅同志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地方去发表文章了，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至于我个人，却是觉得轻松了，在敌后办报纸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何况我也并没有想做新闻记者，更不想当作“终身职业”，我还是一心想把历史旧账算算清楚，可是事与愿违，一时还不可能解决问题。
（本文由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郝铁川教授整理完成、标题编者有删节）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