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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的一个晚上，德国慕尼黑下着大雪。薛来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出去吃一顿中餐。电话响了，林晨阳在电话的那端，兴奋地大叫：“10万美金我们拿到了。”薛来瞬间觉得自己变成了气体，从地面弹起，落回，继续弹起。
林晨阳拿到了10万美金的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每年会给全球20个20岁以下的创业者10万美金奖励基金。
林晨阳和薛来是高中校友，林晨阳比薛来高一届，都疯狂迷恋新技术。高中最后两年一起做ISEF项目，成了好朋友。2012年底，分别两年之后，林晨阳频繁地给薛来发email。他已经被美国一所贵族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录取，但学费高昂。他想自己创业，问薛来要不要加入。薛来当时在慕尼黑，帮一个德国人做个项目。他一提，薛来就答应了。
薛来和林晨阳一起讨论过很多次，最后决定做一个三维体感传感器。2013年初，他们还只有一个概念。薛来用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视频演示，发给了林晨阳。林晨阳负责找投资，薛来负责产品研发。
三维体感传感器到底是什么？简单点说，就是装有摄像头的装置，通过独特的算法设计，它能识别人的手势。斯皮尔伯格有一部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曾经幻想过这种人机交互的可能性。电影里，汤姆·克鲁斯站在远处对着屏幕挥舞双手，就能控制大屏幕上的图片，推拉移动，极为炫酷。薛来去见投资人，投资人都会问，“你要做的和《少数派报告》里的有什么差别？”薛来会说，“真实生活中，手举那么高，太累。汤姆·克鲁斯需要一个黑色的手套才能实现人机交互。我要设计的产品，可以直接识别人的手势，不需要手套。”
这个神奇的装置，现在不再是个概念，样机已经夹在薛来的笔记本电脑上。它小巧玲珑，仅仅比U盘大一点点，里面装有两个摄像头。它不仅可以替代普通鼠标，用手指操控光标的移动，甚至可以替代立体鼠标（3D mouse）。只要你把手轻轻地从键盘上抬起，它就自动进入了三维识别状态，捕捉到你每根手指在空间的位置。“我给windows设计了一个‘鸡翅模式’。在电脑前，动动手指，网页就可以滚动，就算在啃鸡翅，也不至于弄脏键盘和鼠标。”
它叫Touch 。创造Touch 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研发部门，主要是薛来，最核心的软硬件设计都是由他完成的。这个没有读过大学的少年，亲手把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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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松江区月厦新天地的14楼，有两个紧挨着的房间，薛来占据其中一间，他的高中同学李贤基占了另外一间。两个开间，更像是个男生宿舍。只有最简单的家具：衣柜、床、桌子、椅子。
薛来和林晨阳创业没多久，李贤基也加入。在做ISEF项目时，他们就是三人组合。三个男孩，注册了一家公司，英文名为Ractiv，取自于单词“interactive”，中文名是睿科技。公司不大，只有十几个人，但相当国际化，员工来自6个国家。林晨阳是CEO，他是新加坡人，公司注册地就放在了新加坡。可以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会替他们支付70%的员工工资。薛来现在是CTO ，管理着杭州、新加坡和美国的工程师团队。
薛来，22岁，清秀、纤瘦，温柔、嗓音清亮、精力充沛。像是热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都敏俊的现实版。在太空，有颗小行星以薛来的名字命名，那是ISEF大赛的奖品，标号NO.25580xuelai 。他早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天才人物。连续三届拿下ISEF计算机奖项。除了是个计算机高手，薛来在语言方面也相当有天分。这个成都男孩，熟练掌握英语、德语、捷克语和波兰语。和傲娇、毒舌、整天装酷的都敏俊相比，他是温暖型。对人体贴、周到，像是某种发光体，永远都带着温暖的能量。
这个发光体，在小房间里昼夜燃烧。他一天大多数时间是在一张1米6宽的桌子度过的。除了吃饭、去洗手间，他都在桌边。床基本不用，睡觉就趴在桌上。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像是电子市场里小修理铺子：拆卸开的旧电子产品，镊子、剪子、钳子、烙铁……还有macbook air、耳机和可乐。Touch 软硬件核心部分，都在这张桌子上诞生。
薛来一直在改进Touch 的软件。Touch 发货期一推再推，这让整个团队的人都很焦虑。2014年4月的一天，林晨阳又打来电话，他说罗技公司，对Ractiv表示出了兴趣。如果被罗技收购，或者跟他们合作，对一个小公司，那都是不错的机会。薛来和林晨阳定好，5月到旧金山去见他们。但是，那也意味着，4月必须加紧提升优化，提高用户体验。
这时，薛来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是非常优秀的程序员，但并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雇佣的一些工程师却整周无事可做。“他们总按教科书里教的方法写程序，视频处理要大量处理数据，那种方法太低效”。时间相当紧迫，所有的工作，他只能重新做。“要知道，我写的代码，肯定都是书上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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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岁时，薛来写下了第一个程序─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薛来出生在成都，父母都在大学工作，母亲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他10岁那年，母亲叶蓉去捷克斯洛伐克教汉语，把他也带去了。他是班上唯一的亚洲人，开始不懂斯洛伐克语，也没有朋友。他每天都独自一人，在家里打电子游戏。那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把同学做成游戏里的人物，也许大家会喜欢我。”“我用google一行行地搜代码，在程序员论坛里向别人请教”，他发现英文论坛更愿意帮助菜鸟，“翻着英语字典，在英文论坛里学写代码”，两个月之后，游戏做出来，同学接纳了他。从那之后，他成了一个程序员。
欧洲几年生活，给薛来很大的影响。课程简单，大量的时间他可以自由支配。母亲叶蓉相当开明，他可以随性而为。他把时间用在乐高玩具、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上。他语言方面的天分，很自然地被开发出来。每隔多久，他的斯洛伐克语讲得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还能用日常的德语、英语交流。 那段时间，薛来也陆续学会了几种计算机语言─Action Script、javascript和java，都是自学的。他也把这些看成是真正的语言，“不过就是懂得的人更少。”
三年后，薛来回到成都。一切都变了。
东欧的数学教育落后于中国。回国后，数学废掉了。几年不说汉语，语文也废掉了。作文错别字满篇。薛来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成为老师们的众矢之的，反复的被点名、辱骂、罚站……“那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别人说你差，也就真的差了。”
薛来到没有什么挫败感，“我属于多巴胺分泌过多的一种人。从不抑郁、很少有负面情绪，经常莫名其妙地高兴，走在路上都会傻笑”。但正因为如此，老师也会格外生气，只有小痞子才嬉皮笑脸、顽劣不化。
他依然在编写游戏。小学六年级，得了四川省中小学计算机大赛的一等奖。但那并不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薛来的母亲叶蓉那时还在西南交大工作，本希望儿子能进入子弟中学的快班就读。1800名学生，薛来考了1300名。快班进不去，普通班也进不去，只能进入慢班。慢班里的学生打架、用游戏卡赌博。叶蓉没法接受把儿子送入那样的环境，就把薛来送入了成都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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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西路399号─那曾经是成都国际学校的校址，薛来在那里度过了6年。薛来的命运在那里彻底地改变了。进入学校时，他是个痞气十足的顽童，没有人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天才少年。
最初，薛来跟不上课程。学校全英语授课，虽然他口语不错，但打开书，单词都不认识。他依然沉迷于游戏，晚上打游戏，上课时睡觉，或者索性就装病，不去上课。国际学校的学费高昂，叶蓉为了给他赚学费，再次去了东欧。外公、外婆照看他，但他们都忙于打麻将。薛来就自己野着。成绩在班里几乎是最差的。
九年级（相当于国内初三），是薛来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拐点。他终于被老师感动了。那几年，老师从没呵斥他，也没把他逃学的事情通知叶蓉。老师经常找他聊天，“都是在图书馆里，没别人的时候，还会特意把门关严”“讲的都是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从没摆出给我建议的架势，也没有指责过我。”聊得多了，就有了润物无声的意思。
一次神学课，彻底触发了薛来。那时，成都国际学校基督教氛围浓厚。老师会给学生讲述《圣经》故事。“不是沉重、枯燥的宗教说教，更像是一种道德的培养”，主要是讲“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去生活”。有一次，老师说，要给学生展示什么叫“谦逊”，然后倒了热水，蹲下来一个个地给学生洗脚。这个举动，给薛来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感觉非常、非常别扭，但又觉得，心里有一扇门被打开了”。
之后，薛来变得相当勤奋。“如果再继续以前的生活，会很不好意思，因为老师和同学都一直那么爱你”。他的性格、气质，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以前，薛来虽然看似乐观、外向，但无形中总裹着一层壳。薛来的父亲自闭、酗酒。后来父母离异，母亲出国，对他都产生了影响。为了避免伤害，他与人接触，总会自然地平添防范。那次之后，“那层壳慢慢消失了，整个人像是完全重新装修过”。
“阳光、全面、口才出众”，这是很多老师对他的印象。国际学校的魏老师还记得，有一天，她在准备写一个关于国际学校的演讲稿。她让薛来想个“金句”放在讲稿里。薛来只想了几秒，然后说：“CDIS is a fa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