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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犹如沉渣泛起，痞子文学的祖师爷、文坛骂将王朔，蛰伏十来年之后，再现江湖。他的独门绝学依然老道，照样是“逮谁骂谁”，“逮谁灭谁”。由于多年闭关修炼，其功夫不但更上一层楼，而且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他一现身就在江湖中掀起轩然大波，而各路媒体的绿林豪强则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搅得周天寒彻”。更有晚生后辈韩寒者，少年英雄了得，虽初涉文坛不久，却所向披靡，斩获颇丰，因此傲视群雄，口出假语村言，已经把文坛权威星宿杀得人仰马翻。王氏登台亮相，遍观天下，无一能与其匹敌者，虽有位“半老徐娘”擂鼓助阵，但颇有些末路英雄的感慨，显得十分孤独，于是有好事者撮合，与少年才俊结盟。韩氏同王朔相见之后，大觉相见恨晚，紧随其后，张开大嘴，唾沫星四溅，直把文坛骂得个万马齐喑。于是乎，老少双煞俨然一统天下，独领风骚……
自古文人相轻，即使有好汉相惜，也不过是互相吹捧，口里一套，骨子里一套。文人的狂放和浪迹形骸，差不多是代代相传，相互抨击也贯穿于历朝历代。不过，那时候文人们还顾及身份，即使把对方恨之入骨，在攻击时还比较讲究遣词造句，基本上不表现出市井之徒的痞态。鲁迅称得是根大棒，也是逮谁抡谁，但是他的文章也绝不像泼妇骂街那样，有辱斯文。而自王朔始，到时至今日的韩寒是国骂不止，什么污言秽语都敢往外喷，使文坛脏话横飞，使斯文扫地。娱乐界揭出“潜规则”，让人们看到了男女演员的丑陋，而文坛的相互攻讦，也使人们看到所谓作家们的龌龊。
“痞子”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注释是“恶棍，流氓”。推而衍之，痞子文学就是反映这些“恶棍和流氓”的作品。如果在以前这么评价王朔，恐怕有大不敬之嫌，但是在王朔发表自白书之后，这样的结论就恰如其分了。他供认：在年轻当卫生员的时候就吸毒，上学时游手好闲、打架、泡妞，还去赌博，嫖娼……可谓五毒俱全。为了起到轰动效应，还让“发小”叶京搞了个愚人节的节目：声称自己得了艾滋病。别人做这等事还要遮遮掩掩，生怕被曝光，而他却满不在乎的揭自家的短儿。这样的功夫，恐怕连卢梭都望尘莫及。
早期王朔的特立独行，引起主流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他摆出痞子本色，发表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他还自损自嘲，“不拿自己当人”，玩世不恭，而且成立“骂网”，大有冒天下大不韪、舍我其谁的架势。这倒有些像泼皮牛二，看见杨志卖刀，非要让他检验宝刀是不是杀人不见血。他撞进杨志的怀里，激得他性起，把牛二杀了。杨志虽然是英雄，却被牛二算计了：他差点儿被正法，脸刺金印，脖子戴枷，发配到边疆服兵役……文坛大概没有杨志这样血性的男儿，更不屑与泼皮动手溅一身血，所以就任他胡为，使他有了高裘登上白虎节堂的狂妄。不过，他的确也有资本：高居榜首的发行量，拥趸大批的平民读者，使他能够在险恶的江湖中独立寒秋。
在某种意义上说，王朔是个叛逆者，像大闹天空的孙悟空，折腾一阵子之后，突然偃旗息鼓。在“五行山”上修炼打磨数载，重返江湖，再续风流：一本《我的千岁寒》，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而，王朔也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之后没有再次突破自我，最后还是皈依佛门了。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据王氏称，此书不是给凡人读的，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而那些太年轻、对生活满意、赶时髦的和有钱的人，最好别看。这位号称大众文学的作家，又成了神秘莫测的禅学者。他还为自己的书里的高深的词句做注解，推销王氏禅学思想。这显然是江郎才尽了，在小说和电影领域已经无法吸引大众的眼球，想另辟蹊径再霸文坛。据称，他恶补《六祖坛经》和《金刚经》到了崩溃，悟出《千岁寒》，大概是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据说还写出《唯物史纲》，跟大家谈谈世界观的学问，毕竟流氓也算无产阶级。这就是他现在的思想境界：既要做禅师，又想做布尔什维克。
有人对王朔诊脉，说他呈现病态：精神不正常，还夹杂着心理疾病；但也有人说他是童心未泯，心地善良，并不是坏人。其实用北京的话讲，他不过是装疯卖傻。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病，大概应当是有些更年期综合症吧；不然的话，他不会在“知天命”的年纪，还如此的不知“四六”（北京土语，不懂人事的意思）。说他像顽童似的人用心很险恶：他们是唯恐王朔折腾得不够凶，唯恐文坛寂寞，唯恐天下不乱。当代一些作家已经没有社会责任感，缺乏同情心，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和追求名利，使他们对社会许多不合情理的事情集体失语。有的只是一些无聊的炒作和泼妇骂街，具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作品犹如凤毛麟角般的罕见。王朔在这时候登堂亮相，不能不说是文坛一道“独特的、靓丽的风景线”。
文坛需要王朔，媒体更需要王朔。这个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动乱年代的怪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应运而生。他给文坛带来的颠覆性，够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出生前后，就开始整出“胡风分子”，接着是“反右”，然后“反右倾”，再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阶级的政治运动，极大地破坏了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几乎泯灭了人性。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间，在信仰危机和诚信缺失的氛围当中，产生这种没有信仰和思想混乱的“流氓有产阶级”，也是必然的。
文坛需要王朔，是为了日益萎缩的市场和恢复往日的辉煌。20世纪80年代前期，作家是个非常神圣的职业，由于文以载道的作用，而冠以“铸造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特别是清算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效应，文艺书刊发行量空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猎取名利的途径增多，网络信息迅速地发展，作家就贬值了。特别是社会上什么人都参与写作和出书，连阿猫、阿狗都成为作家了，使这个行当再也不被看好。文坛成了杂草丛生的黄金台，物欲与污垢横流的大酱缸。文坛力挺王朔，就是把日渐颓败的文学殿堂重新装修，以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有些人需要借王朔的大嘴，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大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意思。
媒体需要王朔，是为了炒作和提高发行量。他们像是江湖卖艺的，把王朔当猴耍。王朔越是犯疯，他们越是来劲。王朔说：我就是疯狗，咬死人不偿命。他们就把他“咬”的人，一一点名曝光，惹得他大发雷霆，继续“狂吠”。更有甚者“锵锵三人行”，把王朔拘到电视台，一通挑逗，不但让他乱点“鸳鸯谱”，还极尽表演之能事：站起来掏出自己的美国“绿卡”来显摆，大言不惭地说为美利坚纳了八年的税。这活脱脱地给人以小人得志的市侩印象……
社会上的浮躁心理，使得一些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们，想方设法的出名，而且不择手段。网上有人总结为这是“三B”的现象，虽然不雅，借来一用：那就是“牛B”、“装B”和“傻B”。他们说，这是想出名获利的人发展的三部曲。王朔就做到了，而且获得多赢，结果是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