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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致力于基础教育的研究，他的初衷是在他的庄园设立一所学校，教育培养农民的孩子，以弥合教育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为此，他调查了欧洲的教育状况，并研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
在法国，他发现学生的学习完全是机械的死记硬背。例如，预习问题、年表，学生答题轻快胜任，因为已经倒背如流。但是同样的学生，你由某个出乎意料的角度询问同样的事实，他们经常得出荒唐的回答。例如，提问谋杀亨利四世的凶手是谁，某个学生回答是凯撒，可见这个学生对他自己储存起来的记忆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只是为应付提问而强作记忆。那么，这样的“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
在德国，托尔斯泰还亲历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博学但极为自负的老师走入教室。他带来最新出版的教本——《鱼》，教本里有一系列鱼的各色图片。他问学生这是什么，“鱼。”最聪明的学生回答，他说不对，一连几个孩子都回答不出正确答案，直到有个孩子说“是书”他才点头。“那么，书里是什么？”老师又问。“字母。”孩子们回答。老师听后很是伤心，他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想想你们在说什么。”学生们的神情开始沮丧，他们不知道老师到底希望他们说出什么。后来，真正聪明的孩子发现自己的答案永远是错的，而迟钝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这是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学校，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是要求他的学生知道他们的灵魂里到底有些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孩子们能在他们的灵魂里发现什么，或者他要在孩子们的灵魂里发现什么，所以，这堂课的效果极其糟糕。
托尔斯泰的教育探索使我想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我们是否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两个教学案例中的盲目自大的师者？我们在检测学生文言知识点或考察他们对文学常识的掌握程度时，常常发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当我们和学生探讨某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主旨，或对文章某一具体段落作文本细读时，我们所设计的那些“开放型”问答，亦常常使我们和学生都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一种语言工具，又是一种文学的方式，是我们藉此获得教养的最便捷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离不开对“言”的阐释，也离不开对“文”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侧首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不禁要问，我们每天所教给孩子的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吗？真的有助于他们精神的成长，还是使他们陷入混沌？语文作为“工具”学习时，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激起学生的兴趣，而不是让他们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单纯的机械式的记忆；当它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文明被接受时，我们能否帮助学生主动地发现自己，发现那个“我”的独特目光，将精神注入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世界、理解世界的才能？
由于年龄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我们难免会与孩子形成一些隔膜，尤其在倾向性很强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对立。例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肖邦的音乐、普希金的诗歌或是鲁迅的作品，然而许多沉湎于现实的孩子却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不可理解，那么，我们如何教会学生欣赏这些作品？作为师者，我们能否有足够的胸怀包容那些有些另类的孩子，不致残害他们的个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在讲台上孤绝地布道，坚持我们所信奉的关于真善美的信念？
教育是一种悖论，我们试图塑造受教育者，使其趋同于某一目标，或接近某种规范，但如果我们热爱的艺术作品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困惑，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孩子像我们一样去感受世界？我们虽然没有权力“教育”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感受告诉他们，这些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作品将会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感到匮乏。
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播撒爱的种子，是一种冒险。为了避免我们深陷窘境，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否科学，抱着“一切从孩子出发”的信念，而不是像那位德国教师一样单单具有一腔热情和冲动，却不明白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致孩子们不知所措，而对我们的学科产生绝望。
托尔斯泰访问回国后，在他的庄园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兴办小学，并且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但他渐渐地对学校感到失望，正如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在对百姓行善的尝试中感到失望一样，他说他在自己对儿童的态度中看到了某种“罪恶”。从他当时的学校日记中，我们读到他对儿童的关怀远不如对自己的关怀。比如，他让孩子们写作文，然后在自办的教育刊物上宣称这些作文比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的作品还要完美，这怎么可能？但他这样说并这样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分析道：“也许他是在自己的心灵，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做着对自己来说十分重大，但对孩子们却并不安全的实验。他，像长生的纳尔西斯一样，欣赏自己在儿童心灵中的影像，有如在深邃而纯净之泉水中影像……他是凭藉孩子们来爱自己，并且只爱自己。”
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严厉和冷酷，但也说明了作为“师者”的托尔斯泰并不是很诚恳。他很快终止了他的教育事业，关闭了学校——虽然也有当局和检查机关迫使的成分，但更多是托尔斯泰觉察到那个内心深处隐秘的自己，使他产生了恐惧。
我们虽然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进退有据，但是我们是否能像他那样做到至少对自己诚恳？如果我们能像托尔斯泰一样——以冷静无畏的情感剖析自己，如果也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某种劣根性，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像他一样离开；二，仍然做着伤害学生的事。我们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轻易选择离开，我们也不愿再做伤害学生的事情，那么，停下来，诚恳地面对学生，尽量还原教与学的原生态吧。
托尔斯泰没有抵达未来，也没有返回过去的归路，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曾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加痛苦地疑惑过，更加不屈不挠地信仰过，这足以使我们在现实的教育背景下感到某种安慰。这是一条艰难探索的路，在托尔斯泰滞足的地方，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够诚恳——诚恳地面对学生；然后再诚恳地面对自己，托尔斯泰把位置弄颠倒了。
纯洁的生活可以治愈心灵的疾病，抽去所有的浮名，与孩子们建立某种生命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在为求知的道路上所必须的师生合作关系。以最个人的方式感受孩子们内心隐蔽的情感，发现并珍惜他们最善良的纯真，该是所有师者最强烈的愿望。
（作者单位：南京师大附中）
责任编辑赵霭雯
在法国，他发现学生的学习完全是机械的死记硬背。例如，预习问题、年表，学生答题轻快胜任，因为已经倒背如流。但是同样的学生，你由某个出乎意料的角度询问同样的事实，他们经常得出荒唐的回答。例如，提问谋杀亨利四世的凶手是谁，某个学生回答是凯撒，可见这个学生对他自己储存起来的记忆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只是为应付提问而强作记忆。那么，这样的“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
在德国，托尔斯泰还亲历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博学但极为自负的老师走入教室。他带来最新出版的教本——《鱼》，教本里有一系列鱼的各色图片。他问学生这是什么，“鱼。”最聪明的学生回答，他说不对，一连几个孩子都回答不出正确答案，直到有个孩子说“是书”他才点头。“那么，书里是什么？”老师又问。“字母。”孩子们回答。老师听后很是伤心，他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想想你们在说什么。”学生们的神情开始沮丧，他们不知道老师到底希望他们说出什么。后来，真正聪明的孩子发现自己的答案永远是错的，而迟钝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这是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学校，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是要求他的学生知道他们的灵魂里到底有些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孩子们能在他们的灵魂里发现什么，或者他要在孩子们的灵魂里发现什么，所以，这堂课的效果极其糟糕。
托尔斯泰的教育探索使我想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我们是否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两个教学案例中的盲目自大的师者？我们在检测学生文言知识点或考察他们对文学常识的掌握程度时，常常发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当我们和学生探讨某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主旨，或对文章某一具体段落作文本细读时，我们所设计的那些“开放型”问答，亦常常使我们和学生都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一种语言工具，又是一种文学的方式，是我们藉此获得教养的最便捷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离不开对“言”的阐释，也离不开对“文”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侧首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不禁要问，我们每天所教给孩子的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吗？真的有助于他们精神的成长，还是使他们陷入混沌？语文作为“工具”学习时，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激起学生的兴趣，而不是让他们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单纯的机械式的记忆；当它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文明被接受时，我们能否帮助学生主动地发现自己，发现那个“我”的独特目光，将精神注入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世界、理解世界的才能？
由于年龄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我们难免会与孩子形成一些隔膜，尤其在倾向性很强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对立。例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肖邦的音乐、普希金的诗歌或是鲁迅的作品，然而许多沉湎于现实的孩子却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不可理解，那么，我们如何教会学生欣赏这些作品？作为师者，我们能否有足够的胸怀包容那些有些另类的孩子，不致残害他们的个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在讲台上孤绝地布道，坚持我们所信奉的关于真善美的信念？
教育是一种悖论，我们试图塑造受教育者，使其趋同于某一目标，或接近某种规范，但如果我们热爱的艺术作品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困惑，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孩子像我们一样去感受世界？我们虽然没有权力“教育”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感受告诉他们，这些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作品将会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感到匮乏。
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播撒爱的种子，是一种冒险。为了避免我们深陷窘境，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否科学，抱着“一切从孩子出发”的信念，而不是像那位德国教师一样单单具有一腔热情和冲动，却不明白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致孩子们不知所措，而对我们的学科产生绝望。
托尔斯泰访问回国后，在他的庄园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兴办小学，并且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但他渐渐地对学校感到失望，正如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在对百姓行善的尝试中感到失望一样，他说他在自己对儿童的态度中看到了某种“罪恶”。从他当时的学校日记中，我们读到他对儿童的关怀远不如对自己的关怀。比如，他让孩子们写作文，然后在自办的教育刊物上宣称这些作文比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的作品还要完美，这怎么可能？但他这样说并这样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分析道：“也许他是在自己的心灵，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做着对自己来说十分重大，但对孩子们却并不安全的实验。他，像长生的纳尔西斯一样，欣赏自己在儿童心灵中的影像，有如在深邃而纯净之泉水中影像……他是凭藉孩子们来爱自己，并且只爱自己。”
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严厉和冷酷，但也说明了作为“师者”的托尔斯泰并不是很诚恳。他很快终止了他的教育事业，关闭了学校——虽然也有当局和检查机关迫使的成分，但更多是托尔斯泰觉察到那个内心深处隐秘的自己，使他产生了恐惧。
我们虽然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进退有据，但是我们是否能像他那样做到至少对自己诚恳？如果我们能像托尔斯泰一样——以冷静无畏的情感剖析自己，如果也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某种劣根性，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像他一样离开；二，仍然做着伤害学生的事。我们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轻易选择离开，我们也不愿再做伤害学生的事情，那么，停下来，诚恳地面对学生，尽量还原教与学的原生态吧。
托尔斯泰没有抵达未来，也没有返回过去的归路，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曾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加痛苦地疑惑过，更加不屈不挠地信仰过，这足以使我们在现实的教育背景下感到某种安慰。这是一条艰难探索的路，在托尔斯泰滞足的地方，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够诚恳——诚恳地面对学生；然后再诚恳地面对自己，托尔斯泰把位置弄颠倒了。
纯洁的生活可以治愈心灵的疾病，抽去所有的浮名，与孩子们建立某种生命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在为求知的道路上所必须的师生合作关系。以最个人的方式感受孩子们内心隐蔽的情感，发现并珍惜他们最善良的纯真，该是所有师者最强烈的愿望。
（作者单位：南京师大附中）
责任编辑赵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