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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的内容对应着公民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即公民具备的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备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科普的内容是科普的核心和灵魂。根据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了6.2%，比2005年的1.6%提高了近三倍，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但整体发展不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要在2020年达到《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设定10%的目标，需更加努力。
1 应充分认识新时代下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是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科学普及，科技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会步履维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这也是国家第一次将科普提高到事关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地位。这次讲话更加明确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李克强总理也曾指出，“科技发展和普及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科普工作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和群众性工作。
尽管党和国家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但科普工作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如何分辨转基因产品”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目前，都缺乏相应的科普内容。核电站建设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效应1，反映出科普工作还任重道远。不仅如此，现代科技在给公众带来越来越多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风险，甚至危害。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公众获取科普信息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科普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从公民健康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201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健康的影响因素21%决定于社会经济环境，7%决定于自然环境，14%决定于医疗照护，而57%决定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则与公众的医疗健康素养有着密切关系。许多疾病的发生均与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治疗疾病的最根本方法是改变行为与生活方式。而人们的求医行为、遵医行为又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以及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许多事例都表明，我国公众的医学科普素养还普遍偏低。面对铺天盖地的保健广告以及“专家”的各种现身说法，公众没有辨别的能力，莎普爱思和鸿毛药酒是近几年的典型，老百姓因为健康知识不够，才轻易上了“广告”的当，导致过多不必要的药物使用。
促进健康科普，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水平对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与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有重要意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同时，也对医学科普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科普教育是健康促进领域的首要任务之一，旨在通过知识传播与行为教育提升大众预防疾病的意识，实现健康促进和维护，有效应对诸如非典和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与疾病诊疗相比，医学科普更容易实施，获益显著，且成本较低，更有助于“健康中国”建设的推动与落实。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有助于通过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促进社会稳定。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事件发生的同时，围绕非典、地震和新冠肺炎也产生了诸多的谣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网络谣言也日益突出，其背后的原因，仍与公众科学素养的不足以及科普工作不够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利用电信和互联网进行诈骗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当事人受骗后自杀或死亡，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而随着科学普及工作的深入和加强，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网络谣言、减少网络暴力，促进社会和谐。
此外，我国科学技术的突破和进展得到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但許多报道出自记者，对科学进展本身的介绍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在报道过程中采用了夸大和言过其实的方式，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本身就偏低，很容易被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所误导，盲目自信。甚至我国某知名高校教授也深信并撰文论述中国科技已经全面超越美国。2018年的中兴事件和2019—2020年的华为事件，则给了许多公众当头一棒，原来我国在芯片领域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2 加强科普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国家应大力扶持基础研究，重视社会科学，以促进科学研究和应用，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促进科普工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基础研究的R&D经费2支出比重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偏低。据统计，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的R&D经费支出比重仅为5.1%，这一比重约是日本（2013年）的1/2，约是美国（2013年）、韩国（2013）的1/4，约是法国（2012年）的1/5。研究表明，基础研究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创新和技术应用的重要因素，没有自主的基础研究，我国的技术应用也就只能跟随国外，创新动力也就不足。
不仅如此，研发投入也不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20年达到2.5%以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更强调政府在投入中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投入，并使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基础研究R&D以及全社会研发投入的不足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两年全社会都关注的芯片问题正是长期投入不足的后果。 政府是科普投入的主要来源。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为151.98亿元，其中政府拨款为115.75亿元，占比为76.16%。可见，政府是推动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主导力量，在科学普及方面，政府仍然要起到主要的驱动作用。
科普工作也不应仅限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科普工作同样重要。当前，网络中存在的歪曲历史人物、曲解歷史事件等现象反映了公众人文科学素养的缺乏。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也不为公众掌握，不利于公众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许多重要会议场合中发言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和错误表述则反映了中文和文学素养的缺乏。
其次，应改变我国科研体制中以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考核目标，把科普纳入考核范畴。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大多是以项目的方式开展的，而项目对于科学家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科研成果上，忽视了科研成果向公众的推广，及时让公众了解科学家的工作、了解最前沿科学动态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在科研与公众之间存在越来越深的鸿沟，科学研究越是精深，而民众对其则越是缺乏了解，这样的一种格局也使得网络诈骗、网络谣言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迷失于科技海洋。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中，科普工作尚未纳入到科研人员的考核范畴，从事科普工作对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并无裨益，而且还有可能招来爱出风头、不务正业的批评。将科普工作列入到考核范围，科研人员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科普工作。
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为鼓励更多的医疗专业人员投入到健康教育及科学普及工作中，山西省原卫计委在全国率先把撰写科普文章纳入了2017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但在其他系统的突破仍有待观察。国家应该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科研人员一定的支持和保障，确保其科普工作的主体地位，如：增设“科普专项”“科普岗位”，让其获取相应的资金途径和正规身份，参与科普建设;还可以将科普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通过政策指引，强化科普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还应扩大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限，给科研人员“松绑+激励”，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尊重他们的科普兴趣，鼓励利用现有的科研经费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应充分发挥各地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作用，推进科普职称评定，积极资助各类科学普及活动，努力促进科学家积极主动参与科普活动。科普不仅需要科学家参与，更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作用，他们的职责在于积极联系科学家，协助他们进行科普工作。我国各地的科学技术协会和科技社团虽然众多，但多以机关团体的形式存在，协会和社团中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往往难以走职称晋升通道，因而他们对于科普工作的投入力度也就大打折扣。各种学会虽归各地科协管理，但组织松散，学会本身类型多样，且受经费和编制等方面的限制，学会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科普工作。这也是至今为止，我国的科普工作未能有效推广的重要原因。
因此，应改变科技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运营模式，引入职称晋升模式，让科普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科普工作。目前，中国科协已经引入职称晋升模式，但大多数的地方科协尚未跟进。应根据国情设立科普教育专业技术职称系列及其评价体系，以考代评、以聘代评、考评结合等手段，实行科普教育职业资格考试与社会化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与岗位聘任的有效衔接，发挥科普教育人才评价的导向作用，健全发挥科普教育工作者聪明才智的激励机制，打通科普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发展通道。李源潮同志在中国科协八届五次全委会议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科普工作者是一类特殊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工作的效益不直接体现在市场上，也不体现在学术期刊上，而体现在社会进步上。让科普工作者的效益得到社会承认，是为科普工作者服务的重要方面。”
1 应充分认识新时代下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是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科学普及，科技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会步履维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这也是国家第一次将科普提高到事关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地位。这次讲话更加明确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李克强总理也曾指出，“科技发展和普及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科普工作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和群众性工作。
尽管党和国家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但科普工作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如何分辨转基因产品”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目前，都缺乏相应的科普内容。核电站建设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效应1，反映出科普工作还任重道远。不仅如此，现代科技在给公众带来越来越多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风险，甚至危害。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公众获取科普信息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科普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从公民健康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201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健康的影响因素21%决定于社会经济环境，7%决定于自然环境，14%决定于医疗照护，而57%决定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则与公众的医疗健康素养有着密切关系。许多疾病的发生均与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治疗疾病的最根本方法是改变行为与生活方式。而人们的求医行为、遵医行为又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以及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许多事例都表明，我国公众的医学科普素养还普遍偏低。面对铺天盖地的保健广告以及“专家”的各种现身说法，公众没有辨别的能力，莎普爱思和鸿毛药酒是近几年的典型，老百姓因为健康知识不够，才轻易上了“广告”的当，导致过多不必要的药物使用。
促进健康科普，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水平对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与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有重要意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同时，也对医学科普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科普教育是健康促进领域的首要任务之一，旨在通过知识传播与行为教育提升大众预防疾病的意识，实现健康促进和维护，有效应对诸如非典和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与疾病诊疗相比，医学科普更容易实施，获益显著，且成本较低，更有助于“健康中国”建设的推动与落实。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科学普及有助于通过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促进社会稳定。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事件发生的同时，围绕非典、地震和新冠肺炎也产生了诸多的谣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网络谣言也日益突出，其背后的原因，仍与公众科学素养的不足以及科普工作不够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利用电信和互联网进行诈骗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当事人受骗后自杀或死亡，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而随着科学普及工作的深入和加强，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网络谣言、减少网络暴力，促进社会和谐。
此外，我国科学技术的突破和进展得到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但許多报道出自记者，对科学进展本身的介绍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在报道过程中采用了夸大和言过其实的方式，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本身就偏低，很容易被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所误导，盲目自信。甚至我国某知名高校教授也深信并撰文论述中国科技已经全面超越美国。2018年的中兴事件和2019—2020年的华为事件，则给了许多公众当头一棒，原来我国在芯片领域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2 加强科普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国家应大力扶持基础研究，重视社会科学，以促进科学研究和应用，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促进科普工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基础研究的R&D经费2支出比重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偏低。据统计，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的R&D经费支出比重仅为5.1%，这一比重约是日本（2013年）的1/2，约是美国（2013年）、韩国（2013）的1/4，约是法国（2012年）的1/5。研究表明，基础研究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创新和技术应用的重要因素，没有自主的基础研究，我国的技术应用也就只能跟随国外，创新动力也就不足。
不仅如此，研发投入也不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20年达到2.5%以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更强调政府在投入中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投入，并使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基础研究R&D以及全社会研发投入的不足制约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两年全社会都关注的芯片问题正是长期投入不足的后果。 政府是科普投入的主要来源。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为151.98亿元，其中政府拨款为115.75亿元，占比为76.16%。可见，政府是推动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主导力量，在科学普及方面，政府仍然要起到主要的驱动作用。
科普工作也不应仅限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科普工作同样重要。当前，网络中存在的歪曲历史人物、曲解歷史事件等现象反映了公众人文科学素养的缺乏。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也不为公众掌握，不利于公众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许多重要会议场合中发言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和错误表述则反映了中文和文学素养的缺乏。
其次，应改变我国科研体制中以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考核目标，把科普纳入考核范畴。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大多是以项目的方式开展的，而项目对于科学家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科研成果上，忽视了科研成果向公众的推广，及时让公众了解科学家的工作、了解最前沿科学动态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在科研与公众之间存在越来越深的鸿沟，科学研究越是精深，而民众对其则越是缺乏了解，这样的一种格局也使得网络诈骗、网络谣言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迷失于科技海洋。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中，科普工作尚未纳入到科研人员的考核范畴，从事科普工作对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并无裨益，而且还有可能招来爱出风头、不务正业的批评。将科普工作列入到考核范围，科研人员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科普工作。
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为鼓励更多的医疗专业人员投入到健康教育及科学普及工作中，山西省原卫计委在全国率先把撰写科普文章纳入了2017年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但在其他系统的突破仍有待观察。国家应该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科研人员一定的支持和保障，确保其科普工作的主体地位，如：增设“科普专项”“科普岗位”，让其获取相应的资金途径和正规身份，参与科普建设;还可以将科普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通过政策指引，强化科普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还应扩大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限，给科研人员“松绑+激励”，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尊重他们的科普兴趣，鼓励利用现有的科研经费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应充分发挥各地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作用，推进科普职称评定，积极资助各类科学普及活动，努力促进科学家积极主动参与科普活动。科普不仅需要科学家参与，更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作用，他们的职责在于积极联系科学家，协助他们进行科普工作。我国各地的科学技术协会和科技社团虽然众多，但多以机关团体的形式存在，协会和社团中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往往难以走职称晋升通道，因而他们对于科普工作的投入力度也就大打折扣。各种学会虽归各地科协管理，但组织松散，学会本身类型多样，且受经费和编制等方面的限制，学会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科普工作。这也是至今为止，我国的科普工作未能有效推广的重要原因。
因此，应改变科技协会、学会和科技社团的运营模式，引入职称晋升模式，让科普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科普工作。目前，中国科协已经引入职称晋升模式，但大多数的地方科协尚未跟进。应根据国情设立科普教育专业技术职称系列及其评价体系，以考代评、以聘代评、考评结合等手段，实行科普教育职业资格考试与社会化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与岗位聘任的有效衔接，发挥科普教育人才评价的导向作用，健全发挥科普教育工作者聪明才智的激励机制，打通科普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发展通道。李源潮同志在中国科协八届五次全委会议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科普工作者是一类特殊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工作的效益不直接体现在市场上，也不体现在学术期刊上，而体现在社会进步上。让科普工作者的效益得到社会承认，是为科普工作者服务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