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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需要提供一篇创作谈给刊物时，我就会没有把握。翻阅以前写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诗歌的文字，觉得不够直接，或者就是把问题藏着掖着。这次，我决心把自己诗歌写作的问题袒露出来，即使这么做可能有损于我的诗歌。
首先想到的是宋代诗人陈简斋（公元1090-1138），辞世前二个月写有《九月八日戏作两绝句示妻子》，“今夕知何夕，都如未病时。重阳莫草草，剩作几篇诗。”翻阅《陈与义集》，很多诗篇中出现关于写诗的句子，另外一个事实是，北宋南渡后，他忙于政务，又早衰多病，写诗不多。他死后四年，学生周葵集其五百多首诗，刻于湖州。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写诗对于一个诗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念念不忘，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复说明这一点。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问题，但其中隐含的是诗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的否定，具体到简斋，就是他对于自己“忙于政务”的否定，具体到我自己，就是对于我“忙于商务”的否定。最后八年，简斋写诗很少，郁郁寡欢。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那么诗人是否应该摒弃现实生活专心写作？这里面有危险，也有困境。我是湖州人，初中开始就读于练市中学，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州机床厂工作，当时认识了一个写作者，练市镇含山乡人（含山塔建于北宋元佑年间）。九十年代初，他弃农写小说，在湖州人民路上和朋友开了一家面馆想维持生计，未果，后寄身于铁佛寺，又转辗去过西北等地，后回到含山，2014年自缢于老家。“白鹤停在天井中”，这个世界不缺诗人，或者说诗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不比一个普通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紧密，更深刻一些。诗的诱惑，和任何其他的诱惑一样，也会令人迷失，而且它的吟咏如此美妙，让每一个写作者误以为是在召唤自己前往。
关于上面问题里的困境，是很尴尬的。从古至今，诗的写作大多出自贵族阶层及官宦人家，从诗经开始，直至近代白话新诗，无不如此。一直到现代意识影响到普通人，在中国，最近一次诗歌写作的普及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每一个无邪的学子都开始写诗，他（她）们，接受了诗歌的教育，并成为理想者。但很快的，诗的写作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浪潮里被淹没，写作者或停滞，或自我欺骗，甚至慢慢成为了诗的俘虏——没有诗歌，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在普通人看来，诗人是特别的人，他们把心思放在写作上，把宝贵的现实生活放在其次。当下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否定。这个否定包括事实上的和观念上的。现实情形是，我的大部分心思在日常生活里，家庭，工作，娱乐，及忧思。前面这些容易理解，忧思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的，只不过作为一个诗人，更敏感一些，更具体一些，不仅忧思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还要忧思写作本身，这也是陈简斋的忧思。
那么，第三个问题，从观念上来说，当代诗人把宝贵的现实生活放在首位，就诗歌来说是正当的吗？我肯定地说这个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就连上面的第二个问题也不应该成为问题。它们之所以对我构成了问题，原因在于我没有认真生活，没有视现实生活为宝贵。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每天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是否已经偏离宝贵的生活。不孝敬，不体恤，不关心，不远游，不思考，不访友。抓着一根诗歌的稻草，妄想着无视平庸和贫乏，还试图掩盖自己的不善和不良。诗，从来都会直接撕碎一个诗人堕落之后的伪装，它不管你写过什么好的还是坏的诗歌，它会以一个写作者无法写作为标志来警告你，把诗人的称号从你那里拿回去。而你，将付出余生来证明你是否还是一个诗人。
写作的信心从何来？“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2014年，友人罗戎征在我家清唱了一段自编的《柳毅传书》，念兹在兹，想写一首长诗，关于相遇，分离，爱，礼。不久读到吴兴华1940年写的《柳毅和洞庭龙女》，“他下了马，举起眼睛一看，疏叶的树下”，驚于他的语调和我如此相似，和诗人桑克说了我想要唱和吴兴华的写作计划，他鼓励我说你会比他写得更好。吴兴华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岁，没有写完整个故事，只是写了相遇一节，结束于“可是他糊涂了，应该往东的，他往了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拟了提纲，试了几次未果。曾想去泾阳，洞庭，甚至约过两地的诗人边围、草树，终究“忙于商务”未成行。那几年，我的公司第二次创业，我抛弃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成分，荒废了写作，这首诗像一块石头一样暗中支撑着我，让我保持着和诗的联系。我知道完了，已无可能写出曾经存在过的那首长诗。自己的问题，也是只写了一个场景的吴兴华的问题。三年后，2017年的国庆假期，我和妻子七七去北欧旅行，误闯至和伯格曼故居法罗岛同名的法罗群岛，海外仙山，密雨里，她站在群羊徐行的山坡上，连续几天，我写了《龙女牧羊》。再三年，2021年开始，写《辛丑读礼》。
妄论诗歌问题，我的惶恐我自知。床边满满的书籍，杂乱无章地堆着，有《诗经》《春秋》和《周礼》，有读不太明白却心向往之的未来哲学。也有友人的诗集一二，他们航行在各自幽暗的汉语星空中，某些时刻，我确定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首先想到的是宋代诗人陈简斋（公元1090-1138），辞世前二个月写有《九月八日戏作两绝句示妻子》，“今夕知何夕，都如未病时。重阳莫草草，剩作几篇诗。”翻阅《陈与义集》，很多诗篇中出现关于写诗的句子，另外一个事实是，北宋南渡后，他忙于政务，又早衰多病，写诗不多。他死后四年，学生周葵集其五百多首诗，刻于湖州。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写诗对于一个诗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念念不忘，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复说明这一点。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问题，但其中隐含的是诗人对于自己现实生活的否定，具体到简斋，就是他对于自己“忙于政务”的否定，具体到我自己，就是对于我“忙于商务”的否定。最后八年，简斋写诗很少，郁郁寡欢。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那么诗人是否应该摒弃现实生活专心写作？这里面有危险，也有困境。我是湖州人，初中开始就读于练市中学，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州机床厂工作，当时认识了一个写作者，练市镇含山乡人（含山塔建于北宋元佑年间）。九十年代初，他弃农写小说，在湖州人民路上和朋友开了一家面馆想维持生计，未果，后寄身于铁佛寺，又转辗去过西北等地，后回到含山，2014年自缢于老家。“白鹤停在天井中”，这个世界不缺诗人，或者说诗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不比一个普通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紧密，更深刻一些。诗的诱惑，和任何其他的诱惑一样，也会令人迷失，而且它的吟咏如此美妙，让每一个写作者误以为是在召唤自己前往。
关于上面问题里的困境，是很尴尬的。从古至今，诗的写作大多出自贵族阶层及官宦人家，从诗经开始，直至近代白话新诗，无不如此。一直到现代意识影响到普通人，在中国，最近一次诗歌写作的普及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每一个无邪的学子都开始写诗，他（她）们，接受了诗歌的教育，并成为理想者。但很快的，诗的写作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浪潮里被淹没，写作者或停滞，或自我欺骗，甚至慢慢成为了诗的俘虏——没有诗歌，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在普通人看来，诗人是特别的人，他们把心思放在写作上，把宝贵的现实生活放在其次。当下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否定。这个否定包括事实上的和观念上的。现实情形是，我的大部分心思在日常生活里，家庭，工作，娱乐，及忧思。前面这些容易理解，忧思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的，只不过作为一个诗人，更敏感一些，更具体一些，不仅忧思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还要忧思写作本身，这也是陈简斋的忧思。
那么，第三个问题，从观念上来说，当代诗人把宝贵的现实生活放在首位，就诗歌来说是正当的吗？我肯定地说这个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就连上面的第二个问题也不应该成为问题。它们之所以对我构成了问题，原因在于我没有认真生活，没有视现实生活为宝贵。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每天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是否已经偏离宝贵的生活。不孝敬，不体恤，不关心，不远游，不思考，不访友。抓着一根诗歌的稻草，妄想着无视平庸和贫乏，还试图掩盖自己的不善和不良。诗，从来都会直接撕碎一个诗人堕落之后的伪装，它不管你写过什么好的还是坏的诗歌，它会以一个写作者无法写作为标志来警告你，把诗人的称号从你那里拿回去。而你，将付出余生来证明你是否还是一个诗人。
写作的信心从何来？“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2014年，友人罗戎征在我家清唱了一段自编的《柳毅传书》，念兹在兹，想写一首长诗，关于相遇，分离，爱，礼。不久读到吴兴华1940年写的《柳毅和洞庭龙女》，“他下了马，举起眼睛一看，疏叶的树下”，驚于他的语调和我如此相似，和诗人桑克说了我想要唱和吴兴华的写作计划，他鼓励我说你会比他写得更好。吴兴华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岁，没有写完整个故事，只是写了相遇一节，结束于“可是他糊涂了，应该往东的，他往了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拟了提纲，试了几次未果。曾想去泾阳，洞庭，甚至约过两地的诗人边围、草树，终究“忙于商务”未成行。那几年，我的公司第二次创业，我抛弃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成分，荒废了写作，这首诗像一块石头一样暗中支撑着我，让我保持着和诗的联系。我知道完了，已无可能写出曾经存在过的那首长诗。自己的问题，也是只写了一个场景的吴兴华的问题。三年后，2017年的国庆假期，我和妻子七七去北欧旅行，误闯至和伯格曼故居法罗岛同名的法罗群岛，海外仙山，密雨里，她站在群羊徐行的山坡上，连续几天，我写了《龙女牧羊》。再三年，2021年开始，写《辛丑读礼》。
妄论诗歌问题，我的惶恐我自知。床边满满的书籍，杂乱无章地堆着，有《诗经》《春秋》和《周礼》，有读不太明白却心向往之的未来哲学。也有友人的诗集一二，他们航行在各自幽暗的汉语星空中，某些时刻，我确定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