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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他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学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新变法的领导者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怨沸腾。22岁的梁启超随同他的老师康有为，联合各省1300余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他们上书光绪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这次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因为光绪帝没有看到这次上书所以公车上书失败了。之后，维新变法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梁启超先后领导了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撰写了《变法通议》等文章，他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日本自明治维新而强大，中国也必须变法才能强大。这些议论新颖、通俗易懂的文章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了蔡锷等一批高材生。1898年，梁启超来到北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与宣传变法事宜。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施变法。变法触犯了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废除了变法诏令，杀害了“戊戌六君子”。梁启超逃出了北京，流亡到日本14年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回来。这就是“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了，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二、护国战争的参与者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准备在1916年元旦当皇帝。他的复辟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梁启超与他的学生蔡锷先后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筹划讨伐袁世凯的事宜。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护国战争爆发了。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中华民国。梁启超直接参加了护国战争，1916年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務委员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梁启超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部分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政府。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去世，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运动。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了共和制，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三、家庭教育的佼佼者
梁启超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把中西方思想文化融合的理念运用于对子女的教育，用传统思想文化启蒙，让孩子们打好学习的基础，再指导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传统。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他把这些思想内容都融入到对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中，着重加强了对孩子们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梁启超让孩子养成了自觉不断学习的习惯。他认为家庭的许多方面应该节俭，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方面的投资要舍得花钱。他发现并培养孩子的爱好，对每一个孩子都做到了因材施教。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诗词研究会专家梁思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中国科学院院士），淞沪抗战英雄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思懿，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梁思宇，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由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妇林徽因共同设计的。
四、文学史学的集大成者
我们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写成的，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期盼出现少年中国。这篇文章寄托了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无限向往与热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少年，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他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思想相辅相成的。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如“经济”、“组织”、“干部”等。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叙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史学》和《李鸿章传》等，构建成了他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他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他系统地介绍了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为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爱国爱民爱家，博学多才、追求卓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救亡图存，宣传变法主张，领导戊戌变法;参加护国战争，反对袁逆称帝;重视家庭教育，培育栋梁之才;发动史学革命，弘扬传统文化。胡适先生评价他说：19世纪末的梁启超为革命第一功臣，他的功劳在于革新开国之思想界。毛泽东主席评价他说：梁启超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一、维新变法的领导者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怨沸腾。22岁的梁启超随同他的老师康有为，联合各省1300余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他们上书光绪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这次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因为光绪帝没有看到这次上书所以公车上书失败了。之后，维新变法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梁启超先后领导了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撰写了《变法通议》等文章，他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日本自明治维新而强大，中国也必须变法才能强大。这些议论新颖、通俗易懂的文章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了蔡锷等一批高材生。1898年，梁启超来到北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与宣传变法事宜。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施变法。变法触犯了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废除了变法诏令，杀害了“戊戌六君子”。梁启超逃出了北京，流亡到日本14年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回来。这就是“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了，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二、护国战争的参与者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准备在1916年元旦当皇帝。他的复辟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梁启超与他的学生蔡锷先后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筹划讨伐袁世凯的事宜。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护国战争爆发了。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中华民国。梁启超直接参加了护国战争，1916年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務委员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梁启超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部分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政府。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去世，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运动。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了共和制，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三、家庭教育的佼佼者
梁启超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把中西方思想文化融合的理念运用于对子女的教育，用传统思想文化启蒙，让孩子们打好学习的基础，再指导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传统。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他把这些思想内容都融入到对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中，着重加强了对孩子们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梁启超让孩子养成了自觉不断学习的习惯。他认为家庭的许多方面应该节俭，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方面的投资要舍得花钱。他发现并培养孩子的爱好，对每一个孩子都做到了因材施教。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诗词研究会专家梁思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中国科学院院士），淞沪抗战英雄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思懿，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梁思宇，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由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妇林徽因共同设计的。
四、文学史学的集大成者
我们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写成的，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期盼出现少年中国。这篇文章寄托了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无限向往与热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少年，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他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思想相辅相成的。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如“经济”、“组织”、“干部”等。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叙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史学》和《李鸿章传》等，构建成了他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他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他系统地介绍了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为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爱国爱民爱家，博学多才、追求卓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救亡图存，宣传变法主张，领导戊戌变法;参加护国战争，反对袁逆称帝;重视家庭教育，培育栋梁之才;发动史学革命，弘扬传统文化。胡适先生评价他说：19世纪末的梁启超为革命第一功臣，他的功劳在于革新开国之思想界。毛泽东主席评价他说：梁启超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