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敲响中东政治危机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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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认为,黎巴嫩已经陷入1850年以来全球严重程度排名第三的经济危机,仅次于1930年的西班牙经济危机和1926年的智利经济危机。黎巴嫩经济危机始于2019年,2020年演变成国家债务违约。目前黎巴嫩镑与美元的汇率也从1500镑兑1美元贬到23000镑兑1美元,民众财富转瞬间缩水90%以上。民众最低月工资从450美元降到35美元,贝鲁特一个警察的月工资还不到100美元。因为价格变化太快,价目表都来不及修改,所以一些商店、饭店干脆不再出示价目表。为解决吃饭问题,军队开始经营旅游项目,乘坐军用直升机观光一次收费150美元。真主党总书记納斯鲁拉还呼吁市民在窗台、阳台上种植蔬菜,以渡过难关。
  在中东,黎巴嫩本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历史上曾因经济发达、族群多元、社会开放、教派分权共治等特色,被称为“中东小巴黎”。2018年人均名义GDP已达8012美元,现在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经济危机,实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危机。长期以来,中东危机往往同外国入侵、内战、教派冲突、恐怖主义相关联,但黎巴嫩却是个显著的例外。最近20年黎巴嫩在上述问题上相对平静,却遭遇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但从经济角度看,黎巴嫩危机并非深不可测。黎巴嫩是一个人口600多万、领土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目前负债83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欧、海湾国家都愿意施以援手,前提是黎巴嫩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政府。而这恰恰是黎巴嫩的软肋,黎巴嫩政府因内斗长期处于瘫痪状态,2020年8月4日贝鲁特大爆炸后,总理哈桑·迪亚布率内阁总辞职,迄今三次组阁均告失败。即便国际社会想施以援手,都不知道该把钱交到谁手里。2021年7月15日前总理哈里里放弃组阁权时说:“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似乎这是黎巴嫩唯一的出路了。
  其实,黎巴嫩政治危机不是中东的个案,而是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阿拉伯之春”十年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仍然处在内战状态,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四国2020年因大规模街头示威而发生政府更迭。突尼斯曾是“阿拉伯之春”仅存的一个“花骨朵儿”,但过去十年也历经了九届政府更迭,2021年7月25日总统突然解除总理职务、解除议会,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花骨朵儿”能够开花结果的前景日趋暗淡。
  在中东几个大国里,伊拉克2005年议会选举投票率约70%,2018年下降到44.5%;伊朗2017年总统选举投票率约73%,2021年下滑到48%;埃及2012年总统选举投票率约52%,2018年跌到41%。投票率大幅下滑,反映出老百姓对政治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十年前,中东街头的群众要民主、要选举,近两年街头的群众仍然对现任领导人、现行体制不满,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黎巴嫩最具典型性,人们不想要政党、不想要政府甚至不想要国家,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法国重新接管黎巴嫩。这是人民对政治绝望的极端体现。政党、政府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中东却面临“去政治化”的强大潮流,人们厌恶政治人物、政党、政府甚至国家。正因为如此,去年上台的苏丹、伊拉克、黎巴嫩领导人均是清一色的“政治素人”。
  1952年后“复兴社会主义”席卷中东,1979年后“政治伊斯兰主义”风生水起,1990年后“新自由主义”要终结历史,近百年来各种思潮在中东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惜没有一个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黎巴嫩危机不仅是中东政治危机的缩影,而且具有全球性象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国际社会普遍相信政治参与是改善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但在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为新自由主义试验付出沉重代价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没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自由是脆弱的,只能带来混乱和灾难,国家治理能力才是前提和基础。可见全球性政治发展不仅面临现实挑战,而且迫切需要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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