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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搜狐文化第一时间连线了莫言的发小、高密籍作家王玉清。
王玉清爆料说：莫言从小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他在读小学五年级时，看了《列宁在1918》，非常喜欢，不几天就别出心裁地将它改编成了我们高密的地方戏——茂腔，取名《列宁传》，其中有几句唱词，直到现在还在胶东一带广为传唱。这几句唱词是：
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
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木匠
陈寅恪的倔脾气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人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就不是真正在做学问了。”1953年，中科院设立了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他当年的得意门生、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他北上任职。然而其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于是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那个时代，敢于向上级提出这种要求的，恐怕也就是他了。
又，1956年，陈寅恪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出版。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却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
1958年，文化界开展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有人指责陈寅咯是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还说他的教学是在放毒，是在“贻误青年”。他一生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愤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到学校外面去住。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
陈寅恪脾气之倔，还表现在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来访，他只要有不同意见，不管来头有多大，他都坚决不见。1962年，康生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是无论校领导如何动员，他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说“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康生简单的几句话就使该书未能出版。
其实，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也很清楚，他曾赋诗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但他的倔，不仅是其“独立精神”的体现，更是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之信念的表达。
王玉清爆料说：莫言从小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他在读小学五年级时，看了《列宁在1918》，非常喜欢，不几天就别出心裁地将它改编成了我们高密的地方戏——茂腔，取名《列宁传》，其中有几句唱词，直到现在还在胶东一带广为传唱。这几句唱词是：
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
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木匠
陈寅恪的倔脾气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人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就不是真正在做学问了。”1953年，中科院设立了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他当年的得意门生、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他北上任职。然而其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于是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那个时代，敢于向上级提出这种要求的，恐怕也就是他了。
又，1956年，陈寅恪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出版。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却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
1958年，文化界开展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有人指责陈寅咯是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还说他的教学是在放毒，是在“贻误青年”。他一生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愤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到学校外面去住。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
陈寅恪脾气之倔，还表现在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来访，他只要有不同意见，不管来头有多大，他都坚决不见。1962年，康生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可是无论校领导如何动员，他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说“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康生简单的几句话就使该书未能出版。
其实，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也很清楚，他曾赋诗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但他的倔，不仅是其“独立精神”的体现，更是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之信念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