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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生于1924年,上了5年私塾,20岁时当起了私塾教师。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经国秉承其父蒋介石旨意在豫西强征“知识青年”入伍,在洛阳搞“三民主义青年培训团”(实质是为打内战准备干部),父亲未能逃脱这一劫,被抓去了洛阳。不料父亲到洛阳后,不适应环境,很快得了疟疾,由于疾病传染性很强,“三民主义青年培训团”派一位老乡把父亲送回了老家。父亲因祸得福,在家里治好病后继续从事私塾教育。
1949年,豫西成立了人民政权后,父亲被登记为共和国人民教师,从此获得了新生,全身心投入到了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两次被评为辅导区模范教师。谁知好景不长,“反右”开始后,父亲在“交心”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几点意见,领导联系到他解放前的“洛阳经历”,又在上边督促要完成“右派指标”的压力下,父亲“右派分子”的称号在劫难逃。对父亲的处分是月工资由38元降到34元并发配深山,在“大跃进”的炼钢厂进行改造,天天上山背矿石。
1962年,在党中央反思“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由于山区学校缺乏师资,领导让父亲回学校任教,先教小学,后教中学,一直到1977年平反昭雪。1980年夏天,在学校呆了36年,坎坷一生的父亲因病提前退休了。
1954年,我出生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豫西大山深处。1962年上小学,1969年上初中,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中也没有遇到什么冲击。但在1970年冬天报考高中时,我遭当头一棒:政审不过关,贫下中农不推荐!我只能接着回乡学大寨,去水库工地拉架子车。虽然受到了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但并未摧毁我的意志。无论是在田间劳动,还是在山上放牛,或在水库工地挥舞锨镐,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学。1972年冬季,机会终于来了,家乡一所山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参军了,无人填补空缺,在我的两位恩师极力推荐下,大队支部破格让我去任教,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没等大队支部正式通知学校所在地的村干部知道,我就背上简单的行李,只身前去上任了。
熬过严冬的人,才能更加体验到太阳的温暖。我知道这一次任教机会的珍贵,所以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里的28户村民和十几个适龄孩子。这个学校实际上只是大队中心学校的一个教学点,地处豫陕边界,离中心学校足有10公里,山高林密,坡陡路窄,十几个学生分布在两条沟里和三座岭上,家访一次需要2天时间。因此,先后有3位教师在这里干不到4年就离开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定要把这所学校搞好!我利用5天时间,拜会了所有的生产队领导,访问了9个学生的家庭,并且多次到6个适龄但未上学的儿童家里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把两沟三岭整整跑了3个来回。
正式开学后,我又利用下午放学时间修理桌凳,修葺房屋,利用星期天时间到10公里外的代销点购买厨具、到中心学校借阅教学资料,又利用节假日带领孩子们上山砍抬杠、摘木耳、拾橡栗、挖药材,把这些卖了后再添购教学用具和学习资料,每个学生都不用交书费学费,而且还有伙食补助。那些面柜、风箱、碗筷、竹篮等用具是村里群众送给我的,那些铁锅、脸盆、菜刀、门锁是我在公社开会学习时一件一件背回来的。就这样,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不但稳住了原有的9个学生,动员了6个适龄孩子来上学,还吸引了周边村的4个孩子到我处求学。为了让孩子就近入学,我答应了孩子家长的要求,在原来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基础上开办四、五年级,成为当时全省、全国都少见的五级复式教学班。我还在农闲期间办夜校,辅导青壮年农民识字、读报、记账、打算盘,很受当地群众好评。因为我干得比较出色,4年后的1976年秋季,组织上把我调到中心学校教初中课程。
十年动乱结束了,父亲的问题平反了,国家改革开放了,师范招收民师了……我第一次参加师范招生即被录取,在方圆几十公里内是唯一一位“中榜”的人,很快成为山沟沟里的“英雄”,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奋斗!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乡镇重点初中任教,这一干就是10年!在这里我继续坚持自学,并参加了成人高招,在1990年拿到了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专业文凭。1991年,灵宝市实验中学成立,经县教研室推荐、县教育局考核,我调入灵宝市实验中学任教。在这里,又经过了18年奋斗,不仅为高一级学校送去了一批批的合格毕业生,自己也顺利地被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并成为国家级骨干教师。在福建师大参加了国家级骨干教师100天培训之后,我的7000字答辩论文不但得了“优”,还全文发表在《河南教研》上,我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老师的合影配上我的文章发表在《河南教育》“我的相册”专栏,培训后撰写的十几篇心得体会和教学论文相继发表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报》《教育时报》《三门峡日报》等报刊上。
回顾父亲和我走过的执教之路,我直感叹:父子两代两重天!
1949年,豫西成立了人民政权后,父亲被登记为共和国人民教师,从此获得了新生,全身心投入到了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两次被评为辅导区模范教师。谁知好景不长,“反右”开始后,父亲在“交心”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几点意见,领导联系到他解放前的“洛阳经历”,又在上边督促要完成“右派指标”的压力下,父亲“右派分子”的称号在劫难逃。对父亲的处分是月工资由38元降到34元并发配深山,在“大跃进”的炼钢厂进行改造,天天上山背矿石。
1962年,在党中央反思“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由于山区学校缺乏师资,领导让父亲回学校任教,先教小学,后教中学,一直到1977年平反昭雪。1980年夏天,在学校呆了36年,坎坷一生的父亲因病提前退休了。
1954年,我出生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豫西大山深处。1962年上小学,1969年上初中,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中也没有遇到什么冲击。但在1970年冬天报考高中时,我遭当头一棒:政审不过关,贫下中农不推荐!我只能接着回乡学大寨,去水库工地拉架子车。虽然受到了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但并未摧毁我的意志。无论是在田间劳动,还是在山上放牛,或在水库工地挥舞锨镐,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学。1972年冬季,机会终于来了,家乡一所山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参军了,无人填补空缺,在我的两位恩师极力推荐下,大队支部破格让我去任教,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没等大队支部正式通知学校所在地的村干部知道,我就背上简单的行李,只身前去上任了。
熬过严冬的人,才能更加体验到太阳的温暖。我知道这一次任教机会的珍贵,所以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里的28户村民和十几个适龄孩子。这个学校实际上只是大队中心学校的一个教学点,地处豫陕边界,离中心学校足有10公里,山高林密,坡陡路窄,十几个学生分布在两条沟里和三座岭上,家访一次需要2天时间。因此,先后有3位教师在这里干不到4年就离开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定要把这所学校搞好!我利用5天时间,拜会了所有的生产队领导,访问了9个学生的家庭,并且多次到6个适龄但未上学的儿童家里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把两沟三岭整整跑了3个来回。
正式开学后,我又利用下午放学时间修理桌凳,修葺房屋,利用星期天时间到10公里外的代销点购买厨具、到中心学校借阅教学资料,又利用节假日带领孩子们上山砍抬杠、摘木耳、拾橡栗、挖药材,把这些卖了后再添购教学用具和学习资料,每个学生都不用交书费学费,而且还有伙食补助。那些面柜、风箱、碗筷、竹篮等用具是村里群众送给我的,那些铁锅、脸盆、菜刀、门锁是我在公社开会学习时一件一件背回来的。就这样,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不但稳住了原有的9个学生,动员了6个适龄孩子来上学,还吸引了周边村的4个孩子到我处求学。为了让孩子就近入学,我答应了孩子家长的要求,在原来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基础上开办四、五年级,成为当时全省、全国都少见的五级复式教学班。我还在农闲期间办夜校,辅导青壮年农民识字、读报、记账、打算盘,很受当地群众好评。因为我干得比较出色,4年后的1976年秋季,组织上把我调到中心学校教初中课程。
十年动乱结束了,父亲的问题平反了,国家改革开放了,师范招收民师了……我第一次参加师范招生即被录取,在方圆几十公里内是唯一一位“中榜”的人,很快成为山沟沟里的“英雄”,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奋斗!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乡镇重点初中任教,这一干就是10年!在这里我继续坚持自学,并参加了成人高招,在1990年拿到了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专业文凭。1991年,灵宝市实验中学成立,经县教研室推荐、县教育局考核,我调入灵宝市实验中学任教。在这里,又经过了18年奋斗,不仅为高一级学校送去了一批批的合格毕业生,自己也顺利地被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并成为国家级骨干教师。在福建师大参加了国家级骨干教师100天培训之后,我的7000字答辩论文不但得了“优”,还全文发表在《河南教研》上,我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老师的合影配上我的文章发表在《河南教育》“我的相册”专栏,培训后撰写的十几篇心得体会和教学论文相继发表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报》《教育时报》《三门峡日报》等报刊上。
回顾父亲和我走过的执教之路,我直感叹:父子两代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