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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杰克·波蒂（Jack Body）的名字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刚来过成都，我父亲和四川音乐学院的同事们跟他有接触，但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在父亲的录音机上，我听到了他的音乐，虽未“目睹”，也算是“耳闻”了。
但我至今记得那次“耳闻”的惊奇和愉悦。我顶顶喜欢的是一首钢琴套曲《五首旋律》。这个音乐中的清灵机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新感受。杰克在纪录片《大鼻子》里记下了他第一次的中国之旅，其中有一些段落是在成都拍摄的。多年后，我看到那些当年熟悉的风物尤感亲切，暗觉这缘分仿佛是早已注定的！
我头一次见到他本人是2001年，是“耳闻”其人其乐的16年之后。那时我在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就读。因我的独奏会中有杰克几首作品，就通过学校的“特邀作曲家系列”邀请他来到辛辛那提。我到机场接他，他穿着平素，见到我笑呵呵地问“你喜欢喝酒吗？”，我说“对”，他略带神秘的从皮包中拿出一大瓶苏格兰威士忌，道：“给你的礼物。”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从他的旅店出来时已过午夜，那瓶酒也已去了大半。
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杰克，那立刻出现在我脑中的便是“鲜活”二字。他真真正正地活在他生命的每一刻中。和他在一起常常让我能发现一些平时忽略却很有趣的东西。我曾陪他和Yono（杰克的人生伴侣）去惠灵顿礼拜天的露天菜市。农民从农场一大早把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到城里，廉价售卖，这在新西兰城市里只有周末才有。他对此总是兴致勃勃，看到水果蔬菜，津津乐道地——谈论，特别喜欢的会拿到手中，品评一番，称赞其色泽，香味和触感。那神色与他谈及他所欣赏的音乐或艺术品时并无不同，手中仿佛也在触摸着什么，好像那种美好是指尖能触及，鼻尖能嗅到似的。他的本质极感性。我记得他有次跟我说：“我和书本无缘，我是视觉的。”对他来讲，一种知觉始终牵动着其他的知觉。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频繁地用“delicious”来形容音乐的人！当代的艺术里有形形色色的百般聪明，但诸种感觉的圆通浑然并非时时能见。杰克才智是过人的，有着了不起的头脑，但他的头脑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丝毫没有过生疏。
生活中，他是温和、善解人意的朋友，而工作中，他则是令人兴奋、有挑战性、也慷慨支持他人的同事。各种创意、各种奇想常常如山洪一样由他头脑里进发出来，有时我感到我在他身后紧追，却无力赶上。而在这些冒着火花的激情和精彩下面，是他对工作不可动摇的执着。用简单的“职业生涯”来谈论杰克并不贴切，因为他所关注的要宽大很多，他的“事业”和他的人生观追求是一致的，甚至一体的。类似“先做人，后做艺术家”的旧训我们听过不少，在杰克身上却让我看到了宝贵的一例。在和他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我目睹了他不倦地为有才能的人和有价值的作品创造机会。他尤其关注在艰难孤立的环境里奋斗的音乐家们。他的“同情心”和“使命感”是他的行动和努力，远远超过他对个人功名，乃至于他个人的艺术成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是他乐意而为之。杰克是一个乐于给予的人。
有趣的是，在杰克那里，我真正开始欣赏和思考中国的民间音乐，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想来也并不奇怪。杰克数十年云游四方，收集并深入研究各地的“原生态”音乐，就我所知，在作曲家当中是极罕见的。而我们在中国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尤其我这一代人，往往忽略本土民间音乐。事实是，像我这样在城里长大的人，接触民间传统的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在杰克那里，我接触到的当然远不止中国的音乐，而是世界各地的音乐，体会到天地之广大。他对民间音乐的痴迷是极感染人的。这一点，用不着接触他本人，只要听他的那些充满民俗因素的作品，尤其是一系列的改编曲（Transcriptions）就显而易见了。我的听觉曾被他深度的感染过，懂得聆听音乐还有其他方式。回头一想，或许这种“耳濡”早在《五首旋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而已！
从他的音乐作品和创作理念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在此正好列举一些我特别喜欢的作品：钢琴独奏曲《萨拉热窝》，合唱而作《五首摇篮曲》，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三首改编曲》和《西亚塔斯》，为交响乐队而作的《旋律》，为交响乐队、多个不同民族的教会唱诗班而作的《人声》，以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为主题而作的歌剧《艾黎》等。这些作品中展现了他的奇思妙想、水晶般透彻的结构感、对音响的高度敏感、组织音乐材料的高超能力以及博大的人文情怀。但谈及作曲时，杰克经常表示的是困难和不易，“作曲是痛苦的”他常这么说。这里面有点玩笑，有点谦虚，也有不少事实。他办事的雷厉风行往往在作曲前疲沓下来，他曾说自己是“在作曲之前变威世上最优柔寡断的人了！”。从这些小事可窥他创作时的孤诣苦心，而他作品的如此锤炼精良以至于不可增减一音的程度，又反证了他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但是，杰克又有另一面，率性潇洒的一面。2005年，我们一道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亚太作曲家同盟会年会及音乐节。杰克被告知他的泰国朋友，玻璃琴演奏家Weerapong将带领他的“玻璃琴乐团”参加开幕式时，他在两三天内为开幕式谱出一曲。因刚去了威尼斯，曲子里回响着那里的钟声，他即题名为《威尼斯的钟声》。作品采用三个独奏者，分别由Weerapong、日本小提琴家铃木理惠子和我担任。“玻璃琴乐队”是一个由青年犯人组成的团体，是Weerapong长期以来的公益工作的结果。演出《威尼斯的钟声》让我特别感动，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
似乎正是这些带着反差和矛盾的特质，使杰克的创作和他的人格显得那么丰沛鲜明。精简与奔放；素朴与色相；深奥与谐谑，听觉的快感驰骋飘扬，而不知不觉间，好奇心会被勾起、疑问会冒出来，随后，思考被唤起，甚至被挑战的感受也可能出来了。恰恰是杰克作品中这种多维的存在，形成了他艺术成就的殊胜之处。
和杰克一起听音乐是种奇趣，享受音乐同时也享受他的品玩过程，一如胃口旺盛之人的津津吞咽会引发周围人的食欲一样。乐音曲折起伏，他就有所回应，发出些许声音或一二字的点评，好像领会到音乐特别有味道的地方，做声以求旁人的共鸣。同样的，他写下的音符都源自他的内心，流过他的身体，因此能直见性命。也许这就是音乐家最本真的东西。我有时会被问“你写作时考虑观众吗？”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真实的答案是这样的：“我写作时，想象中有一副杰克那样的耳朵。”
我感到人生中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好同事，是我莫大的幸运。祝您七十岁生日快乐，杰克！
但我至今记得那次“耳闻”的惊奇和愉悦。我顶顶喜欢的是一首钢琴套曲《五首旋律》。这个音乐中的清灵机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新感受。杰克在纪录片《大鼻子》里记下了他第一次的中国之旅，其中有一些段落是在成都拍摄的。多年后，我看到那些当年熟悉的风物尤感亲切，暗觉这缘分仿佛是早已注定的！
我头一次见到他本人是2001年，是“耳闻”其人其乐的16年之后。那时我在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就读。因我的独奏会中有杰克几首作品，就通过学校的“特邀作曲家系列”邀请他来到辛辛那提。我到机场接他，他穿着平素，见到我笑呵呵地问“你喜欢喝酒吗？”，我说“对”，他略带神秘的从皮包中拿出一大瓶苏格兰威士忌，道：“给你的礼物。”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从他的旅店出来时已过午夜，那瓶酒也已去了大半。
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杰克，那立刻出现在我脑中的便是“鲜活”二字。他真真正正地活在他生命的每一刻中。和他在一起常常让我能发现一些平时忽略却很有趣的东西。我曾陪他和Yono（杰克的人生伴侣）去惠灵顿礼拜天的露天菜市。农民从农场一大早把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到城里，廉价售卖，这在新西兰城市里只有周末才有。他对此总是兴致勃勃，看到水果蔬菜，津津乐道地——谈论，特别喜欢的会拿到手中，品评一番，称赞其色泽，香味和触感。那神色与他谈及他所欣赏的音乐或艺术品时并无不同，手中仿佛也在触摸着什么，好像那种美好是指尖能触及，鼻尖能嗅到似的。他的本质极感性。我记得他有次跟我说：“我和书本无缘，我是视觉的。”对他来讲，一种知觉始终牵动着其他的知觉。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频繁地用“delicious”来形容音乐的人！当代的艺术里有形形色色的百般聪明，但诸种感觉的圆通浑然并非时时能见。杰克才智是过人的，有着了不起的头脑，但他的头脑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丝毫没有过生疏。
生活中，他是温和、善解人意的朋友，而工作中，他则是令人兴奋、有挑战性、也慷慨支持他人的同事。各种创意、各种奇想常常如山洪一样由他头脑里进发出来，有时我感到我在他身后紧追，却无力赶上。而在这些冒着火花的激情和精彩下面，是他对工作不可动摇的执着。用简单的“职业生涯”来谈论杰克并不贴切，因为他所关注的要宽大很多，他的“事业”和他的人生观追求是一致的，甚至一体的。类似“先做人，后做艺术家”的旧训我们听过不少，在杰克身上却让我看到了宝贵的一例。在和他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我目睹了他不倦地为有才能的人和有价值的作品创造机会。他尤其关注在艰难孤立的环境里奋斗的音乐家们。他的“同情心”和“使命感”是他的行动和努力，远远超过他对个人功名，乃至于他个人的艺术成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是他乐意而为之。杰克是一个乐于给予的人。
有趣的是，在杰克那里，我真正开始欣赏和思考中国的民间音乐，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想来也并不奇怪。杰克数十年云游四方，收集并深入研究各地的“原生态”音乐，就我所知，在作曲家当中是极罕见的。而我们在中国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尤其我这一代人，往往忽略本土民间音乐。事实是，像我这样在城里长大的人，接触民间传统的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在杰克那里，我接触到的当然远不止中国的音乐，而是世界各地的音乐，体会到天地之广大。他对民间音乐的痴迷是极感染人的。这一点，用不着接触他本人，只要听他的那些充满民俗因素的作品，尤其是一系列的改编曲（Transcriptions）就显而易见了。我的听觉曾被他深度的感染过，懂得聆听音乐还有其他方式。回头一想，或许这种“耳濡”早在《五首旋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而已！
从他的音乐作品和创作理念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在此正好列举一些我特别喜欢的作品：钢琴独奏曲《萨拉热窝》，合唱而作《五首摇篮曲》，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三首改编曲》和《西亚塔斯》，为交响乐队而作的《旋律》，为交响乐队、多个不同民族的教会唱诗班而作的《人声》，以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为主题而作的歌剧《艾黎》等。这些作品中展现了他的奇思妙想、水晶般透彻的结构感、对音响的高度敏感、组织音乐材料的高超能力以及博大的人文情怀。但谈及作曲时，杰克经常表示的是困难和不易，“作曲是痛苦的”他常这么说。这里面有点玩笑，有点谦虚，也有不少事实。他办事的雷厉风行往往在作曲前疲沓下来，他曾说自己是“在作曲之前变威世上最优柔寡断的人了！”。从这些小事可窥他创作时的孤诣苦心，而他作品的如此锤炼精良以至于不可增减一音的程度，又反证了他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但是，杰克又有另一面，率性潇洒的一面。2005年，我们一道参加在曼谷举行的亚太作曲家同盟会年会及音乐节。杰克被告知他的泰国朋友，玻璃琴演奏家Weerapong将带领他的“玻璃琴乐团”参加开幕式时，他在两三天内为开幕式谱出一曲。因刚去了威尼斯，曲子里回响着那里的钟声，他即题名为《威尼斯的钟声》。作品采用三个独奏者，分别由Weerapong、日本小提琴家铃木理惠子和我担任。“玻璃琴乐队”是一个由青年犯人组成的团体，是Weerapong长期以来的公益工作的结果。演出《威尼斯的钟声》让我特别感动，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
似乎正是这些带着反差和矛盾的特质，使杰克的创作和他的人格显得那么丰沛鲜明。精简与奔放；素朴与色相；深奥与谐谑，听觉的快感驰骋飘扬，而不知不觉间，好奇心会被勾起、疑问会冒出来，随后，思考被唤起，甚至被挑战的感受也可能出来了。恰恰是杰克作品中这种多维的存在，形成了他艺术成就的殊胜之处。
和杰克一起听音乐是种奇趣，享受音乐同时也享受他的品玩过程，一如胃口旺盛之人的津津吞咽会引发周围人的食欲一样。乐音曲折起伏，他就有所回应，发出些许声音或一二字的点评，好像领会到音乐特别有味道的地方，做声以求旁人的共鸣。同样的，他写下的音符都源自他的内心，流过他的身体，因此能直见性命。也许这就是音乐家最本真的东西。我有时会被问“你写作时考虑观众吗？”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真实的答案是这样的：“我写作时，想象中有一副杰克那样的耳朵。”
我感到人生中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好同事，是我莫大的幸运。祝您七十岁生日快乐，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