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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9日晚，在三里河南沙沟杨绛先生的家中，我第一次和先生见面。保姆开门后，先生亲自迎我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色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的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我。我有点拿不准地问：“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道：“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最喜欢用的一个句子。
那一晚，杨绛先生朴素的客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文稿、信函、辞典。沿墙放着罩着卡其色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把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个手印非常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70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连陪嫁都没有呢。”杨绛先生笑谈。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些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歲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一摸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先生家客厅的天花板。
那一晚，杨绛先生朴素的客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文稿、信函、辞典。沿墙放着罩着卡其色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把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个手印非常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70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连陪嫁都没有呢。”杨绛先生笑谈。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些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歲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一摸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先生家客厅的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