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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2日，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巴里一如往日般生机勃勃，英国人在9月占领了这里，尽管现在北部240 公里外就是交火的前线，但这座中世纪城市受到依偎着大海的巨大悬崖的庇佑，在此之前，几乎毫发无损地逃脱了战争的魔爪。
在城外几公里之处，成群结队的妇女和儿童在忍饥挨饿，但这里的商店橱窗里却摆满了水果、蛋糕和面包，年轻夫妇手挽着手漫步，卖冰淇淋的小贩也生意兴隆。巴里是盟军地中海战区的后勤中心，为50万盟军提供补给。此时，英国空军已经压制住了意大利上空的德国空军，驻扎在巴里的英国人深信他们已经赢得了空战的胜利，英国空军统帅阿瑟·康宁汉爵士宣称巴里不会受到攻击。
就在4天前，美国“自由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商船）“约翰·哈维”号与其他 9 艘商船一起停靠在巴里港，另外，靠着海堤和码头还停泊着大约 30 艘盟军船只。货船的船舱里装满了补给品，有食品、医疗设备、发动机、波纹钢板和桶装航空燃料。在上层甲板上可以看到坦克、装甲运兵车、吉普车和救护车。
可是，当天晚上7点35分，一道耀眼的闪光划破长空，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爆炸声连成一片。德国容克 Ju-88型战斗机低空飞过城镇，在靠近港口的地方投下一串串炸弹，刹那间城市的街道上冒起了浓烟和火焰。燃烧弹落入港口，黑夜变成白昼了，盟军舰队上的炮手试图击落敌机，但为时已晚，进攻的德国飞机趁着夜色逃离了，突袭持续了不到20分钟。
盟军伤亡惨重。巨大的轰鸣声从港口传来，一辆辆装满弹药的罐车爆炸了，喷发出的火焰直冲云霄。《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看到了这幅“火烧连营图”，他后来写道：8艘船已经 “燃烧殆尽，整个港口都被燃烧的石油覆盖”。一条破裂的燃料管道将数千加仑的燃料喷入港口，随即被点燃，火焰从一艘船蔓延到另一艘船。船员们试图把船开出火海，结果自然是徒劳的，猛烈的大火迫使他们跳船逃生。
德军对巴里的突袭，被称为“小珍珠港”事件，这次突袭打破了盟军的骄傲自满情绪。事后统计发现，纳粹击沉了17艘盟军船只并摧毁了超过 3.1万吨的贵重货物。1000多名美国和英国士兵死亡，1000多名士兵受伤，还有数百名平民也受了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战时的保密制度，该如何治疗重伤水手的任务变得困难重重。大约30年后，那天晚上真正发生了什么，才为世人所知。即使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惊人内幕及其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
美国军医临危受命
在阿尔及尔的美军宿舍里，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得知，巴里正在发生医疗危机：很多人死于无法解释的原因，而且速度非常快，种种症状也是军医们以前没有见过的，他们怀疑德国人使用了一种未知的毒气，因此请求紧急援助。
亚历山大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美国空军总部的一名医务官，曾接受过化学战方面的特殊训练，因此他被派往巴里。
作为军医来说，亚历山大看起来很年轻，他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不过29岁的他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疏，这才让他有了点久经沙场的味道。他在部队中很受欢迎，一些病人开玩笑说他在病床前的温柔态度表明他最适合当儿科医生。
尽管低调谦逊，但亚历山大证明了自己的果决和机敏。1940年11月亚历山大征召入伍，驻扎在马里兰州，距离化学战服务处所在的埃奇伍德兵工厂不远。不久，他与化学战服务处联系，告诉他们，他发明了一种适合防毒面具的眼镜（他获得了眼镜的专利，但他将权利移交给了军队）。
被调到化学战服务处后，亚历山大上了有关毒气的速成课程，他咨询专家并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以评估有毒物质的影响和治疗方式。巴顿将军1942年10月带着35000名士兵出征摩洛哥海岸，这是美国地面部队第1次面对轴心国的军队，亚历山大随军成为特遣部队化学战的医学顾问。
然而，亚历山大发现芥子气来自盟军自己的真相并没有让事情结束，反而让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英国港口官员试图混淆视听，将责任转移给德国空军。亚历山大一想到真相曝光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影响”，就不寒而栗。1943年早些时候，罗斯福总统曾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轴心国使用化学武器都将遭到?“最全面的报复”。如果盟军领导人得出敌人部署了化学武器的错误结论，可能会引发广泛的化学战。
轰炸发生9天后，亚历山大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提交给了阿尔及尔的美国空军总部。“巴里医院里的烧伤是由芥子气引起的，”他断言。亚历山大迫切希望他的诊断得到最高层的认可。一些英国医务人员在实施他的治疗策略之前正在等待官方的批准。更重要的是，盟军不能误解芥子气的来源。他向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发送了优先级电报，告知他们巴里事故的性质以及芥子气肯定来自美国船的真相。罗斯福似乎接受了他的发现，然而丘吉尔发出了一个简短的答复：他不相信巴里有芥子气。
丘吉尔指出：为什么芥子气的毒性比历史上的记录要严重得多？巴里死于芥子气中毒症状的患者远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芥子气的死亡率约为 2%。巴里的死亡率高出6倍多，而且还在攀升。
亚历山大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巴里的受害者浸泡在油腻的海水中，被送到医院后依然穿着浸湿的制服，这种史无前例的、“亲密的”长时间接触，会让芥子气被皮肤吸收。
亚历山大在查看病历和病理报告时，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症状：芥子气对白细胞具有破坏性影响。他发现患者的白细胞数急剧下降。康复的患者白细胞浓度在第2天或第3天会有所恢复;但有时候会从第3天或第4天开始急剧下降。他还发现，淋巴细胞——对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白细胞，最先消失了。这一发现，让亚历山大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亚历山大以前见过这样的结果，但从未在人类身上见过。1942年3月，美国人在获得了德国人新研制的氮芥化合物后，将样本交给亚历山大，让他研究这种化合物对身体的影响。亚历山大拿兔子做实验后发现，兔子的白细胞数下降到零或非常接近于零。实验室还用其他动物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芥子气在豚鼠、大鼠、小鼠和山羊身上都造成了同样结果。
亚历山大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芥子气化合物是否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患者。理论上来说，如果芥子气攻击白细胞，就可以用来控制白血病——这种儿童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表现为白细胞的生长不受限制。但是，当亚历山大提议对芥子气的药用进行一系列实验时，上司告诉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金进行不利于国防的附带研究。
2年后，坐在盟军的医院里，亚历山大发现一切都与他在动物实验中看到的情况一致。亚历山大想，也许他无法挽救巴里那些受伤严重的患者，但是也许他可以让他们的死变得有意义。
1943年12月27日，亚历山大中校提交了他对巴里灾难为期10天的调查报告。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决定一致采取行动，对调查结果保密，确保希特勒不能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发动毒气攻势的借口。因此，英国医务人员被指示更改患者的病历。亚历山大关于芥子气中毒的诊断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战斗伤亡的通用术语——烧伤、肺部并发症等。
尾声
可怕的全面化学战没有发生。英国官员从未承认亚历山大的巴里报告，但美军化学战医学部主任科尼利厄斯·罗兹上校称赞亚历山大的调查细致完整，对医学具有巨大价值，代表了“历史上的芥子气中毒研究的里程碑”。
后来，罗兹继续探索芥子气的医疗潜力。像亚历山大一样，他相信巴里的医疗数据为一种医学疗法指明了道路。罗兹是纽约纪念医院的负责人，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利用亚历山大的报告，寻找一种可以选择性杀死癌细胞的化学疗法。
罗兹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绝密试验，首次证明了在静脉注射氮芥可以让人类的肿瘤消退，今天这被称为化疗。罗兹说服了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和公司的工程师查尔斯·凯特林捐赠了一个研究所。 1945年8月7日，也就是全世界得知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天，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向癌症宣战。二战结束了，但抗癌战争才刚刚打响。
亚历山大于 1945年6月从化学战服务处退伍，带着满箱的奖章和战斗绶带回到家中。他拒绝了罗兹的邀请，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继续在新泽西州行医，成了当地受人尊敬的心脏病专家。他从不向人吹嘘自己的战功，但他始终为自己对医学的独特贡献感到自豪。他于 1991年12月6日去世，但在此之前3年，他终于等到了美国陆军迟到的赞扬，表彰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他的早期诊断和迅速开始的适当治疗，就会有更多人丧生。他在这场灾难中对受伤的军人和平民的服务体现了一个军人和医生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