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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其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
刚刚过去的9月初，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微博辩论，再次引爆公众关注度。9月15日，来自各地的12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家食药监局和农业部，希望公开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包括：中国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的材料和审批程序；中国生产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企业目录；未标注转基因标识的企业如何处罚等。
9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名单，玉米、棉花、甜菜和大豆、油菜两种油料都在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名单之内。
仅在2012年，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美国的37号提案公投，还有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等人发表的转基因致癌研究……都成了转基因论战的议题。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早就延伸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一直都在使用或食用转基因产品。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其引发的食品安全、环境生态安全以及经济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
转基因食品的“是非门”
目前，全球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力挺转基因的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就多次公开表示，转基因食品很安全，并提倡应创造条件让那些想吃转基因食品的人能天天吃。
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转基因食品因为成本较低，更便宜；在生产过程中少用农药，更环保，更安全；以后转基因食品能提高食品的质量，例如增加营养素、消除过敏原，更健康。转基因技术滥用了也有一定风险，但是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并不比常规作物的风险高，是可以控制的，只要经过了安全检测、认证，就是安全的。
从事科技报道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方玄昌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称，转基因育种技术是保证未来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推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发展的是科学界及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很清楚转基因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重要性。
方玄昌认为，反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有四类人：利益相关者（诸如有机食品生产商、化学农药生产商、可能受到转基因食品市场冲击的传统食品生产商，比如生产花生油的厂家雇人去攻击生产转基因大豆油的厂商等等）；盲目崇尚“自然”者（实际上目前已经不可能找到真正“自然”的粮食）；出于政治目的反转者（一些人为了反对当政者而借口转基因问题攻击政府）；被谣言误导的公众。
英籍华人科学家何美芸博士就是“坚决到底”式的反对转基因食品者。她表示，通过实际的农业调查发现，转基因的出现阻碍了高产，还阻挡了生态的自然恢复。她认为，有了转基因就没有了可持续的非转基因农业。
普度大学名誉教授唐·迈克尔·胡博尔博士则认为，转基因对于公众的好处从来没有得到证明，对公众的风险是巨大的。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人类所从事的科技研发活动，存在着认知风险、事故风险和蓄意风险。
同时，美国倡导消费者健康无转基因饮食的领袖人物杰弗里·史密斯则指出现阶段向环境释放转基因不负责。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那些大公司在开发转基因技术时本应处处谨慎，但事实却相反，一些生物技术公司迫不及待地推出转基因种子，根本等不及先科学地做研究。相关审批过程也被政治和利益推着走，政府部门对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也置若罔闻。
谁动了我的知情权？
尽管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短时期内可能很难分出胜负，但转基因食品却正在悄悄 “入侵”国人的餐桌。
在中国转基因食品名单里，大豆数量居首。据统计，2012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中，5838万吨为转基因大豆。有媒体报道称，国内的大豆产量为进口转基因大豆零头。
据了解，大豆主要被压成豆粕，用来榨油或饲养牲畜和鱼类，小部分被制成各种豆制加工品，包括豆腐、豆皮、豆豉、酱油等产品。
在消费者日常食用的食品中，其原料究竟是什么？哪些由转基因制成？是否都进行了标识？
近日，记者在北京的几家大型超市发现，多数食用油油桶上均在明显位置标注“非转基因”，而转基因食用油仅在标签原料一栏中标明“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货架、价签等位置则没有任何标注。转基因食用油价格比同类产品便宜近一半。
在大豆加工的其他豆类食品中，如腐乳、豆腐、酱油、豆奶及锅巴、蛋糕等由黄豆做出的其他衍生产品中，很多食品仅在原料中标注着大豆等成分。而其它散装的豆类食品中，货架、价签等位置同样没有任何标注。以酱油为例，仅有海天酱油、李锦记酱油、六月鲜、加加、鲁花酱油等在原料中标注着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非转基因黄豆；其他的酱油品牌则仅在原料中标注着黄豆、脱脂大豆、有机脱脂大豆的字样。
同时，记者在超市发现绝大多数玉米制品，同样存在着标识不清的情况。记者随机在超市采访了多位消费者，问及是否了解转基因食品，不少人均称“不太清楚”。不过受访者一致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贴标签。
标识制度亟待完善
我国转基因标识监管混乱，部分食品企业中存在着转基因标识与反向标识共存、部分转基因食品“不愿标识”等情形。专家认为，转基因食品标识不仅仅是安全性问题，同样也是消费者知情权问题。
自1993年始，中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转基因的管理办法和细则。目前采用最严格的定性标识方法，即回答“是”与“不是”问题，只要食品里含有转基因成分，一定要标识。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表示，现在有两部法规管理转基因标识。一个是国家质检总局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规定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必须在标识上加入中文说明。另一个是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
据原卫生部下发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食品产品中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表达产物的，要标注“转基因××食品”或“以转基因××食品为原料”；散装的转基因食品必须在价签上或另行设置的告示牌上标注。转基因食品来自潜在致敏食物的，还要标注“本品转××食物基因，对××食物过敏者注意”。
据悉，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取自愿标识。欧盟采用定量标识，规定如果转基因成份含量低于0.9%，商家可在超市食品袋上不加标识。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转基因不仅仅是单纯的一项技术，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宜尽快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保障群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知情权。
对于知情权的问题，方舟子有自己独特的解读。他认为，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首先应该是确保消费者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相关的资料，并不一定要采取标识制度。并且建议，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取消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标识只是在误导消费者，而且增加生产成本。
理性看待自由选择
有关方面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回答一直模棱两可。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曾建议，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以充分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明确农业部在转基因技术上的态度，“让公众有个明确的信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则在个人博客中撰文：“对待转基因作物是否拒绝或是接受？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来对待，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基因产品既是商品，除本身的自然属性外，还涉及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甚至政治因素。群众可根据自己的了解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无所谓，也可以既有非转基因产品就不买转基因的…。但作为国策对待粮食作物特别是主粮如水稻、小麦应该严格禁止，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议案提出，转基因粮食及其食品在人民健康、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风险，建议就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科研、生产和转基因食品的进出口等方面进行立法。
在制度设计上，宋华琳认为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加以规定。可考虑利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机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得出某些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该转基因食品停止生产经营，并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卫生部应尽快制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填补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盲点”。
刚刚过去的9月初，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微博辩论，再次引爆公众关注度。9月15日，来自各地的12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家食药监局和农业部，希望公开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包括：中国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的材料和审批程序；中国生产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企业目录；未标注转基因标识的企业如何处罚等。
9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名单，玉米、棉花、甜菜和大豆、油菜两种油料都在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名单之内。
仅在2012年，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美国的37号提案公投，还有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等人发表的转基因致癌研究……都成了转基因论战的议题。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早就延伸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一直都在使用或食用转基因产品。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其引发的食品安全、环境生态安全以及经济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
转基因食品的“是非门”
目前，全球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力挺转基因的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就多次公开表示，转基因食品很安全，并提倡应创造条件让那些想吃转基因食品的人能天天吃。
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转基因食品因为成本较低，更便宜；在生产过程中少用农药，更环保，更安全；以后转基因食品能提高食品的质量，例如增加营养素、消除过敏原，更健康。转基因技术滥用了也有一定风险，但是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并不比常规作物的风险高，是可以控制的，只要经过了安全检测、认证，就是安全的。
从事科技报道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方玄昌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称，转基因育种技术是保证未来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推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发展的是科学界及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很清楚转基因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重要性。
方玄昌认为，反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有四类人：利益相关者（诸如有机食品生产商、化学农药生产商、可能受到转基因食品市场冲击的传统食品生产商，比如生产花生油的厂家雇人去攻击生产转基因大豆油的厂商等等）；盲目崇尚“自然”者（实际上目前已经不可能找到真正“自然”的粮食）；出于政治目的反转者（一些人为了反对当政者而借口转基因问题攻击政府）；被谣言误导的公众。
英籍华人科学家何美芸博士就是“坚决到底”式的反对转基因食品者。她表示，通过实际的农业调查发现，转基因的出现阻碍了高产，还阻挡了生态的自然恢复。她认为，有了转基因就没有了可持续的非转基因农业。
普度大学名誉教授唐·迈克尔·胡博尔博士则认为，转基因对于公众的好处从来没有得到证明，对公众的风险是巨大的。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人类所从事的科技研发活动，存在着认知风险、事故风险和蓄意风险。
同时，美国倡导消费者健康无转基因饮食的领袖人物杰弗里·史密斯则指出现阶段向环境释放转基因不负责。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那些大公司在开发转基因技术时本应处处谨慎，但事实却相反，一些生物技术公司迫不及待地推出转基因种子，根本等不及先科学地做研究。相关审批过程也被政治和利益推着走，政府部门对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也置若罔闻。
谁动了我的知情权？
尽管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短时期内可能很难分出胜负，但转基因食品却正在悄悄 “入侵”国人的餐桌。
在中国转基因食品名单里，大豆数量居首。据统计，2012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中，5838万吨为转基因大豆。有媒体报道称，国内的大豆产量为进口转基因大豆零头。
据了解，大豆主要被压成豆粕，用来榨油或饲养牲畜和鱼类，小部分被制成各种豆制加工品，包括豆腐、豆皮、豆豉、酱油等产品。
在消费者日常食用的食品中，其原料究竟是什么？哪些由转基因制成？是否都进行了标识？
近日，记者在北京的几家大型超市发现，多数食用油油桶上均在明显位置标注“非转基因”，而转基因食用油仅在标签原料一栏中标明“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货架、价签等位置则没有任何标注。转基因食用油价格比同类产品便宜近一半。
在大豆加工的其他豆类食品中，如腐乳、豆腐、酱油、豆奶及锅巴、蛋糕等由黄豆做出的其他衍生产品中，很多食品仅在原料中标注着大豆等成分。而其它散装的豆类食品中，货架、价签等位置同样没有任何标注。以酱油为例，仅有海天酱油、李锦记酱油、六月鲜、加加、鲁花酱油等在原料中标注着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非转基因黄豆；其他的酱油品牌则仅在原料中标注着黄豆、脱脂大豆、有机脱脂大豆的字样。
同时，记者在超市发现绝大多数玉米制品，同样存在着标识不清的情况。记者随机在超市采访了多位消费者，问及是否了解转基因食品，不少人均称“不太清楚”。不过受访者一致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贴标签。
标识制度亟待完善
我国转基因标识监管混乱，部分食品企业中存在着转基因标识与反向标识共存、部分转基因食品“不愿标识”等情形。专家认为，转基因食品标识不仅仅是安全性问题，同样也是消费者知情权问题。
自1993年始，中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转基因的管理办法和细则。目前采用最严格的定性标识方法，即回答“是”与“不是”问题，只要食品里含有转基因成分，一定要标识。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表示，现在有两部法规管理转基因标识。一个是国家质检总局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规定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必须在标识上加入中文说明。另一个是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
据原卫生部下发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食品产品中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表达产物的，要标注“转基因××食品”或“以转基因××食品为原料”；散装的转基因食品必须在价签上或另行设置的告示牌上标注。转基因食品来自潜在致敏食物的，还要标注“本品转××食物基因，对××食物过敏者注意”。
据悉，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取自愿标识。欧盟采用定量标识，规定如果转基因成份含量低于0.9%，商家可在超市食品袋上不加标识。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转基因不仅仅是单纯的一项技术，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宜尽快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保障群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知情权。
对于知情权的问题，方舟子有自己独特的解读。他认为，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首先应该是确保消费者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相关的资料，并不一定要采取标识制度。并且建议，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取消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标识只是在误导消费者，而且增加生产成本。
理性看待自由选择
有关方面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回答一直模棱两可。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曾建议，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以充分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明确农业部在转基因技术上的态度，“让公众有个明确的信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则在个人博客中撰文：“对待转基因作物是否拒绝或是接受？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来对待，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基因产品既是商品，除本身的自然属性外，还涉及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甚至政治因素。群众可根据自己的了解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无所谓，也可以既有非转基因产品就不买转基因的…。但作为国策对待粮食作物特别是主粮如水稻、小麦应该严格禁止，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议案提出，转基因粮食及其食品在人民健康、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风险，建议就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科研、生产和转基因食品的进出口等方面进行立法。
在制度设计上，宋华琳认为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加以规定。可考虑利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机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得出某些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该转基因食品停止生产经营，并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卫生部应尽快制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填补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