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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童的小说总给我们以唯美与苍凉，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南方的晦暗与阴霾，但是仔细追寻苏童小说写作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其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追索人性的力量，还有介入历史的寄情。在苏童悠长的故事世界里，屡屡出现惊人的敏感、神秘的启示、苍老的寓言、酸甜的死亡气息以及挥之不去的饥饿的焦虑。
[关键词]苏童；饥饿；焦虑；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78-03
饥饿这样一个隐在的文学焦点却并未能引起文学界的足够重视，它一度被淹没在生存苦难叙写当中。应该说，饥饿的意义不仅仅是代表一种身体的渴求，也是人类从肉体到精神所经受的焦虑的磨难、是命运所赐予人类的心灵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饥饿已不是单独作为一种文学表述而存在，而是人类所难以忘记的沉痛的生命记忆。
一
回首苏童的写作轨迹，在他悠长的故事世界里对于饥饿的焦虑的描述俯拾即是，在其早期代表作《罂粟之家》中，只知道吃馍白痴儿的演义是人类命运的隐喻，“演义身上因袭着刘家三代前的血液因子。历史上的刘家祖父因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练就了一幅惊人的胃口，一人能吃一头猪。演义的返祖现象让刘家人警醒，他们几乎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夺下演义手中的馍”。[1]事实上，演义对于馍永不餍足的迷恋展示了整个民族对于饥饿的持久焦虑与恐慌，而这种饥饿感业已沉淀在民族血液中。在苏童另一篇的作品《一九三四年逃亡》中，饥饿的展示则显得更为全面：饥饿婴儿的啼哭、死亡塘的野菜争夺战、乌黑盐水里的酸菜……，而贫穷、饥荒、腌菜的味道作为一种基调在苏童以后的小说中久久的弥漫。在瘟疫与紧连的饥荒面前，“我的祖母蒋氏”为了抢活命的野菜甚至会“挥舞一把圆镰，砍伤了好几个乡亲，她的额角也留下了一条锯齿般的伤疤”[2]。而文中的大伯狗崽饥饿的意义则更为广泛，对于竹器绝活的渴求，隔着蓝旗袍对于小女人环子的凝望，这些身体的饥饿感同时伴随着精神的创伤，这种渴慕而不可得的“饥饿”来的更为凶猛而致命。
如果说上述的文章，都是对于饥饿图景式的描述的话，《米》则是饥饿的深渊，这个深渊是由无止境的欲望锻造而成的。小说的开头显得含义深邃而又意味深长，五龙藏在运煤火车上两天两夜，嚼着最后一把家乡出产的糙米，“慢慢进入城市的北端”，饥饿的故事在米店这样一个狭仄而意义丰富的空间展开。在这里饥饿成为了五龙命运的魔咒，幼年时父母死于饥荒，长期处于味觉饥饿的状态，没有亲人的亲情饥饿感，没有人格的尊严饥饿感，缺乏信任的信仰饥饿感，没有真情的爱情饥饿感，这一切的种种饥饿诱发了五龙精神的巨大的欲望黑洞。他莫名的仇恨、惊人的狡诈、生存的智慧和残忍的处世手腕不仅没有缓解他饥饿感与丰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使他更加的孤独，“腹部以下空荡荡”，同时加剧了对于“米”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生命意义指代的疯狂依赖，达到了性事只能在米堆里才能达到奇异满足的病态程度。五龙一生逃离故乡——不愿归乡——带米还乡，“他需要一车皮雪白的、清香的大米，他需要这份实在的能够抗拒天灾人祸的寄托”。[3]从这个意义上讲，五龙所对抗的饥饿是一种绝望的宿命，饥饿业已成为是一种病毒侵入我们的骨髓，腐蚀着我们的尊严与人格。
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重视精神的体验与满足，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内容即身体作为社会力量的角斗场，身体饥饿的生命感受也是何其的重要。苏童正是努力通过一个个细节的真实，试图抵达那个无数生命挣扎与湮灭的历史现场，在这些“有意味”的饥饿书写中，我们不难想象在“饥饿”面前人性里面的恶之因子被诱发、放大，面对着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业已失去了道德指责的勇气和力量，杀戮和畸形的精神才变得如此平常。而这些篇章中人在饥饿煎熬面前所体现出的或因隐忍而麻木，或因求生而残暴，或为亲情而自我牺牲的绝境中的人性“真实”，委实让我们为之震撼。
二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饥饿的故事屡见不鲜，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曾经写过《饥饿与尊严》回忆他儿时的饥饿岁月：“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五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这种“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的饥饿记忆在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蝗》、《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等小说中真实而深刻的再现。在同为当代优秀短篇小说家刘庆邦的书写中，饥饿的面目显得更为狰狞，《家属房》中的矿工老嫖为了维持生存，免于“下岗”，而把妻子当作“筹码”推给领导；《到处都很干净》中的杨看梅在丈夫的默许和暗示下用身体换来喂猪的芝麻饼给快要饿死的丈夫保命；《兄妹》中的心把当小姐挣来的血泪钱给哥哥家糊口……正是他们关于饥饿的关注与描摹，温饱这样一个卑微的要求在那样一个迷狂的时代，变得很悲凉。书写了宏大的历史背后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大大丰富了当代的文学图景。
苏童也不例外，在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厨子》、《我的棉花，我的家园》、《天使的粮食》中，我感到，苏童并不满足于对于饥饿形而下地简单书写，在这里饥饿是作为生命的底色与社会背景出现的，《两个厨子》的故事并不复杂，我们不难发现苏童暂时放弃了一贯的优雅与从容的叙事姿态，书写了一个貌似平白的故事：陈家的老爷每日山珍海味，却对吃提不起兴趣；白厨子手艺过人却“一做酒席不吃就饱”；他们不缺吃，然而肠胃功能都在退化。黑厨子缺吃，故而一根剩点肉渣的骨头就会让他心神不宁，在这里苏童细腻的轻描淡写、冷静节制的情感在此显得恰到好处而又含义隽永，那一对寒风中等待舍粥的父子俩的背影显得如此丰富，那繁杂历史背后的下层人面对饥饿时的隐忍、无奈与绝望的等待被展现无遗。《天使的粮食》开头则预示了故事的结局，面对这群充满戒备、拒绝拯救的村民，面对着饥饿与死亡，天使也显得如此力不从心。然而更为荒谬的是，天使的奉献与拯救并未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得到尊敬，恰恰相反，天使要被当成怪物被烧死。显然，苏童在一个貌似简单的荒诞故事的背后，暗示了人类与饥饿命运的纠缠不清，一定程度是因为人类自身冷酷、自私、见利忘义的顽疾，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在这群冷漠无情、愚昧无知的村民中，他们死了人不哭，饿的时候没有力气哭，吃饱了忘了哭，天使如此的孤独，他注定收获不到蕴含着怜悯、悲伤抑或同情眼泪，而人类注定无法从饥饿的深渊中得到救赎。 比较起来，《我的棉花，我的家园》的饥饿寓意则更为全面而深邃，小说讲述的是1940至1941间的故事，而文中出现的确切纪年“路上仍然是逃难的人，都是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像荒野中的羊群盲目地行走，这种景象在1941年的夏季持续不衰”，而使得这篇小说有着貌似真实历史回溯的质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可信性。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回溯中，“死亡的腥味”紧紧笼罩着这篇并不悠长的小说。在这里，苏童试图用饥饿来揭开历史的真实，然而饥饿与死亡并没有剥夺生者坚强的意志：“死者的棺材在这一年密布了南方的土地，它们像巨大的土豆埋在地下，与残存的庄稼争夺着空气和水。而铁匠铺里摆满了各种农具，仍然有人来买犁耙和锄头，那是最固执坚韧的农民，没有收获的年月仍然勤于耕种”，在灾难的大地遭遇隐忍、勤勉与坚韧的中国农民的1941年，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不可避免地饿死的命运，这显然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在这篇思想先行，处处充满警示与预告的小说中，饥饿业已成为一个最为恶毒的魔咒，同时作为最为真实、贴近生存本能的东西而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正是对于国民生存状态更为深刻的拷问，“那些云朵才是真正的棉花，洁白柔软，随风变化，书来想最后的棉花地是属于天空的，乡亲们都被欺骗了许多年，棉花彻底欺骗了他们而使无数人离乡背井，他们耕耘种植，收获的是饥饿和流浪。”[4]在文章的描述中棉花作为一种虚无的指代，有着非常明显的寓言意味，如果耕耘的意义是虚无，家园已不复存在，饥饿才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被饥饿吞噬着的人们是否能在现代文明的指代——铁路的指引下找到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这显然也是一个虚空的命题。
在近期的长篇《河岸》中，苏童再接再厉，把饥饿书写发挥到了极致。这并不是说文中极度渲染了饥饿的生存感受与血腥，而是使用了大量极端对立的词语，强调那种精神巨大空洞与漂浮不定，在这里“空屁”代表着更为彻底饥饿的空洞、肮脏与堕落。在这个当代小说并不陌生的文革书写里展现了精神狂热的背后隐藏的巨大的价值真空。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苏童对于饥饿的焦虑的书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肯定了人在饥饿的生存绝境中由存在焦虑所激发出来巨大的求生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发现饥饿在一定程度上是欲望的外化，而欲望的焦虑既是人得以生存的根本，又是驱使人走向毁灭的邪恶力量，欲望的这种双重指向常常将人推向自我背离的命运黑洞，这种“欲望的焦虑”所伴生或放大人性的扭曲、卑琐与丑陋，潜伏着的侵蚀和毁灭人性的潜质，这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苏童的小说正是以惨烈的“真实”挑战着业已略显疲惫的道德底线，展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
三
在苏童冷静节制而又细腻真挚地书写中，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残酷是如此切近地逼来，貌似随意的苏童懒洋洋地问我们：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我们从苏童“已成碎片的历史”中，一再发现或看到了“罪恶”、“苦难”、“死亡”、“堕落”、“疯狂”、“暴力”、“逃亡”、“欲望”的这些关于饥饿焦虑的生命即景，而这些人类最基本、最原始、最牢固的心理体验，使艺术产生了难以言说的神秘美感。如果苏童小说的意蕴仅只于此的话，那么他所书写的饥饿与苦难则流于平面。作为一个厚重而严肃的作家，苏童小说的劲道与张力显然不在于此，而是试图寻找战争、死亡、残忍背后的“三盏灯”，从而指引我们对抗饥饿的焦虑、欲望的黑洞。
在《人民的鱼》、《白雪猪头》这两篇富有浓重的现实主义气息的小说中，苏童一方面充分的展现了他的自信、灵动与从容，另一方面逐渐的回归质朴与平静。一个特定物质的匮乏、多子的历史时期，饥饿的焦虑笼罩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更为紧张的是饥饿所诱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窥视、嫉妒、猜忌乃至于怨恨。《人民的鱼》开头鱼满为患的居林生一家与没有荤腥的邻居划开了鸿沟，同时也成为了整条街的敌人，而现在看来普通的鱼头则变成了一种象征，吃鱼头的人低贱，而柳月芳的不吃鱼头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意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小说的推进中柳月芳送给多子的张慧琴鱼头是出于怜悯，而正是这些貌似平常的鱼头改善了邻里间的关系，使柳月芳与张慧琴成为了朋友。而在《白雪猪头》中，母亲为了为抢猪头而与买猪头的张云兰结怨，然而面对家里五个长身体的孩子，母亲却用年前赶做裤子这样的办法来拉拢张云兰，我们惊异于作者对于平常生活下波涛汹涌的暗流如此精确地把握，在张弛有度的节奏控制、放达凝练的描绘、跌宕起伏的铺排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于叙事的迷恋、对结构设置的讲究，对人物特质的细腻准确的把握以及对于精致意象的精心捕捉，从而赋予了这两个冗长题材以无限推延的艺术魅惑，而使得小说显得如此的干净、整洁与精致。那个在大雪中出现的手提猪头、穿着男式工作棉袄的张云兰将无疑是最温暖、可爱的人。
在很多时候命运是盲目而残酷的，饥饿是命运赐予人类经久不息的考验，苏童温情的书写却使我们懂得饥饿并不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唯一的礼物，人类还有他们的爱与尊严。纵使人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残酷，而人却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对抗饥饿的焦虑，用爱来驱逐生命中的悲凉与荒寒。在这里，活着成为人类奋进不止的诺言，毫无疑问的是关爱与温情这是这个诺言的动力和意义所在，同时它们也是苏童所竭力寻找的灯绳，用以点亮我们狭仄而又荒诞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2]苏童.罂粟之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157-158.
[3]苏童.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22.
[4]苏童.礼拜天的早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3、164.
责任编辑 丛 琳
[关键词]苏童；饥饿；焦虑；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78-03
饥饿这样一个隐在的文学焦点却并未能引起文学界的足够重视，它一度被淹没在生存苦难叙写当中。应该说，饥饿的意义不仅仅是代表一种身体的渴求，也是人类从肉体到精神所经受的焦虑的磨难、是命运所赐予人类的心灵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饥饿已不是单独作为一种文学表述而存在，而是人类所难以忘记的沉痛的生命记忆。
一
回首苏童的写作轨迹，在他悠长的故事世界里对于饥饿的焦虑的描述俯拾即是，在其早期代表作《罂粟之家》中，只知道吃馍白痴儿的演义是人类命运的隐喻，“演义身上因袭着刘家三代前的血液因子。历史上的刘家祖父因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练就了一幅惊人的胃口，一人能吃一头猪。演义的返祖现象让刘家人警醒，他们几乎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夺下演义手中的馍”。[1]事实上，演义对于馍永不餍足的迷恋展示了整个民族对于饥饿的持久焦虑与恐慌，而这种饥饿感业已沉淀在民族血液中。在苏童另一篇的作品《一九三四年逃亡》中，饥饿的展示则显得更为全面：饥饿婴儿的啼哭、死亡塘的野菜争夺战、乌黑盐水里的酸菜……，而贫穷、饥荒、腌菜的味道作为一种基调在苏童以后的小说中久久的弥漫。在瘟疫与紧连的饥荒面前，“我的祖母蒋氏”为了抢活命的野菜甚至会“挥舞一把圆镰，砍伤了好几个乡亲，她的额角也留下了一条锯齿般的伤疤”[2]。而文中的大伯狗崽饥饿的意义则更为广泛，对于竹器绝活的渴求，隔着蓝旗袍对于小女人环子的凝望，这些身体的饥饿感同时伴随着精神的创伤，这种渴慕而不可得的“饥饿”来的更为凶猛而致命。
如果说上述的文章，都是对于饥饿图景式的描述的话，《米》则是饥饿的深渊，这个深渊是由无止境的欲望锻造而成的。小说的开头显得含义深邃而又意味深长，五龙藏在运煤火车上两天两夜，嚼着最后一把家乡出产的糙米，“慢慢进入城市的北端”，饥饿的故事在米店这样一个狭仄而意义丰富的空间展开。在这里饥饿成为了五龙命运的魔咒，幼年时父母死于饥荒，长期处于味觉饥饿的状态，没有亲人的亲情饥饿感，没有人格的尊严饥饿感，缺乏信任的信仰饥饿感，没有真情的爱情饥饿感，这一切的种种饥饿诱发了五龙精神的巨大的欲望黑洞。他莫名的仇恨、惊人的狡诈、生存的智慧和残忍的处世手腕不仅没有缓解他饥饿感与丰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使他更加的孤独，“腹部以下空荡荡”，同时加剧了对于“米”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生命意义指代的疯狂依赖，达到了性事只能在米堆里才能达到奇异满足的病态程度。五龙一生逃离故乡——不愿归乡——带米还乡，“他需要一车皮雪白的、清香的大米，他需要这份实在的能够抗拒天灾人祸的寄托”。[3]从这个意义上讲，五龙所对抗的饥饿是一种绝望的宿命，饥饿业已成为是一种病毒侵入我们的骨髓，腐蚀着我们的尊严与人格。
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重视精神的体验与满足，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内容即身体作为社会力量的角斗场，身体饥饿的生命感受也是何其的重要。苏童正是努力通过一个个细节的真实，试图抵达那个无数生命挣扎与湮灭的历史现场，在这些“有意味”的饥饿书写中，我们不难想象在“饥饿”面前人性里面的恶之因子被诱发、放大，面对着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业已失去了道德指责的勇气和力量，杀戮和畸形的精神才变得如此平常。而这些篇章中人在饥饿煎熬面前所体现出的或因隐忍而麻木，或因求生而残暴，或为亲情而自我牺牲的绝境中的人性“真实”，委实让我们为之震撼。
二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饥饿的故事屡见不鲜，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曾经写过《饥饿与尊严》回忆他儿时的饥饿岁月：“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五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这种“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的饥饿记忆在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蝗》、《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等小说中真实而深刻的再现。在同为当代优秀短篇小说家刘庆邦的书写中，饥饿的面目显得更为狰狞，《家属房》中的矿工老嫖为了维持生存，免于“下岗”，而把妻子当作“筹码”推给领导；《到处都很干净》中的杨看梅在丈夫的默许和暗示下用身体换来喂猪的芝麻饼给快要饿死的丈夫保命；《兄妹》中的心把当小姐挣来的血泪钱给哥哥家糊口……正是他们关于饥饿的关注与描摹，温饱这样一个卑微的要求在那样一个迷狂的时代，变得很悲凉。书写了宏大的历史背后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大大丰富了当代的文学图景。
苏童也不例外，在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厨子》、《我的棉花，我的家园》、《天使的粮食》中，我感到，苏童并不满足于对于饥饿形而下地简单书写，在这里饥饿是作为生命的底色与社会背景出现的，《两个厨子》的故事并不复杂，我们不难发现苏童暂时放弃了一贯的优雅与从容的叙事姿态，书写了一个貌似平白的故事：陈家的老爷每日山珍海味，却对吃提不起兴趣；白厨子手艺过人却“一做酒席不吃就饱”；他们不缺吃，然而肠胃功能都在退化。黑厨子缺吃，故而一根剩点肉渣的骨头就会让他心神不宁，在这里苏童细腻的轻描淡写、冷静节制的情感在此显得恰到好处而又含义隽永，那一对寒风中等待舍粥的父子俩的背影显得如此丰富，那繁杂历史背后的下层人面对饥饿时的隐忍、无奈与绝望的等待被展现无遗。《天使的粮食》开头则预示了故事的结局，面对这群充满戒备、拒绝拯救的村民，面对着饥饿与死亡，天使也显得如此力不从心。然而更为荒谬的是，天使的奉献与拯救并未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得到尊敬，恰恰相反，天使要被当成怪物被烧死。显然，苏童在一个貌似简单的荒诞故事的背后，暗示了人类与饥饿命运的纠缠不清，一定程度是因为人类自身冷酷、自私、见利忘义的顽疾，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在这群冷漠无情、愚昧无知的村民中，他们死了人不哭，饿的时候没有力气哭，吃饱了忘了哭，天使如此的孤独，他注定收获不到蕴含着怜悯、悲伤抑或同情眼泪，而人类注定无法从饥饿的深渊中得到救赎。 比较起来，《我的棉花，我的家园》的饥饿寓意则更为全面而深邃，小说讲述的是1940至1941间的故事，而文中出现的确切纪年“路上仍然是逃难的人，都是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像荒野中的羊群盲目地行走，这种景象在1941年的夏季持续不衰”，而使得这篇小说有着貌似真实历史回溯的质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可信性。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回溯中，“死亡的腥味”紧紧笼罩着这篇并不悠长的小说。在这里，苏童试图用饥饿来揭开历史的真实，然而饥饿与死亡并没有剥夺生者坚强的意志：“死者的棺材在这一年密布了南方的土地，它们像巨大的土豆埋在地下，与残存的庄稼争夺着空气和水。而铁匠铺里摆满了各种农具，仍然有人来买犁耙和锄头，那是最固执坚韧的农民，没有收获的年月仍然勤于耕种”，在灾难的大地遭遇隐忍、勤勉与坚韧的中国农民的1941年，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不可避免地饿死的命运，这显然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在这篇思想先行，处处充满警示与预告的小说中，饥饿业已成为一个最为恶毒的魔咒，同时作为最为真实、贴近生存本能的东西而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正是对于国民生存状态更为深刻的拷问，“那些云朵才是真正的棉花，洁白柔软，随风变化，书来想最后的棉花地是属于天空的，乡亲们都被欺骗了许多年，棉花彻底欺骗了他们而使无数人离乡背井，他们耕耘种植，收获的是饥饿和流浪。”[4]在文章的描述中棉花作为一种虚无的指代，有着非常明显的寓言意味，如果耕耘的意义是虚无，家园已不复存在，饥饿才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被饥饿吞噬着的人们是否能在现代文明的指代——铁路的指引下找到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这显然也是一个虚空的命题。
在近期的长篇《河岸》中，苏童再接再厉，把饥饿书写发挥到了极致。这并不是说文中极度渲染了饥饿的生存感受与血腥，而是使用了大量极端对立的词语，强调那种精神巨大空洞与漂浮不定，在这里“空屁”代表着更为彻底饥饿的空洞、肮脏与堕落。在这个当代小说并不陌生的文革书写里展现了精神狂热的背后隐藏的巨大的价值真空。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苏童对于饥饿的焦虑的书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肯定了人在饥饿的生存绝境中由存在焦虑所激发出来巨大的求生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发现饥饿在一定程度上是欲望的外化，而欲望的焦虑既是人得以生存的根本，又是驱使人走向毁灭的邪恶力量，欲望的这种双重指向常常将人推向自我背离的命运黑洞，这种“欲望的焦虑”所伴生或放大人性的扭曲、卑琐与丑陋，潜伏着的侵蚀和毁灭人性的潜质，这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苏童的小说正是以惨烈的“真实”挑战着业已略显疲惫的道德底线，展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
三
在苏童冷静节制而又细腻真挚地书写中，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残酷是如此切近地逼来，貌似随意的苏童懒洋洋地问我们：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我们从苏童“已成碎片的历史”中，一再发现或看到了“罪恶”、“苦难”、“死亡”、“堕落”、“疯狂”、“暴力”、“逃亡”、“欲望”的这些关于饥饿焦虑的生命即景，而这些人类最基本、最原始、最牢固的心理体验，使艺术产生了难以言说的神秘美感。如果苏童小说的意蕴仅只于此的话，那么他所书写的饥饿与苦难则流于平面。作为一个厚重而严肃的作家，苏童小说的劲道与张力显然不在于此，而是试图寻找战争、死亡、残忍背后的“三盏灯”，从而指引我们对抗饥饿的焦虑、欲望的黑洞。
在《人民的鱼》、《白雪猪头》这两篇富有浓重的现实主义气息的小说中，苏童一方面充分的展现了他的自信、灵动与从容，另一方面逐渐的回归质朴与平静。一个特定物质的匮乏、多子的历史时期，饥饿的焦虑笼罩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更为紧张的是饥饿所诱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窥视、嫉妒、猜忌乃至于怨恨。《人民的鱼》开头鱼满为患的居林生一家与没有荤腥的邻居划开了鸿沟，同时也成为了整条街的敌人，而现在看来普通的鱼头则变成了一种象征，吃鱼头的人低贱，而柳月芳的不吃鱼头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意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小说的推进中柳月芳送给多子的张慧琴鱼头是出于怜悯，而正是这些貌似平常的鱼头改善了邻里间的关系，使柳月芳与张慧琴成为了朋友。而在《白雪猪头》中，母亲为了为抢猪头而与买猪头的张云兰结怨，然而面对家里五个长身体的孩子，母亲却用年前赶做裤子这样的办法来拉拢张云兰，我们惊异于作者对于平常生活下波涛汹涌的暗流如此精确地把握，在张弛有度的节奏控制、放达凝练的描绘、跌宕起伏的铺排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于叙事的迷恋、对结构设置的讲究，对人物特质的细腻准确的把握以及对于精致意象的精心捕捉，从而赋予了这两个冗长题材以无限推延的艺术魅惑，而使得小说显得如此的干净、整洁与精致。那个在大雪中出现的手提猪头、穿着男式工作棉袄的张云兰将无疑是最温暖、可爱的人。
在很多时候命运是盲目而残酷的，饥饿是命运赐予人类经久不息的考验，苏童温情的书写却使我们懂得饥饿并不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唯一的礼物，人类还有他们的爱与尊严。纵使人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残酷，而人却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对抗饥饿的焦虑，用爱来驱逐生命中的悲凉与荒寒。在这里，活着成为人类奋进不止的诺言，毫无疑问的是关爱与温情这是这个诺言的动力和意义所在，同时它们也是苏童所竭力寻找的灯绳，用以点亮我们狭仄而又荒诞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2]苏童.罂粟之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157-158.
[3]苏童.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22.
[4]苏童.礼拜天的早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3、164.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