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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文学批评家说很难在格非的小说创作中，看到一些全新的叙事元素。他们固执地认为，格非在小说叙事上陷入了“先锋”的深渊，难以自拔。对于这个稍显偏颇的观点，我觉得还是需要谨慎一些更好。事实上，从“江南三部曲”开始，格非便加强了对传统叙事手法的打磨，尤其是《隐身衣》的出版，更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叙事”方式去构建小说，表明格非在小说叙事的探索上是充满热情和创新动力的。我们发现，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隐身衣》的写作中，保持和延续了小说叙事上的“哥特式”、叙事迷宫、空缺、重复、留白等叙事技巧。
说到《隐身衣》，不得不提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春尽江南》。比如在《春尽江南》的文本细微处，常常流露出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比如主人公秀蓉（家玉）的梦境中，已经出现了对于“隐身”的幻想。其实，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格非原本打算将自己与古典音乐二十余年“神交”的那些美妙的回忆和体悟穿插到《春尽江南》里，但是后来可能是由于叙述限制，格非索性另起炉灶，专门以古典音乐为元素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才有了《隐身衣》。《隐身衣》虽然是新的篇章，但是它沿袭了“江南三部曲”以来，一个充满文人气和书卷气的情怀作家，对于理想主义的精神探索，对于现实弊病的精妙反讽，对于时代和人心的诗性阐释。“桃花图”、“大同世界”、“普济学堂”、“精神疗养院”、“音乐发烧圈”实则是一曲人心与人心相互纠缠、突围的精神乌托邦，通过叙述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内质下，处于社会与现实边缘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去勾连和传达一种处世哲学与精神因缘，关乎时代、关乎现实、关乎人心，关乎知识分子的精神放逐与逃离。最终，格非想要拷问和追索的一个本质命题：我们这个时代，在现实的边缘处，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即我们该如何存在的问题。综合“江南三部曲”及《隐身衣》，我们简略论述格非给我们的答案。
一.隐身
首先，需要明白格非的这件“隐身衣”是什么。小说的叙事线索并不复杂，崔师傅是一个以制作和买卖胆机为生的手艺人。在古典音乐氛围缺失的北京城，这是一个日益式微的行业。“在北京，靠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人。”但是凭借着内心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他仍然坚守在音乐发烧圈里。一个以制作胆机为生的音乐爱好者，面临着妻子出轨、被姐姐赶出家门，无处安身的现实难题，自认为最好的兄弟不愿意帮助他，可谓现实版的“众叛亲离”。其实，这样的一个处于社会边缘处的底层小人物，在文学谱系上并不少见。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巴金笔下的汪文宣、郁达夫笔下的“我”都是类似的社会“零余人”。但是《隐身衣》中的“我”由于工作是为客户制作和修理胆机，可以接触到许多社会上所谓的“高端人物”。比如夸夸其谈的老教授、敏感神秘的大富豪，有机会去见识所谓的“上流社会”。这样一个被逼仄的现实压制和束缚的底层人，该如何隐身？向何处隐身？格非给出了他的看法：古典音乐。音乐成了小说中的“我”精神上的乌托邦，一个现实无地之人的精神家园。古典音乐所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激励、陶冶或熏陶是面对这个物欲横流、杂乱丛生的荒谬时代最好的隐身方式。当人的心灵与古典音乐的某处旋律得以契合，世俗的纷杂与困惑便是纯粹的世俗了，心灵淘洗之后的愉悦可以暂时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一昧抱怨、感时伤怀。而是一份追求自我内心舒适区间的从容。或许，格非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文人，具有孤傲的气质。他不愿意融入这个在他看来，极其污浊的时代和社会，他也无法无改变这个时代。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安置心灵的方式，隐身。
二.逃离
在处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冲突时，格非还选择了“逃离”的象征方式去寻求乌托邦的精神家园。从《人面桃花》开篇，格非便塑造了一个逃离的“陆父”、逃避追捕的“张季元”、后来通过“禁语”逃离现实的“秀米”，《山河入梦》中逃避爱情的谭功达、生死逃亡的姚佩佩，《春尽江南》中逃避现实的诗人端午、逃离社会的精神病患者王元庆、逃离世俗的文艺女青年绿珠。《隐身衣》中逃离姐姐家的“我”。我们发现，这些难以承受现实困境的人只有通过无限的“逃离”去避免内心的创伤。《隐身衣》所要传达的一种精神气度是脱离世俗、超于世俗的理想情怀。在现实无力感的笼罩下，逃离恰恰成为其中最佳的实现方式。此外，格非塑造了一系列“非正常人”的疯子形象。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为了追求内心的精神乌托邦理想信念而“疯”。“疯”也是一种逃离，因为格非难以辨别的是，究竟是这些有着美好信念的人疯了，还是时代疯了。格非恐怕更倾向于后者。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隐身衣”的作用就是保护这些仍然有着自己人生信念、生命情怀和理想坚守的人不受世俗的伤害。也许，我们很多人都期待，有一个被水围困、与世隔绝的小岛，没有斗争、没有算计，只有纯粹的情感、诗意的生活。在时代推进的洪流中，格非始终坚持守护自身的理想信念，不随波逐流，并凭借着内心一以贯之的精神气度和文学心智向读者阐释着理想、情怀对于生命的重要性。
有的人说，读格非的小说像猜谜，我们需要不断去猜想他有意设置的叙事空缺。其实大可不必，或许“空缺”与“留白”也是格非在文学创作力“隐身”的一种方式。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说到《隐身衣》，不得不提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春尽江南》。比如在《春尽江南》的文本细微处，常常流露出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比如主人公秀蓉（家玉）的梦境中，已经出现了对于“隐身”的幻想。其实，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格非原本打算将自己与古典音乐二十余年“神交”的那些美妙的回忆和体悟穿插到《春尽江南》里，但是后来可能是由于叙述限制，格非索性另起炉灶，专门以古典音乐为元素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才有了《隐身衣》。《隐身衣》虽然是新的篇章，但是它沿袭了“江南三部曲”以来，一个充满文人气和书卷气的情怀作家，对于理想主义的精神探索，对于现实弊病的精妙反讽，对于时代和人心的诗性阐释。“桃花图”、“大同世界”、“普济学堂”、“精神疗养院”、“音乐发烧圈”实则是一曲人心与人心相互纠缠、突围的精神乌托邦，通过叙述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内质下，处于社会与现实边缘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去勾连和传达一种处世哲学与精神因缘，关乎时代、关乎现实、关乎人心，关乎知识分子的精神放逐与逃离。最终，格非想要拷问和追索的一个本质命题：我们这个时代，在现实的边缘处，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即我们该如何存在的问题。综合“江南三部曲”及《隐身衣》，我们简略论述格非给我们的答案。
一.隐身
首先，需要明白格非的这件“隐身衣”是什么。小说的叙事线索并不复杂，崔师傅是一个以制作和买卖胆机为生的手艺人。在古典音乐氛围缺失的北京城，这是一个日益式微的行业。“在北京，靠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人。”但是凭借着内心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他仍然坚守在音乐发烧圈里。一个以制作胆机为生的音乐爱好者，面临着妻子出轨、被姐姐赶出家门，无处安身的现实难题，自认为最好的兄弟不愿意帮助他，可谓现实版的“众叛亲离”。其实，这样的一个处于社会边缘处的底层小人物，在文学谱系上并不少见。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巴金笔下的汪文宣、郁达夫笔下的“我”都是类似的社会“零余人”。但是《隐身衣》中的“我”由于工作是为客户制作和修理胆机，可以接触到许多社会上所谓的“高端人物”。比如夸夸其谈的老教授、敏感神秘的大富豪，有机会去见识所谓的“上流社会”。这样一个被逼仄的现实压制和束缚的底层人，该如何隐身？向何处隐身？格非给出了他的看法：古典音乐。音乐成了小说中的“我”精神上的乌托邦，一个现实无地之人的精神家园。古典音乐所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激励、陶冶或熏陶是面对这个物欲横流、杂乱丛生的荒谬时代最好的隐身方式。当人的心灵与古典音乐的某处旋律得以契合，世俗的纷杂与困惑便是纯粹的世俗了，心灵淘洗之后的愉悦可以暂时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一昧抱怨、感时伤怀。而是一份追求自我内心舒适区间的从容。或许，格非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文人，具有孤傲的气质。他不愿意融入这个在他看来，极其污浊的时代和社会，他也无法无改变这个时代。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安置心灵的方式，隐身。
二.逃离
在处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冲突时，格非还选择了“逃离”的象征方式去寻求乌托邦的精神家园。从《人面桃花》开篇，格非便塑造了一个逃离的“陆父”、逃避追捕的“张季元”、后来通过“禁语”逃离现实的“秀米”，《山河入梦》中逃避爱情的谭功达、生死逃亡的姚佩佩，《春尽江南》中逃避现实的诗人端午、逃离社会的精神病患者王元庆、逃离世俗的文艺女青年绿珠。《隐身衣》中逃离姐姐家的“我”。我们发现，这些难以承受现实困境的人只有通过无限的“逃离”去避免内心的创伤。《隐身衣》所要传达的一种精神气度是脱离世俗、超于世俗的理想情怀。在现实无力感的笼罩下，逃离恰恰成为其中最佳的实现方式。此外，格非塑造了一系列“非正常人”的疯子形象。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为了追求内心的精神乌托邦理想信念而“疯”。“疯”也是一种逃离，因为格非难以辨别的是，究竟是这些有着美好信念的人疯了，还是时代疯了。格非恐怕更倾向于后者。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隐身衣”的作用就是保护这些仍然有着自己人生信念、生命情怀和理想坚守的人不受世俗的伤害。也许，我们很多人都期待，有一个被水围困、与世隔绝的小岛，没有斗争、没有算计，只有纯粹的情感、诗意的生活。在时代推进的洪流中，格非始终坚持守护自身的理想信念，不随波逐流，并凭借着内心一以贯之的精神气度和文学心智向读者阐释着理想、情怀对于生命的重要性。
有的人说，读格非的小说像猜谜，我们需要不断去猜想他有意设置的叙事空缺。其实大可不必，或许“空缺”与“留白”也是格非在文学创作力“隐身”的一种方式。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