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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内陆移民聚居的老城区里，那些光线昏暗的小巷有些中世纪的味道，巷子里的简易房屋摇摇欲坠。打工者们在12个小时的辛劳之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
比较具有现代感的，是涂写在墙上的兜售伪造身份证的手机号码。此外，附近的豪华公寓小区、城市高架道路上的轰鸣声、成千上万家批量生产出口到欧美的鞋类和CD播放机的高科技工厂，也充满了现代气息。
据联合国(UN)预测，明年某时，全球67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味。我去广州的这个城区，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要离开乡村？
涌向城市
我曾设想，将广州市区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描写的英国北部城市。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如今冲击着中国南部乃至亚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当今中国变化的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
事实上，亚洲发展迅猛的城市（包括广州在内），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不尽相同，而是中世纪与超现代风格的尴尬融合。而那些民工叙述的故事，或许与一个半世纪前背井离乡的英国人有共同之处。
“村里找不到工作。”张丁楠(Zhang Dingnan)在她租住的简陋水泥屋里说，电视里播放的国产肥皂剧几乎盖住了她的声音。她解释了自己为什么7年前从湖南乡下来到广州。同时，她也在叙述着一个恢弘的故事：全球有数亿像她这样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迁徙的一分子。
那天早上，我曾试图与广州火车站的来往民工交谈，但他们很紧张，不敢开口。这里有来找工作的农民，有正要回乡探亲的“前”农民，还有带着孩子来看望父母的爷爷、奶奶，湖南人和四川人用扁担挑着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或麻袋，一些人将就着睡在广场上。而劳动中介公司就在他们中间为工厂物色廉价劳力。
晚上，我幸运地被带到张丁楠的家中。张丁楠，35岁，干着3份兼职，都是给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做家务。她的家在一处不起眼的建筑物的一层，屋里十分破旧，但很干净。这里的房租是每个月300元人民币（合20英镑），长期住在这儿的还有她丈夫（当保安为生），以及最近才来广州的女儿，今年17岁。她们村里已有40多人来到这个城市，在任何一个日子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住在这间用瓶装水招贴画作墙纸的屋子里。
打工改善境况
在外打工，最难过的就是把孩子扔在家里。张丁楠本来把一双儿女托付给留在村里的公公婆婆，但她的公公被拖拉机撞残了一条腿，而婆婆又去世了，因此，孩子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得靠自己生活，只有邻居们不时来帮点忙。“村里的居住条件好多了，但赚不到钱。” 张丁楠这样说。在广州，他们的境况开始改善。女儿贺永(He Yong)在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Ramada Pearl Hotel)找到了一份工作，还能说几句英语。
中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改变地球面貌的最明显例子，因为中国有13亿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这种变化遍及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
印度比中国更为贫穷，而且迄今城市化进程也落后于中国，但其城市“古今融合”的风格类似于中国。在钦奈(原名马德拉斯)中心地区的Greams Road贫民窟，在一块福特汽车的巨幅广告牌下方，几千名泰米尔人挤在简易屋和矮小砖房里，旁边是死气沉沉、又黑又臭的Cooum河，几处灌木丛上挂着废弃的塑料袋，当地居民饱受蚊子与热病的困扰。2004年底，当汹涌的印度洋海啸袭击当地海岸时，水边那些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简易屋被卷走了。然而，没人想要离开，因为这个贫民窟有着数十年的历史，钦奈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无需支付房租，政府还发放大米和做饭用的煤油。
在这些光线昏暗、烟熏火燎的房屋里，居住着建筑工人、家务佣工、油漆匠和电动三轮车夫。这些过去的农民推动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张的经济。34岁的家庭主妇科马西(Komathi)总结道：“这个地方挺舒服的。”她是围住陌生来访者的一群兴高采烈的女性之一，访客锃亮的皮鞋上溅满了烂泥和其他更可怕的东西。科马西的丈夫在打日工，这意味着他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她的女儿也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年幼的儿子一起住在Greams Road。她有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学，另一个在干机修工。男人都在外头工作，或是在找工作。生活艰难但并非令人绝望，而且随着印度经济的复苏，情况正在好转。
教育改变命运
然而，正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城市移民现象，不只是农民成为佣工或工人的故事，也是民工们用收入资助子女读书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子女也许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城市办公室工作，让他们有机会跻身新兴中产阶层。
在距离Greams Road不远的钦奈南部一处绿荫葱葱的住宅区里，马里亚姆·拉姆(Mariam Ram)正忙着为她的高科技企业TnQ Books and Journals招聘更多毕业生，该企业负责国际科学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西方出版商已把费钱耗时的筹编工作外包给她这样的公司了。当我看到拉姆时，她的公司已经雇佣了638名员工，在两座大楼里全天候运营，她正准备再招30人。“公司员工的最低资质，是获得一流大学理科专业的学士学位，其余的则要求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我们正在疯狂地招聘。我们要的人需要具备英语、科学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同时工资很低。除了在印度，你在哪儿都招不到这样的人。” 她说。“我认为这个国家显然更加富裕了，你每次来都能看到变化。印度正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
钦奈尤其如此。这座城市以其保守的文化为荣，但也准备迎接那种令班加罗尔和孟买居民振奋而又疲惫的飞速增长。在距离拉姆办公室几条街的地方，汽车与山羊、母牛、自行车以及三轮车争道。在城市以外，我看到在闪闪发光的圣戈班(Saint-Gobain)玻璃厂和某科技园旁边的农田里，一位农夫正驱赶两条小公牛拖着一张犁，而载着新式风力涡轮机的卡车正向西开往班加罗尔。
“我们公司刚创业那会儿，所有员工都有自行车，有些人还有小型摩托车。”7年前创立OfficeTiger的前高盛银行家约瑟夫·西戈尔门(Joseph Sigelman)表示：“现在他们都有了小型摩托车，有些人还有汽车。”OfficeTiger是一家为银行、律师和出版商提供后台服务的“业务流程外包”企业。该公司在钦奈有近3000名雇员，平均年龄为26岁。从他们拿到聘书起，就成了中产阶级的一员。
比较具有现代感的，是涂写在墙上的兜售伪造身份证的手机号码。此外，附近的豪华公寓小区、城市高架道路上的轰鸣声、成千上万家批量生产出口到欧美的鞋类和CD播放机的高科技工厂，也充满了现代气息。
据联合国(UN)预测，明年某时，全球67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味。我去广州的这个城区，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要离开乡村？
涌向城市
我曾设想，将广州市区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描写的英国北部城市。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如今冲击着中国南部乃至亚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当今中国变化的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
事实上，亚洲发展迅猛的城市（包括广州在内），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不尽相同，而是中世纪与超现代风格的尴尬融合。而那些民工叙述的故事，或许与一个半世纪前背井离乡的英国人有共同之处。
“村里找不到工作。”张丁楠(Zhang Dingnan)在她租住的简陋水泥屋里说，电视里播放的国产肥皂剧几乎盖住了她的声音。她解释了自己为什么7年前从湖南乡下来到广州。同时，她也在叙述着一个恢弘的故事：全球有数亿像她这样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迁徙的一分子。
那天早上，我曾试图与广州火车站的来往民工交谈，但他们很紧张，不敢开口。这里有来找工作的农民，有正要回乡探亲的“前”农民，还有带着孩子来看望父母的爷爷、奶奶，湖南人和四川人用扁担挑着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或麻袋，一些人将就着睡在广场上。而劳动中介公司就在他们中间为工厂物色廉价劳力。
晚上，我幸运地被带到张丁楠的家中。张丁楠，35岁，干着3份兼职，都是给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做家务。她的家在一处不起眼的建筑物的一层，屋里十分破旧，但很干净。这里的房租是每个月300元人民币（合20英镑），长期住在这儿的还有她丈夫（当保安为生），以及最近才来广州的女儿，今年17岁。她们村里已有40多人来到这个城市，在任何一个日子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住在这间用瓶装水招贴画作墙纸的屋子里。
打工改善境况
在外打工，最难过的就是把孩子扔在家里。张丁楠本来把一双儿女托付给留在村里的公公婆婆，但她的公公被拖拉机撞残了一条腿，而婆婆又去世了，因此，孩子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得靠自己生活，只有邻居们不时来帮点忙。“村里的居住条件好多了，但赚不到钱。” 张丁楠这样说。在广州，他们的境况开始改善。女儿贺永(He Yong)在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Ramada Pearl Hotel)找到了一份工作，还能说几句英语。
中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改变地球面貌的最明显例子，因为中国有13亿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这种变化遍及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
印度比中国更为贫穷，而且迄今城市化进程也落后于中国，但其城市“古今融合”的风格类似于中国。在钦奈(原名马德拉斯)中心地区的Greams Road贫民窟，在一块福特汽车的巨幅广告牌下方，几千名泰米尔人挤在简易屋和矮小砖房里，旁边是死气沉沉、又黑又臭的Cooum河，几处灌木丛上挂着废弃的塑料袋，当地居民饱受蚊子与热病的困扰。2004年底，当汹涌的印度洋海啸袭击当地海岸时，水边那些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简易屋被卷走了。然而，没人想要离开，因为这个贫民窟有着数十年的历史，钦奈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无需支付房租，政府还发放大米和做饭用的煤油。
在这些光线昏暗、烟熏火燎的房屋里，居住着建筑工人、家务佣工、油漆匠和电动三轮车夫。这些过去的农民推动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张的经济。34岁的家庭主妇科马西(Komathi)总结道：“这个地方挺舒服的。”她是围住陌生来访者的一群兴高采烈的女性之一，访客锃亮的皮鞋上溅满了烂泥和其他更可怕的东西。科马西的丈夫在打日工，这意味着他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她的女儿也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年幼的儿子一起住在Greams Road。她有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学，另一个在干机修工。男人都在外头工作，或是在找工作。生活艰难但并非令人绝望，而且随着印度经济的复苏，情况正在好转。
教育改变命运
然而，正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城市移民现象，不只是农民成为佣工或工人的故事，也是民工们用收入资助子女读书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子女也许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城市办公室工作，让他们有机会跻身新兴中产阶层。
在距离Greams Road不远的钦奈南部一处绿荫葱葱的住宅区里，马里亚姆·拉姆(Mariam Ram)正忙着为她的高科技企业TnQ Books and Journals招聘更多毕业生，该企业负责国际科学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西方出版商已把费钱耗时的筹编工作外包给她这样的公司了。当我看到拉姆时，她的公司已经雇佣了638名员工，在两座大楼里全天候运营，她正准备再招30人。“公司员工的最低资质，是获得一流大学理科专业的学士学位，其余的则要求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我们正在疯狂地招聘。我们要的人需要具备英语、科学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同时工资很低。除了在印度，你在哪儿都招不到这样的人。” 她说。“我认为这个国家显然更加富裕了，你每次来都能看到变化。印度正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
钦奈尤其如此。这座城市以其保守的文化为荣，但也准备迎接那种令班加罗尔和孟买居民振奋而又疲惫的飞速增长。在距离拉姆办公室几条街的地方，汽车与山羊、母牛、自行车以及三轮车争道。在城市以外，我看到在闪闪发光的圣戈班(Saint-Gobain)玻璃厂和某科技园旁边的农田里，一位农夫正驱赶两条小公牛拖着一张犁，而载着新式风力涡轮机的卡车正向西开往班加罗尔。
“我们公司刚创业那会儿，所有员工都有自行车，有些人还有小型摩托车。”7年前创立OfficeTiger的前高盛银行家约瑟夫·西戈尔门(Joseph Sigelman)表示：“现在他们都有了小型摩托车，有些人还有汽车。”OfficeTiger是一家为银行、律师和出版商提供后台服务的“业务流程外包”企业。该公司在钦奈有近3000名雇员，平均年龄为26岁。从他们拿到聘书起，就成了中产阶级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