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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行署专员，也分不到房子，只能住单位宿舍；有专车，但平常都骑自行车；县长调到新地方后，子女连个重点学校都上不了……这是几位中央领导在地方县市主政的一些经历，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习近平体验“通讯基本靠吼”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
这是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个精彩段子，说的是一些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部分县城里面，前两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就有一次在大街上“靠吼”来找人的经历。
当时的正定一度被称为“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习近平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新华社曾报道，1983年初，习近平和县长程宝怀到石家庄市寻访一名研发医用化学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除了“通讯靠吼”，有时还要“身手敏捷”。有媒体称，当时正定文化局长贾大山是习近平“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习近平曾回忆道：“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其实，俞正聲也曾“翻过墙”。据《中华儿女（海外版）》报道，1990年，在全国纺织行业赫赫有名的青岛印染厂生产大滑坡，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他盯住了这个企业。一个初秋的凌晨，俞正声到印染厂去。可厂门早已上锁，传达员也大概睡去，正当司机犯愁之际，俞正声从铁门上翻入，听取夜班工人意见……
其实，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地方市县的主政时期，条件都比较艰苦，而在这样的环境和岗位上，也相当能够培养人的能力和品质。正人先正己，艰苦朴素，便是做好地方干部的必备因素。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就对习近平那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印象深刻：“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据说有一百多块补丁，但谁也没有肯定答案。”
最后还是当时县委办的一名干部解了谜语——他爱人曾帮习近平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习近平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
认清角色，公私分开，也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1988年12月，安徽省体委主任汪洋任职铜陵市代市长，3个月后正式担任市长职务，33岁，是当时安徽最年轻的市长，在国内也差不多是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
在之前的省体委主任职位上，汪洋的一个老朋友曾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习近平在正定的城关片下乡，更是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自行车。他说：“这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公私分开，还包括不为实现家人的目标而徇私。郭金龙在央视节目“小崔会客厅”中曾坦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县里调到省城工作，我女儿上小学4年级，想转到省会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学校向我提出一些附加条件，我不能承诺他们，没办法，女儿只好转到一所非重点学校读书。”
如何搞好地方人际交往
当好地方官，不光只是能加班，熬夜，更需要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曾担任过河北承德行署办公厅秘书的薛树旺回忆，时任专员栗战书在承德没分到房子，每到晚间整个行署大楼的二楼常常只有他的办公室亮着灯光。当时承德行署的几位副专员，都是比栗战书年长许多的老同志，但对他都相当尊重。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胡振国，两位党政主要领导在工作中也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这种尊重与和谐不是因为战书的职位权威，更多是来自于他宽以待人，真诚正直的人格魅力。”
栗战书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整人、不耍滑、不偷懒。栗战书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既然在一块合作共事，就应该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力量。所以“三不”也是他一直做人的准则。
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正是栗战书的为官准则。他曾向媒体表示，“工作都有连续性，干一个什么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可以去烧火，你想象生活当中放火的人都是地痞，他定不下心、扎不住根，干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官也是这样，给人民办点事实就要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地去干。”
在工作中，地方领导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决定了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些综合素质中，口才艺术是重中之重。能言善语，是其素养、能力和智慧的全面而综合的反映，不少中央领导过去在地方市县任职时，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
“中国人宴会上的习惯是先致辞后吃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该办的事办完，沉住气，不慌不忙地吃；而欧洲人是吃起来后再讲话，这也有好处，不会饿肚子。今天我是入乡随俗——吃饱了再说。”
——这是汪洋担任铜陵市长时，在友好城市德国马尔巴赫市一次晚宴上的致辞，后来被收入《演讲与口才》杂志。
汪洋口才好，栗战书也不赖，向来“挑剔”的央视名嘴崔永元曾表示，自己访谈地方官员的所以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栗战书：“我很欢喜这个人，我问他时，他没有长篇大论，把事说清楚就完了，不装饰，让人非常舒服。”
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学习。
中央党校教授、全国著名党史权威陈雪薇回忆，“1979年到1980年，汪洋来中央党校读了一年半的脱产班，专读马列原著。那个年代学习风气好，学原著是一句句地抠，一句句地讲……” 后来，这种“好读书”的风气被汪洋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在重庆、广东任上，都召开过专题大会，督促干部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也是“拼命”读书。这段时间，马凯流露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的阅读《资本论》1卷至3卷。
除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利益分配更是考验一个地方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在忠县文化局当局长时，郭金龙就主持过一次分房。
当时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分得了两万元公款，并用这笔钱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每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共八套。
让大家吃惊的是，郭金龙没要新房。当时，文化局机关工作人员一共有7人，除了郭金龙外，每人都分得一套宿舍，剩下的两套，一套给了一名刚刚从成都调来的剧团团长，另一套房子，郭金龙决定分给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当时，郭金龙一家住在妻子单位广电局的宿舍里，那是一个筒子楼，房屋面积狭小，屋内没卫生间，做饭只能在走廊里。
当然，善待老干部，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在解决老干部生活问题上定了两点：一是看病不排队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二是两费问题（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要从宽。
1984年，正定全县各部门都没有进口小轿车时，习近平决定先给老干部局买一辆让老干部用；在房子紧缺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调神健体”的娱乐活动室。
正定的老干部曾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个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慎重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谁能屡次被破格提拔？
对官员的仕途而言，“贵人”，或者说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有“贵人”提携，有时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然而，机遇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香港《大公报》说，1983年自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毕业后，时年33岁的栗战书刚好赶上干部年轻化浪潮，从正科级岗位破格提拔为河北无极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步入政坛快车道。
《领导文萃》则披露，在栗战书升任县委书记之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他的思考。栗战书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1983年，四川忠县县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提拔一名新县长，时任忠县文化局长的郭金龙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那时，万县地区也有意调郭金龙担任文化局长，郭金龙最终选择留在忠县。
时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说，此前，忠县还没有从局长直升县长的先例。在郭金龙后来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时期，不少同事也评价他有少说多干、虚心学习的特点。
两年后，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县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
“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黄登银回忆，很快，郭金龙调任四川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有领导的赏识，自己更要有真才实学。孙政才在担任北京顺义县副县长时，年仅34岁，在他分管的领域里，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著，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称孙政才为“孙有才”。据《看天下》报道，孙政才凭其年轻有为，颇得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的赏识。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则披露了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当时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认为他可能只是充当“差额票”的角色，因为孙当时只有39岁，实在太“嫩”了。
不过，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上述报道说，北京市的党代表们“偏爱”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政才，竟然将一位原市委常委给“差额”掉了。孙政才在2002年5月之后的职务变成“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晋升副省级。
汪洋得到邓小平认可，早前不少媒体都有过报道，但万里对他的肯定，报道却并不多。据广东汕尾党政信息网披露，1991年，汪洋在铜陵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后，得到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支持。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召见过汪洋，并给予充分认可。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國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
据铜陵市旅游局局长姚焕文回忆，汪洋没有什么背景，有一次他和汪洋坐卧铺从北京回合肥，火车走到宿县，汪洋指着铁道边的一栋破旧的平房给他看，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就拉地扳车挣钱。汪洋幼年丧父，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境不好，但家教甚严。
有人曾评论说，邓小平、万里和朱镕基都是汪洋的“贵人”，不过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当然，汪洋并没有受到影响，朱总理后来发了话，“汪洋是不能撤的”。
领导人在地方或者基层工作中，除了提升精神境界之外，也十分强调自身经验的积累与能力的锤炼。学习领导人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方面不应该被忽略。
习近平体验“通讯基本靠吼”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
这是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个精彩段子，说的是一些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部分县城里面，前两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就有一次在大街上“靠吼”来找人的经历。
当时的正定一度被称为“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习近平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新华社曾报道，1983年初，习近平和县长程宝怀到石家庄市寻访一名研发医用化学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除了“通讯靠吼”，有时还要“身手敏捷”。有媒体称，当时正定文化局长贾大山是习近平“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习近平曾回忆道：“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其实，俞正聲也曾“翻过墙”。据《中华儿女（海外版）》报道，1990年，在全国纺织行业赫赫有名的青岛印染厂生产大滑坡，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他盯住了这个企业。一个初秋的凌晨，俞正声到印染厂去。可厂门早已上锁，传达员也大概睡去，正当司机犯愁之际，俞正声从铁门上翻入，听取夜班工人意见……
其实，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地方市县的主政时期，条件都比较艰苦，而在这样的环境和岗位上，也相当能够培养人的能力和品质。正人先正己，艰苦朴素，便是做好地方干部的必备因素。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就对习近平那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印象深刻：“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据说有一百多块补丁，但谁也没有肯定答案。”
最后还是当时县委办的一名干部解了谜语——他爱人曾帮习近平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习近平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
认清角色，公私分开，也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1988年12月，安徽省体委主任汪洋任职铜陵市代市长，3个月后正式担任市长职务，33岁，是当时安徽最年轻的市长，在国内也差不多是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
在之前的省体委主任职位上，汪洋的一个老朋友曾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习近平在正定的城关片下乡，更是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自行车。他说：“这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公私分开，还包括不为实现家人的目标而徇私。郭金龙在央视节目“小崔会客厅”中曾坦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县里调到省城工作，我女儿上小学4年级，想转到省会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学校向我提出一些附加条件，我不能承诺他们，没办法，女儿只好转到一所非重点学校读书。”
如何搞好地方人际交往
当好地方官，不光只是能加班，熬夜，更需要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曾担任过河北承德行署办公厅秘书的薛树旺回忆，时任专员栗战书在承德没分到房子，每到晚间整个行署大楼的二楼常常只有他的办公室亮着灯光。当时承德行署的几位副专员，都是比栗战书年长许多的老同志，但对他都相当尊重。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胡振国，两位党政主要领导在工作中也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这种尊重与和谐不是因为战书的职位权威，更多是来自于他宽以待人，真诚正直的人格魅力。”
栗战书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整人、不耍滑、不偷懒。栗战书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既然在一块合作共事，就应该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力量。所以“三不”也是他一直做人的准则。
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正是栗战书的为官准则。他曾向媒体表示，“工作都有连续性，干一个什么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可以去烧火，你想象生活当中放火的人都是地痞，他定不下心、扎不住根，干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官也是这样，给人民办点事实就要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地去干。”
在工作中，地方领导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决定了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些综合素质中，口才艺术是重中之重。能言善语，是其素养、能力和智慧的全面而综合的反映，不少中央领导过去在地方市县任职时，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
“中国人宴会上的习惯是先致辞后吃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该办的事办完，沉住气，不慌不忙地吃；而欧洲人是吃起来后再讲话，这也有好处，不会饿肚子。今天我是入乡随俗——吃饱了再说。”
——这是汪洋担任铜陵市长时，在友好城市德国马尔巴赫市一次晚宴上的致辞，后来被收入《演讲与口才》杂志。
汪洋口才好，栗战书也不赖，向来“挑剔”的央视名嘴崔永元曾表示，自己访谈地方官员的所以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栗战书：“我很欢喜这个人，我问他时，他没有长篇大论，把事说清楚就完了，不装饰，让人非常舒服。”
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学习。
中央党校教授、全国著名党史权威陈雪薇回忆，“1979年到1980年，汪洋来中央党校读了一年半的脱产班，专读马列原著。那个年代学习风气好，学原著是一句句地抠，一句句地讲……” 后来，这种“好读书”的风气被汪洋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在重庆、广东任上，都召开过专题大会，督促干部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也是“拼命”读书。这段时间，马凯流露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的阅读《资本论》1卷至3卷。
除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利益分配更是考验一个地方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在忠县文化局当局长时，郭金龙就主持过一次分房。
当时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分得了两万元公款，并用这笔钱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每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共八套。
让大家吃惊的是，郭金龙没要新房。当时，文化局机关工作人员一共有7人，除了郭金龙外，每人都分得一套宿舍，剩下的两套，一套给了一名刚刚从成都调来的剧团团长，另一套房子，郭金龙决定分给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当时，郭金龙一家住在妻子单位广电局的宿舍里，那是一个筒子楼，房屋面积狭小，屋内没卫生间，做饭只能在走廊里。
当然，善待老干部，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在解决老干部生活问题上定了两点：一是看病不排队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二是两费问题（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要从宽。
1984年，正定全县各部门都没有进口小轿车时，习近平决定先给老干部局买一辆让老干部用；在房子紧缺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调神健体”的娱乐活动室。
正定的老干部曾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个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慎重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谁能屡次被破格提拔？
对官员的仕途而言，“贵人”，或者说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有“贵人”提携，有时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然而，机遇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香港《大公报》说，1983年自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毕业后，时年33岁的栗战书刚好赶上干部年轻化浪潮，从正科级岗位破格提拔为河北无极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步入政坛快车道。
《领导文萃》则披露，在栗战书升任县委书记之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他的思考。栗战书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1983年，四川忠县县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提拔一名新县长，时任忠县文化局长的郭金龙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那时，万县地区也有意调郭金龙担任文化局长，郭金龙最终选择留在忠县。
时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说，此前，忠县还没有从局长直升县长的先例。在郭金龙后来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时期，不少同事也评价他有少说多干、虚心学习的特点。
两年后，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县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
“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黄登银回忆，很快，郭金龙调任四川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有领导的赏识，自己更要有真才实学。孙政才在担任北京顺义县副县长时，年仅34岁，在他分管的领域里，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著，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称孙政才为“孙有才”。据《看天下》报道，孙政才凭其年轻有为，颇得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的赏识。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则披露了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当时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认为他可能只是充当“差额票”的角色，因为孙当时只有39岁，实在太“嫩”了。
不过，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上述报道说，北京市的党代表们“偏爱”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政才，竟然将一位原市委常委给“差额”掉了。孙政才在2002年5月之后的职务变成“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晋升副省级。
汪洋得到邓小平认可，早前不少媒体都有过报道，但万里对他的肯定，报道却并不多。据广东汕尾党政信息网披露，1991年，汪洋在铜陵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后，得到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支持。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召见过汪洋，并给予充分认可。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國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
据铜陵市旅游局局长姚焕文回忆，汪洋没有什么背景，有一次他和汪洋坐卧铺从北京回合肥，火车走到宿县，汪洋指着铁道边的一栋破旧的平房给他看，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就拉地扳车挣钱。汪洋幼年丧父，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境不好，但家教甚严。
有人曾评论说，邓小平、万里和朱镕基都是汪洋的“贵人”，不过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当然，汪洋并没有受到影响，朱总理后来发了话，“汪洋是不能撤的”。
领导人在地方或者基层工作中，除了提升精神境界之外，也十分强调自身经验的积累与能力的锤炼。学习领导人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方面不应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