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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九一九年的著名演说《以学术为业》是从“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开始的。面对着这些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韦伯比较了德美两国大学教师聘任及管理的异同，指出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讲师年轻之时都是超负荷工作之时。超负荷本身并非难以承受，真正令人感喟的是韦伯反复提及的核心关键词：“运气，运气！”他说：“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是受着机遇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
当时的德国，从编外讲师到正教授的学术生涯陡峭地令人望而生畏。韦伯把他本人相当年轻（二十七岁）时的顺利晋升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这或有学术大家的自谦，不过，联想到同时期的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的困扰，韦伯反复强调的“运气”成为值得寻味的重要问题。胡塞尔大韦伯五岁，二十四岁时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两卷本的扛鼎之作《逻辑研究》相继出版之后的一九零一年，教育部任命四十二岁的胡塞尔为哥廷根大学哲学正教授，但遭到该大学同行们的抵制，编内教授失之交臂。屡屡受挫，那颗终日专注于纯粹学术的心灵显然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目标与信念有所动摇，甚至对成为一名哲学家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消沉的状态持续六年之久（谢劲松：《胡塞尔传》）。直至四十七岁，这位影响世界观念变化的非凡人物才终于圆了教授梦。在做出回答，即“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时，韦伯的脑海中大约会飘过长时期清贫困苦的胡塞尔那沉郁的身影。
具有超凡学术魅力的韦伯被聘为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却由衷地感叹那难以捉摸的“命运”和令人无可奈何的“运气”。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韦伯认为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还在于大学组织内学人所面临的教学与研究双重职能的复杂性。韦伯提醒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教学技巧及艺术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与学者研究学问的能力相吻合。多年以后，美国学者菲尔韦瑟（James S. Fairweather）的大样本调查再次证实了韦伯的判断，在美国四年制大学中，总体上，教学与研究产出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都能达到卓越水准的教师少之又少。这极少数人往往是那些有很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且以超过常人更多的工作负担为代价。教学与科研有时相辅相成，却也时常呈现出恼人的矛盾和冲突。能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在韦伯看来纯粹是靠运气。
韦伯时代的德国大学实施的是选课制，选课制中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是由选课人数—那些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对除了学生的听课费并无薪金可拿的编外讲师而言，吸引大批学生不仅关乎长远的学术前程，还直接决定当下的生存温饱。然而，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大。韦伯认为，在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理解这些问题，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几乎每个人都为学生众多及因此带来的好处而眩惑，但用脚投票的学生评教在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方面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系统误差。
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变化很大，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乃是机遇与运气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学术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在韦伯看来，对他们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还以胡塞尔为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德国纳粹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剥夺了他和家人的德国公民权，胡塞尔晚年的凄恻境遇，以及其他诸多犹太学者当时的处境折射出外部政治力量对学术环境的破坏性干预，“放弃一切希望”，因为此时学者连参与学术“赌博”的条件和机会都已不复存在。
《以学术为业》的开场白揭示了学术系统内以职称评聘为核心的精英认可机制对学者的重要性、影响的深刻性，以及评审中的不确定性、系统误差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偶然性事件使学者的学术生涯充斥着“撞大运”的成分，谁也无法准确预测自己的未来，即便拥有至诚厚实的学术热情和才能，还得寄望于命运女神的垂青。与“赌博”隐喻类似，布尔迪厄把法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游戏”，在这场学术共同体的游戏中，学者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类型是发挥关键作用的“主牌”，学术是游戏获胜的必要资本，但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首要资本。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即便如此，韦伯并没有把失败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者。他认为，学术选才的过程，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教皇的选举和美国总统的选举情况一样，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提名并进入大选。机遇，而非真才实学，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其中蕴含着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韦伯把这看作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一论断是不是也在无奈地暗示，这个世界不存在最优的制度，只有相对最不坏的制度，对评价机制而言，不坏的程度决定着学者们“运气”的大小。
长期以来，表现出不计名利，只出于对学术的纯粹热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公开表达对职称等的渴慕企盼似乎成了一种禁忌，一旦触及，彼此都会心照不宣地贴上觊觎“名利”的标签，仿佛真能玷污追求真理的纯洁性一般。然而，深自敛抑的表象之下实在是暗涛汹涌与处心积虑。韦伯显然意识到教授晋升所体现的学术认可对学者们的重要意义，也感受到学者们对职称精准评定的强烈愿望。他却没有提供晋升机制得以改善的方向和路径，而是建议那些有志于以学术为业的年轻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不过就韦伯所知，在难以把握的运气，主要是令人无能为力的坏运气面前，即便心怀“以学术为业，为天职而活”的信念，也很少有人以自由的心态坚定地、怀着谦卑受屈和专一的心态从事学术活动，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永远充盈着向上之气并秉持着精神的自足与超迈怕是世之罕见的传说或传奇。对多数学人来讲，窘迫的生存环境，拮据的生活条件，不为人所重甚至不断遭受鄙薄的压力确确实实生发出沉重的挫败感，逆势中的紧张压抑实实在在冲淡了不少学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独立清正的学术追求。
近一百年前韦伯在感叹自身运气之时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与上世纪初的德国大学及德国式学术生涯相比，国内大学的职称评审、学术认可和荣誉机制中是与非的倒错，更是把孤弱的个人硬生生地推入到这场残酷的学术赌局中，多数人被这双有力的巨手牵掣着在既定格局中纠结地游走。整体而言，近些年来，国内高校及研究所职称评聘等学术认可机制中似是而非、粗糙乃至粗鄙的评审标准不断升级，不仅繁琐严苛还逼仄荒诞，学术生涯中的赌博迹象愈发严重。这一显见的趋势和潮流既造就了数目字管理时代紧跟评审指标的各路英雄，亦裹挟着如此之多的学人迫不得已地投靠学术赌局的管控者。不能回避的是，管控者们在配置学术资源时常常出现令学者焦虑沮丧甚至倍感屈辱的系统误差和内部缺陷，甚至会曝出评审专家开房收钱等丑闻，尽管这类屡见不鲜的厚黑规则涉及另一重范畴上的权力寻租和制度腐败。遗憾的是，这些缺陷及负面效应因其隐蔽，常常被人忽视。
职称评聘是高校师资管理的关键和学术认可的基础性制度。虽然统计意义上，评审评聘会犯“弃真”和“纳伪”两类错误，不确定性和内生性误差不可避免，但从误差到错误，评聘机制的异化会逐步瓦解正当学术行为的规则基础，滋生各样投机和曲意逢迎。每个深陷其中的落寞学人的内心或许都曾涌过难以平复的波澜，抓狂、惶恐和虚无。除了寄希望于学人在困境中沉静旷达地固守对学术的追求，评审秩序的公正和技术水平的改善更是刻不容缓，对此，学术共同体需要认真的反思、严肃的讨论和审慎的行动。
（《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
当时的德国，从编外讲师到正教授的学术生涯陡峭地令人望而生畏。韦伯把他本人相当年轻（二十七岁）时的顺利晋升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这或有学术大家的自谦，不过，联想到同时期的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的困扰，韦伯反复强调的“运气”成为值得寻味的重要问题。胡塞尔大韦伯五岁，二十四岁时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两卷本的扛鼎之作《逻辑研究》相继出版之后的一九零一年，教育部任命四十二岁的胡塞尔为哥廷根大学哲学正教授，但遭到该大学同行们的抵制，编内教授失之交臂。屡屡受挫，那颗终日专注于纯粹学术的心灵显然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目标与信念有所动摇，甚至对成为一名哲学家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消沉的状态持续六年之久（谢劲松：《胡塞尔传》）。直至四十七岁，这位影响世界观念变化的非凡人物才终于圆了教授梦。在做出回答，即“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时，韦伯的脑海中大约会飘过长时期清贫困苦的胡塞尔那沉郁的身影。
具有超凡学术魅力的韦伯被聘为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却由衷地感叹那难以捉摸的“命运”和令人无可奈何的“运气”。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韦伯认为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还在于大学组织内学人所面临的教学与研究双重职能的复杂性。韦伯提醒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教学技巧及艺术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与学者研究学问的能力相吻合。多年以后，美国学者菲尔韦瑟（James S. Fairweather）的大样本调查再次证实了韦伯的判断，在美国四年制大学中，总体上，教学与研究产出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都能达到卓越水准的教师少之又少。这极少数人往往是那些有很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且以超过常人更多的工作负担为代价。教学与科研有时相辅相成，却也时常呈现出恼人的矛盾和冲突。能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在韦伯看来纯粹是靠运气。
韦伯时代的德国大学实施的是选课制，选课制中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是由选课人数—那些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对除了学生的听课费并无薪金可拿的编外讲师而言，吸引大批学生不仅关乎长远的学术前程，还直接决定当下的生存温饱。然而，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大。韦伯认为，在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理解这些问题，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几乎每个人都为学生众多及因此带来的好处而眩惑，但用脚投票的学生评教在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方面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系统误差。
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变化很大，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乃是机遇与运气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学术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在韦伯看来，对他们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还以胡塞尔为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德国纳粹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剥夺了他和家人的德国公民权，胡塞尔晚年的凄恻境遇，以及其他诸多犹太学者当时的处境折射出外部政治力量对学术环境的破坏性干预，“放弃一切希望”，因为此时学者连参与学术“赌博”的条件和机会都已不复存在。
《以学术为业》的开场白揭示了学术系统内以职称评聘为核心的精英认可机制对学者的重要性、影响的深刻性，以及评审中的不确定性、系统误差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偶然性事件使学者的学术生涯充斥着“撞大运”的成分，谁也无法准确预测自己的未来，即便拥有至诚厚实的学术热情和才能，还得寄望于命运女神的垂青。与“赌博”隐喻类似，布尔迪厄把法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游戏”，在这场学术共同体的游戏中，学者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类型是发挥关键作用的“主牌”，学术是游戏获胜的必要资本，但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首要资本。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即便如此，韦伯并没有把失败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者。他认为，学术选才的过程，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教皇的选举和美国总统的选举情况一样，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提名并进入大选。机遇，而非真才实学，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其中蕴含着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韦伯把这看作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一论断是不是也在无奈地暗示，这个世界不存在最优的制度，只有相对最不坏的制度，对评价机制而言，不坏的程度决定着学者们“运气”的大小。
长期以来，表现出不计名利，只出于对学术的纯粹热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公开表达对职称等的渴慕企盼似乎成了一种禁忌，一旦触及，彼此都会心照不宣地贴上觊觎“名利”的标签，仿佛真能玷污追求真理的纯洁性一般。然而，深自敛抑的表象之下实在是暗涛汹涌与处心积虑。韦伯显然意识到教授晋升所体现的学术认可对学者们的重要意义，也感受到学者们对职称精准评定的强烈愿望。他却没有提供晋升机制得以改善的方向和路径，而是建议那些有志于以学术为业的年轻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不过就韦伯所知，在难以把握的运气，主要是令人无能为力的坏运气面前，即便心怀“以学术为业，为天职而活”的信念，也很少有人以自由的心态坚定地、怀着谦卑受屈和专一的心态从事学术活动，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永远充盈着向上之气并秉持着精神的自足与超迈怕是世之罕见的传说或传奇。对多数学人来讲，窘迫的生存环境，拮据的生活条件，不为人所重甚至不断遭受鄙薄的压力确确实实生发出沉重的挫败感，逆势中的紧张压抑实实在在冲淡了不少学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独立清正的学术追求。
近一百年前韦伯在感叹自身运气之时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与上世纪初的德国大学及德国式学术生涯相比，国内大学的职称评审、学术认可和荣誉机制中是与非的倒错，更是把孤弱的个人硬生生地推入到这场残酷的学术赌局中，多数人被这双有力的巨手牵掣着在既定格局中纠结地游走。整体而言，近些年来，国内高校及研究所职称评聘等学术认可机制中似是而非、粗糙乃至粗鄙的评审标准不断升级，不仅繁琐严苛还逼仄荒诞，学术生涯中的赌博迹象愈发严重。这一显见的趋势和潮流既造就了数目字管理时代紧跟评审指标的各路英雄，亦裹挟着如此之多的学人迫不得已地投靠学术赌局的管控者。不能回避的是，管控者们在配置学术资源时常常出现令学者焦虑沮丧甚至倍感屈辱的系统误差和内部缺陷，甚至会曝出评审专家开房收钱等丑闻，尽管这类屡见不鲜的厚黑规则涉及另一重范畴上的权力寻租和制度腐败。遗憾的是，这些缺陷及负面效应因其隐蔽，常常被人忽视。
职称评聘是高校师资管理的关键和学术认可的基础性制度。虽然统计意义上，评审评聘会犯“弃真”和“纳伪”两类错误，不确定性和内生性误差不可避免，但从误差到错误，评聘机制的异化会逐步瓦解正当学术行为的规则基础，滋生各样投机和曲意逢迎。每个深陷其中的落寞学人的内心或许都曾涌过难以平复的波澜，抓狂、惶恐和虚无。除了寄希望于学人在困境中沉静旷达地固守对学术的追求，评审秩序的公正和技术水平的改善更是刻不容缓，对此，学术共同体需要认真的反思、严肃的讨论和审慎的行动。
（《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