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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以文化守成的立场捍卫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与《新青年》一起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份重要思想财富。
这份杂志由梅光迪、吴宓、刘伯明发起创办，立足于南京东南大学，一直由吴宓主持。《吴宓自编年谱》中曾详细记载过杂志的创办过程：1921年秋冬以来，梅君决定，以“‘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宓寓宅，为《学衡》杂志社办公及社员同人会集之所”。宅门悬钉吴宓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学衡杂志社”油漆木牌。主要成员有：梅光迪（字迪生、觐庄，时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吴宓（时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刘伯明（名经庶，字伯明，时任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马承堃（字宗霍，时任暨南大学教授，校址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胡先骕（字步曾，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萧纯锦（字叔絅，时任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邵祖平（字潭秋，时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徐则陵（本字仰秋，后改养秋，时任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柳诒徵（字翼谋，时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等九人。杂志社第一次会议时，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这次会议公举吴宓为“集稿员”，并商定《学衡》杂志开七门：通论、述学、文苑、杂俎、书评、插图和附录；派定各门的主任编辑：“通论”——梅光迪，“述学”——马承堃，“文苑”——胡先骕，“杂俎”——邵祖平。
“通论”以发表政治时事和文史哲学术论文为主，“述学”则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主，特别重视介绍中西学术思想。公推柳诒徵撰写《发刊辞》。定为文史哲综合性文化月刊、每月初一出版，每期文稿须在出版前一个月交付上海中华书局“新文化书籍部”左舜生接收。
《学衡》杂志的封面题签“学衡”，落款“麓林”。这二字笔力遒劲，运笔笃定古雅、圆润饱满，伴随《学衡》杂志长达十年的办刊历史而深入人心，也成为这份杂志永远的标志。那么，“学衡”二字出自何人之手？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些饱读诗书、学贯中西，又正踌躇满志、抱负不凡的学子文人的青睐，为这个被他们视作“理想之蓝图”的杂志润笔题签？
这个人正是曾熙，来自湖南衡阳的湘人曾农髯，声名赫赫的书画大家。曾熙（1861—1930），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时因留了一脸的大胡子，自号农髯，人称曾髯。他是前清举人，官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曾任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主持留学生派遣工作，后任长沙岳麓书院院长。前半生颇具功名，彼时居住在上海滩，与挚友李瑞清共研书法，鬻字为生，被称为上海书坛的双子星座，世称“曾李”。据李瑞清自称，他嗜北碑，学汉魏诸名刻，故号为北宗，而曾熙学六朝南朝诸刻，故号为南宗，世称“南曾北李”。他们名扬十里洋场，桃李满天下，有张大千等众多门人。
曾熙为《学衡》杂志题签是由马宗霍出面邀请的，不止封面“学衡”二字，杂志中的目录也由曾熙一并题写。马宗霍也是曾熙的得意弟子，亦是同乡，曾熙看重马宗霍的人品和才华，还把他的妹妹许配给了这位弟子为妻。此时马宗霍任南京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也是《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重要撰稿人，先后在《学衡》第一期至第十期上开辟“国学摭谭”专栏。马宗霍少年时代受业于王闿运先生，卒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也曾拜师章太炎，为其入室弟子。与张大千兄弟同为曾（熙）李（瑞清）同门会之发起人兼理事。
此时，曾熙已褪尽功名之心，身与心皆交付与笔墨泼筑的书画世界，书骨画风都已炉火纯青。1922年8月，他作画《枇杷图》，以淡墨掺赭色，以静物手法题画一枝果熟叶枯的枇杷，并自题诗：“有客从洞庭东山来，以白金乞口书，不与我枇杷，心尝憾之，写此一枝置之斋中，四时尝有东山风味，其乐何如？”颇能代表他的人生况味。
曾熙的书法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恰似“天道自然”的感觉。以汉隶圆笔为主，行楷具篆隶笔意而自成面貌，融会南帖北碑，形成宽疏纵逸的书风。他变革了前人法度森然、毫无个性的书风，其行书大大发扬了中国书法的古朴意境，胎息于魏碑的方拙之意，又融入了篆隶的圆浑趋向，追慕前人何绍基之书风，加以自己的运笔气势，率意天成。康有为非常欣赏曾熙的书法，曾将其与何绍基的书法艺术加以比较：“道州八分体峻，农髯先生体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情，阴阳刚柔，各见其妙。”
曾熙为《学衡》所题写的刊名就体现了他晚年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学衡”二字笔墨饱满，方拙圆浑，刚柔相济，深刻地体现了《学衡》杂志所倡导的文化宗旨：“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有人曾评价说曾熙的书法太过“平庸”，四平八稳，无甚强烈特点，缺乏李瑞清的那种遒劲豪情。但也许正是这种平稳华赡的书风，使得他的书法艺术广洽博习，洞达宏阔，更具包容性，以“平庸”反而跃居险怪的挚友李瑞清之上。因此，李瑞清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曾云：“曾农髯先生今之蔡中郎（蔡邕）也。中郎为书学祖，农髯既通蔡书，复下采钟（繇）、王（羲之），以尽其变化，所临《夏承碑》左右倚伏，阴合阳开，奇姿谲诞，穹隆恢廓，使中郎操觚，未必胜之。”时人沈曾植则称他“沟通南北，融合方圆”，他的弟子马宗霍在《霎岳楼笔谈》也评价其章草“默契汉矩，奄迈晋规，有清一代，无可位置”。
在上海滩鬻字为生之前，曾熙的前半生颇为传奇。他是晚清民初的书画大家，又是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出生时，其父先逝，家中贫极，就连所住的茅屋都是又破又烂，根本无法遮风挡雨。曾熙出生之时，正值鹅毛大雪，母亲饥饿难忍，只能抓破茅屋内的积雪充饥。曾熙发誓认真读书，成就功业，孝敬母亲。曾熙少年即博览群书，天资聪颖，为邻里代写对联，被称为“神童”。不满二十岁考取秀才，被湖南提学使张享嘉选拔到校经堂深造。三十一岁时考中举人，湖南巡抚推荐他到兵部任职。与李瑞清同到京城，两人切磋书艺，结为契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扶轿四十里，带母逃离京城回到家乡，被称为“曾孝子”。1915年应好友李瑞清之邀赴上海鬻书。
曾熙一生以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所，不止为文执书如此，其为人也坚持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与道。对母极为孝敬，对朋友温良恭俭让；性情温和，为人忠厚，但又不失气节。还有个传说，有道是张大千从曾氏手中借过一幅石涛山水斗方，而后临摹画作流入市中，竟被黄宾虹花一百四十银元买下。后来还是曾氏告以实情，并将画款退还给了黄宾虹。早年曾与康有为交往甚密，但是有一次他和李瑞清到康有为住所拜访，却无意中撞见康有为正在送两个公公（太监）上车，他们认为“更生交通宦官，这样的朋友交不得了！”从此与康有为疏远往来。
他与李瑞清是生死契阔的好友，李瑞清病逝后，他冒着严寒冰雪，不顾花甲高龄，亲自扶柩至山顶墓地，并在墓旁建筑一祠堂为永久纪念。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学书习画，但未婚妻病逝，万念俱灰，到宁波皈依佛门。曾熙耐心劝慰，并亲领大千到黄山看枕石云烟，使得弟子思想上得到解脱，潜心习艺。张大千曾追忆说他一生受益最深的恩师是农髯先生，并在晚年写作《曾熙传》纪念恩师。当曾氏病逝于上海，张大千也扶曾熙灵柩回湖南衡阳老家，归葬于界牌岘塘冲。张大千还雇人在恩师墓旁筑一小屋，庐墓一个月，执孝子礼而去。曾熙去世之后，他的朋友陈三立曾为他写有《清故兵部主事曾君墓志铭》纪念。
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名人和《学衡》有了不解之缘。一个世纪过去了，纵览七十九卷《学衡》，抚今追昔，曾熙的墨宝余香犹在。
这份杂志由梅光迪、吴宓、刘伯明发起创办，立足于南京东南大学，一直由吴宓主持。《吴宓自编年谱》中曾详细记载过杂志的创办过程：1921年秋冬以来，梅君决定，以“‘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宓寓宅，为《学衡》杂志社办公及社员同人会集之所”。宅门悬钉吴宓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学衡杂志社”油漆木牌。主要成员有：梅光迪（字迪生、觐庄，时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吴宓（时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刘伯明（名经庶，字伯明，时任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马承堃（字宗霍，时任暨南大学教授，校址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胡先骕（字步曾，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萧纯锦（字叔絅，时任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邵祖平（字潭秋，时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徐则陵（本字仰秋，后改养秋，时任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柳诒徵（字翼谋，时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等九人。杂志社第一次会议时，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张，谓《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这次会议公举吴宓为“集稿员”，并商定《学衡》杂志开七门：通论、述学、文苑、杂俎、书评、插图和附录；派定各门的主任编辑：“通论”——梅光迪，“述学”——马承堃，“文苑”——胡先骕，“杂俎”——邵祖平。
“通论”以发表政治时事和文史哲学术论文为主，“述学”则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主，特别重视介绍中西学术思想。公推柳诒徵撰写《发刊辞》。定为文史哲综合性文化月刊、每月初一出版，每期文稿须在出版前一个月交付上海中华书局“新文化书籍部”左舜生接收。
《学衡》杂志的封面题签“学衡”，落款“麓林”。这二字笔力遒劲，运笔笃定古雅、圆润饱满，伴随《学衡》杂志长达十年的办刊历史而深入人心，也成为这份杂志永远的标志。那么，“学衡”二字出自何人之手？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些饱读诗书、学贯中西，又正踌躇满志、抱负不凡的学子文人的青睐，为这个被他们视作“理想之蓝图”的杂志润笔题签？
这个人正是曾熙，来自湖南衡阳的湘人曾农髯，声名赫赫的书画大家。曾熙（1861—1930），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时因留了一脸的大胡子，自号农髯，人称曾髯。他是前清举人，官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曾任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主持留学生派遣工作，后任长沙岳麓书院院长。前半生颇具功名，彼时居住在上海滩，与挚友李瑞清共研书法，鬻字为生，被称为上海书坛的双子星座，世称“曾李”。据李瑞清自称，他嗜北碑，学汉魏诸名刻，故号为北宗，而曾熙学六朝南朝诸刻，故号为南宗，世称“南曾北李”。他们名扬十里洋场，桃李满天下，有张大千等众多门人。
曾熙为《学衡》杂志题签是由马宗霍出面邀请的，不止封面“学衡”二字，杂志中的目录也由曾熙一并题写。马宗霍也是曾熙的得意弟子，亦是同乡，曾熙看重马宗霍的人品和才华，还把他的妹妹许配给了这位弟子为妻。此时马宗霍任南京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也是《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重要撰稿人，先后在《学衡》第一期至第十期上开辟“国学摭谭”专栏。马宗霍少年时代受业于王闿运先生，卒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也曾拜师章太炎，为其入室弟子。与张大千兄弟同为曾（熙）李（瑞清）同门会之发起人兼理事。
此时，曾熙已褪尽功名之心，身与心皆交付与笔墨泼筑的书画世界，书骨画风都已炉火纯青。1922年8月，他作画《枇杷图》，以淡墨掺赭色，以静物手法题画一枝果熟叶枯的枇杷，并自题诗：“有客从洞庭东山来，以白金乞口书，不与我枇杷，心尝憾之，写此一枝置之斋中，四时尝有东山风味，其乐何如？”颇能代表他的人生况味。
曾熙的书法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恰似“天道自然”的感觉。以汉隶圆笔为主，行楷具篆隶笔意而自成面貌，融会南帖北碑，形成宽疏纵逸的书风。他变革了前人法度森然、毫无个性的书风，其行书大大发扬了中国书法的古朴意境，胎息于魏碑的方拙之意，又融入了篆隶的圆浑趋向，追慕前人何绍基之书风，加以自己的运笔气势，率意天成。康有为非常欣赏曾熙的书法，曾将其与何绍基的书法艺术加以比较：“道州八分体峻，农髯先生体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情，阴阳刚柔，各见其妙。”
曾熙为《学衡》所题写的刊名就体现了他晚年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学衡”二字笔墨饱满，方拙圆浑，刚柔相济，深刻地体现了《学衡》杂志所倡导的文化宗旨：“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有人曾评价说曾熙的书法太过“平庸”，四平八稳，无甚强烈特点，缺乏李瑞清的那种遒劲豪情。但也许正是这种平稳华赡的书风，使得他的书法艺术广洽博习，洞达宏阔，更具包容性，以“平庸”反而跃居险怪的挚友李瑞清之上。因此，李瑞清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曾云：“曾农髯先生今之蔡中郎（蔡邕）也。中郎为书学祖，农髯既通蔡书，复下采钟（繇）、王（羲之），以尽其变化，所临《夏承碑》左右倚伏，阴合阳开，奇姿谲诞，穹隆恢廓，使中郎操觚，未必胜之。”时人沈曾植则称他“沟通南北，融合方圆”，他的弟子马宗霍在《霎岳楼笔谈》也评价其章草“默契汉矩，奄迈晋规，有清一代，无可位置”。
在上海滩鬻字为生之前，曾熙的前半生颇为传奇。他是晚清民初的书画大家，又是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出生时，其父先逝，家中贫极，就连所住的茅屋都是又破又烂，根本无法遮风挡雨。曾熙出生之时，正值鹅毛大雪，母亲饥饿难忍，只能抓破茅屋内的积雪充饥。曾熙发誓认真读书，成就功业，孝敬母亲。曾熙少年即博览群书，天资聪颖，为邻里代写对联，被称为“神童”。不满二十岁考取秀才，被湖南提学使张享嘉选拔到校经堂深造。三十一岁时考中举人，湖南巡抚推荐他到兵部任职。与李瑞清同到京城，两人切磋书艺，结为契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扶轿四十里，带母逃离京城回到家乡，被称为“曾孝子”。1915年应好友李瑞清之邀赴上海鬻书。
曾熙一生以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所，不止为文执书如此，其为人也坚持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与道。对母极为孝敬，对朋友温良恭俭让；性情温和，为人忠厚，但又不失气节。还有个传说，有道是张大千从曾氏手中借过一幅石涛山水斗方，而后临摹画作流入市中，竟被黄宾虹花一百四十银元买下。后来还是曾氏告以实情，并将画款退还给了黄宾虹。早年曾与康有为交往甚密，但是有一次他和李瑞清到康有为住所拜访，却无意中撞见康有为正在送两个公公（太监）上车，他们认为“更生交通宦官，这样的朋友交不得了！”从此与康有为疏远往来。
他与李瑞清是生死契阔的好友，李瑞清病逝后，他冒着严寒冰雪，不顾花甲高龄，亲自扶柩至山顶墓地，并在墓旁建筑一祠堂为永久纪念。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学书习画，但未婚妻病逝，万念俱灰，到宁波皈依佛门。曾熙耐心劝慰，并亲领大千到黄山看枕石云烟，使得弟子思想上得到解脱，潜心习艺。张大千曾追忆说他一生受益最深的恩师是农髯先生，并在晚年写作《曾熙传》纪念恩师。当曾氏病逝于上海，张大千也扶曾熙灵柩回湖南衡阳老家，归葬于界牌岘塘冲。张大千还雇人在恩师墓旁筑一小屋，庐墓一个月，执孝子礼而去。曾熙去世之后，他的朋友陈三立曾为他写有《清故兵部主事曾君墓志铭》纪念。
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名人和《学衡》有了不解之缘。一个世纪过去了，纵览七十九卷《学衡》，抚今追昔，曾熙的墨宝余香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