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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9月3日，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相当于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年均浓度水平。这在北京PM2.5监测史上是绝无先例的。
这个“绝无先例”的蓝天，“很少有一个词能像‘互联网+’那样，短短8个月时间里能在全国所有行业里引起那么大反响。它确实是具有颠覆性的。”8 月25日，在北京大学信息产业战略研究中心、未名之光互联网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互联网+’与新经济发展论坛”上，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首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经济形态的变革，其背后都离不开技术的力量。“互联网+”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正是多年来信息技术所积淀的力量。
不过，在“互联网+”热的背后，有人焦虑，有人兴奋，有人期待，也有人回避。尽管“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的认识还远未触及本质。与会专家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互联网+”带来的融合发展已不可抗拒，我们须努力去把握本质，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开启“互联网+”的未来。
智能互联重塑产业边界
“进入互联时代，新的信息化有什么特征，它的推动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赖茂生的发问，引起了论坛现场嘉宾的兴趣。
赖茂生解释道，以往的信息化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局域网这个基础设施上，主要还是专注于技术和组织内部的管理;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则更多是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方便公众和消费者来获取信息和服务，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事实上，物联网、云计算、无线互联宽带等信息技术正在取代传统的信息技术设施，新的资源开发利用正在被大数据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所取代，业务处理和管理正逐步转向平台化。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看来，“互联网+”可能对社会形态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形成巨大的挑战，“原来我们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对资源有效配置。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实现低成本化后，资源配置将逐步转向效用配置”。
“智能互联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一个是新兴产业的诞生;二是传统产业的内部转化;三是互联网经济引导引领传统产业。”赖茂生说，智能互联将改变产品的格局和竞争的本质，重塑产业的边界，衍生全新的产业，改变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
不过，多位专家也表示，“互联网+”战略的主旨是合作而不是取代，强调融合而不是颠覆，强调生态系统建设，而不仅是买设备、架网络。
推进兼并重组的“催化剂”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紧紧拥抱‘互联网+’。”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很多体制性障碍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很难完成，而“互联网+”犹如催化剂，能有效促进企业的优化重组。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一些产业领域由于行政垄断没有全面放开，民资进入难现象突出。而“互联网+”的出现，有望撬开这些产业的大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发达国家那种竞争性垄断局面，借助“互联网+”的方式，可以把众多行业加以整合，不断提高其产业集中度。
金碚认为，由于信息的高度廉价，让沟通变得高度畅通，使得企业的竞争方式发生改变，“在传统社会里面，企业竞争力就两个字：保密。互联网社会肯定不会这样了，透明就是竞争力。透明就是公开，谁公开谁就有竞争力，如果不公开你就会被淘汰”。
正是因为“透明”，那些死不了又活不下去的“僵尸”企业有望加速推向市场。侯云春说，在发达经济条件下，企业一旦失去优势就很快被重组兼并，这使得它们会在更优秀的企业家手中发挥更大效益。未来，互联网有望在这方面发挥出其特有的优势和作用。
“互联网+”加快经济形态变革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将会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驾齐驱的两种形态。”中国国际与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实体经济仍然是基础，但互联网革命的出现，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实现了有效连接。
陈文玲表示，互联网革命包含有3 个最基本形态，即互联网、物联网和力网。“所谓力网，就是存在皆力、存在皆网，当它发生扭曲或变形时就会影响到经济正常运行。未来的网络存在就是网的存在，包括互联网、电互网、高速网、地铁网等。这种存在形态的变化将推动社会形态发生很多重大变革。”金碚从“互联网+”对市场机理影响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过去的竞争力，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价格里面，价格是传统信息的基本机理。今后不是这样了，消费者从生产环节甚至原材料工艺中，就能获得信息。“进入互联网社会后，企业、政府、市场管理等将面临巨大挑战。过去我们所学的那些概念很可能要重新定义。”金碚说。
在经济形态的变革中，我们该从何处发力？陈文玲表示，“互联网+”应关注以下几个“下一代”，即下一代制造业、下一代贸易方式、下一代服务形态、下一代现代农业、下一代协同变革等等。“我们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认为关键在于引领。真正做到引领新常态靠什么？只能靠创新驱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红利。”
加快混改拥抱“互联网+”
在“互联网+”汹涌澎湃的时代，为“互联网+”提供基础通信服务的三大运营商应扮演怎樣的角色？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杜振华在出席2015“‘互联网+’与新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三大运营商的固定光纤宽带接入市场占有率达90%，但提供宽带基础管道的附加值低，规模虽大但灵活性不够，市场响应速度慢，“我们估算，我国光纤宽带市场规模将超过700 亿元，通过建设互联网超级终端入口还可开启千亿量级的增值服务市场”。
目前，我国电信业在光纤宽带建设和运营实质性混改上已拉开了序幕，广东、山西、江苏、重庆等地正在积极推进向民营企业发放宽带接入网的业务试点。杜振华表示，此举将打通光纤宽带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用户的互联网体验并进一步降低资费水平，从而激发、促进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 据悉，在最近通过审批的民营光纤宽带运营商中，长城宽带和苏宁云商未来市场方向或偏向于全业务融合的家庭业务。其中，长城宽带可能更倾向于打通移动转售和宽带服务以及大麥电视、大麦盒子、路由器等家庭物联网环节;苏宁云商此前则表示，获得牌照后首先将在自己所建的楼盘和门店做相应网络搭建，之后才会考虑围绕门店辐射周边的楼宇，实现可控资源利用。
国内最大光纤活动连接器生产商中国光纤公司则准备通过打造互联网的超级入口，开启互联网服务产业，把影像视频、游戏、电商、医疗、金融支付以及在线教育搭载到互联网超级入口中，实现由重资产的电信制造业龙头向轻资产的互联网建设及运营商转型。
杜振华认为，借助“互联网+”，三大运营商可引入民企加快混改，在提高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加快经营模式向互联网化模式转型的同时，弱化传统语音业务，发挥流量经营优势。此外，还可在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发展机会，为用户提供更实用、更独特的服务。
的确值得我们欢欣鼓舞。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将这些特殊时期的非常规控制手段常态化的地步。因此，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中心任务，是如何用常态化的手段，以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预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实现大气环境质量达标，无非依赖于三类群体的作用：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社会）。
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应当制定良好的规划和科学的标准，并逐步加大资源投入，提升各级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违法的污染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地方政府，应当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或者政治责任，尤其是切实落实约谈、区域限批、“绿色”考核、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等措施。
对于企业来说，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法来形成一种企业“不敢违法”“自觉守法”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环保“领跑者”制度，对于自愿采用高于国家法定要求或标准的企业，通过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税收优惠、荣誉奖励等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加强环保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让后行动者艳羡先行者，最终让企业在环保上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对于公众来说，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务;同时，政府应当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鼓励通过举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手段，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向大气污染宣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政府、企业、公众必须“多点包抄”。
这个“绝无先例”的蓝天，“很少有一个词能像‘互联网+’那样，短短8个月时间里能在全国所有行业里引起那么大反响。它确实是具有颠覆性的。”8 月25日，在北京大学信息产业战略研究中心、未名之光互联网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互联网+’与新经济发展论坛”上，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首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经济形态的变革，其背后都离不开技术的力量。“互联网+”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正是多年来信息技术所积淀的力量。
不过，在“互联网+”热的背后，有人焦虑，有人兴奋，有人期待，也有人回避。尽管“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的认识还远未触及本质。与会专家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互联网+”带来的融合发展已不可抗拒，我们须努力去把握本质，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开启“互联网+”的未来。
智能互联重塑产业边界
“进入互联时代，新的信息化有什么特征，它的推动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赖茂生的发问，引起了论坛现场嘉宾的兴趣。
赖茂生解释道，以往的信息化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局域网这个基础设施上，主要还是专注于技术和组织内部的管理;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则更多是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方便公众和消费者来获取信息和服务，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事实上，物联网、云计算、无线互联宽带等信息技术正在取代传统的信息技术设施，新的资源开发利用正在被大数据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所取代，业务处理和管理正逐步转向平台化。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看来，“互联网+”可能对社会形态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形成巨大的挑战，“原来我们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对资源有效配置。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实现低成本化后，资源配置将逐步转向效用配置”。
“智能互联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一个是新兴产业的诞生;二是传统产业的内部转化;三是互联网经济引导引领传统产业。”赖茂生说，智能互联将改变产品的格局和竞争的本质，重塑产业的边界，衍生全新的产业，改变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
不过，多位专家也表示，“互联网+”战略的主旨是合作而不是取代，强调融合而不是颠覆，强调生态系统建设，而不仅是买设备、架网络。
推进兼并重组的“催化剂”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紧紧拥抱‘互联网+’。”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示，很多体制性障碍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很难完成，而“互联网+”犹如催化剂，能有效促进企业的优化重组。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一些产业领域由于行政垄断没有全面放开，民资进入难现象突出。而“互联网+”的出现，有望撬开这些产业的大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发达国家那种竞争性垄断局面，借助“互联网+”的方式，可以把众多行业加以整合，不断提高其产业集中度。
金碚认为，由于信息的高度廉价，让沟通变得高度畅通，使得企业的竞争方式发生改变，“在传统社会里面，企业竞争力就两个字：保密。互联网社会肯定不会这样了，透明就是竞争力。透明就是公开，谁公开谁就有竞争力，如果不公开你就会被淘汰”。
正是因为“透明”，那些死不了又活不下去的“僵尸”企业有望加速推向市场。侯云春说，在发达经济条件下，企业一旦失去优势就很快被重组兼并，这使得它们会在更优秀的企业家手中发挥更大效益。未来，互联网有望在这方面发挥出其特有的优势和作用。
“互联网+”加快经济形态变革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将会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驾齐驱的两种形态。”中国国际与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实体经济仍然是基础，但互联网革命的出现，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实现了有效连接。
陈文玲表示，互联网革命包含有3 个最基本形态，即互联网、物联网和力网。“所谓力网，就是存在皆力、存在皆网，当它发生扭曲或变形时就会影响到经济正常运行。未来的网络存在就是网的存在，包括互联网、电互网、高速网、地铁网等。这种存在形态的变化将推动社会形态发生很多重大变革。”金碚从“互联网+”对市场机理影响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过去的竞争力，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价格里面，价格是传统信息的基本机理。今后不是这样了，消费者从生产环节甚至原材料工艺中，就能获得信息。“进入互联网社会后，企业、政府、市场管理等将面临巨大挑战。过去我们所学的那些概念很可能要重新定义。”金碚说。
在经济形态的变革中，我们该从何处发力？陈文玲表示，“互联网+”应关注以下几个“下一代”，即下一代制造业、下一代贸易方式、下一代服务形态、下一代现代农业、下一代协同变革等等。“我们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认为关键在于引领。真正做到引领新常态靠什么？只能靠创新驱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红利。”
加快混改拥抱“互联网+”
在“互联网+”汹涌澎湃的时代，为“互联网+”提供基础通信服务的三大运营商应扮演怎樣的角色？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杜振华在出席2015“‘互联网+’与新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三大运营商的固定光纤宽带接入市场占有率达90%，但提供宽带基础管道的附加值低，规模虽大但灵活性不够，市场响应速度慢，“我们估算，我国光纤宽带市场规模将超过700 亿元，通过建设互联网超级终端入口还可开启千亿量级的增值服务市场”。
目前，我国电信业在光纤宽带建设和运营实质性混改上已拉开了序幕，广东、山西、江苏、重庆等地正在积极推进向民营企业发放宽带接入网的业务试点。杜振华表示，此举将打通光纤宽带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用户的互联网体验并进一步降低资费水平，从而激发、促进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 据悉，在最近通过审批的民营光纤宽带运营商中，长城宽带和苏宁云商未来市场方向或偏向于全业务融合的家庭业务。其中，长城宽带可能更倾向于打通移动转售和宽带服务以及大麥电视、大麦盒子、路由器等家庭物联网环节;苏宁云商此前则表示，获得牌照后首先将在自己所建的楼盘和门店做相应网络搭建，之后才会考虑围绕门店辐射周边的楼宇，实现可控资源利用。
国内最大光纤活动连接器生产商中国光纤公司则准备通过打造互联网的超级入口，开启互联网服务产业，把影像视频、游戏、电商、医疗、金融支付以及在线教育搭载到互联网超级入口中，实现由重资产的电信制造业龙头向轻资产的互联网建设及运营商转型。
杜振华认为，借助“互联网+”，三大运营商可引入民企加快混改，在提高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加快经营模式向互联网化模式转型的同时，弱化传统语音业务，发挥流量经营优势。此外，还可在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发展机会，为用户提供更实用、更独特的服务。
的确值得我们欢欣鼓舞。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将这些特殊时期的非常规控制手段常态化的地步。因此，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中心任务，是如何用常态化的手段，以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代价实现预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实现大气环境质量达标，无非依赖于三类群体的作用：政府、企业（市场）和公众（社会）。
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应当制定良好的规划和科学的标准，并逐步加大资源投入，提升各级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违法的污染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地方政府，应当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或者政治责任，尤其是切实落实约谈、区域限批、“绿色”考核、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等措施。
对于企业来说，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法来形成一种企业“不敢违法”“自觉守法”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环保“领跑者”制度，对于自愿采用高于国家法定要求或标准的企业，通过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税收优惠、荣誉奖励等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加强环保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让后行动者艳羡先行者，最终让企业在环保上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对于公众来说，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务;同时，政府应当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鼓励通过举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手段，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向大气污染宣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政府、企业、公众必须“多点包抄”。